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格林，朱嘉明（主編）,一戰與中國：一戰百年會議論文集.
歷史
德國漢學家回憶文革中的北大
真正親身經歷過文革的外國人為數不多，德國漢學家魏格林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她在文革末期曾經在北大讀書，經歷了文革的尾聲和最後終結。
文革資料照片
（德國之聲中文網）談起1975年第一次中國之行的經歷，維也納大學漢學家魏格林教授（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將其比作"登月之旅"。因為這是對一個幾乎完全未知世界的探索，當時的中國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仍然處於與外界隔絕的狀態。而文化大革命也已經持續了將近十年。
在那之前，中國的文革就已經引起了這位年輕德國女性的關注。70年代初，還是中學生的她曾經在美國待過一段時間。那時候剛剛傳出消息，尼克松政府和北京的領導層建立了外交聯繫。有關中國以及所謂"乒乓外交"的報導充斥著美國報紙。對於文革也有不少報導，但是角度極為不同。部分報紙以及學生運動組織將文革稱作指引道路的運動；而保守派的報紙則揭露了文革中所出現的駭人聽聞的殘暴事件。這引起了魏格林的好奇心，她當即決定要學中文，因為不知道該相信哪一派媒體的報導，所以她要去中國自己親眼看一看。
文革的尾聲
與14名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的獎學金生一道，魏格林在1975年9月踏上了中國的土地。1976年，在通過語言考試之後，魏格林從原先的語言學校轉入北京大學就讀，因為她希望多與中國人接觸。在北大宿舍裡，有一位中國女生和她是室友。"按照當時的習慣，外國學生總是要和中國學生一起居住的"，她回憶道。
魏格林教授資料照片
魏格林和同行的德國學生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會直接面對文化大革命。其實當時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運動已經接近尾聲了。但是在報紙和宣傳板報上，仍然隨處可見否認文革結束、呼籲發起新的文革的言論。"當時的北京大學政治氣氛十分濃重"，魏格林回憶道，"我的中國同學們也在不斷地寫大字報，儘管他們不是自發自願的。是上面對學生下達的指示，要求所有人都要寫這個或者那個題目。"
所謂的開誠佈公
最初魏格林感覺，自己和中國教授以及同學之間的交往是坦誠的。但問題逐漸浮現出來。"當我們和老師交談之後，很快就發現，有些談話內容是不能告訴第三個人的"，魏格林講述道，有些內容其實也並非批評性言論。在學生宿舍裡，魏格林還發現自己的中國室友常常在深夜裡哭泣。當魏格林問她為什麼哭時，這名女生說是學業上遇到了問題。直到後來文革結束之後，魏格林才得知真正的原因：這位同學的母親餓死了，她在為之傷心的同時還擔心自己年幼的弟弟也會餓死。
毛澤東的去世
在文革的多年浩劫中，不斷地有新的政治運動掀起，而且這些運動的思想部分是互相矛盾的。然而造成政治混亂的責任既沒有記在四人幫的賬上，更沒有人去責備毛澤東。"當時的中國學生和我們都意識到，中共高層內部存在激烈的鬥爭，誰也不清楚未來應該往什麼方向走"，魏格林說。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成為一個巨大的轉折："在那之前在我看來對毛澤東持批評態度的人，也突然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中。"她回憶道，她和其他的德國留學生還扎了一個花圈，送到學校的悼念堂去。"我們的導師--其實我們對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略有耳聞--想要對我們表示感謝，但卻忍不住哭了起來"，魏格林表示，她堅信那些都是真誠的眼淚，"這是出於絕望的眼淚，因為對於他來說，從此再也不會有任何一個這樣讓人絕對信任的領袖了。"
最後的蕭 邦
1976年10月21日，四人幫成員被捕。這一天早晨，北大所有的外國留學生都被送上了大巴車，帶到了郊外。在京城外的一個人民公社，這些外國學生被要求下車，然後在一片稻田裡收割。他們並不知道四人幫被捕的消息。直到晚上，累得精疲力盡的年輕人被送回了北大校園。"當車在我們宿舍樓門前停下來的時候，我們突然聽到肖邦的音樂從擴音喇叭中傳來，大家都在街上跳舞"，魏格林回憶道，"那天的校園沉浸在歡慶的氣氛中。"經歷了十年的混亂、暴力之後，文化大革命就這樣結束了，人們終於鬆了一口氣。
