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3日 星期六

若林 正丈( Wakabayashi Masahiro)：我的臺灣研究人生：兩個衝擊──林義雄「滅門」慘案與葉石濤的一席話入戲的局外人 ；臺灣的「太陽花運動」和「多數」群體的意義；附身於台灣總統政治的「怪物」──「太陽花學生運動」的啟示；《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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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臺灣研究」的權威・若林正丈教授將回憶起研究生涯的人生。
我的臺灣研究人生：開始臺灣研究之際（若林正丈）｜https://www.nippon.com/hk/japan-topics/g0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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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臺灣研究人生：開始臺灣研究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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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臺灣研究」的權威・若林正丈教授將回憶起研究生涯的人生。
我的臺灣研究人生：開始臺灣研究之際（若林正丈）｜https://www.nippon.com/hk/japan-topics/g00673/




1949年與1972年
我出生於1949年，在1972年考上研究所，一腳踏上了研究學術的道路。順帶一提，我也在同年結了婚。

無須贅言，19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元年，同時也是蔣介石領導中國國民黨，敗逃臺灣的那一年。總之，在我出生的同一年，臺灣海峽的兩岸，兩個自稱中國的政治實體，形成對峙之勢。

1972年也無須多言，正是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發表「上海公報」的那一年；受此影響，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和外務大臣大平正芳亦訪問中國，同年，中日之間建立正式邦交，造成日本與臺灣斷交；而在前一年，中華民國遭逐出聯合國。臺灣的中華民國雖遲至1979年才與美國斷交，但自此之後，曾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卻不被承認為一個國家，淪為如此特殊的國際身份，直至今日。這樣的狀況持續多年，與我以臺灣研究者的身份進行學術活動的時間，幾乎一致。在未來的2022年，臺日斷交的歷史將迎向半個世紀，而我們夫婦也將迎接金婚紀念。

常有人言，我和臺灣有著如此的緣分，大概是因為我個人與臺灣有親緣關係，才會將臺灣當作研究對象；有次在臺灣某鄉鎮城市演講後，新聞刊載了「若林的母親是臺灣人」等等報導。諸如此類的事皆為子虛烏有，記者擅自捏造，杜撰出「my paper」的現象，仍然存在於已是30年後的今日，令人不勝唏噓。


打開「臺灣」開關的時刻

那麼，為何開始研究臺灣呢？
如果說治學初始即是察覺到自己的「無知」，我的臺灣研究亦是如此。在我還是東大教養學部教養學科學部生的時候，時任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的戴國煇老師（之後擔任立教大學教授，1931-2001），介紹我讀臺灣作家吳濁流（1900-1976）的作品《亞細亞的孤兒》，讓我大受衝擊。故事主角彷彿是作者的化身，描寫身為地主之子，接受殖民地教育的菁英‧胡太明充滿苦惱煩憂的一生，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被迫同化為日本人，卻仍遭受日本人的歧視，想逃離一切遠渡中國，被知道是臺灣人後，又被罵是「日本人的走狗」；小說名為「亞細亞的孤兒」，象徵著臺灣人的身份狀態，在各種談論之間經常可聞。
筆者就讀研究所碩士課程時在善光寺拍攝（筆者提供）
筆者就讀研究所碩士課程時在善光寺拍攝（筆者提供）
但那是之後的事情。當時對我來說，此作給我的衝擊之處比起內容，閱讀之後察覺到自己對於「臺灣」的「無知」令我更為震撼。當時也正逢思考畢業論文的時期，突然對映入眼簾的文字中，出現「臺灣」二字非常敏感。1970年代前半，日本報紙上極少出現「臺灣」二字，發現自己居然對報紙上出現「台所」（譯註：「廚房」之意，與日文的「台湾」相近）的文字，都有所反應，好幾次只能對自己搖頭苦笑。一切都是因為打開了自己身上的「臺灣」開關之故。
但是，為何當時新聞報導中，「臺灣」二字會如此缺乏？在那之後我常常想，會不會是因為在那個時期，有種心態認為，建立邦交和斷絕邦交的一體兩面，輿論便以此打發問題？不過這個想法尚需嚴正檢視。比起「戰後的日本究竟如何看待臺灣？」的疑問，「日本為何刻意不去看臺灣？」的這個問題，恐怕牽扯到日本殖民帝國的所謂「去帝國化」問題，到目前為止，我也未能完全著手處理這個問題領域，總讓我感到自己能力不足。
大學的畢業論文以1920年代中期臺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為背景展開的「中國改造論爭」為題，之後提交審查，進入東大社會學研究科的國際關係論專門課程，攻讀碩士學位。雖說是國際關係論專門課程，但當時尚未與區域研究嚴格區隔，因此從事蘇聯‧東歐研究、中國研究，以及想要研究現代國際政治史的人，也會進入此課程修讀。若想研究臺灣，雖然無人能指導，但允許獨立研究。
由於從研究所開始研究臺灣，首先想看看臺灣實際的樣子，於是碩士第一年的最後，大約花了一個月去臺灣旅行。戴國煇老師幫我書寫介紹信；早一步先到臺灣熟悉當地情況的河原功先生，也帶我到各處拜訪；之後從臺北、臺中、臺南、高雄，繞至鵝鑾鼻、臺東、花蓮，然後從太魯閣搭巴士，行走穿越中央山脈的橫貫公路回到臺中，環島一周。
下次有篇幅，想寫下當時的種種見聞和拜訪各方人士時的回憶，但有件事我想先在這裡談談。當時，日本經濟雖然已過了高度成長的巔峰時期，但日本男性前往臺灣或韓國旅行時，用「買春觀光」等用語，遭人議論紛紛。不出所料，當我抵達臺灣各城市的旅館房間稍作休息時，便有飯店服務生來敲門，一開門就詢問晚上是否寂寞，需要排解之類的話語。1990年前往廈門時，也發生過同樣狀況，我在1983年「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曾去過廈門，當時完全無法想像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雖然是回國後才聽說的事情，如前述，新婚不久我便前往臺灣訪問，當時我太太認識的女性對她說：「妳先生沒問題吧？」。還記得之後曾遇到某位了解當時狀況的商社員工，得意洋洋地大談「北投溫泉之夜」的「獵豔美事」，當時只能沈默不語。這並非回想起來令人愉快的記憶，但仍想紀錄這件事情，畢竟能夠顯示出當時某個層面上的臺日關係。的確，進入1990年代後，日本電視廣告出現了年輕女性取向的臺灣觀光旅遊的廣告宣傳，我見到之後，心中深深感受到時代的變化。

在那之後，當然寫了碩士論文。論文以殖民地時期的臺灣共產黨為題，接受碩士論文口試的時候，擔任審查委員的故衛藤瀋吉老師提問：「謝雪紅戰後怎麼了？」謝雪紅當時從上海前往莫斯科，接受訓練後再次回到上海，是參與創建臺灣共產黨的女性領導人。我回答，謝雪紅二二八事件後偷渡到香港，之後進入中國解放區，組織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並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但之後在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之中受到批判與迫害，後來據聞已恢復名譽。諸如此類的事情，當時已經可以得知，但我心想若繼續深入被追問，該怎麼辦，著實忐忑不安，但老師並未追問下去，我也順利地通過口試。之後才想到，也許老師想確認我是否不僅聚焦於臺灣共產黨直接相關的資料，而是廣閱周邊的資料後，才著手書寫論文。

另一件插曲是，那時由於我的粗心大意，忘記接受健康檢查，那是當時進入博士課程的必要手續，慌亂中趕緊接受檢查才沒事，不過之後聽說我的指導教授・故上原淳道老師，在研究所的委員會裡，為我的疏漏而低頭求情。現在想起仍是滿懷愧疚。老師雖然已經離世，仍想藉此機會向他致上深深的歉意與感謝。

