美國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從年青有為(起碼有口才)的Obama，到現在，兩個老老人在爭位。有的只是不入流的演員，有的自稱沒讀過一本美國史，有的說話、行事近乎叛國、串通敵國，連戴不戴不戴"口罩"都爭得面紅耳赤.....
Half of Americans now think Donald Trump is a shill for the Kremlin. The other half think Russia isn't so bad after all. This is a huge win for Vladimir Putin
The western-led world order is in crisis, writes Martin Wolf. If the US re-elects Donald Trump, this will be terminal. The world falls apart as the US withdraws FT.COM The world falls apart as the US withdraws An administration that cannot govern makes a stark contrast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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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執意啟動退出世衛的機制，但他的對手拜登卻馬上表示，如果十一月贏得大選，將立即恢復美國會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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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跟朋友漫談美國大選，講到一篇已故立委蔡同榮 2008 年在自由評論網的投書〈與拜登交手〉，內容不只提到拜登、歐巴馬大選，還紀錄布希政府末期胎死腹中的「台灣安全加強法」，以及香港一國兩制模式的問題。
蔡同榮說的事情跟 2020 年正好形成對照。十多年後的今天，拜登、台美軍事合作、香港一國兩制，仍然是最重要而且熱門的政治議題。
蔡同榮在文章中提到：「『模糊政策』會使中國誤判美國防衛台灣的決心，反而會增加台海的危機。」朋友相當訝異，因為「美國必須展現防衛決心」跟現在許多華府智庫的說法一致。朋友問：這是台美人影響美國智庫的例子嗎？
其實，這不是蔡同榮獨創的說法，而是美國戰略界長期研究共產黨的心得。展現防衛決心的戰略，可以追溯到美國圍堵政策之父喬治・肯楠，他曾以一篇「長電報」論證俄羅斯的擴張主義，並闡述美國必須展現防衛決心，以圍堵政策抑制共產擴張。
一旦對共產黨忍讓，他們就會得寸進尺。退讓與開戰都不是好方法，展現力量讓對方停止踩線才能避免全面衝突。
肯楠與同時代的外交決策者，因為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奠基者，在美國內部有「外交賢哲」美名與元老地位，他們的思想也被美國智庫所繼承。美國外交賢哲的戰略並非完美，他們最明顯的誤區就是不理解亞洲。不論是國共內戰、韓戰、越戰，因為美國決策者不理解亞洲的民族主義，往往誤判情報，隨後陷入骨牌效應的心結中，想脫身又怕後患，只好深陷戰爭之中。
但外交賢哲時代落幕後，他們的頭號學弟季辛吉，看似一度解決美國的戰略困境。季辛吉成功拉攏中國，為美國打贏冷戰的同時也替自己賺進大把鈔票。「擁抱熊貓派」就這樣從圍堵蘇聯的政策中衍生，然而因為不理解亞洲政治、中國經濟利益又太大，最終成癮難戒，種下今天的中國禍害。
如果讀者有看過白邦瑞的《百年馬拉松》就知道，長年輕視中國國力、幻想中國民主化，而且經濟利益太大，這些原因助長了「擁抱熊貓派」。美國外交菁英過去擁抱大西洋主義，只關心俄羅斯，不曉得中國人有多危險，還以為可以改變中國，讓中國人學會自由貿易與民主法治。
但中情局探員白邦瑞坦承他錯了，整個美國外交決策體系長年太關心蘇聯，但忽視了中國的潛在威脅。擁抱熊貓的錯誤不只是民主黨獨有，尼克森與雷根的共和黨也有，直到川普上任前，白邦瑞這種聲音還很小，可不知幸還是不幸，習近平實施終身制、鎮壓香港以後，大部分美國人終於意識到中國威脅。
雖然川普風格喜歡語出驚人，不按牌理出牌，但讀者如果比對納瓦羅的《美中開戰的起點》，就能發現川普的外交戰略，都是按照現在共和黨智庫的大方向走，而如今共和黨智庫是「屠龍派」。相對地，波頓的新書《事發之室》，與其說是證明川普賣國，更像是「私人抱怨」與「警告、定錨美國的外交政策」的混合體。
