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1991年修憲以來，已經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是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內部關係。所以，北京政府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個省，完全是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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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TengHui
DW中文50週年
回顧：李登輝1999年接受德國之聲專訪
1999年7月9日，時任台灣總統的李登輝在台北接受德國之聲前亞洲部主任Günter Knabe採訪時表示，台灣當局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採訪播出後引起巨大反響。北京政府對李登輝的言論進行了強烈抨擊，甚至發出了採取軍事行動的威脅。本台中文部成立50週年之際，我們一起來回顧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採訪。
1999年7月9日，德國之聲前亞洲部主任Günter Knabe在台北採訪時任台灣總統李登輝
德國之聲：總統先生，台灣經濟取得了舉世欽羨的成就。台灣近年來的另一個成就是在通往真民主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進步。但台灣也被北京政府視為"叛離的省份"。這導致關係持續緊張以及大陸對台灣島發出威脅。你們怎麼來應對這樣的危險？
李登輝：主要歷史的意義就是1949年中國成立以來，中共從來都沒有統治過中華民國統治的台灣、澎湖、金馬地區。1991年修憲以來，已經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是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內部關係。所以，北京政府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個省，完全是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面對台海兩岸的情勢發展，我們將持續慎重推動兩岸間的交流，積極促成雙方對話與協商，並繼續促進我們民主制度的完善，追求穩定的經濟成長，同時積極加強與國際社會的接觸，以保障我們的生存發展。我們相信從交流中凝聚互信，從互信中營造穩定的關係，是化解危機的最有效途徑。台灣與大陸應當發展出互惠與互利的雙贏關係。
德國之聲：宣布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看來不是一個現實選項。北京的"一國兩制"模式不為台灣的大多數人所接受。兩種立場之間有折中方案嗎？如果有，該是怎樣的呢？
李登輝：解決兩岸關係不能從統一或者獨立的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製度不同。制度上的統合逐步推延到政治上的統合，才是最自然的方法，也是最符合中國人福祉的選擇。在這個期間，最重要的問題是怎麼來維持現狀，以現狀來和中共當局維持和平的情形。我想這是最重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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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1999年接受德國之聲專訪錄音（MP3)
德國之聲：香港1997年夏從英國回歸以及澳門今年12月從葡萄牙回歸後受到的"特別行政區"待遇可能會被大陸看作有朝一日和平回歸的預演。這對其它國家而言，不失為一個解決中國問題，避免造成區域危機的可行方案，不是嗎？
李登輝：中國問題影響區域安全的根本原因並不是香港和澳門回到中國，台灣不回到中國。實際上我這裡要特別強調的問題是，中華民國在台灣並不是哪一個國家的殖民地。香港和澳門是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這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問題所在就是中國大陸過分強調民族主義，在製度上沒有實行民主，大陸不僅針對我們文攻武嚇，而且從來沒有放棄以武力犯台，並在國際上處處打壓我方。大陸對港澳承諾的一國兩制模式對台灣沒有絲毫的吸引力，主要就是一國兩制互相矛盾，同時就是我說的，台灣是一個有主權獨立的國家，從來和香港、澳門都是不大一樣的。