在諸多狀況之中，我進入了博士課程，但對於博士論文的題目非常迷惘，有段時間罹患了自律神經失調。大學3年級前往中國旅行時認識的朋友，研習針灸居然成為了治療師，以友情價替我診療，這讓我努力突破難關，不久便開始著手進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研究，最終延伸為博士論文。

應該同樣是在那個時候，某次參加完課堂討論會的回程中，同行的研究所前輩問我：「打算何時『反攻大陸』（轉換為中國研究）？」那是看見我進入了一個還無法掌握方向以及未來發展的領域，擔心後輩的前途，才有此話。我被這麼一問，心裡並未特別受到衝擊，只是聽完就發現，原來社會上的想法是這樣的啊，現在回想起來，更是感觸良多，長存我心。

那之後我依然無法「反攻大陸」，也沒有「反攻大陸」。經過那麼多年，已經忘記為何突然想起這件事。這麼說來，就想起蔣介石也無法「反攻大陸」。結果我的研究生涯，就成為研究臺灣的人生了。

標題圖片：本文筆者若林正丈先生（野島剛攝影）


我的臺灣研究人生：兩個衝擊──林義雄「滅門」慘案與葉石濤的一席話

政治外交 臺灣香港 

1980年的林義雄「滅門」慘案事件當時正好來臺，在狂瀾的政治動盪中聽聞葉石濤先生的一席話，種種遽變在心中留下的衝擊。

在高雄得知林義雄省議員一家被殺事件的始末

我在臺北市民生西路的餐廳「波麗路」裡，實際感受到「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的社會氛圍，其後隨著在臺灣大學留學的近藤正巳夫婦一同前往高雄。近藤夫人的兄長住在高雄，在當地做生意，因此我們到訪時可以暫居在他的住處。雖然沒有寫下旅行日誌，但馬上就知道是哪一天。當天正是2月28日。
一抵達高雄，便前往近藤夫人的哥哥家，再從那裡開車帶我們四處導覽，接著回到府上。客房桌上擺著當天的晚報，我記得是近藤先生先注意到第一版的頭條新聞。
那個新聞報導的，是之後被稱為「林宅血案」的恐怖迫害事件。
由於美麗島事件被送上軍事法庭的8名「黨外」（不屬於國民黨的政治團體）主要領導人裡，時任臺灣省議員的林義雄是其中一員。是日午後，不知名者侵入位於臺北市信義路的林宅，襲擊了待在家中的林義雄至親。他的妻子方素敏到監獄探訪丈夫而倖免於難，但林義雄的母親和3名女兒中的2人遭到殺害，另1名女兒也身受重傷。
反抗體制的父親已遭逮捕，體制正想嚴加懲罰。但這已經超過了他應該接受的懲罰，為何要殘殺他的親人？特別是完全與政治活動無涉，也無法抵抗暴力的年老母親和幼兒？這樣的行為天理不容，連被認為對臺灣政治不太關心的一般民眾，也似乎覺得強烈違反了社會的情理道義。
林宅作為政治犯的家宅，在戒嚴時期當然受到政治警察的嚴密監視。但光天化日之下，卻肆無忌憚地殺人。即使並非出自最高領導人蔣經國的指示，很明顯地是遵照體制內某處的指示所進行的殺人事件。對於關心政治的人來說，對體制必然生出不信任感，或是增強了原有就有的不信與懷疑。無疑地，此事件大大損傷了欲加罪於「黨外」領導人士的體制正當性。

封面背後的獨一文字「慟」

我在那次旅程中，為了理解「黨外」的主張，訂購了當時唯一發行的《八十年代》系列雜誌（也就是康寧祥主辦的雜誌。該雜誌被禁後，改名為《亞洲人》，之後再次被禁，又改為《暖流》月刊）。
回國後不久收到《亞洲人》月刊，該號以此事件為特輯，雜誌封面背後一整面的黑字之中，唯有「慟」一字為黑底白字，以表哀悼之意，成為非常具有衝擊性的版面。我曾數次寫信給在那次旅程中結識的吳密察先生，感謝旅途中受到他的諸多協助，以及請益關於研究的問題，但超過半年以上皆無回音。吳先生之後曾述懷說道：「因為那個事件陷入了非常低落消沈的狀態，完全無法回復心情回信。」
月刊《亞洲人》1980年3月號的正反封面照（筆者攝影）
月刊《亞洲人》1980年3月號的正反封面照（筆者攝影）
而我暫時投宿於近藤夫婦家的公寓，往南僅隔一個街區就是林宅。回到臺北後，某個早晨心中忐忑不安地經過該處，路上彷彿完全沒有發生任何事故一般，唯有附近小學傳來孩子們的歌聲迴盪。
其後經過數十年，我太太從以消費者團體為基礎的地方政黨起步，進而擔任相模原市議員，臺北的消費者團體經由我的臺灣友人請託，希望我太太能分享從消費者運動參與政治的相關經驗，因此安排了一場小型演講，我也隨同前往。演講會場設於「義光教會」，地址是臺北市信義路三段31號16巷，正是以前的林宅，之後改為教會之地。

葉石濤先生的一席話──「開始述說現代史的豐饒原野」

此外，1980年造訪臺灣時，還有另一件事至今難以忘懷。初次會見葉石濤先生，我曾就教於他。停留在高雄的某日傍晚，那次也是經由近藤夫婦的介紹安排，前往位於高雄市郊外的左營，拜訪葉宅。葉先生於1977-78年的所謂「鄉土文學論戰」裡，身為以「臺灣文學論」開展論述的文學家，可說已是名滿天下，但當時他仍擔任小學教師一職。真如字面所述，他是「葉老師」（譯註：日文「先生」一詞，常用在對於教師的尊稱）。
從微暗的入口，步上階梯到2樓，便可抵達葉先生的會客室。我們4個人以日語交談時，有位青年來訪。葉先生的會客室，同時也是文學青年的沙龍，因此葉先生換成華語說：「來談談歷史吧」，接著繼續說了下去。
其實我已在數年之後，寫文章發表了當時的種種經歷，那是我最初也是最後的文學作品解說。那大約是在1983年的時候，上回曾提到的松永正義先生，他帶頭召集幾位朋友，打算翻譯並編纂現代臺灣文學作品的選集，我也擔任其中一篇作品，千辛萬苦地完成翻譯，此外更逞強地撰寫了《臺灣現代小說選》Ⅰ、Ⅱ、Ⅲ（1984-85年、研文出版）之中第Ⅲ集《三腳馬》的解說。另外兩篇解說由松永先生撰寫，他身為日本首部現代臺灣文學選集的編譯者，這部選集讓他以臺灣文學研究者的身份閃耀登場。
我將自己的「解說」題為「開始述說現代史的豐饒原野」。從標題馬上可以得知，此文並非論及文學之物，倒是傳述了我自身在1980年進行的臺灣之旅的感受。此文有些長，在此只簡單引用部分段落。《臺灣現代小說選》出版於1985年，臺灣當然尚處於漫長的戒嚴時期之中，文中的Y老師，指的便是葉先生。
「從那之後約有一個小時，Y先生以一口沒有那麼標準但字句分明的北京話，向我們談起過往種種。故事從他的青年時期，也就是戰爭下的時代開始，然後言及戰後襲向臺灣的動亂，接著無可避免地，談到了『二二八事件』與其周邊的相關事物。」
「Y先生的口氣帶有一種親臨現場的緊張魄力。我覺得當時自己受到了某種心理衝擊。……當時，我聽著Y先生的敘述，面對臺灣現代史之中至今未能公開談論這件事的巨大與深奧，至今仍有所感，不禁錯愕而茫然。」
從現在回想起1980年的臺灣之旅，「不禁錯愕而茫然」的，或許不只是因為葉先生一席話所帶給我的衝擊。民生西路的西餐廳「波麗路」的衝擊，以及林義雄議員一家人受到襲擊的衝擊，也都重重疊加其上。我的「解說」標題為「開始述說現代史的豐饒原野」，當然意味著同時期的臺灣文學，開始述說起戰後臺灣的現實狀況，但與此同時，或許也透露出我自己當時的情況。那時，比起臺灣現代史，臺灣政治在我眼前開展的劇烈變化，讓我更加受到那一片「豐饒原野」的吸引。我的標題，便是自己研究轉向的自白。
標題圖片：葉石濤先生（中央）、林瑞明先生（左）、筆者「右」：1982年夏，攝於高雄市內咖啡館（筆者提供）