為什麼共和黨智庫會是屠龍派呢？其實民主黨也有屠龍派，但是共和黨在老蔣時代就透過宋美齡收了很多國民黨政治獻金，爾後又有蔡同榮、陳唐山等黑名單前輩的國會經營，共和黨因此長期對台友善。
民主黨員也有反中友台的人，如黨外時代保護台灣民主人士的索拉茲、現在的眾議院議長裴洛西，但是這些聲音絕非今日民主黨的外交決策主流。從柯林頓時代大賺人民幣以後，拜登、歐巴馬那種姑息退讓的中國政策，才是民主黨的主流聲音。
雖然台灣不能改變美國大選，但我們必須體認到美國兩黨反中程度有別，並做好相應的準備。看蔡同榮當年的文章，「馬」八年親中賣台的時代無比黑暗，好不容易迎來蔡政府抗中保台的時代，我們應該繼承前輩的決心，在困難的局勢中開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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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拜登交手〉
◎ 蔡同榮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歐巴馬，宣佈由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拜登出任副手，以筆者與拜登接觸的經驗，這恐怕不是好消息。
前德拉瓦州副州長吳仙標是華人，其太太也是華人。她曾在拜登德拉瓦的辦公室當助理，拜登的對台政策深受其夫婦的影響。二○○○年，「台灣安全加強法」在眾議院以三百四十二票對七十票的壓倒性票數通過，給台灣安全多一層保障。例如：台灣前途的決定，不但要用和平的方式，並且要獲得台灣人民「明確的同意」；美國應出售台灣潛水艇、AWACS預警機、空對空射後不理的AMRAAM飛彈等武器；美國訓練台灣軍人，美台應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與「建立美國太平洋司令部與台灣軍事指揮部直接通訊」等。
但「台灣安全加強法」送到參議院後，卻遭到拜登強烈反對，理由是：已有「台灣關係法」，沒有必要再來個「台灣安全加強法」。即使「台灣安全加強法」是由參議院外交部委員會主席赫姆斯提案，但是遭遇到該委員會民主黨最資深委員拜登的反對，終告胎死腹中。
我為了這個法案，花了九牛二虎的心力，試圖說服拜登。又請德拉瓦的台灣同鄉去找他，也無效，因為他沒有連任的壓力。我也拜託幾位民主黨的參議員去說服他，但是他們說參議員各有擅長，外交方面是拜登的領域，他們不方便說話。
二○○四年春天，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凱瑞主張：台灣問題的解決應採用「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這種主張令人憂心。拜登是凱瑞的首席外交顧問，如凱瑞當選總統，拜登可能當國務卿。於是，我託人安排跟他見面。九月十四日，我與彭明敏教授到華府拜見拜登。他說凱瑞的台灣應採用「一國兩制」模式說法是錯誤的；不過，美國對台灣要採取「模糊政策」。「台灣關係法」規定：中國若以非和平的方式要奪取台灣時，美國應採取「適當的行動」。至於什麼是「適當的行動」？布希政府明確指出是軍事行動，可是，拜登卻主張：不事先說要採取什麼行動，保持「模糊」。我跟彭教授均說：「模糊政策」會使中國誤判美國防衛台灣的決心，反而會增加台海的危機。
假如歐巴馬當選總統，對台政策走拜登的路線，與台灣傾中的馬英九相呼應，台灣前途實在令人擔心。
（作者為民進黨籍立法委員）
拜登的非正式外交：如何與習近平這樣的外國領導人建立“私人關係”
習近平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與拜登級別相當，自然也是應當與之對話的人。除此之外，奧巴馬及其顧問還希望拜登的迷人魅力以及與外國領導人數十年來的互動經驗，能讓他穿透習近平官方照本宣科的表象。
據前美國官員表示，自2011年年初開始的18個月裡，兩人在美國和中國至少見了8次面。他們舉行正式會晤、一起散步、在一家中國鄉村學校投籃，在僅有翻譯陪同的情況下，私下共同進餐的時間超過了25個小時。曾多次出席會談的顧問丹尼爾·羅素(Daniel Russel)說，儘管有時候因為引用難以翻譯的愛爾蘭語詩句，讓他的普通話譯員十分狼狽，拜登仍然與這位中國領導人迅速建立起了“私人關係”。
“在立刻拉上私人關係、讓習近平敞開心扉方面，他非常在行，”羅素說。數名奧巴馬顧問接受采訪時表示，拜登得來的見解——尤其是他對習近平威權主義意圖的分析——為奧巴馬後來的舉措提供了依據。
特朗普在與世界打交道時採取了一種破壞性的方式，這讓許多人感到不安，對他們而言，拜登的賣點不僅是他的政策方針，還有他長期結交、說服外國領導人，有時會與他們對峙的經歷——他自己也許會稱之為非正式外交風格的力量。“我與目前世界上所有重要領導人都打過交道，他們都認識我，我也認識他們，”去年12月，他對支持者說。
