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 Quixote explains to Sancho that Homer and Virgil did not describe the characters as they were, but as they had to be in order to be an example to the future men of their virtues. Now, Don Quixote himself is anything but a role model. Novel characters don't ask to be admired for their virtues. They ask to be understood, which is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Epic heroes win or, if defeated, retain their greatness until the last breath. Don Quixote has been defeated. And without any greatness. Because suddenly everything becomes clear: human life as such is a defeat. The only thing left before this irreparable defeat that we call life is to try to understand it. This is the reason for being the art of the novel.'
— Milan Kundera
米蘭昆德拉 史達林主義； ‘’小說論‘’小談 亞洲抒情傳統。米蘭昆德拉 《耶路撒冷演講》1985到福樓拜1821~1880《情感教育 瑪達肋納堂》鹿島 茂 巴黎文學散步Flaubert in the Ruins of Paris: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KUNDREA ACCEPTS JERUSALEM PRIZE (May 10, 1985)米蘭昆德拉耶路撒冷演講 ''I was forgetting that God laughs when he sees me thinking.''
EUROPE
Milan Kundera, Literary Star Who Skewered Communist Rule, Dies at 94
有了這個大轉變， 20年來，昆德拉的書第一次在他的祖國合法化了。但在那裡，很少有人需要這些書，也很少有人同情他。據估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在該國只賣出了1萬冊。許多捷克人認為昆德拉拋棄了自己的同胞，選擇了一條輕鬆的出路。房慧真:【圍著圈子跳舞，舞者的順從】.由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提問，幫助罹患漸凍症的東尼‧賈德（Tony Judt）完成的《想想20世紀》（非爾譯，左岸2019年出版）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這幾天米蘭‧昆德拉去世，我又想到在書中的第六章〈諒解的一代：東歐自由主義者〉，東尼‧賈德提到昆德拉筆下，天鵝絨監獄中，東歐知識分子圍著圈子跳舞，一種難以察覺的「舞者的順從」，令我印象十分深刻：.//順從同流有兩種。一種是平庸的順從，出於自利心或者缺乏見識，這是在共產主義統治末期的順從；另一種是米蘭‧昆德拉筆下那種舞者的順從，他們是二十世紀四○、五○年代的信徒。你知道的，整個圈子的人都只看得到彼此的臉，背對著外面的世界，從頭到尾都相信他們把所有的事物都看在眼裡。.像帕維爾‧科胡特或昆德拉自己那樣聰明的作家，也被掃進了信仰、執念和一個更大的集體敘事當中…那是更危險的順從；正因為如此一來就更加無法掌握這樣的罪行可能的規模會有多大了。……圍著圈子跳舞的知識分子那種難以察覺的順從，比起因為怯懦而做出自私的選擇，對這些被統治的國民來說，吸引力要遠遠大得多。//.2008年有報導說昆德拉在年輕的時候（1951年）曾經幫警方監視告密，這個新聞在當時當然是爆炸性的黑料，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在2006年自我揭露年輕時曾加入納粹武裝親衛隊一樣震撼。.昆德拉的「黑歷史」，歷史學家不陷入二元對立的評判，史奈德說：.//如果他曾經是一個思想忠貞的共產黨員，事實上他確實就是，那麼把他的懷疑報告給警方，確切就是他的道德義務。//.//半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把事情簡化成，每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必定一輩子以來都是高尚的自由主義者。但昆德拉當年並不是一個高尚的自由主義者。他曾經衷心信仰史達林主義……如果我們想要知道在那樣的時空背景裡，何以共產主義正好就會吸引到昆德拉這樣的人，我們需要延展我們的同理心。//.「簡化」的危險，也存在昆德拉自己的寫作中。美國小說家菲利普‧羅斯曾採訪捷克斯洛伐克另一位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1931～）。羅斯問克里瑪，為什麼捷克斯洛伐克讀者普遍憎惡昆德拉，一個出身捷克斯洛伐克，在國際間大獲成功的世界級作家？.克里瑪試圖解答，讀者覺得昆德拉用一種簡化的方式展示了他從前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歷，「他所展示的經歷，他們會說，與事實相悖，因為他自己就是那個政權下被寵愛的、受獎賞的孩子，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68年。專制制度下的人民生活是極度艱辛的，昆德拉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但那種艱辛的生活比他所展現的複雜得多。」.1968年布拉格之春，蘇聯的坦克開進來輾壓後，國內的知識分子如哈維爾入獄，克里瑪等作家被剝奪工作、住屋與發表的空間，只能去做粗重勞力工作養活自己，疲憊不堪一天回家後，想創作的心情已被消磨殆盡。流亡在海外的知識份子有些完全犧牲自己的生活，一心一意為國內被打壓的作家發聲，四處奔走在海外出版他們的作品。.昆德拉在1975年流亡到法國後，其後享譽國際，但他並沒有為國內受打壓的作家多做些什麼。克里瑪說：「那是昆德拉的權利──為什麼每一位作家都要成為一位鬥士呢？當然還有理由說，他用寫作本身已經為捷克斯洛伐克做出足夠多的貢獻。」克里瑪甚至很大器的說：「毫無疑問的是，他是本世紀偉大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之一。」
