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中共的嘴臉！
書名：《幹部國家：中國如何變成中國共產黨》
作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時間：2026年7月
Chapter 9 黨史即家史
中國的歷史深深牽動著西方的想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論中國》（On China, 2011）開篇即以一則軼事，說明他眼中的中國領導人多麼善於將歷史認知帶入政治與戰略判斷之中。他說，一九六二年十月，毛澤東在北京召開高級軍事將領會議，打算對中印邊界的阿克賽欽（Aksai Chin），也就是鄰近查謨（Jammu）和喀什米爾（Kashmir）一帶，延伸到喜馬拉雅山脈的爭議領土發動進攻。毛澤東從他所知的中印戰爭史汲取作戰靈感，其中一場戰爭可追溯至八世紀，另一場則發生在十四世紀蒙古統治時期。軍官們依此擬定作戰方案，並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季辛吉這則故事的寓意在於，中國擁有深厚的歷史與文明積累，其領導人在策略思考、日常治理或布局國際之時，皆能信手拈來、善加利用。
中國著名學者章百家教授可不這麼想。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戰爭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高估了剛剛獨立不久的印度軍事實力，結果是這場戰爭在印度方面留下長久的怨恨，使邊境爭議至今更難化解。章百家認為問題的根源之一是中國領導人對歷史的無知；另一個原因則是中國領導人把中國中心主義的觀點帶到談判桌，而這正好是季辛吉大為傾倒之處。
一九六○年代，中共領導人對於鄰國戰後初期的獨立鬥爭所知甚少。有時，他們貿然進入國際談判，既未意識到鄰國已經獨立，也不清楚談判桌對面的代表遠比自己更熟悉歷史。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駐倫敦使團便會派遣工作人員前往大英圖書館──追隨馬克思昔日的腳步──惡補歷史事件與來龍去脈，重新起草談判文件。
季辛吉的《論中國》是一曲過時的頌歌，歌頌共產黨老一代的領導人，這群老領導很清楚中國在共產黨出現之前早有自己的歷史，因為他們就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書的結尾則是他對周恩來總理（任期一九四九－七六年）的個人緬懷。周恩來出身中國舊式的官宦世家，最終爬升至中國幹部體系的領導階層；他生於富裕的地主人家，父母兩方的家族都出過清朝高官，這樣的背景為周恩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奠定了基礎。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家庭確實至關重要。
中國現在的領導階層，很少有人能將家族記憶追溯至清朝朝廷，更遑論像毛澤東與其同僚那般，在發動內戰、籌謀國內政治、構想世界秩序之際，還能憑藉深厚的古典學養，信手引經據典。然而，正是第一代共產黨領導人廢除了紮實的歷史與古典教育，讓後來的幾代人無從受教。
國家主席習近平經常提醒國人學習歷史，但他本人接受的歷史教育僅限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所學到的知識，當時他在偏遠的農村地區度過七年時光，整天背誦毛語錄。他所熟悉的歷史與經典，主要來自毛澤東選集，還有在家族大院中耳聞的戰爭與革命傳說，以及他出身其中的權勢家族興衰故事。對習近平與紅二代而言，國家歷史只能從家族史與黨史這條細窄的血脈中認識。
本章探討的中國歷史，不是西方人想像中的那段中國歷史，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所理解的、並要求中國人民如此認識的歷史。重點不在那些事件本身，雖然我們也會對其順帶一提。重點在於，歷史為何對黨如此重要，以及這些事件為何以特定方式敘述。中國那段輝煌的國家歷史，在黨的主導下被壓縮成一條狹窄的、帶著紅色印記的家族與黨史之流。我們將進一步追問，為何這件事也應當得到世界的關注。
為什麼歷史對黨很重要？
中共對於由誰來講述黨崛起的故事，以及可以講述哪些類別的故事，隨時都保持高度警惕，因為他們認為黨的歷史性勝利與政治正當性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老一代領導人經常說，中共的統治是歷史的選擇。因此，牢牢掌握歷史的敘事權，對於鞏固權力至關重要。