負責打擊伊斯蘭國行動的前國務院高級官員布雷特·麥古爾克(Brett McGurk)說，通過採用“戰略上的同理心”，拜登一直在進行有效的外交。
拜登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個實用主義者，而非意識形態倡導者。他的看法一直跟著民主黨主流走。在伊拉克戰爭前的十年裡，他是出了名的鷹派，但近年來一改往日觀點，對外國干預抱有疑慮。據接受采訪的20多位現任和前任外交官稱，他沒有給出宏大的戰略，而是從他多年在參議院迎來送往的磋商氛圍中得出了一種極具個人色彩的外交。其根本信念是，了解別國的領導人，同了解其國家同樣重要，按照前拜登顧問、後來任職國務院發言人的詹姆斯·魯賓(James Rubin)的說法，這種了解就是“他們想要什麼，以及他們需要什麼”。
“這極具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的風格，”前巴基斯坦駐華盛頓大使、曾多次出席與拜登會談的侯賽因·哈卡尼(Husain Haqqani)說。
然而，習近平明顯在挑戰這種方法的極限。拜登的記錄中欠缺對這位中國領導人可能成為“惡棍”的公開警告，如今他作為假定的民主黨候選人，就是這樣形容習近平的。此外，隨著美國與中國關係愈發惡化，拜登正面臨著棘手問題：他為何沒有做更多的工作，讓奧巴馬政府制定強硬的對華策略？“戰略上的同理心”為何沒有配合更多的戰略眼光？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正是在利用這一點，把拜登與習近平的外交往來當成武器。在拜登熱情洋溢地談論與中國的友誼及合作的背景音下，一系列的特朗普競選廣告展示了拜登與習近平碰杯的場景。拜登的競選團隊稱，這種來自一名自己就多次讚揚習近平是朋友和“偉大領導人”的總統的批評很是荒謬。但這種攻擊屬於特朗普的整體策略的一部分，其目標是指責拜登是“中國傀儡”——一個誤讀了中國和習近平的華盛頓建制人物。
拜登的批評者堅稱他對私人關係的著重毫無效果，他們說這種做法掩蓋了判斷力和原則的缺乏。“他聲稱各國領導人告訴他，他們支持他的競選，這一點並不足為奇——他們希望能繼續吃美國的午餐，”特朗普競選發言人蒂姆·墨托(Tim Murtaugh)說。他指出拜登曾投票支持伊拉克戰爭授權，並且說他曾支持過對古巴採取“綏靖政策”。
拜登的外交風格的效力——以及在任總統期間能有怎樣的運用——是很難衡量的。作為一名參議員，他沒有帶來任何標誌性的外交政策立法，或是起到決定性作用的策略。作為副總統，他基本扮演的是推動政策和奧巴馬顧問的角色，無法與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和後來的約翰·克里(John Kerry)相提並論。
在一則採訪中，拜登被要求舉出其外交政策獲得成功的例子，他提出了自己在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巴黎氣候協定，以及反伊斯蘭國聯盟方面的工作，然而，在這些項目中，都是包括克里在內的其他人發揮了重大作用。
“老實說，我想不出在哪失敗過，”他說。
“比如，”他頓了一下後，接著說道。“我可以舉個例子，但我不覺得這對我有多大好處——尤其是如果我當選之後，那位領導人還在的話。”
從威明頓到莫斯科
2001年宣誓就任後，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邀請拜登前往橢圓形辦公室。作為一名外交政策方面的新手，布什想對世界各國領導人有一個了解，他很快就要與這些人打交道了。拜登後來寫道，這位新任共和黨總統“有那麼多專門搞政策的人可以和他談，但他卻想和另外一個曾和這些領導人坐下來對話過、也許能解讀這些人性格和動機的政治人士聊聊。”
拜登的政治標誌是藍領普通人的風格，似乎更適合州博覽會而不是國宴。但從華盛頓職業生涯伊始，他就優先考慮外交政策——儘管他更喜歡個人關係，而不是資深外交官的那種書本智慧，後者有時會對他不以為然。拜登常說，“中國有句古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1979年，37歲的拜登在北京會見了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他後來回憶，親眼目睹鄧小平“對蘇聯非常真實的恐懼”是很有價值的。同年，他訪問莫斯科，與包括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內的克里姆林宮官員進行核武器談判。一名高級官員對蘇聯坦克數量閃爍其詞後，拜登說了一句粗俗的話作為反駁，被譯員做了淡化處理，翻譯成“別想糊弄老手”，他後來寫道。1988年首次競選總統時，拜登認為自己是外交專家。“我對這個世界以及美國在其中地位的了解，比絕大多數政治人物都多，”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對“外交中的個人親密關係”驚嘆不已。