陳永芳
第六篇：七十三個詞
寫的很細，挑一些有感覺的詞。
喜劇性：悲劇性把人性偉大的美麗幻象提供給我們，帶給我們某種慰藉。喜劇性則比較殘酷：它粗暴地為我們揭示一切事物的無意義。
定義：小說沈思的脈絡是由若干抽象字詞的骨架支撐起來的…所以需以極精確的方式選擇字詞，並且需定義，再定義。一部小說是一趟長途的追逐，追補若干逃逸的定義。
命運：命運吸噬著我們的血，重壓在我們身上，就像給我們的腳踝鏈上了鐵球。
歐洲：中世紀，歐洲的統一是基於共同的宗教。在現代，則讓位給了文化（藝術、文學、哲學），然而今天，輪到文化讓位了，可是讓位給誰？
中歐：十七世紀：巴洛克風格的巨大力量將某種文化的統一性強加在這個因多國族而具有多重中心、邊界變動不居、無法界定的地區。歐洲音樂的重心在這裡。十九世紀，田園詩的薄紗拋在真實之上，在二十世紀是反叛。弗洛伊德、小說家們，重新評價了過去數個世紀被看輕和不為人知的東西：去除蒙昧的理性清明；現實的意識；小說。
無經驗：最初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想的書名是：「無經驗的星球」。我們走出童年，不知青春為何物，我們結婚，不知婚姻為何物，甚至當我們走入老年，也不知自己將走向何處。
輕：我在覆滿塵土的石板路上走著，感到那空無之輕沈重地壓著我的生命。
沈思：小說家的三種基本可能性：
他述說一個故事（菲爾丁）
他描寫一個故事（福樓拜）
他思考一個故事（穆齊爾）
隱喻：一部小說𥚃只有非常少的隱喻；但這些隱喻應該是小說的最高點
反思：反思之美展示在反思的詩的形式𥚃，格言、連禱及隱喻。
小說家：作家有一些原創的概念，還有一個無法模仿的聲音。小說家不會奢言他的概念，他是一個發現者，他摸索著，努力揭露某個不為人知存在面向他不會為自己的聲音著迷，卻會為他追求的某個形式著迷。而且也只有回應他夢想的需求的那些形式，才會成為他作品的一部分。
作家把自己放在他的時代、國族的心靈地圖上，也放在思想史的心靈地圖上。
#快樂讀書趣
#米蘭昆德拉
#晨讀日記
精彩。請問沈思和反思的差異
"沈思Mediation 他指的是一種創作的形式。
反思reflection 他指的是一個創作的精華。如隱喻為其一種。"
Hanching Chung
陳永芳 謝謝。他有些創意及武斷
陳永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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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ching Chung
這些“區分”或許都很勉強的。要用少數的文字談大部頭的作品，或許雄心或自以為是。
陳永芳
Hanching Chung 其實有難度，但他的嘗試算是一個指南針，有興趣的人就可以自己去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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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抒情傳統。米蘭昆德拉 《耶路撒冷演講》1985到福樓拜1821~1880《情感教育 瑪達肋納堂》鹿島 茂 巴黎文學散步Flaubert in the Ruins of Paris: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KUNDREA ACCEPTS JERUSALEM PRIZE (May 10, 1985)米蘭昆德拉耶路撒冷演講 ''I was forgetting that God laughs when he sees me thinking.''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156918084015405
鹿島 茂 巴黎文學散步
瑪達肋納堂（法語：Église de la Madeleine，英語：La Madeleine, Paris）是法國首都巴黎第八區的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天主教教堂，周圍是52根高20米的科林斯圓柱，原來是為了紀念拿破崙軍隊的榮耀。瑪達肋納堂位於協和廣場北側皇家路（rue Royale）的北端盡頭，東側是芳登廣場，而西側是聖奧斯定堂。在1991年，作為巴黎塞納河沿岸一部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米蘭昆德拉 《耶路撒冷演講》1985到福樓拜1821~1880《情感教育 》Flaubert in the Ruins of Paris: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KUNDREA ACCEPTS JERUSALEM PRIZE (May 10, 1985)米蘭昆德拉耶路撒冷演講 ''I was forgetting that God laughs when he sees m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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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VII. TO GUSTAVE FLAUBERT Sunday, 9 May, 1869
Tomorrow, your reverence, I shall go to dine at your house. I shall be at home every day at five o’clock, but you might meet some guys whom you dislike. You would much better come to Magny’s where you would find me alone, or with Plauchut, or with friends who are also yours.