2016.6.1

許佩賢新增了 9 張相片 — 與 Masahiro Wakabayashi 和曹昌平

6/1若林正丈老師在師大台史所的演講：「台灣歷史的接力賽？──可視化、國家基礎權力、國民國家的形成──」文學院會議室爆滿。

若林老師擅於看出歷史中的某種結構，用他自己的說法，就是「發明新名詞」，用這些新名詞來解釋某種歷史現象。今天發明的有：邊境動力學(frontier dynamism)、國家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政治時差(time lag)、「負片」式到「正片」式國民形成。他從比較大的視野來看台灣史，試圖找出一種敘述台灣史的方法，用「台灣歷史的接力賽？（還只是構想，所以打問號）」來思考，一個帝國（敵國）接著一個帝國（敵國）統治，弔詭地在台灣形成台灣國民國家。
20多年前若林老師提出的研究假設──「本地地主資產階級」，我們也都還沒參透，這次的演講又多了好多「作業」。
我特別有興趣的是「可視化」(legible)與「挪用」(appropriation)。政府想要拿到社會的東西，一定要先知道有什麼東西，知道有什麼東西之後，才能挪為自己所用。土地調查、戶口調查、能力調查，都是「可視化」的工作，最終的目的在「挪用」。「可視化‧挪用」計畫與「國家基礎權力」併行，才形成國民國家的基礎。
謝謝老師來我們小小的所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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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戲的局外人──專訪《戰後臺灣政治史》作者若林正丈教授

作者：廖彥博 / 2015-01-14

（攝影／蕭如君）








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

「哇，國語怎麼說得這麼好！」是對眼前這位態度謙虛的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教授的第一印象。專研台灣政治的若林教授時常來去台灣、日本，每逢台灣選舉，也一定會前來觀選。不過這一次，若林老師是因為新著《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來台，並在台大校史館二樓接受我們的訪問。




當初為何會選擇以台灣戰後政治作為研究的主題呢？「在我就讀碩一的時候，透過一些台灣留學生介紹，認識了旅日的歷史學者戴國煇教授。」若林老師從頭道來。因為這般因緣，他讀了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突然驚覺：對於台灣，這個日本昔日殖民地的過去與現在，日本人竟然是如此的無知！一九七三年，他第一次來台，見到楊逵等耆宿，碩士生若林感受到一股衝擊，「就像開啟真空包裝，空氣『咻』的進入那樣。」若林教授笑著說道。




若林教授是先以歷史途徑展開對台灣的研究，其博士論文便以「台灣抗日運動史」為主題。一九七七年，台灣發生「中壢事件」，日本媒體的報導不多，倒是英文媒體有很多報導；早先日本對台灣政治的印象，只是認為那是蔣家統治下的死板之地，但是若林教授在接連而來的「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當中，注意到了台灣政治發展變化的動向。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發生，若林於隔年二、三月來台，當時軍法大審還沒開始，他卻已經感受到戒嚴時期的緊張氣氛。從那時起，他學會讀懂台灣報紙；每到台灣選舉，就向學校請假來台，開票日徹夜守候，翌日馬上上街買報紙，並和朋友會面，分析選後政情。就這樣，台灣戰後政治發展的軌跡，慢慢在若林教授的腦海裡鮮明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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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台灣選舉，他一定來觀選，台灣戰後政治發展的軌跡，慢慢鮮明呈現。（攝影／蕭如君）

簡單說，戰後台灣政治發展，就是一部「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史。那麼，「中華民國台灣化」又是什麼？「當然，這是一個有許多作用力共同推進的歷史過程，如果非要用一句話來說明，我認為是『虛構的解體與現實化』。」若林教授如此表示。這還得要話說從頭：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台灣和想像中的「祖國」，亦即國民黨建立的中華民國體制進行整合。不幸的是，一年多以後的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八」事件，宣告台灣與中華民國的整合徹底失敗。台灣菁英在此事件裡慘遭整肅，則讓許多世代的台灣人對國民黨留下難以平復的族群創痕。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中國內戰當中全面潰敗，蔣介石在危急關頭穩住了台灣這個最後堡壘，隨後，整個中國的國家體制便「縮小到台灣來」。戰後台灣政治體制，出於國民黨政權的決斷，首先是繼續沿用大陸的規模，以台灣代表整個中國，其次是在冷戰的國際格局裡站在美國這一邊，成為太平洋反共前哨。為了在島內鞏固統治，國民黨政府鼓吹領導人崇拜，宣導虛構體制的合理性（台灣是「自由中國」），憲法是「法統」，不可更動；大陸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絕不能改選。凡此種種，若林教授統稱為「遷占者國家」概念。

這個「遷占者國家」，以政治資源而言，掌握分配權力的，以大陸遷來的外省族群居多，本省人大致上處於受支配地位。隨著時間過去，虛構體制和現實的差距愈來愈大。到了一九七二年，國際局勢出現對台灣不利的重大變化。首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接著是日本與台灣斷交。虛構體制在國內外的衝擊下，顯得搖搖欲墜。這一年，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展開各種改革措施，簡而言之，是將原有的政治資源，在嚴格監控下，緩緩分配給本省人族群。若林教授稱蔣經國啟動的改革為「一九七二年體制」，可謂「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濫觴。只可惜，長期受到壓制的本省族群，不能滿意這樣的政權開放速度，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都是這種情況下的反映。

不過，台灣化與民主化之間，並不能畫上等號。民主化和台灣化結合的時間點，可以標定在一九八六年民主進步黨成立那天，也可以從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總統去世、李登輝繼任時算起。若林教授認為，八○年代是族群政治化的年代，台灣民族主義和民主化相結合，其進程表現在歷次的重大選舉上。一九八九年，最後一次增額立委選舉，民進黨獲得改選名額的三分之一，可說就此開啟了族群政治動員的階段。

台灣族群間的政治衝突，在平日生活時差異並不明顯，一旦文化社會界線成為問題，族群關係便緊張了起來。選舉正暴露出這種界線。當壓迫體制存在時，被壓迫者無法表達自己的聲音，表面相安無事，所幸台灣有選舉可供發聲，因此選票順勢成為政治動員激烈廝殺的戰場，也是台灣民主政治的特色。「台灣的選舉和日本不同，選舉期間熱鬧喧天，選後卻大都能平和落幕。」若林教授笑著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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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選舉和日本不同，選舉期間熱鬧喧天，選後卻大都能平和落幕。（攝影／蕭如君）

台灣進入民主化浪潮以來，已歷經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三任總統，本土菁英「出頭天」後，出路如何構想，認同中華民國的外省群眾，情感與認同如何安措，仍然是台灣政治發展的重要課題，也考驗著台灣領導人的智慧。雖然民眾已經厭倦了藍綠惡鬥，也出現如台北市長柯文哲這樣標榜「超越藍綠」而勝選的政治人物，但是就若林教授看來，是否真能超越族群動員，仍有待時間判斷。

若林正丈教授長年觀察台灣政治發展，他並不是全然的遠距離旁觀，而是身歷其境、感同身受的「入戲的局外人」。他結合美、日、台等國最新研究成果著成的《戰後臺灣政治史》，也值得人在局中的我們，來看看他這本透徹而帶感情的作品。