德國之聲：如果所有一切都走上歧途，台灣和中國大陸兩岸的緊張關係失去控制，導致軍事行動，那麼台灣除了依靠自己以外，在這場戰爭還有什麼樣的方法防衛，還可以依靠誰？
李登輝：兩岸之間的問題，我們一直主張、強調應該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絕對不用武力來對抗，這是我們一直努力的目標，堅持的立場，也是國際社會的期望。國際社會應該督促中共放棄使用武力，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爭端，共同來維護這個地區的穩定。除了強調台海安定與和平不可分的關係外，我們也非常重視與美國的合作。這些年來，美國一直都提供台灣防衛所需要的軍事裝備。兩國在經濟、文化、科技方面的交流也不斷成長。在可見的將來，台灣與美國的安全合作關係仍然是維持台海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德國之聲：總統先生，但是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都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的巨大的市場所吸引。這可能會不可避免地削弱它們對台灣的政治地位的支持。這意味著台灣的未來前景暗淡嗎？
李登輝：近年來，世界各國基於本身的利益考量，而與中共加強建立經貿往來關係。我們可以理解。但台灣與美國及其它西方國家的貿易關係也十分密切，不容忽視。相對於大陸的不確定性，台灣的發展相當的穩健。台灣的重要性在於兩方面：一是民主與人權的維護，二是西太平洋的重要戰略地位。現在台灣普遍重視民主與人權，對大陸的期望也是如此。此外，台灣的地理位置正好控制西太平洋海線的交通。對美國、日本、東南亞國家非常重要。所以台灣無論在兩岸關係或是其穩定上都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德國之聲：台北和北京雖然在政治上有深深的溝壑，但台灣的經濟通過價值超過250億美元的投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有著很深的聯繫。對中國大陸的緊密關係讓台灣可能會受到北京的勒索。您如何避免北京領導層採取這樣的舉動呢？
李登輝：我想要大家注意的根本上的問題是，台灣與大陸產品事實上沒有太大的競爭性，而是互補的關係。從這兩方面我們可以明顯直到，台灣出口到大陸的，比台灣從大陸進口的多。因為台灣出口到大陸的大部分是重要的原料、設備等等。這裡可以看出，台灣的產商和在大陸的廠商之間沒有發生很大的競爭性。這是市場上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慢慢問題在發生轉變。很多人提出更進一步的投資。所以，我們政府曾經提出，兩岸關係應該用"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政策方向，主要就是不要急著投資太多。特別是在這個原則之下，對大陸的投資做合理的規劃，包括限制高科技、基礎項目建設的投資，以及對5000萬美金以上的大型投資要審慎估計、審查。希望企業"根留台灣"，壯大台灣的經濟，走一個聯外方向的發展。
德國之聲：中華人民共和國正為許多許多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所苦，那裡有大量失業人口，外匯儲備在縮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可能被迫讓人民幣貶值來避免經濟上的困境以及接踵而至的社會不安定。人民幣的貶值會對台灣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嗎？
李登輝：在中共對外匯實行各種管制的情況下，人民幣貶值不應該出現失控現象。因為兩岸的經濟關係處於互補關係，遠不是競爭關係。雖然人民幣貶值可能會使大陸的某些產品與台灣產品低價競爭，但是整體來說，大陸出口增加後，對台灣中間產品的需求也會增加。因此，對我國出口的影響並不會那麼顯著。不過有一點值得擔心的是，人民幣的貶值影響到在大陸的台商的財務問題。財務狀況不佳會影響到在台灣的母公司的財務問題。對這些問題，我們都有完全的準備來應付這些局面。
Günter Knabe2010年於柏林
德國之聲：您仍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獲得德國製造的潛艇以及其它軍事硬件嗎？