"對於文革究竟是好是壞這個問題，我帶著明確的答案回到了家鄉"，魏格林總結道。"在1976年10月之後，我的朋友、相識還有教授以最為直接了當的方式向我所講述的一切，包括文革中人與人之間的互相衝擊和鬥爭，至今都給我對文革的見解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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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多年來，在西方國家和中國國內，流行一種很普遍的看法：似乎中國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關心不夠。甚至於說，中國人想迴避對文化大革命的回顧。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一種看法？這種觀點到底對不對？筆者認為，說中國人對文革歷史不夠關心的看法是很值得探討的。一方面，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確實有不少中國人想盡辦法來避開對文革的回憶。但同時也應該看到，自文革開始至今，在中國，有關文革問題的各種各樣討論始終沒有停止，而且方興未艾。有官方發布的正史（即中共中央文件及黨史出版社等出版的書），也有民間出版的眾多野史（即非官方的討論）為證。 其實，中國人討論文化大革命，以及對文化大革命的回憶，相當類似德國人在戰後的很長時間內對德國二戰、第三帝國歷史的態度。本文試圖將德國的有關歷史過程和今天中國對文革的態度加以對比，最終說明道德記憶的力量。 二、德國的經驗 1967年，德國學者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夫婦1曾提出這樣一種看法：在德國，第三帝國失敗後，雖然不少知識份子提出要面對德意志民族在戰爭當中，以及在對待德國和所有被佔領國的猶太人的問題上所犯的滔天罪行進行反省，但剛剛經歷過戰爭的大部分德國人並未能做到這一點。反而，那時候國家和人民同心協力，想盡一切辦法為德國建設一個在經濟方面非常成功的、美好的今天和未來。 也就是說，德國人在那個歷史階段中，沒有學會面對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根據米切利希夫婦的分析，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在於，德國人在第三帝國崩潰後失去他們的最高領袖，而這個領袖曾經能讓其每一個崇拜者作出常人所不可想像的事情來，並且這個最高領袖還使得每一個人通過崇拜他而提高自己的尊嚴和信心。沒有對領袖的崇拜，幾乎很難想像發揮出超過本人才能的事情，也就沒有了一種超越自己的認同感。一旦這個領袖不復存在了，原來那些因崇拜這個領袖而為自己感到驕傲的人一下子覺得失去了存在的重要支點。在這種情況下，所產生的歷史反應是：在忘記過去而努力建設一個美好的未來的同時，人人都將自己看成了當年領袖的犧牲者。 米切利希夫婦針對德國60年代的情況，向德國民族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一個民族在經歷了這樣一種災難性的集體經驗之後，只有克服了簡單地把自己當作某種歷史過程的犧牲者的傾向，才能夠建立一種新的共識。唯有如此，這個民族才能最終學會如何面對自己的歷史。而要達到這個目標，就應該對真正的受難者產生同情心，並且認識到，活下來的人不可能都是犧牲者。一般情況下，大多數活下來的人，往往既是犧牲者，又曾經當過同路人，甚至加害者。活下來的人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在接受過去的兩面性的同時，認識到自己在歷史長河中的責任。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對真正受難者的同情心是不可能產生的。 如果說，今天的德國人已經學會了面對自己的歷史，那麼，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的產物。自從二戰剛結束後不久，勝利者對希特勒德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精英進行了法律上的處理，此時德國知識份子提出罪責與責任問題。到了60年代，德國年輕一代強烈要求對第三帝國時期作出公開討論，則是這個過程的開端。這之後，從德國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下跪，到前任德國總統魏茨澤克（Richard v.Weizsacker ）在德國議會前公開承諾德意志民族永遠不會忘記她對過去的責任，都表明了德意志民族最終轉向了能夠對受難者產生同情感和道德的反省，實現了米切利希夫婦在60年代提出的要求。 上述歷史過程的成功轉變，並不意味著解決了所有複雜的歷史問題，有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處理，很多須要公開討論的問題尚未能夠提出並加以討論。其中承認有責任，甚至有罪的人說出自己所受的苦是否有其正當性，則是今天德國人最關心的問題。這個問題還在等待一個能夠說服人的答案。 三、官方對文化大革命結論的局限性 參照德國戰後的歷史，可以這樣說，那些認為中國人對文革歷史討論不夠的看法也不無道理的。問題在於，既然有關文革的討論一直存在，但到現在為止，人們仍沒有形成關於文革的共識。為此，有人始終感到不滿足、不甘心，他們在期待著人們繼續尋找這種共識，期待著一種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進行過的討論，還期待著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給予的回答。 