I embrace you. I received today the letter which you wrote to me at Nohant.
G. 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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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The New York Times ArchivesSee the article in its original context from
May 10, 1985, Section C, Page 28Buy Reprints
The prize, formally titled the Jerusalem Prize for Literature on the Freedom of Man in Society, has been awarded to Bertrand Russell, Graham Greene and Eugene Ionesco, among others. It was presented at the 12th Jerusalem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which opened this week with more than 1,000 publishers from 40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https://www.nytimes.com/1985/05/10/books/kundrea-accepts-jerusalem-priz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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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阿邦
米蘭昆德拉耶路撒冷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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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米蘭昆德拉在1985年在耶路撒冷的這篇得獎講辭，驟然覺得村上的道實在渺小，連我自身的崇高盼望亦都俯首稱臣。我邀請你好好讀一遍，讀完應該會明白我到底在讚嘆甚麼：
以色列頒發的最重要獎項保留給國際文學，在我看來，這並非偶然的現象，而是悠久的傳統。事實上，這是因為偉大的猶太賢人志士，他們遠離了自己原初的土地，在超越國族主義激情的環境下成長，他們始終對於超越國族的歐洲展現著一種特殊的感受性，他們將歐洲想像為文化，而非領土。
Mr. Kundera said the fact that ''Israel's most important prize is awarded to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was not due to chance but to long tradition: ''It is the great Jewish figures who, far from their land of origin and thus standing above nationalist passions, have always shown an exceptional feeling for a supranational Europe - a Europe conceived not as territory but as culture.''
儘管歐洲曾以悲劇讓猶太人陷入絕望之境，可是在此之後，猶太人卻對這歐洲的世界主義忠誠依舊，而他們終於失而復得的小小祖國以色列，在我眼裡，則有如歐洲真正的心臟，這個奇異的心臟，長在身體之外。
''Even after Europe so tragically failed them, the Jews nonetheless kept faith with that European cosmopolitanism; and Israel, their little homeland finally regained, seems to me the true heart of Europe - a heart strangely located outside the body.''
今天，我帶著極為激動的心情來領獎，領取這個帶著耶路撒冷之名，帶著猶太人偉大的世界主義精神印記的獎。我以小說家的身分得到這個獎。
''It is as a novelist'' rather than a ''writer'' that he accepted the prize, Mr. Kundera said, because ''the novelist is one who, according to Flaubert, seeks to disappear behind his own work.'' Mr. Kundera added that ''This is not easy these days, when anything of the slightest importance must step into the intolerable glare of the mass media,'' causing the work to ''disappear behind the image of its author.''
我強調，我說的是小說家，不是作家。依照福樓拜的說法，小說家是想要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後的人。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後，意思是要放棄公眾人物的角色。這並非易事，今天，無論任何雞毛蒜皮的小事都得透過大眾傳媒那座照亮得令人無法忍受的舞台，這跟福樓拜的意願完全背道而馳，結果是作品消失在作者的形象之後。在這種處境裡，沒有人能夠全身而退，福樓拜的見解在我看來幾乎是一種預警：小說家一旦接受了公眾人物的角色，就會讓自己的作品陷入險境，作品有可能被當作一條闌尾，附庸於他的所作所為、他的公開發言、他所採取的立場。然而，小說家並不是任何人的代言人，我要將這個論點一直推到小說家甚至不是自己想法的代言人。
托爾斯泰在寫《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時，安娜是個非常令人反感的人，而她悲劇性的下場不過是罪有應得罷了。小說最後的定稿卻大異其趣，但我不相信托爾斯泰在這段期間改變了他的道德觀，我會說，應該是在寫作的時候，他聆聽著另一個聲音，這聲音並非他個人的道德信念。他聆聽的聲音，我喜歡稱之為小說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說家都聆聽這超越個人的智慧，這說明了偉大的小說總是比他們的作者稍微聰明一點。比作品聰明的小說家都應該改行。
He quoted a Jewish maxim, ''Man thinks, God laughs,'' to illustrate his fond notion that ''Francois Rabelais heard God's laughter one day, and thus was born the idea of the first great European novel.'' It pleased him to think, he said, ''that the art of the novel came into the world as the echo of God's laughter.''