李登輝：這個問題是長期有過討論的問題。不過貴國已經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不敢把這個問題批准，對中共非常客氣。所以這個問題我們談了很久都沒有任何進展。貴國有的時候說可以，有的時候突然間又停止下來。台灣現在需不需要潛艇，這是我們需要再重新檢討的問題。中共在東海和南海一帶差不多有100多艘新式、舊式的潛艇。那麼對這些潛艇，我們要防衛台灣，（台灣有）幾艘潛艇夠不夠？還有，在大海中，潛艇對潛艇是一件辛苦的工作，所以，買這麼貴的潛艇來防衛台灣，軍事上有效沒有效，可能也是要檢討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正在檢討中。
日期 03.03.2015
作者 採訪記者：Günter Knabe
主題 劉曉波 , 人權 , 零八憲章 , 島嶼主權爭端 , 台灣 , 專題報導：全景觀看“習馬會” , 專題報導：2016年台灣大選 , 馬英九
關鍵詞 李登輝 , 台灣總統 , Günter Knabe , 國兩制 , 民主 , 兩國論 ,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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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政爭與三月學運──「平衡者李登輝」的誕生】
1989年底同步舉行的各種選舉，國民黨的合併總得票率首次低於六成，民進黨則獲得佳績。蔣經國晚年所安排、維持「法統」的最小限度改革路線已無法達成政治上的安定，國民黨無法避免與因民主化而形成的反對力量再次交涉，而同時與之並行的，是體制內菁英間的權力平衡逐漸崩解的過程。
最初有所行動的是以中央祕書長掌握黨權的李煥。李煥於1988年7月的黨十三全大會中，支持李登輝就任正式黨主席，並以擔任行政院長為目標，欲將俞國華從該職位拉下。李煥在該次大會的中央委員選舉中進行動員，讓自己得到最高票，而俞國華雖然身為現任行政院長卻只能屈居第35位，大失顏面。李登輝支持俞國華，並未立即將其撤換，但俞國華在立法院中受到國民黨籍委員的強烈攻擊，隔年5月提出辭呈，李登輝不得不任命李煥接任行政院長。
其次有動作的是李登輝本身。1989年11月李登輝命令參謀總長郝柏村卸下職務，接著任命他為國防部長。臺灣軍隊的慣例，參謀總長由陸海空三軍輪流擔任，但郝柏村從1981年被任命為參謀總長後，一直到1989年仍擔任該職。參謀總長替換一事，不僅解決了陸軍出身的郝柏村長期在任所導致人事輪替制度混亂的問題，同時也含有將對軍隊有極大影響力的郝柏村調離軍令系統的企圖。宋美齡（蔣介石夫人）召喚李登輝到她的宅邸，遊說郝柏村留任之事，但李登輝未因此動搖〔李登輝（鄒景雯），2111：69-71〕。
最遲到1989年底選舉之後，李登輝才較具體地決定與反對力量再度交涉，以推動民主化。為此，在蔣經國剩餘的任期結束後，必須獲得新的、而非名義上的總統任期。就在當時，李登輝決定在1991年春天預定召開的國民大會（仍舊是「萬年國代」占多數的「第一屆」）中成為總統候選人，並選擇法學學者出身的總統府祕書長李元簇為副總統候選人，開始尋求各界的支持理解〔同前：72-73〕。1991年2月11日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3月舉行的國民大會中所提名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然而從李煥與郝柏村等資深黨內菁英的角度來看，這些行動是「違反集體領導默契的行為」〔汪士淳，1996：291；李登輝（鄒景雯），前揭：73〕，同時對李登輝外交態度的疑慮也使他們無法信任他的「一個中國」立場。這些對李登輝的不信任感轉為意識形態，這或許是使得原先互相牽制的外省菁英決定共同行動的理由〔周玉蔻，1993：155〕。
在此次行動中，除了李煥與郝柏村，包括王昇（被蔣經國派任為巴拉圭大使，正趕回臺灣）、許歷農（行政院退輔會主委）、關中（因1989年底選舉成績不佳而辭去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李慶華（李煥之子）與陳履安（經濟部長，蔣經國的競爭者前副總統陳誠之子）等人互相集結。他們打算在11日臨時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首先提案改變強人時代起立表決正副總統候選人的投票方式，以挑戰李登輝的權威，成功的話便接著提案被視為李登輝競爭者的本省籍政治家林洋港（司法院長）與陳履安為正副總統候選人。該方針決定後，於2月11日前開始遊說各中央委員〔同前：156-159〕。