對這一點詮釋得最好的人，莫過於國家副主席王岐山。二○一五年九月，時任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上說：「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王岐山在說「人民的選擇」時，表面上似乎間接承認中共掌握權力是有條件的，彷彿黨受制於黨外的人民。然而事實正好相反，他實際上是在宣稱，黨主宰了歷史，這才是正當性的主要來源。黨的正當性還有其他來源，例如績效正當性，但這些都只是強化了一個根本主張：黨的統治根基，在於歷史上奪取政權此一事實。在中共看來，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已經一勞永逸地做出了選擇，只因當中共推翻國民政府時，人民選擇對其袖手旁觀。此後，人民持續以「不作為」的方式行使他們的選擇，也就是沒有起身推翻共產黨，就像當年中國共產黨推翻國民政府那樣。
前面王岐山在闡述黨在國共內戰中得勝的意義時，引用的其實是一句講述王朝興衰的古語，在他發表的言論中只留下原句的一小部分，那句話原本是：「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王岐山引用這句話，透露出一種帝國式的傲慢，而不是共和或民主的態度。它認定人民對於政權的反對或支持，是在特定歷史時刻透過反叛或默許的行為來表現，而不是透過民眾的日常選擇：人民行使選擇的方式，有如上天行使天命一般，藉由戰爭使政權崛起，發動起義使政權覆滅。
這種帝國式的傲慢有其歷史根源。宋朝（九六○—一二七九年）學者與政治家歐陽修（一○○七—七二年）撰寫了一部討論正當性的奠基之作《正統論》，肯定正當性的基礎在於一統國家及平定天下的能力。凡是憑藉戰爭而實現一統國家、平定天下的統治者，無論德行高下，無論手段是否合宜，都因此一功績而具有正當性。在歷史再次做出選擇前，統一與掌控疆土的事實便是最高的統治依據，任何倫理或道德原則都無從凌駕其上。
公共道德與倫理皆源於此一國家根本原則。在古典思想體系之中，「六經皆史」這類說法暗示歷史是判定善惡的裁決者。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許多此類古典語句已在廟堂之間重新流行，支持中共的政治理論家爭相引用。假若未能得到學術界的背書，又未能透過正規教育與媒體平臺的呼應加以強化，黨的領導人宣稱其正當性源於歷史的說法，不過是一句空話。
在塑造人民認識歷史的方式上，最敢於發聲的學者之一是黨的理論家強世功。二○一八年一月，強世功呼應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的說法，寫下：「中國政治秩序的正當性建構要從歷史建構開始。」強世功把這一觀點推得比王岐山更遠，認為政府不僅要關注歷史，還要關注時間本身。為了維持黨的正當性就得要求歷史學家將他們的編年史從「自然時間」──人們用來度量自己的日常與生活的時間──轉變為一種嶄新的「政治時間」，從紀錄中抹去讓人尷尬的歷史時刻。強世功認為，有些歷史學家利用歷史，將那些暗中挑戰中共權威的尷尬事件偷渡進歷史敘事之中──像是國民政府的成就或一九五○年代中共政策引發的大饑荒──一旦將自然時間重新校準為政治時間，這些事件便從國家年表中消失，也就再也無從動搖黨的正當性基礎。這樣，國家的歷史就被有效地化約為黨的歷史。
黨史亦家史
習近平在論及歷史與國事時，語氣常常帶著一種長輩的親切感，他向其掌控下的各個機構喊話時，彷彿大家都是一家人，擁有一個共同的姓氏──都姓黨。二○一六年二月，他對中國新聞界說，媒體要「姓黨」。一年前， 他對歷史學家則說「黨史姓黨」。於是，黨史的講述，就像家人講述家族歷史一樣，要向後代傳承家族傳統，著重幸福時刻、略去尷尬篇章，再透過同樣「姓黨」的媒體播送生動的圖片，傳頌祖先的事蹟。大家都姓黨。
在把黨比喻為一個大家族時，習近平其實無形中把領導權與接班計劃連結在一起。說白了，習近平從父親繼承領導權的衣缽，而接班人被期待忠實於自己的家族傳承。從更廣泛的意義上，此一家族隱喻指向一種象徵性的「紅色基因」，也就是黨的教育代代相傳，既延續民族大家庭的傳統，也使黨的體制以家族繼承的方式延續下去。二○二一年六月，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在對老師和學生講話時，提出更遠大的目標。她表示，國家教育體系需要把黨史納入所有學校的課程，引導教師和學生，確保「紅色基因代代相傳」。二○二○年九月，習近平說到培養新一代幹部接班人所需的歷史教材時說：「我們培養人的目標是什麼要搞清楚，現在非常明確堅定地提出要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如果培養不了社會主義接班人，他這一代領導人便會成為「我們這個制度的掘墓人」。