但這智慧究竟是什麼？小說又是什麼？有一句猶太諺語很令人讚嘆：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這句箴言帶給我一些啟發，我常想像有一天弗朗索瓦．拉伯雷聽見上帝的笑聲，於是歐洲第一部偉大的小說就這樣誕生了。我喜歡把小說藝術來到世界想作是上帝笑聲的回音。
但是為什麼上帝看著人類思考就要發笑呢？因為人在思考而真理卻逃離他。因為人們越思考，一個人的真理就會離另一個人的真理更遠。而最終的原因，是因為人從來不是他自己所想像的那樣。正是在現代的黎明，從中世紀走出來的人，顯露了這個基本處境：唐吉訶德思考，桑喬思考，不僅是世界的真理躲開了他們，連屬於他們自我的真理都避開了。最早的幾位歐洲小說家看到也捕捉到人的這個新處境，並且在其上建立了一門新的藝術，那就是小說的藝術。
He spoke of a word Rabelais took from the Greek - ''agelaste'' - and said it means ''a man who does not laugh, who has no sense of humor.'' Mr. Kundera said: ''No peace is possible between the novelist and the agelaste. Never having heard God's laughter, the agelastes are convinced that the truth is obvious, that all men necessarily think the same thing . . . But it is precisely in losing the certainty of truth and unanimous consent of others that man becomes an individual.''
Stupidity Is 'Nonthought'
弗朗索瓦．拉伯雷發明了許多新詞，後來這些詞都進入了法語和其他語言之中。但是其中有一個詞被遺忘了，或許我們會為此感到遺憾。這個詞就是扼結樂思忒（agélaste）；它是從希臘文來的，意思是：不笑的人，沒有幽默感的人。拉伯雷討厭扼結樂思忒。他對這種人感到害怕。他抱怨說這些扼結樂思忒「對他如此殘酷」，害他幾乎要停只寫作，永遠停止。
小說家和扼結樂思忒之間永無寧日。這些扼結樂思忒從來不曾聽到上帝的笑聲，他們相信真理是清晰的，他們相信所有人的想法都應該相同，他們相信自己和心裡所想的自己一模一樣。然而人之所以成為個人，恰恰是因為他失去了對於真理的確信以及其他人的一致共識。小說，是屬於個人的想像天堂。
在這片領土上，沒有人是真理的佔有者，安娜不是，卡列寧也不是，在這裡，所有人都有權被理解，安娜有權，卡列寧也有。
在卡岡都亞和龐大固埃（Gargantua et Pantagruel）的《第三書》裡頭，歐洲第一個偉大的小說人物巴汝奇（Panurge）為了一個問題感到苦惱：他該不該結婚？他請教了醫生、算命師、教授、詩人、哲學家，這些人輪番引述希波克拉提（Hippocrate）、亞理斯多德（Aristote）、荷馬、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柏拉圖的話。但是在這占據了整本書的浩瀚博學研究之後，巴汝奇始終不知道他是不是應該結婚。我們這些讀者呢，我們也不知道，但是相對的，我們卻從所有可能的角度探索了不知該不該結婚的人既可笑又基本的處境。
拉伯雷的旁徵博引如此大氣，但是和笛卡兒的博學相比，還有另一種意義。小說的智慧和哲學的智慧是不同的。小說並非誕生於理論的精神，而是誕生於幽默的精神。歐洲的一個失敗，就在於它從來不曾理解歐洲最偉大的藝術──小說；歐洲不理解小說的精神，不理解小說無邊無際的認識與發現，也不理解小說歷史的自主性。受到上帝笑聲啟發的藝術，其本質並非屈從於意識形態的確信態度，而是去反對它。跟佩涅洛佩一樣，這門藝術在夜裡拆散了神學家、哲學家、學者在前一天編織的掛毯。
近來，人們習於談論十八世紀的壞處，甚至一直談到這個陳腔濫調：俄羅斯極權主義的不幸，是歐洲的作品，尤其是啟蒙時代無神論的理性主義，因為它信仰著理性至高無上的權力。那些人把伏爾泰說成該為古拉格負責，我不覺得自己有能力同他們論戰。相反的，我覺得自己有能力說：十八世紀不只是盧梭、伏爾泰、霍爾巴赫（Holbach）的時代，也是（或者該說，尤其是！）菲爾丁、斯特恩、歌德、拉克羅的時代。