高雄研究文獻中心開幕 陳菊：228全台第一槍地點設立深具意義
記者陳俊廷∕高雄報導 2014-12-21 17:58

悲劇…

【民報】高雄研究文獻中心開幕 陳菊：228全台第一槍地點設立深具意義
「研究高雄到台北找資料，對嗎？」高雄歷史博物館新成立「高雄研究文獻中心」今（21）日由高雄市長陳菊主持揭幕儀式，日本教授若林正丈、臺大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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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吳密察、若林正丈、陳菊、張守真教授（記者陳俊廷攝）


「研究高雄到台北找資料，對嗎？」高雄歷史博物館新成立「高雄研究文獻中心」今（21）日由高雄市長陳菊主持揭幕儀式，日本教授若林正丈、臺大歷史系教授吳密察、高雄在地研究者張守真教授均將其代表著作率先捐贈給文獻中心，陳菊也鼓勵更多人將有關高雄文獻、專書貢獻捐出，傳承歷史記憶。

設在高雄市歷史博物館三樓的「高雄研究文獻中心」今12月21日（日）舉行揭幕儀式，日本教授若林正丈捐贈其名代表作《海峽》、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吳密察贈書《日本觀察一個台灣的視野》，高雄在地研究者張守真教授贈書《臺灣慣習記事》，專程來台的若林正丈教授與陳菊從戒嚴時期認識，惟一別數十年未再相見，陳菊見到若林教授來高雄倍覺欣喜。

陳菊表示，戒嚴前，透過黃昭堂認識若林教授，一晃幾十年，這次「再相見」，黃昭堂已辭世，並說若林教授知道其是「職業革命家」，她和團隊成員都沒有經營事業，現在只想「看到高雄改變」過去高雄產業佈局以重工業為主，近十年來努力追求「自我方向」，而市府團隊亦努力「翻轉高雄」，凝具高雄文化力量，她說，執政以來，每年蓋一座圖書館，改造或重建使其與社區結合，希望讓市民更接近圖書館，而甫落成的「高市總圖」100萬藏書亦由市民、企業團體捐贈，讓大家對圖書館情感聯結性更深。

陳菊特別強調說，高雄市史博館的前身「高雄市政府」在1947年228事件中是全台「開啟第一槍」的地點，當年門口血流成河，提醒市民勿忘高雄歷史傳承使命，盼台灣未來不再有悲劇，她期待未來在高雄專屬的研究文獻中心能找到有關高雄所有的資料，同時，也感謝學者對高雄歷史的紮根，鼓勵民眾捐書，豐富高雄文史知識。

若林教授說，台灣戒嚴時的80年代，很多朋友（黨外）向他「抱怨」當時台灣政府，他並透露說：「台灣戒嚴時，當時陳菊還偷偷拿東西請他交給在日本黃昭堂」，這次經由吳密察建議其捐書給高市府，他很高興來見陳菊市長。

現任台大歷史系教授、前文建會副主委吳密察說，過去中央不論「有形」、「無形」都投資在台北，連研究高雄都還要跑到台北中央圖書館的「台灣文獻館」找資料，吳密察說其是南部人，有使命感平衡、扭轉南北不平衡，所以他向高市文化局建議在地方鄉鎮公共圖書館要有「鄉土專櫃」；在博物館要有「研究資料中心」。

現任文藻外語學院，高雄在地研究者張守真教授說，其從嘉義來高雄，以前高雄印象是「文化沙漠」，10多年來開始轉變，他期盼「高雄學」研究邁向世界級，成為各界「研究高雄」必到訪高雄，而非台北中央圖書館。

「高雄研究文獻中心」分為一般書區、密集書區、期刊區及電腦使用資料庫暨查閱區。其中一般書區有購自全國的重要研究資料，以及日文和西文等研究專書；密集書區收藏有珍貴復刻《高雄新報》、《臺南新報》和《臺灣日報》，以及《臺灣史料集成》等文獻；期刊區則蒐羅一般公共圖書館不會陳列的重要研究期刊與高雄地區期刊（包括國科會/科技部收錄TSSCI和THCI之《臺灣史研究》、《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等等）；查閱區內則有線上數位資料庫，可供查閱史料文獻和期刊電子書，與紙本資料相互補。

附註：若林正丈教授從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退休後，曾轉任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擔任所長，三十餘年來，關注台灣政治社會現象，被譽為日本研究台灣第一人。


臺

灣的「太陽花運動」和「多數」群體的意義


若林正丈 [作者簡介]
政治外交

[2014.08.12]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在馬英九政府向中國傾斜的背景下，「太陽花運動」對臺灣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本文作者剖析了掀起這場和平抗議運動的臺灣「新多數」群體的特點及新型公民運動的未來前景。　

簡單視圖 / 列印

學生主導的「非暴力」抗議運動
2014年春，臺灣政治舞臺上掀起了一股名為「太陽花運動」的旋風，而後又很快復歸於「平靜」。
3月17日，臺灣執政黨國民黨在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上強行宣布臺灣與中國之間的「服務貿易協議」（2013年6月簽署）完成審議，並將送立法院院會存查。這成為了運動的導火線，第二天18日，對此表示反對的學生衝入並占領了立法院議場，直到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出來調停，表示「在兩岸（中臺）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完成立法前，不會召集服貿協議相關黨團協商會議」後，方才於4月10日退出議場，運動至此告一段落。
儘管這一期間出現了部分學生衝入行政院大樓內，警察實施驅離時有人受傷，但運動強調「非暴力抗議」，從總體上看，整個過程是極為和平的。從決定接受立法院院長調停到離開議場的3天時間裏，示威學生們清掃了議場和之前因靜坐示威、舉辦演講而占據的周邊道路，行事細緻周到。

「公民不服從」——以民眾「多數」為背景的訴求

然而，這並不是一次單純在街頭舉行遊行和召開集會的行動，他們占領國會議場及其周邊道路進行示威，即所謂的「採取行動」，也是一種「非法」的活動。以「非法」「採取行動」的學生為主體的運動，居然能以如此平靜的方式收場？那些對東大安田講堂攻防戰（1969年）與淺間山莊事件（1972年）等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新左翼運動苦澀結果依然記憶猶新的日本人，恐怕有不少人會對此感到意外。
這是何故？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異？正如新左翼運動漸至盡頭時提出的口號——「尋求團結而不懼孤立」所象徵的那樣，當時日本的學生運動，向社會發出呼籲以獲得廣泛支持的希求非常淡薄，導致其「採取的行動」被貼上了「暴力」的標籤，最終走向衰退。
但是，今天臺灣出現的「太陽花運動」不同。18日衝入並占領議場的行動迅速贏得了支持，這在一般人的預料之外，恐怕也超出了當事者的預期。學生占領議場後，靜坐示威以表支持的民眾將立法院周邊道路堵得水洩不通，包括議場內外的聯絡與補給、向臺灣內外發布其主張等工作在內，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大家在一瞬間便擺好了陣勢，形成了一股浪潮。數日後，這股浪潮開始被人們稱為「太陽花（學生）運動」，3月30日，示威者甚至在總統府前舉行了抗議集會，警方公布的參加人數為11萬人，而主辦方宣稱有50萬人參與了這次集會。
運動的背後是否擁有在社會中具有一定規模且輪廓較為明確的「多數」的支持，恐怕是能否實現「平和」收場的一個重要因素；再加上馬英九總統和王金平院長之間存在的執政黨黨內的對立，可以認為，政府因此而未能果斷堅決地強行驅離占領議場的學生，不情願地認可了王院長的調停結果；或許還可以說，示威者也因有望回歸到占據「多數」的大眾之中，所以可以接受眼下的妥協。就是這種來自大眾的「多數」勢力，將「太陽花運動」塑造成了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典型事例。