在中國，官方的結論一直具有相當的權威性。那麼，人們是否在等待著中國共產黨對文革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評價？或者說，在共產黨還沒有作出有關文革的全面評價之前，中國人民對文革難以有自己的歷史結論？ 中國共產黨在1981年已經發布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但看起來，這個決議還沒能夠滿足人們的所謂共識要求，這是因為： ·《決議》只涉及到上層權力鬥爭的問題 ·《決議》對文革作為群眾運動的說法甚不明確 ·《決議》也不能深入評判文革的是與否、有理與無理的問題 官方為甚麼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那是因為一些共產黨的最高層領導者在文革結束後，雖然被公認為是受迫害的，但事實上，他們在受害的同時，也曾經緊緊追隨著毛澤東；他們確實是文革的受難者，但同時對文革也負有一定的責任；他們即使在受到激烈批判之時，也不敢公開反對文革。因此，他們不可能稱自己為反對文革的英雄，也不能把自己當作真正的受難者，恰恰相反，他們曾經是文革中緊跟著毛澤東的同路人。他們對文革的態度以及在文革當中表現的兩面性，使得他們不可能對文革的是與非做出明確的判斷。 至於紅衛兵運動初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部分屬於高層領導的後代，也不可能完全否定紅衛兵運動。因為這樣做的話，就等於否定他們自己，也就等於關閉了他們日後成為參與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成員的道路。 從中國的決策層來說，則處於兩難狀態：如果完全否定紅衛兵運動，無疑等於否定高層領導的後代，導致共產黨後繼無人。但是，如果為了保護這些高乾子弟，而不去批評那些北京紅衛兵運動的主要人物，卻只批評造反派，也會引起非常嚴重的後果：即導致再度出現分裂的可能，而這種分裂不僅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分裂，也會引發社會的分裂，對文革以後的社會造成不良影響。不僅如此，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自己的子弟的保護，也有可能被那些幹部子弟誤解，似乎他們會在不用受到批判與教育的情況下就可以馬上參與政治領導階層。但是文革的經驗告訴了他們的前輩，高乾子弟具有政治野心，並不甘心等待老一輩主動退出政治舞台。 正是由於上述的種種原因，1981年的《決議》不能對文革作出很明確的評價，沒有把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界限劃得清清楚楚，反而把中國人都說成是文革的同路人，都先被毛澤東和文革的理想所迷惑，以後才成為毛澤東和文革的犧牲品。同時，這個《決議》也無法對文革的很多問題作出回答，自然也不能滿足人們的期待。正因為這樣，為了保護自己，這樣的結果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共產黨既未能按照受難者的要求為他們平反，同時也不可能減輕當年加害者在心理上的負擔。 四、非官方討論的局限性 如果說官方的文革結論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那麼在眾多的非官方討論中，是不是可以產生出一種對文革是既全面又公平的評價呢？也不能。為甚麼？這是因為：非官方的討論至今仍是十分分散的，每一個記憶團體只關心他們各自在文革中的經歷。 按照米切利希夫婦的分析，在經歷過像文革那樣不幸的歷史事件之後，一個民族要重建自尊心，每一個人、每一個曾經參加過運動的階層、每一個政治團體都要從歷史經驗中尋找出能夠支撐重建其自尊的東西，同時又要設法忘卻與此目的不相關的東西，所以各個記憶團體都無法對此歷史事件作出一種全面的歷史評價，而只能在進行討論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竭力保護自身的利益。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今天所能夠看到的有關文革的各種各樣的見解，就好像是當年文革派性鬥爭的繼續。在文革中還沒有打完的仗，今天在人們的記憶中還在繼續打。原來的造反派往往還在堅持他們在文革中所持的意見，並且千方百計為它爭取正當性。後來的知識青年，凡是在今天社會上有了一定地位並感到相當滿意的那些人，也往往反對全面否定文革，而其中受過苦難且沒得到社會地位的人則一直為自己叫苦，並把今天的困難看成是文革產生的後果。至於老一輩知識份子，他們一般很少把自己的經歷表述出來，他們在文革中的遭遇往往是通過自己的後輩寫出來的。他們很幸運，因為他們具有為他們從事團體記憶服務的雜誌，以及非公開的交流記憶的場合。但同時，他們也為不能公開地訴苦而感到不滿。總之，每一個記憶團體都有為其服務的交流形式與符合其利益的集體記憶，但卻難以產生出一種對文革的新的共識。 