這個時代所有的小說，我最喜歡的是勞倫斯．斯特恩的《崔斯川．山迪》。這是一部奇怪的小說。斯特恩追憶著崔斯川被孕育的那個夜晚，以此展開這部小說，但他才剛開始說這件事，另一個想法隨即吸引了他，而這個想法又通過自由聯想喚起了另一個反思，接著是另一個小故事，結果是一次又一次的離題，而小說的主人翁崔斯川，則在長達一百多頁的篇幅裡被遺忘了。這種怪誕的小說寫法或許會讓人看作一種單純的形式遊戲。然而，在藝術裡，形式永遠不只是形式。每一部小說，不管願不願意，它都要提供一個答案給這個問題：什麼是人的存在？它的詩意又在哪裡？斯特恩的同代作家，像是菲爾丁等人，他們特別懂得去品味行動與冒險的非凡魅力。但是斯特恩的小說裡暗示的答案是不一樣的：詩意，照他的說法，不在行動裡，而是在行動的中斷裡。
或許，小說與哲學之間，一場偉大的對話間接的在這裡發生了。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建築在萊布尼茲著名的句子上：nihil sine ratione──沒有任何存在之物不具理性。科學受到這個信念的刺激，熱切的檢視著一切事物的為什麼，好讓一切存在之物看起來都是可以解釋的，所以，也是可以計算的。人，希望自己的生命擁有某種意義，他會放棄每一個沒有原因和目的的行為。所有的傳記都是如此寫下的。生命看起來像是一道因、果、成、敗的明亮軌跡，人則是一邊以目光焦灼，緊盯著自己行為的因果鏈，一邊繼續加速，向死亡狂奔而去。
世界退縮成一連串事件的接續交替，面對這樣的簡化，斯特恩的小說以其唯一的形式肯定了：詩意不在行動裡，而是在行動中止之處；在那兒，因果之間的橋梁被摧毀，思想在無所事事的甜美自由裡遊蕩。存在的詩意，斯特恩說，它處在離題之中。它在無法計算的事物之中。它在因果關係的另一邊。它sine ratione──不具理性。它在萊布尼茲的句子的另一邊。
當然，既使在福樓拜以前，人們也已經知道了愚蠢的存在，但是人們理解的方式有一點不同：愚蠢被視作一種單純的缺乏知識，一種可以經由教育矯正的缺點。但是，在福樓拜的小說裡，愚蠢是跟人的存在密不分的一個維度。它伴隨著可憐的艾瑪度日，直到她做愛的床鋪，直到她臨終的病榻，病榻旁，還有兩個嚇人的扼結樂思忒，奧默（Homais）和布尼賢（Bournisien）在那兒交流著他們漫長的蠢話，彷彿悼詞似的。但是在福樓拜對於蠢的看法裡，最嚇人、最令人憤慨的是：愚蠢在科學、技術、進步、現代性的前面並未被抹去身影，相反的，世界在進步，愚蠢也跟著進步！
The novelist returned to Flaubert, saying it was he who described stupidity not just as a simple lack of knowledge correctible by education but as ''an integral aspect of human existence.'' Mr. Kundera said, ''modern stupidity means not ignorance but the nonthought of conventional ideas.''
福樓拜懷抱著一股淘氣的激情，蒐集了他身邊的人們為了表現聰明、跟得上潮流的樣子而對他說出的刻板用語。他把這些用語編成了一本著名的《既成觀念辭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我們就借用這個書名來說吧：現代的愚蠢不是意味著無知，而是對於既成觀念的不思考。
對於世界的未來，福樓拜的發現比起馬克思（Marx）或弗洛伊德那些震撼人心的觀念更加重要。因為我們可以想像未來沒有階級鬥爭，沒有心理分析，卻不可能沒有既成觀念這些無從抗拒的潮湧，既成觀念被輸入電腦，被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宣傳，很可能即將成為一股粉碎一切原創與個人思維的力量，因而扼殺現代歐洲文化的本質。
In the 1930's, Mr. Kundera said, another enemy of the novelist's art -''kitsch,'' a German word born in the 19th century - was added to the vocabulary of literature by another great novelist, the Viennese Hermann Broch. Broch said the modern novel was being overwhelmed by kitsch. Mr. Kundera said that ''Kitsch translates the stupidity of conventional ideas into the language of beauty and of feeling.''