退出那場競選後，他利用自己在外交關係委員會日益增長的資歷，提高自己在全球問題中的地位。他曾反對1991年將伊拉克逐出科威特的戰爭，但幾年後，他又是少數敦促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在巴爾幹採取軍事行動的人之一。拜登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與塞爾維亞領導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的會晤中形成的。拜登回憶說，1993年4月在貝爾格萊德的一次會議上，他對米洛舍維奇說：“我認為你是個該死的戰爭罪犯，你應該作為戰犯受到審判。”（當時的具體用詞一直存在爭議，不過在場的魯賓說那次會晤是“我見過的美國人對外國領導人最激烈的拷問”。）他認為米洛舍維奇是“惡魔”，他後來寫道，美國應該轟炸塞爾維亞部隊。
2008年，奧巴馬選擇拜登作為競選夥伴——部分原因是奧巴馬本人缺乏直接的外交政策經驗——這就和拜登的共和黨對手薩拉·佩林(Sarah Palin)拉開了巨大差距。為了說明這一點，拜登的辦公室公佈了一份“不完整”名單，列出了他在職業生涯中會見過的約60個國家、近150位世界領導人——包括9位以色列總理、6位俄羅斯領導人、5位德國總理，以及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和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 。
奧巴馬的這個選擇無視了他的競選夥伴在2002年伊拉克戰爭中的態度，而當時已成為民主黨主要的強硬外交支持者的拜登，現在卻說他後悔了。在那之後，新任總統讓拜登負責監督戰後的伊拉克，他對助手說，“他了解那裡的各方勢力。”
奧巴馬的外交官
拜登和奧巴馬是一對奇怪的外交搭檔。一些外國領導人認為總統過於冷淡、不可親近，而拜登——他在烏克蘭和拉丁美洲也發揮了領導作用——充當了一種解藥。
“拜登在打電話時，會像個參議員那樣，在頭幾分鐘裡只談論對方的生活，他們過得怎麼樣，他們的家庭怎麼樣，”前奧巴馬外交政策高級助理本·羅茲( Ben Rhodes)說。“為了說明這一點，他誇耀自己知道馬蘇德·巴爾扎尼(Masoud Barzani)每一個孫輩的名字，”巴爾扎尼是一位有很大勢力的伊拉克庫爾德領導人。“他的意思是：因為我知道他所有孫輩的名字，我就可以讓他做一些困難的事情。”“順便說一句，這和奧巴馬正好相反，”羅茲補充說。“他一般都是想馬上開始說正事。”
曾擔任反伊斯蘭國聯盟特使的麥格克回憶說，在土耳其領導人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一度陷入癌症恐慌時，拜登經常問候他的健康狀況。麥格克說，這種方式讓拜登可以更輕鬆地駕馭困難的對話。麥格克曾在特朗普政府任職，但在總統從敘利亞撤軍後辭職。
2016年在伊斯坦布爾舉行的一場會議上，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與拜登交談。 POOL PHOTO BY KAYHAN OZER對於拜登來說，這不僅是個人風格，而且是一種哲學——這曾經“讓正牌外交官抓狂不已”，他在接受采訪時說。
在現任外國領導人中，與拜登交情最老的朋友之一是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兩人相識幾十年，從未停止過爭論。根據拜登的一位助手所說，有段時間，內塔尼亞胡在辦公室裡擺放了拜登的照片，上面寫著：“比比：我不同意你說的一切，但我愛你— —喬·拜登”。
拜登在2010年3月訪問以色列時得知，內塔尼亞胡的政府為巴勒斯坦地區的以色列人批准了1600套新住房單位，公然違反美國政策，這讓兩人的關係面臨考驗。白宮官員大為惱火，有人認為副總統應於當晚在參加預先安排的內塔尼亞胡家宴之前離開該國。
拜登留了下來，認為他可以與以色列領導人理論，並在晚餐時譴責了內塔尼亞胡，後者把責任推給了一名擅自行事的住房官員。“比比找了各種說辭，”同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助手丹尼斯·羅斯(Dennis Ross)說。“拜登只是翻了個白眼，說了幾句話，大概意思是，'比比，拜託——我是喬。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內塔尼亞胡同意推遲住房建設，眼前的危機就這樣過去了。
羅斯說，拜登的方法“建立了信任，然後在需要的時候你就可以說些強硬的話——而不是建起一堵牆”。
“直率而不失禮”
從很久以前他與米洛舍維奇的過招就可以看出，拜登也可以針鋒相對。