為捍衛民主政治喚來的「多數」群體

那麼，這種「多數」群體到底是什麼呢？它首先是捍衛民主政治的「多數」勢力。占領議場的行動喚起的不僅是人們對「服務貿易協議」本身的是非爭論，也是對政府執政黨的不信任和抗​​議，因為現政府在渴望與中國加強關係的過程中沒有充分顧及該協議為臺灣前途帶來的巨大影響，未能履行解釋的責任，違反了有關法律審議的規則。或許可以說，對形成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臺灣民主體制，廣大民眾共同產生了一種是否出現了什麼變數的疑慮。若沒有這種憂慮喚來廣泛「多數」的民眾，大概就不會出現街頭政治中廣大的示威群體，支持和擁護占領議場的學生。
不過，占領議場的行動並非無緣無故就在街頭催生出了這樣的「多數」勢力。一個背景原因在於，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國民黨重奪政權之後，公民不服從活動逐漸有了一定的積累。此前的街頭政治的多數勢力指的是臺灣政治社會的兩大陣營——國民黨和民進黨圍繞總統選舉和其他爭論點比拼號召力而動員起來的民眾，即在現行政治體制框架下被動員到街頭的政黨政策的追隨支持者們。
然而，2008年國民黨重返政權以後，在產業開發和城市再開發之際，各地頻發了反對強徵土地運動、新兵受虐致死抗議運動、反核電運動以及「服貿協議」簽署後開始的反對運動等，有時可以動員超過數万名抗議者走上街頭。「太陽花運動」無論從人力還是組織上看，都是前述那些運動的繼續和發展。

針對中國的滲透，「臺灣認同」增強

「太陽花運動」顯露出的「多數」勢力的另一個側面，也是2008年以後開始顯著增強的「臺灣人」認同。臺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實施一項問卷調查，讓臺灣民眾在「臺灣人」「中國人」「都是（既是臺灣人又是中國人）」三個身分認同選項中做出選擇，下圖顯示的是該調查的結果。

觀察此圖可以發現，2007年，在被認為獨立傾向強烈的民進黨陳水扁政權時期，選擇「臺灣人」的人數比例實際上還略低於選擇「都是」這個折中歸屬意識的人數比例；但2008年情況發生逆轉，之後在馬英九當政時期，選擇「臺灣人」的人數比例持續上升，到了可謂是「太陽花運動」前夕的2013年12月，該比例達到了近60%。運動期間，在許多參與或支持運動的年輕人、學生們中出現了種種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是「臺灣人」而非其他任何身分的故事，此處不作詳述。對運動產生共鳴的多數人，我們或許可將他們都視為包含在了這種「臺灣人認同」的大眾之中。
此外，在「太陽花運動」中，人們頻繁而帶有批判色彩地提及了「跨海峽政商網路」和「兩岸權貴階級」等詞。批評觀點認為，國民黨馬英九政權下，在臺灣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以及執政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各種交流進一步擴大的過程中，覆蓋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既得利益網路日益擴張，大有掌握臺灣走向決定權之勢，這壓迫了在臺灣與中國關係發展中難以受益的階層，並不斷侵蝕著臺灣的民主政治。
上述言論也包含了對「新自由主義秩序」 的批判之意，圍繞作為新「多數」大眾的臺灣認同政治，它與新的階級政治重合。或許可以說，這也是「太陽花運動」背後「多數」群體的一個新特質。

「新多數」的前進之路充滿荊棘

「太陽花運動」使臺灣政治中浮現出新的「多數」群體，與之對峙的是「舊」的「多數」群體，他們在2012年選舉中助馬英九再次當選總統，給現行制度框架內的政治賦予了正統性，執政黨國民黨因此掌握了國會運營的主導權。此次運動迫使這種「舊」的多數勢力做出了一定的讓步，對其支持的政權的問責提出了質疑。
但是，按照現行的政治體制，在預定於2016年舉行的下屆總統選舉和立法院選舉之前，新「多數」勢力不會有機會向其認為疏於解釋責任的總統和國會議員直接問責。於是，參與了「太陽花運動」的市民組織等發起了旨在糾正現行民主制度中問責制（accountability system）缺失的公民運動——「新憲法運動」，還應運而生了「公民組合」，準備在2016年總統選舉時同期舉行的立法院選舉中擁立自己的候選人。
不過，其前途不容樂觀。因為問題不僅僅在於臺灣民主的問責制。即使暫且不考慮安全保障和國際政治層面的問題，中國也不可能減弱借助「跨海峽政商網路」對臺灣進行滲透的力度，而國民黨亦不可能放棄該黨在現行政治制度內易於贏得多數的好處。面對外部來自中國的滲透和內部新「多數」勢力的登場，被期望在現行政治體制的框架內與國民黨抗衡的民進黨又將如何應對？其方向性尚不明朗。
與此同時，「公民組合」能否通過國會選舉等方式迅速在政治體制內站穩腳跟，則還是一個未知數。1990年春，被稱為「野百合運動」的學生和公民運動，在推動民主化發展的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如今對了解臺灣民主化歷史的人們來說，依然記憶猶新。但似乎可以認為，2014年出現的「多數」群體，他們所面臨的內外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峻，更加具有挑戰意義。
（2014年6月28日）


標題圖片：學生領袖們在臺灣立法院前舉行記者會（2014年3月27日，時事通信社）

附身於台灣總統政治的「怪物」──「太陽花學生運動」的啟示 若林正丈（Masahiro Wakabayashi） Apr 22, 2014原文連結：本文刊載於早稻田大學線上網站「Waseda Online」「太陽花學運」的衝擊

三月十七日，在 台灣台北的立法院（相當於國會）中，執政黨國民黨於內政委員會強行通過了「服務貿易協定」（去年六月簽署）、逕付院會審查。是夜，一群反對此事的學生衝入 立法院、佔領了議場。出乎意料的，這個行動迅速獲得了支持，自佔領議場以來，立法院周圍的街道都被支持者佔滿。議場內外的聯絡和補給、發送給國內外的訴求 與資訊，都迅速地整合起來，數日後，這波運動被通稱為「太陽花學運」。三月三十日，警方宣稱有十一萬人、主辦單位宣稱有五十萬人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於總統 府前舉行。



這場運動在國際社會的迴響並不小，甚至連中東的半島電台的報導中 都面訪了該運動的幹部。自2008年以馬英九為總統的國民黨政權重新執政以來，開放兩岸直航、中國觀光客來台、中國對台最高機構長官訪台、對中經濟合作架 構協議（ECFA）的簽訂、國共兩黨的頻繁交流活動、加上今年年初中台對口機構的初次會面，使經濟關係從「正常化」轉為「強化」、甚至將重點從經濟關係轉 向政治關係等等，都一再向國際社會顯示著中台關係的急速發展。儘管推測「太陽花學運」對今後的局勢會造成如何的影響，有其難度，但，從台灣內部的反對聲浪來看，中台關係的停滯和後退的可能性，也是國際社會應該要重新認知的事實。