習近平這句看似隨口提及的「掘墓人」之語，使他加入了一場關於領導接班的論述傳統，這類說法早在數年前便由黨內元老陳雲所開啟，其思想可追溯至一九六○年代紅衛兵血統論的主張，還有「家族繼承」的爭議（見第一章）。一九八○年代，陳雲副主席努力招募新一代幹部接班人，接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鬥下臺的幹部。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接班人，理應從領導幹部的家族選出。他的理由是，如果不把對幹部的任命控制在那些領導者的家族手中，就意味著這些家族的權力和特權將走向終結。他說：「權力要移交給我們的孩子，不然我們以後會被挖祖墳的。」
陳雲與習近平其實以一種帶有反諷意味的方式，向中國每一位認真的幹部都耳熟能詳的卡爾．馬克思名句致意──馬克思預言資產階級民主必然崩潰。《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開篇章節的結論說：「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從馬克思看來，自由民主派是在自掘墳墓。然而對於陳雲而言，如果共產黨不把幹部職位留給自己的孩子，不把接班人的故事當成家族史來講，共產黨就是在自掘祖墳。任人唯親（Nepotism）是保持黨執政的必要條件。
這裡有個弔詭之處。任人唯親在整個幹部系統非常普遍，在高層通常會被寬容對待，在基層則普遍受到指責，因為任人唯親會破壞幹部體系的指揮和控制鍊。一九九四年的幹部管理手冊花了兩章的篇幅談配偶（distaff）與家庭關係，以防止這些關係影響中層幹部的決策與人事任用。與此同時，最高領導層的任人唯親卻被視為黨生存的命脈，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陳雲副總理確實言出必行，他將權力傳給了自己的孩子。他的長子陳元在國家開發銀行快速成長期（一九九八—二○一三年）被任命為董事長，此後又被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二○一三—一八年）。這兩個職位都不需要經過黨的選舉，更不用由老百姓投票，全憑家族關係得來。
比起父親陳雲，陳元更進一步為這種新階級的特權辯護。他認為像他這樣因家世而繼承權力的人，應該培養一種身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幹部子女政策的出發點應是階級利益。」陳元對組織部青年幹部局的一位官員說。他口中的階級不是那些貧苦的階級，而是那些統治菁英的階級。「統治階級必須自覺其為統治者。」陳元說。這位前副總理的兒子實際上是在敦促他那群享有特權的紅二代同儕，以自覺的統治階級成員身分承擔權力，透過與生俱來的特權領導無產階級專政。
兩位投資分析師卡爾．沃爾特（Carl Walter）和弗雷澤．豪威（Fraser Howie）與中國國有金融部門打交道數十年，他們說，這批全新的、有自我意識的統治階級，把國家當作「家族企業」來經營。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是一個「精心維繫平衡的社會機制，圍繞著那些構成政治菁英的革命家族特殊利益而建立。」二○二一年七月一日慶祝建黨百年的大典裡，現場的公開展演給人一種印象：中國是由革命領袖的特權家族後代所掌控與經營的。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盛大閱兵儀式上，依專車排列順序與座位安排的前五十名政要，都是國共內戰和建國初期黨、軍、政最高領導人的親屬，他們本身都是有權有勢又有錢的「紅二代」。
家族生存策略
關於家族與黨之間的關係，我從章百家教授那裡學到了很多，本章開頭提到，他曾提醒我們中國對印度歷史相當無知。章教授的專業是國際關係史，對於現代中美關係史有濃厚的興趣，尤其關注美國陸軍將領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抗日戰爭期間於中國所扮演的角色，他認為史迪威的經歷堪稱美中關係種種誤解的縮影。