德國戰後出生的那一代人，為了打破社會上有關二戰和第三帝國問題的沉默，在60年代的大學生運動中曾強烈呼籲德國人一定要學會面對一切歷史問題。那麼，今天中國的年輕一代又是用怎樣一種態度來對待文革的呢？眾所周知，直至今天，中國的年輕一代從教科書上能學到有關文革的知識極少。再加上以上所述的非官方性的討論或著述，全是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記憶團體內部進行的，且不說這種分散性特點決定了它的影響難以超越其有限的小範圍，以至難以引起下一代人對它們的關注，更談不上對社會產生影響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年輕一代為何不起來強烈要求公開討論文革的問題，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現象。儘管學生一代對文革不太理解，但還是有他們特定的了解方式，最突出的表現是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這一運動告訴我們，文革後出生的那一代或多或少還在持續自1919年「五四」以來的傳統，甚至紅衛兵的傳統，即認為只有年輕一代才可以救中國，才有本領替社會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貪污作風、反對社會上的一切不民主和不公平。完全可以說，他們當時那種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實際上是文革那一代精神的延續。如同他們的前輩，他們不懂得這種理想主義會造成甚麼樣的後果，而只是崇尚理想。而他們父母那一代支持學生運動的現像也能說明，在對文革進行多次批判之後的中國，還或多或少保留著文革時期的那種理想和價值觀。 希望全面否定文革的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只能說，中國人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學會面對自己的不幸歷史。而希望保留文革初期那種理想主義精神的人也不能滿意，因為他們有關文革的記憶得不到官方認可，在社會上也難以佔到主導地位。 五、如何面對和超越歷史上雙重身份的尷尬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新的共識能夠從哪裡產生出來？中國共產黨提出來的共識因為沒法分清是非的界限而缺乏說服力，社會上各種各樣的說法到現在為止也還沒有能夠統一大家的思想。 怎麼辦？試想一下，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當作受害者來看，這能否是一個解決辦法？我們以上已經談到了，似乎這是唯一能夠讓社會各方面產生關於文革不幸事件的共識，而這種共識恰好也最符合每一個人的利益，所以最容易得到大家的支持。但這樣會產生另外一種後果，即影響歷史的主體性的認識與能力。正如美國學者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 ）指出的，中國人自1840年以來一直把自己當作受害者來看，這是最不應該有的觀念。因為，如果受害者把自己的這種觀念一代一代傳下去，就變為了對下一代人的加害者。如果每個人把自己看作犧牲品，那麼，這個民族最終會喪失對歷史的主體性的認識與能力2. 反過來說，對經過文革的那代人而言，忍耐著歷史事件的雙重性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很多經歷過文革的人，在撰寫回憶錄的時候常常因自己有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雙重身份，而陷入了相互矛盾和倍感尷尬的境地。為了擺脫這種尷尬，大部分人採取了前文所說那種實用主義的辦法──忘卻自己作為加害者那部分的經驗，而突出自己作為受害者的這一部分經驗。在這個過程中，那些真正的文革受害者卻被忘卻了，因為對這些人的回憶會影響上述實用主義的成效，更具悲劇意義的是，這些真正的受害者卻因為不能死而復生而無法在今天站出來說話。 但是，畢竟還有一小部分人敢於談到文革的真正受害者問題。巴金先生曾經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遺憾的是直到巴金在2005年逝世，這個願望仍未能實現。在文革武鬥階段中，在全國各地曾豎過的墓碑現在也幾乎全消失了。但是，有一個人叫王友琴，她二十五年來堅持不懈地在做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師和學生的調查。最近，王友琴在香港出版的書中羅列了文革中六百多人的死亡經過。意想不到的是，她的做法在互聯網上卻遭到激烈批評。旅居海外的中國人儘管承認她工作的價值，但仍抨擊說，如果把學生打老師當作是文革的全部，只能說明這個人根本沒看到文革的實質。甚至還有人說，王友琴在學生打老師的問題上大做文章是不對的，因為當時根本沒有打老師，打的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的代表，打這些人的不是學生而是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王友琴的根本目的不過是為了在國外掙到更高的學術地位而已。