（圖片來源：陳熙文@台大新聞E論壇）



四月六日，國民 黨籍的立法院院長（相當於國會議長）做出了「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制定之前，不會進行有關服貿的政黨協商」的讓步，「太陽花學運」於隔日（四月七日）宣布實 質勝利聲明，並決定於十日晚上退出議場。究竟為何「太陽花學運」擁有如此大的影響力、並持續了如此長的時間呢？
最常被指出的一點是，自08年馬英九執政以來的親中態度，讓台灣社會快速被「中國因素」滲透，並在台灣內部造成廣泛的、對中國快速併吞的不安全感，因此，我們也許可以將這個運動理解為，在這樣的不安累積之下的政治爆發點。
但是，若細觀民主化以來的台灣政治，便會發現有一些不能忽略的背景因素、以及民主化後臺灣總統政治的問題，正在漸漸地浮上檯面。
台灣總統政治的運作
在新興民主體制 之中，由於規範總統權力的制度並沒有太大的進步，導致即便國家元首選舉已經民主化，選後仍然容易發生最高政治權力、及高階官員的貪汙和獨裁化。在台灣，於 陳水扁的第二任執政期間，亦曾發生過貪汙問題。因此，綜合而言，台灣的總統政治，有著台灣特殊政治脈絡下產生的問題。
台灣最大在野黨 民進黨的黨綱明文寫著「台灣獨立」。近年來，民進黨的領導者雖然沒有直接主張台灣獨立，但台獨綱領的廢止問題，也沒有詳細地被討論。而且，民進黨領導者也 不曾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一個中國原則」。此外，執政黨國民黨既然是「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也不否認與中國的「終極統一」、並且對「一個中國原 則」採取既不主動表明立場、也不否定的態度。意即，從台灣的政黨意識型態對抗光譜而觀，可將此視為「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對抗，而政黨與政 治家，就在這個光譜上或多或少地尋求自己的立足點。
此外，自 1990年初期開始，一直在持續調查的民調結果明確顯示，對「自我認同」一問回答為「台灣人」的比例確確實實在上升中。另外，對未來的國家選擇，即「台灣 獨立」、「與中國統一」、「維持現狀」的偏好問題，一直都是「維持現狀」佔大多數。其中，自馬英九執政以來，「台灣人」和「維持現狀」的比例一直在增加 中。不管是要當選總統、還是要在當選後穩定執政，總統都必須在這樣的民意基礎上巧妙維持著某種平衡。當然，面對中國亦是如此。
1992年4月19日，黃信介、許信良、施明德與林義雄等人率領數萬群眾遊行要求總統直選。（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1996年開 始，台灣實行總統直選。任期四年，不得連選三次以上。至於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和地方首長、地方議會議員等政治家，則多依據意識型態、考量現實利益來決定 作為，因此選民在投票的時候也並非純然依據意識型態在投票。但是，決定國家領導人的總統選舉，就另當別論了。
如前所述，選民 對「統獨議題」的意見分布，明顯呈現為中間最多數的倒U字型分布。若把意識型態的光譜，以最左側為「台獨」、最右側為「反台獨／統一」來看，則在總統大選 的競選活動中，可以發現民進黨候選人從中間開始，努力鞏固左方的所有支持者，並想盡量把「羽翼（wing）」伸到另外一端，希望把得票最大化，而國民黨亦 然。例如，2000年大選中陳水扁所屬的民進黨，在黨大會中做出以「台灣已實質獨立、現況下的名字是中華民國」為旨的決議，擱置「台獨綱領」；或是馬英九 於08年的選舉表示「燒成灰都是台灣人」，以修辭技巧來拉攏「台灣意識」等等，都是很明顯的例子。
但是，開始實際 握有政權之後，與選舉態度的相異之處開始浮現。原本總統本身的政治信念必然位於意識型態光譜中點的「左方」或「右方」，而選後進入執政決策圈的政黨人士和 學者亦是如此。此外，在選舉的時候熱心幫忙、有狀況的時候會聲援街頭運動的支持者，通常位於較為接近意識型態光譜左右兩端的位置。而這些熱心支持者的意識 型態光譜分布，便呈現M字型。事實上，執政黨從當選後的第二年的預算編列開始，就會漸漸有偏綠或偏藍的施政傾向出現，而光譜另一側的反對者，就自然會出現 強烈的不滿聲浪。
這樣的「選後意 識型態M字型分布」凌駕了「選時意識型態倒U型分布」的狀況，在總統連任後的第二任期更為明顯。雖然在第二任期一般而言支持率會下降，但由於台灣規定不能 選第三次，所以對總統而言，比起當下的支持率，他會更注重任期結束後的歷史名聲。若推行公共政策的成績不佳、支持率直直落且難以回復，那麼在第二任期，總 統這樣（重視名聲）的傾向便會越來越強，進而導致總統的施政越來越偏離選舉時所重視的平衡態勢。例如，陳水扁的狀況是，陷入中國政策的失當與自身貪汙問題 的窘境，政策便開始訴諸左端的「深綠」支持者，進而束縛了後來在大選與馬英九對戰的同黨候選人謝長廷。至於馬英九的狀況是，無論對中國的關係如何進展，都 無法順利改善台灣內部的經濟狀況，因此，即使馬英九的中國政策受國際肯定，國內支持率仍十分低迷。馬總統在進入第二任期後，表明了他要完成「歷史的使 命」，除在經濟方面持續紓緩兩岸緊張關係之外，也希望能與習近平主席會面。而這個「創造兩岸和平道路」的使命感，更使得他認為「服務貿易協定」無論如何一 定要被立法院通過。這樣的使命感不只造成了總統的焦慮，更被認為是這次國民黨之所以要在委員會強行通過服貿的背景因素。
（圖片來源：我是魚夫@Flickr）
附身於台灣總統政治的「怪物」
如果可以用誇大 一點的說法來形容的話，台灣的總統政治，可謂被一個「怪物」附身了。這種捉迷藏式的用詞或許不太恰當，但若要防止所謂的「怪物」出現，臺灣的總統必須同時 扮演「陳水扁」和「馬英九」的角色，才可以維持臺灣政治穩定所需的平衡。換言之，臺灣總統不但需要有充分的黨內權威、才得以在「統獨」問題方面取得平衡， 也必須擁有對民意脈動的敏感度，更必須擁有能讓人民清楚了解政府欲推行之政策的政治溝通能力。如果無法擁有以上的能力，想要又當「陳水扁」、又當「馬英 九」，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由於陳水扁召喚出了「怪物」，民進黨失去了政權，曾為民主制度的建立貢獻一己之力的他們，對民意的應對能力變得低落；至於 馬英九在第二任期潛在的「怪物」，也有同樣的傾向正在加速成形。第二任期的政權運作、以及對服貿議題的處理，正是因為很多人都感覺到「政府沒有好好的向人 民說明清楚」，所以像是佔領議場這種「違法行為」才會造就了對社會強烈的「覺醒呼喚（wake-up call）」，並獲得廣大的支持。
若是只有以召喚 「怪物」作為代價才能達成政權交替，這對台灣的民主體制而言，必定只有負面影響而已。但是，被置於嚴酷國際政治環境中的台灣，這回若是落入了「因為民主政 治制度喪失了威信、進而訴諸體制外的抗議行為」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中，民主政治制度便會失去區隔「中國」與「台灣」的功能，不但「國民黨vs民進黨」的政治 對抗關係將淪為表象，更可能在實質上不慎落入「國共兩黨聯合vs台灣公民運動」這種極度不對等的權力結構。「太陽花學運」即便獲得一時的成功，在體制內擔 負民主重責大任的政治人物，如果沒有認知到這個層面的意義、以及所需要的擔當，將會非常的危險。尤其是在美國影響力低落、威權中國權力不斷坐大的現在，要 是失去了台灣的民主，亞洲的民主也非常可能一併失去了吧。
（四月八日是為記）
十日晚上加註：學生把議場復原、清掃以後，在十日的晚上六點同聲明所述，從議場撤離了。
（註：本文譯者：林彥瑜 ／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交換學生）
就算臺灣處於美中兩大強權的夾縫之間，因此就忽視其主體性的存在，這樣的觀點畢竟有所偏頗。當然，發自這個「主體」的聲音並非單一，也是我們應當銘記於心的。
---若林 正丈Wakabayashi Masahiro《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xii

目次】
中文版序╱若林正丈
前言

序章　觀察現代臺灣政治的角度
一、民主化、認同政治、臺灣海峽的和平
二、為什麼中華民國臺灣化？
三、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展開

第壹部　前期．初期條件．啟動　1945-1987年

第一章　多重族群社會的臺灣―歷史前提
一、滿清帝國、日本殖民帝國、多重族群社會
二、中場的悲劇―二二八事件與「省籍矛盾」、臺灣民族主義的歷史起源―國家機構的統合
三、國民黨政權的撤遷臺灣

第二章　戰後臺灣國家與多重族群社會之重組―初期條件
一、作為東西冷戰「前哨站」的戰後臺灣國家
二、作為另一個「正統中國國家」的戰後臺灣國家
三、作為遷占者國家的戰後臺灣國家
四、多重族群社會的戰後重組