章百家教授對我說，史迪威於一九一一年首次訪華，直到一九四四年日軍占領期間他被派往重慶擔任蔣介石的軍事顧問為止，他在中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是，其實他對中國所知有限。首先，史迪威對國民政府的抗戰表現嗤之以鼻，在設法改變蔣介石的作戰方針時，對其本人也多有不敬。最終，蔣介石成功讓史迪威被調回華盛頓。在章百家看來，史迪威並不瞭解驅動蔣介石及其所領導的國民政府行動的深層動力。中美兩國雖然因為抗日而結為盟友，但結盟並無法消除兩國在歷史、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根本分歧。
章教授曾在中共黨史研究室擔任要職，然而，他對歷史是非的判斷，還有對前國民政府領袖的敬重，並非建立在黨派忠誠之上，而是根植於他們家族治國理政的淵源，可向上追溯至一九二一年共產黨建黨之前。他的歷史感與其家族歷史緊密相連，也與帝制時代舊官僚家族的譜系傳承一脈相連。他的家族屬於中國最後王朝清朝的政治菁英階層。二十世紀初，滿清覆亡，新生的民國仍在努力站穩腳跟，章家為了保全自身前途，廣結各種制度與黨派，分散自己的政治選擇。
章教授的曾祖父章梫（一八六一—一九四九年），是一九○五年科舉制度廢除前最後一批參加科舉考上最高學府北京翰林院的學生。在王朝積弱不振的時候，章梫被派往北京，擔任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的西洋語言系主任。章教授的祖父是周恩來在天津的中學同學。他的父親章文晉（一九一四—一九九一年）曾留學德國，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歐洲支部。一九七一年，章文晉在北京與華盛頓的祕密談判中擔任周恩來總理的翻譯，並在接下來的十年擔任中國外交部的高官。章文晉的最高職務是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期間擔任中國駐美大使。
菁英家族善於跨世代布局，無論掌握權力的是哪一個政權，他們都能為自己占據一席之地。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和美國的許多重要人物，都有類似的家族故事。東西方之間，也存在這類跨越國界的自由派家族連結。例如，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和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都出自梁啟超家族成員之手。梁啟超是滿清士大夫菁英的傑出代表，隨著王朝的衰落而轉為自由共和派。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和媳婦林徽因設計了人民英雄紀念碑，林徽因的侄女林瓔（Maya Lin）設計了越戰紀念碑。
有人告訴我，外國人往往不明白，舊式菁英家族對於維繫中央官僚統治的貢獻，這種統治從清代中國一路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之所以能成功，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原因，共產黨有能力把這些菁英家族納入懷抱。章百家教授告訴我，國民黨與共產黨競爭毫無勝算，因為共產黨從傳統菁英中打造出一個領導集團，使其「與群眾相結合」，進而有能力領導革命。
舊帝國菁英的基層，約有一百萬名富裕鄉村宗族子弟。族中父老原本期待自己的兒子或侄子能進入官僚體系任職，未料一九○五年科舉制度廢除後，晉身仕途之路便被關閉。往後數年，他們許多後代逐漸向共產黨靠攏。共產黨廣納舊日菁英家族，無論其地位高低，使之代替人民行事，在政府中領導人民。
一九三○年，毛澤東在江西尋烏縣短暫停留後，寫下一篇具有戰略意義的調查報告，指出縣裡最能認同他主張的人，正是那些家道中落的士紳家族後代。在社會急遽轉型之際，舊菁英家族中那些自覺有身分的子弟，因驟然失去在鄉里的地位而深感怨恨，更瞧不起那些在農村社會後來居上的新興商人。毛澤東作為政治戰略家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能夠運用這些沒落士紳家族的怨恨，帶領那些一無可失的農村流氓無產者與地痞無賴，推翻地方原有領袖，再以黨的幹部取而代之。
菁英家族及其交織而成的種種關係，至今仍在中國扮演關鍵角色。中國共產黨內部關係盤根錯節，靠著效忠最高領袖此一原則維繫；這位領袖的言行舉止，彷彿自己是一個龐大家族──「黨的家族」──的族長。這個龐大家族由一個個實際存在的家族所構成；它們彼此競逐特權與優待，卻又合力密謀把普通家庭排除在權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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