這一點在特朗普的彈劾期間被以一種令人不適的方式利用。2015年，拜登威嚇烏克蘭領導人解僱一名腐敗的聯邦檢察官，以此作為獲得10億美元美國貸款擔保的條件。拜登在2018年公開露面時說：“我看著他們說：'還有六個小時我就要走了。如果檢察官沒有被解僱，你就拿不到錢。'”特朗普在未提供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利用這些言論來暗示拜登的行為不當。
拜登與維拉基米爾·V·普京在2011年在莫斯科的一次會晤。 ALEXEI DRUZHININ, POOL/RIA NOVOSTI, VIA ASSOCIATED PRESS拜登顯然很喜歡講述這些故事：他經常說起2009年在莫斯科與弗拉基米爾·V·普京(Vladimir V. Putin)會晤的情景，當時普京任總理。在會晤中，他把手放在了俄羅斯領導人的肩膀上，說：總理先生，我望向你的眼睛，我認為你沒有靈魂。”或者是2004年在利比亞與獨裁者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的會面（拜登如今回憶說他是“我對付過的最奇怪的傢伙”），當面稱他是“恐怖分子”。
巴基斯坦外交官哈卡尼回顧了2009年在伊斯蘭堡舉行的一次會議，當時巴基斯坦總統阿西夫·阿里·扎爾達里(Asif Ali Zardari)暗示美國將會放棄阿富汗，因為美國人不敢在那裡作戰。哈卡尼說，這一言論使拜登“大為惱火”。他大發雷霆：“別以為我們怕過！”。據哈卡尼稱，扎爾達里對此印象深刻，但沒有感到被冒犯。
哈卡尼現在是華盛頓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一名高級研究員。他說：“他可以直率而不失禮，這在外交上是一個巨大的優勢。”
但是，布什白宮的國家安全助手、同在哈德遜研究所任職的邁克爾·多蘭(Michael Doran)表示，拜登曾以他出了名的失態舉動觸犯盟友，許多外國領導人認為他不可靠。
多蘭說：“將拜登的人際關係和經驗宣傳為其優勢的一部分，已經成為他多年來的標准說辭，但如果人們不信任他，那將毫無意義。”
另一位保守派共和黨人約翰·P·漢納(John P. Hannah)更願意往好了看，他曾在三任總統的政府中任職，並擔任前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國家安全顧問。
“我發現，大多數總統上任都是通過以純粹的個人魅力或個人歷史來誇大自己的能力，以確保獲得更好的外交結果，”漢納說。“但是根據我的經驗，總的來說，如果已經與其他領導者建立了這種關係，是完全可以帶來積極的影響的。”
對習近平的新見解
拜登說，與2013年成為中國國家主席的習近平的會晤，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個聰明人，”拜登說。“他會問非常有啟發性的問題。”
拜登說，習近平詢問了美國的政治體系如何運作，州長的權力，以及美國總統對軍事和情報機構擁有多少權力。他說：“因此，我的結論是，他非常想做自鄧小平以來從未有人做過的事情，那就是實際控制政府，而不僅僅是政黨。”此後，習近平漸漸露出一名嚴酷的威權主義者的面目。
在最初的交往過程中，拜登稱讚習近平是一個以“開放和坦率”打動了他的朋友。
民主黨在2月份的初選辯論中就外交政策展開辯論。
如今，隨著中國領導人的全球聲譽惡化，加之特朗普施加了政治壓力，拜登在談論他時使用了較負面的口吻。
拜登在2月的民主黨辯論中怒斥這位昔日與他對話的領導人：“這是一個身上全然沒有任何民主意識的人。”他說。“這人是一個惡棍，實際上他在'再教育營'——就是集中營——里關押了100萬維吾爾人。”
儘管如此，在接受采訪被問及他現在如何看待習近平時，拜登似乎在走外交鋼絲。起初，他說回個人軼事，回想起他在2013年曾告訴習近平，美國的轟炸機將“直接飛過”被中國宣稱為軍事空域的太平洋爭議水域。習近平問奧巴馬政府官員為何總是將美國稱為“太平洋大國”，這一措辭在中國被認為是一種冒犯。他回顧了當時的回答，作為自己的威風氣概的展示。
拜登說：“因為我們就是。”
拜登說：“然後他看著我說，'好吧。'就這麼看著。'你說對了。'”
拜登繼續表示，對於1月在武漢暴發的新冠病毒，習近平對中國最初的掩蓋反應負有重大責任，許多專家稱，這浪費了全世界寶貴的時間。拜登說：“我一點都不感到驚訝。”
所有這些都可能預示著兩個男人之間的敵對關係。不過拜登不願再說更多。
他說：“上帝保佑，我有可能不得不要跟他打交道，我需要留一些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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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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