這種說法簡直就是文革初期語言的翻版，誰能想到文革時代那些荒謬的思維邏輯，直至今天仍然在某些人的腦中保留著？按照這種思維方式，一貫老老實實，為國家作出很大貢獻的人，一夜之間就可以被打成反革命；對人的評價不需以事實為根據，而是可以隨心所欲，因為表面上很老實的人，本質上很可能是反革命份子。王友琴從來沒說過她做文革初期學生打老師的調查就代表了文革的一切。不管她的工作還有哪些不足，我們都應予以肯定，這是因為王友琴提出的問題是以上所說的各種各樣關係到文革回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並為大多數人忽略的問題。如果有人認為中國人不敢面對文革的歷史，那麼原因也可能在這裡了。忘記文革各種各樣的幾百萬真正的受害者，是以上所提到的實用主義應急措施的反應，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家對王友琴的激烈批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可理解的是，為甚麼在文革結束近三十年之時，還有不少人繼續把自己當作犧牲者，而看不到別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呢？
六、結束語：道德記憶的力量
如果有人說中國有關文革的討論不夠，上文已從各種各樣的角度進行了說明，然而提出來的原因大多數來自政治與社會方面。其實，最沒有引起大家注意的是道德方面的原因。 一個民族遇到了像文革這樣的不幸，應該從道德角度來對自己進行反思。對德意志民族也好，對中華民族也好，其最難理解的問題就在於為甚麼社會上大多數人曾經能夠違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則，而跟著其偉大的領袖走。這種反道德行為實際上摧毀了人們的認同感，因而它不僅影響到每個人的個人認同，也影響到整個民族的認同。道德記憶和對過去的反思不僅僅是處於對受害者而言，對民族重建認同也是極為必要的。這種道德性的反思成功與否，表現在它能否真誠地悼念這個歷史事件的真正受害者，並在悼念受害者的同時承認自己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這正是為甚麼現在國際上普遍認為德國人面對二戰和第三帝國的歷史有一定的成績的原因所在。儘管有關1933-1945年這一段歷史，德國的老人各有自己的記憶和麵對歷史的方法，但最近幾年來，社會上大部分人在經過長期的反思之後，都能承認當時以猶太人為主體的受害者地位，並進一步認識到自己在那個過程中所起的雙重作用。同時也應該看到，因為現在在德國佔主導地位的那一輩人，都沒親自參與過希特勒德國的所作所為，所以也有可能把對受害者的同情及對自己的雙重性的認識定為全社會的新共識。這個共識包括參加者及其後代，不管他們是否有罪，但都要認識到自己的責任。這個責任已超越受害者、加害者及同路人的概念，因為它是總結歷史經驗的產物。每一代人在面對這一段歷史時，都會向歷史提出不同的問題，並對此作出新的回答。這就是這種反思過程永遠不會結束的原因所在。不過，下一代提出的問題總會與上一代提出過的問題有這樣或那樣的聯繫的，所以不能認為，從道德角度對歷史進行反思而重建民族認同問題，是可以僅僅靠時間來解決的。 現在，不少人對中國有關文革的討論感到不滿意，並一直把德國當作榜樣來進行比較，這與德國人終於能從道德角度來處理問題有關。中國人歷來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很講道德的民族，往往認為雖然在物質方面比不上西方，但至少在道德方面可以超越西方。如果說文革對中國人的民族認同起了破壞性的作用，那就是因為文革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後果，就是使中國社會失去了對自己高尚道德觀的自尊心。中國人再也不能以其高尚道德觀來做其認同的基礎。中國人跟西方民族一樣，只能通過其物質方面的成績把自己突出起來。在中國，黨的決議也好，非官方的討論也好，都沒有真正觸及和文革有關的道德問題，於是不管是哪一代的中國人都對有關文革的討論不滿意。這不僅僅是因為這個討論還沒有能夠無限制地、公開地進行的後果，而且在於這個討論還沒有達到道德的高度。這樣，中國人對文革還沒有作出全面的和公正的評價就成為一種自然結果。 所以應該說，在中國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討論確實是有的，但其中最關鍵的問題，仍然是有待大家關心和解決的重要課題。 原載《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總第九十三期 來源：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12013.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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