第三章　不合理體制的惡化與調整―啟動過程
一、外部過程―從冷戰前哨基地到曖昧的周緣
二、內部過程―從體制調整到體制轉型

第貳部　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展開　1988-2008 年

第四章　民主體制的設置―「憲政改革」的第一階段
一、「憲政改革」的啟動與其政治藍圖
二、「憲政改革」的展開―「最小綱領民主體制」的設置與政府代表制問題的解決

第五章　朝向主權國家與民主體制的苦惱―「憲政改革」的第二階段
一、「凍省」與「臺灣式半總統制」之形成―第四次修憲
二、「兩國論」修憲的夭折與「憲政怪獸」的終結―第五次修憲的糾紛與第六次急就章式修憲
三、政權交替的衝擊與第七次修憲―國家性與政治體制的新典範？

第六章　民族主義政黨制的形成及其展開
一、民族主義政黨制的形成與政治動員之族群＝民族的（ethnic-cum-national）脈絡
二、民族主義政黨制的展開

第七章　多元文化主義的浮現
一、「過去的克服」與「族群和解」
二、從同化主義到多元文化主義
三、變貌躊躇的認同

第八章　七二年體制的傾軋
一、中華民國臺灣化與「七二年體制」
二、「一個中國」原則在臺灣的衰退

終章　中華民國臺灣化與臺灣海峽的和平
一、中華民國臺灣化之未來
二、中華民國臺灣化與臺灣海峽的和平

後記
中文版後記╱薛化元
參考文獻
索引


序章　觀察現代臺灣政治的角度（摘錄）

本書是一本雙重觀點的現代臺灣政治論。政治結構變動論的角度所要論述的，是「中華民國臺灣化」這種政治共同體層次的政治結構變動、以及因此所牽動的社會文化之改觀與國際政治傾軋的過程。另外要輔以歷史的觀點，遠眺那些把臺灣當作邊陲的各個帝國之興衰。
臺灣歷經過三個性格迥異的帝國（作為古典之世界帝國的清朝、作為近代殖民帝國的日本、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正式帝國」的美國）體系之邊陲地位，其中或被編入或被庇護，刻畫出一段獨特的發展歷程。如今，竄起的中國正燃燒著炙熱的欲望，企圖把這個擁有複雜歷史的邊陲再次收編旗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世界性的中心─邊陲結構（美國帝國體系）中，臺灣造就出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立足此一成果之上，面對東西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浪潮所導致的中心─邊陲結構之變動的新趨勢，臺灣顯得半推半就。要論述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原動力，也等於是把現代臺灣政治史放在此一脈絡中來檢視。
臺灣，是一個土地大小和位於日本列島南方的九州相似，人口約2,300萬（2007年）的島國。戰後長期受到忽視，近年來，政治開始受到日本以及國際社會的注意。
理由之一，無疑是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在經歷戰後三十餘年的中國國民黨一黨統治之後，二十世紀最後四分之一個世紀所發生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終究也席捲了這個島嶼。臺灣的民主化，就在斷然實施政治自由化、導致國民黨的一黨統治遭到破壞當中，開啟了進程，接著著手改革政治參與體制。1986年，在野的民主進步黨獲得組黨許可；隔年，終於解除了長久以來束縛政治自由的戒嚴。隨後，1988年1月，斷然實施這項自由化的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去世，國民黨內部隨即掀起一波慘烈的權力鬥爭。
最後，在壓制局面的李登輝（總統兼黨主席）之主導下，向來被譏為「萬年國會」的畸形國會，在1991至1992年之間完成了正常化﹔再經過1994年分別實施的臺灣省、臺北市、高雄市等大型行政區的首長民選過程﹔最後藉由1996年實施總統直接民選，完成了民主化工程。就在韓國的民主化與民主體制持續存在的同時，臺灣也成立了民主主義政治體制，這些體制雖帶有種種缺陷，卻也不斷發揮功能持續運作，已經構成了東亞政治秩序的一部分。
不過，事情並未就此結束。隨著民主化的進展，臺灣政治中所具有的強烈認同政治色彩也逐漸浮現。民主化雖可藉著政治體制之包容力的提升而減輕甚至解決有關認同的爭議，相反的，認同的爭議也有可能因為民主化所導致的政治競爭之擴大與激化而受到挑撥與刺激。在自由所拓展的政治空間裡，臺灣民族主義躍出檯面，開始對抗中國國民黨政權用來作為國民統合之用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官方中國民族主義教條。自1980年代末期開始，所謂「統獨問題」（應該與中國統一或者臺灣自己獨立）、以及臺灣住民「究竟是臺灣人或是中國人？」之類的問題，隨著對於具體的對中政策究竟是對是錯的追究過程，變成了爭議性的發燒議題。
那個存在於臺灣並自稱為「中華民國」的政治體、以及構成這個政治體之內涵的住民，兩者對於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出現了爭議；此外，那些在公共舞臺上露臉的各個政黨以及不同的政治家、意見領袖等公眾人物的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立場，也被不斷地嚴格追問。
戰後臺灣最深刻的社會裂痕就是存在於「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矛盾，民主化也促成了這種「省籍矛盾」的改觀。所謂本省人，是戰前以來就住在臺灣的人民，人口上居多數，他們因為民主化而掌握了權力。相對於此，外省人是隨著戰後國民黨政權渡臺者，他們在黨、政、軍、文化機構方面占據要職，在人口上雖居少數，相對於本省人，卻在戰後臺灣國家占據著結構上的優勢地位。民主化，也可以說是這批占據支配地位的少數人口在「政治─意識形態─文化」等各方面逐漸失去其結構性優勢地位的過程。
另外，因為民主化而擴大的政治自由，也影響到在本省人中居少數地位的「客家人」、以及在人口上居壓倒性少數地位的原住民族，他們開始展開族群上的自我主張運動。這些運動的主張逐漸被社會接受，中央政府行政院層級也設立了專職機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顯示國家開始把回應少數族群要求的責任，化為行政上的制度化工作。受到臺灣民族主義對於國民黨政權依據官方中國民族主義所建構的一元性文化支配所發動的批判之影響，企圖以臺灣社會之各「族群」（後述）的文化相互尊重為原則，讓臺灣文化朝多元文化方向重組的理念、以及企圖實現此一理念的社會、文化上的實踐也應運而生。
就這樣，民主化所掀起的臺灣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循著臺灣「多重族群社會」（詳細請參照第一章）的雙重族群界限所形構的複合式族群政治（ethno politics），與國族認同或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政治的相互重疊中，展開了一段複雜的政治過程。認同政治的此種樣貌，在民主體制的建置完成後，力道反而變得更加強勁。
臺灣的選民自1990年代以來，透過幾乎是年年舉行的中央層級選舉，即總統選舉（四年一次）、國會（立法院）選舉（三年一次，2008年以後四年一次）、臺北市長、高雄市長選舉（四年一次，實質上具有選出未來的總統以及行政院長候選人的意義），一方面定期確認自己歸屬於臺灣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意識，一方面也在政黨之間的競爭、特別是在選舉期間的競爭中所展開的複雜之認同政治中，經歷分化與統合向量之間無法避免相互糾纏的政治過程。
另要附加說明的是，此種認同政治並非僅出現在臺灣內部的政治中。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中國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他們過去高喊「解放臺灣」，1970年代末期，國家方針修正為「改革開放」，從此以後，除了號召「祖國的和平統一」以外，一方面也不斷重申絕不放棄武力作為行使統一的手段。臺灣的認同政治，理所當然地跨越了臺灣海峽，把強烈主張「一個中國」、「反對臺灣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各號政治人物也捲入其中。對於這些相互糾纏的動向，美國或日本往往被迫必須對其中一些做出回應，也因此，強化了臺灣認同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牽扯，甚至對於臺海的和平、以及以亞洲安全保障問題為主的國際政治，也都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何以致此？――若從臺灣政治這一方面探求其因，則本書所做的觀察認為，此乃因為臺灣政治民主化這一結構性變動，啟動了另一個與此結構性變動重疊、卻又與民主化有著迥然不同之內容與意義的政治結構上的變動；而這個政治結構上的變動所造成的影響，在臺灣民主化之後不但繼續存在，更隨著中國因為「改革開放」的成功而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勢力快速增強，導致戰後在「非正式的帝國」美國，或者「美國帝國體系」（請參照第二章第一節）所建構的世界秩序之下所定形的維繫臺海現狀之體制（「七二年體制」）出現傾軋所造成。
本書擬將此所謂另一個政治結構上的變動稱之為「中華民國（的）臺灣化」。本書則是一本站在「中華民國臺灣化」的角度，描寫臺灣以及關於臺灣政治之衝擊的現代臺灣政治論。