從李登輝的角度來看，這些行動可說是「政變」的準備。總統府於11日下午終於察覺此種活動，對中央委員展開徹夜的遊說，結果在11日的會議，上午以差距不大的票數差距由「起立表決」取得勝利（99票對71票），下午通過李登輝的提名案〔李登輝（鄒景雯），前揭：73-75〕。由於此事，國民黨內的對立浮上檯面，李登輝派被稱為「主流派」，郝柏村、李煥被稱為「非主流派」。過去國民黨一黨支配體制的組織原則是「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但此時已承認「黨外有黨」，「黨內派系」也已然成立。
總統選舉問題在上層菁英之間正面對決，接著部分國民大會代表預計在3月的國民大會中展開反李登輝的行動，這些動向反而賦予李登輝「民主改革派」領袖的形象，成為勇於對抗外省保守勢力的本省人領導者，提高了他在族群中的人氣。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結束後，部分國民大會代表展開以林洋港與蔣緯國（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蔣經國之弟）作為正副總統候選人的連署活動。雖然林與蔣採取「候而不選」的態度，但主流派憑藉精密的估票與對國大代表的遊說，獲得611多名代表中約411名的連署，確定擁立林—蔣配的連署數無法達到規定的111多名〔同前，77〕。結果林與蔣獲得以「八大老」說服的形式保持面子，只能宣布退選。「八大老」其中一人是前臺灣省議會議長蔡鴻文，他對林洋港說「甚至有人批判你說，你是臺奸，不愛臺灣。」〔官麗嘉，1995：241〕此外，在此次政爭中，即使是非主流派擁立的候選人，也推出總統為本省人、副總統為外省人的組合。與直到蔣經國時代為止所不同的是，開始啟動的民主化＝臺灣化的趨勢，在此次權力鬥爭的過程中，可說為族群政治帶來了新的平衡關係。
此外，部分國民大會代表，在審查大會議案的預備會議中，陸續提出國民大會每年定期召開、大幅提高會議出席費等自肥提案。這些都是仗著有選舉正副總統權力的敲詐，從蔣介石、蔣經國時代以來就形成慣例。在民間對民主改革步伐停頓感到焦躁的背景下，部分國代預見到國會必然將全面改選，已是能勒索的最後機會，因而如同既往進行政治要求的慣例行動，引發輿論強大的反彈。地方議會接二連三對此提出譴責的決議案，地方政治也就是縣的層級，基本上如同在第二章所見是地方派系的世界，這意味著地方派系事實上已轉而支持主流派。
輿論反彈最尖銳的表現，是爆發了戰後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以3月14日，51多名臺灣大學學生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抗議為契機，16日群眾在黨部旁的中正紀念堂廣場開始靜坐，18日參加者達數千名。該日民進黨與市民團體也到場會合，人數膨脹到2萬人，決議提出：①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②解散國民大會；③為促進政治改革，召開國是會議；④提出政治改革時間表等四項要求，隔日部分學生進行絕食抗議。21日南部的高雄市亦開始有學生靜坐，數間大學亦進行罷課〔若林，1997：196-197〕。同日，立法院也通過支持除上述第三項要求外，學生所要求的其他決議〔李登輝（鄒景雯），前揭：327〕。
李登輝在21日上午以壓倒性的多數獲選為第八任總統後，立即召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舉行國是會議，當夜會見靜坐學生代表，承諾儘速召開國是會議，並於5月21日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出政治改革時間表。學生以「我們的四項要求已成為全國同胞的基本認識」為由，終止了抗爭活動。同時，19日李登輝派黨中央祕書長宋楚瑜會見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對召開國是會議一事達成共識，而民進黨由於感受到李登輝的誠意，決定暫時停止街頭群眾運動。4月2日，李登輝更請黃信介與民進黨祕書長張俊宏到總統府懇談，表明兩年以內實現政治改革的決心。一週後民進黨正式決定參加國是會議〔若林，前揭：197-199〕。
經由上述過程，李登輝贏得黨內「二月政爭」的勝利，於國民大會獲得自己的總統任期，取得與體制內菁英交涉的力量，而且因為成功應對「三月學運」，亦取得與體制外民主化勢力的交涉能力。「平衡者李登輝」由此誕生。
摘錄自 若林正丈《戰後臺灣政治史》，頁19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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