中文版後記（摘錄）
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若林教授的博士論文，即是以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作為專攻。由於長期以來關注臺灣近現代史的研究，特別是在戰後臺灣史研究上著作甚多，更被臺灣研究學界視為研究臺灣現代史的重量級學者。換言之，若林教授的社會科學研究出身的背景，常常相對被忽略。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學術背景出身，使得若林教授雖然重視史料的統整、論述，對於歷史的解釋更是用力甚多。
而本書的內容，也是若林教授研究取向的體現，呈現的特點之一是：大量應用最新的研究成果，統合目前為止中、日、英文學界對戰後臺灣史的研究，橫跨政治學、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區域研究、認同政治等學術領域。在〈前言〉中指出，本書運用了至少包括「多重族群社會」、「遷占者國家」、「七二年體制」、「民族主義政黨制」等論述工具。換言之，本書是一本具科際整合特色的戰後臺灣政治史，也是作者在先行者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其獨特的「分析式架構」，檢視並解釋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歷程。在研究成果的掌握上，則兼具深度與廣度，臺、日年輕學者的研究亦在援引之列，在閱讀上無疑享有「鳥瞰式」的滿足感，也讓兩國學界更簡便地了解彼此的研究關懷。無論舊雨新知，應該都肯認這是若林教授關於戰後臺灣史書寫的重要風格，或可視為本書的第一個特色。
其次，即使出身社會科學，但若林教授對於歷史脈絡的重視，使得戰後臺灣史的格局放大為近代世界帝國體系的變動，而其中臺灣的選擇與作為充滿能動性，在不同時期展現了內部政治變化與外在國際情勢的強烈互相影響。本書明言具有兩個視角，一個是政治結構變動論，亦即政治共同體層級的政治結構變動、社會文化的變容與國際政治的衝擊。另一個即是歷史的視角，將臺灣擺放於三個性格相異的帝國邊緣（古代世界帝國的清帝國、近代殖民帝國的日本、二次大戰後「非正式的帝國」美國），凸顯臺灣歷史的「邊緣性」。具體而言，本書延續《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的歷史脈絡，同樣正視「縱的繼承」（主要指涉日治時期，甚至溯源至清帝國統治時期之前的臺灣歷史傳承或遺產）與「橫的移植」（主要指涉二次戰後自中國移入臺灣的制度、文化）兩個側面。或許正是重視這樣的歷史脈絡，若林教授才會傾力觀察「中華民國臺灣化」諸現象，並據此解釋政治變化的趨動力。
再者，如同前述，作為政治研究的專著，對臺灣戰後政治發展提出整合性的解釋也是本書的特色。書中提出所謂的「七二年體制」，對一九七二年以後影響臺灣政治發展的國際政治結構與臺灣國內政治發展的關係，特別是其中的矛盾關係，有深刻剖析。亦即，外在的「七二年體制」雖然是臺灣內部政治改革的重要促因，但特別是民主化改革後，中華民國朝向建立以臺灣為主體的國民主權國家，此一發展卻又回頭衝擊「七二年體制」。此種臺灣主體意識的政治發展，以及其與「七二年體制」的辯證關係，是後續影響臺灣政治發展的重要變數。若林教授以「中華民國臺灣化」統合此種政治改革的構圖，探討戰後臺灣在國家定位、政府機構設計、意識形態與認同等面向的變化。此為全書核心所在，作為介紹性文字不欲多言，還請讀者細細品味。
最後，由於熟稔於臺灣的學術成果與現實脈動，若林教授由此汲取養分，豐富了自己的解釋，反過來向日本讀者介紹原生自臺灣的關懷。這裡想舉出的是「族群」的概念。若林教授認為現今於臺灣社會和學界普遍使用的「族群」一詞，較之其他辭彙，更能說明臺灣的現象：既可指稱各種不同的人群分界（原住民族與漢族，客家人與福佬人，日治時期的臺灣人與日本人），又可兼顧傳統理論難以包攝的分類（本省人與外省人）。藉由族群概念，本書的政治史內容不僅包含國家定位和政治結構，對於多重族群社會的再編、民族主義政黨制的開展，以及多元主義的浮現，才會投以如此多注目的眼光，語言、教育與文化政策在才會政治面的通史中佔有重要地位。若思及近代以來，臺灣與中國均大量自日本輸入辭彙，作為描述和認識新事物的工具，本書以臺灣的辭彙向日本介紹臺灣歷史，希望日本讀者藉此更清準掌握臺灣的現實與其歷史脈絡，不覺深有況味嗎？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若林 正丈
假名 わかばやし まさひろ
平文式羅馬字 Wakabayashi Masahiro
若林正丈（1949年11月27日－），出生於日本長野縣，政治學者，曾任東京大學教授，現任早稻田大學教授。長久以來研究台灣政治及台灣近代史，著作甚多。

著作

 

若林正丈、許佩賢譯，〈日本的臺灣殖民地支配史研究的成果〉，《當代》87、88 期.

單行本

 


臺灣研究注目新書，若林正丈教授《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中譯出版
本書是日本學界研究臺灣政治第一人、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研究院若林正丈教授，繼《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之後最新中譯作品，相當程度能夠代表日本學術界對臺灣政局的理解與看法，是對戰後臺灣政治研究兼具開創性與全面性的著作。
本書主編吳密察教授指出，這本書是一部成功地結合社會科學（政治學）與歷史學研究手法的佳作；負責審訂本書的薛化元教授則認為，作者在本書大量應用最新的研究成果，讓讀者在閱讀上無疑享有「鳥瞰式」的滿足感，並對戰後臺灣的政治發展提出整合性的解釋。
  • 《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研文出版, 1983年／増補版, 2001年）
  • 海峡――台湾政治への視座（研文出版, 1985年）
  • 《轉型期的台灣》（転形期の台湾――「脱内戦化」の政治）（田畑書店, 1989年）
  • 台湾海峡の政治――民主化と「国体」の相剋（田畑書店, 1991年）
  • 《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湾――分裂国家と民主化）（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2年）*若林正丈：《台灣 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再版http://blog.roodo.com/michaelcarolina/archives/9791097.html
  • 《東洋民主主義》（東洋民主主義――台湾政治の考現学）（田畑書店, 1994年）
  • 《蔣經國與李登輝》（蒋経国と李登輝――「大陸国家」からの離陸？）（岩波書店, 1997年）
  • 台湾の台湾語人・中国語人・日本語人――台湾人の夢と現実（朝日新聞社, 1997年）
  • 台湾――変容し躊躇す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築摩書房ちくま新書, 2001年）

編撰

  • 《台灣：轉型期的政治與經濟》（台湾――転換期の政治と経済（田畑書店, 1987年）
  • 《更多你不知道的台灣》（もっと知りたい台湾）（弘文堂, 1998年）
  •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精讀》（矢内原忠雄「帝国主義下の台湾」精読）（岩波書店［岩波現代文庫］, 2001年）

合著

譯著

  •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中国社会の超安定システム――「大一統」のメカニズム）（研文出版, 1987年）
  •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湾現代政治と派閥主義）（東洋經濟新報社, 1998年）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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