福樓拜想像出他的艾瑪．包法利，其後約莫八十年，在我們這個世紀的三零年代，有一位偉大的小說家赫曼．布羅赫談到現代小說反對媚俗潮流的壯烈努力，最後卻被媚俗擊垮。「媚俗」這個詞指稱的態度，是想要不惜任何代價討好大多數人。為了討好，就得去確定什麼是人人想聽的話，就得去為既成觀念服務。媚俗，就是將既成觀念的愚蠢轉譯成美和感動的語言。媚俗從我們身上淘出了同情的淚水，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所思所感的平庸事物。五十年後的今天，布羅赫的句子變得越來越真確。由於討好並且贏得大多數人的注意是迫切必要的，大眾傳播的美學無可避免地成了媚俗的美學；漸漸的，大眾傳播全面擁抱、滲透著我們的生活，媚俗變成我們日常生活的美學與道德。現代主義直到最近某個時期都還意味著不因循隨俗的一種反叛，對抗著既成觀念與媚俗。今天，現代性卻與大眾媒體無邊無際的生命力混在一起，「成為現代的」意味著一種狂熱的努力，為的是要跟上時代，因循隨俗，比最因循隨俗的人還要因循隨俗。現代性穿上了媚俗的長袍。
''The agelastes, the nonthought of conventional ideas and kitsch are one and the same three-headed enemy of that art born as the echo of God's laughter, the art that has managed to create the entrancing imaginative realm where no one is the possessor of the truth and where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be understood.''
扼結樂思忒、對於既成觀念的不思考、媚俗，這個三頭怪物，是作為上帝笑聲而生的藝術唯一且同一的敵人。這門藝術知道如何創造迷人的想像空間，在其中，沒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每個人都有權利被理解。這個想像空間和現代歐洲一同誕生，它是歐洲的形象，或者，至少是我們夢想的歐洲。
夢想屢屢遭到背叛，但卻依然強大，足以將我們團結在遠遠超過我們小小歐陸的友愛之中。然而我們知道，個人受到尊重的這個世界（小說的想像世界、歐洲的真實世界）是脆弱、稍縱即逝的。我們看到扼結樂思忒的大軍出現在地平線上，窺伺著我們。恰恰是在這場沒有宣戰的永恆戰爭時代裡，在這個命運如此戲劇化、如此殘酷的城市裡，我決定只談論小說。或許各位也明白，這並不是我在逃避所謂嚴重的問題。因為，儘管歐洲文化在今天似乎受到威脅，受到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威脅──在它最珍貴之處：尊重個人、尊重個人原創的思想、尊重個人不可侵犯的隱私權──但是，歐洲精神的這種珍貴本質，卻宛如存放在小說歷史的銀匣子裡，存放在小說的智慧裡。在這篇謝辭裡，我要致敬的對象正是這小說的智慧。可是我現在也該打住了。我剛剛一直忘了，上帝看見我在思考，祂就會發笑。
Mr. Kundera emphasized that it was the ''wisdom of the novel'' that he wanted to honor in his speech of thanks, ''But it is time for me to stop,'' he said. ''I was forgetting that God laughs when he sees m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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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昆德拉，各自表述 －作家之死，映照法國知識界的分裂與辯論
有幸於得知作家去世的二十四小時內，撰寫了四千字文章，作為當代文學生態，長期無償分享的一部分，歡迎指教，敬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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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分享】
流亡法國近五十年的捷克裔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2023），於昨日（七月十一日）於巴黎去世，享年94歲，引發各界的廣大反應，尤其反映了法國知識界的分裂與激辯。
這位引領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文藝健將，於同年蘇聯坦克入侵捷克之後，被祖國共產政權下令解除教職、所有著作下架，作家1975年流亡法國之後，1979年更被捷克當局撤除國籍，法國於是成為其「第二祖國」，不僅於密特朗1981年上台當年，於文化界奔走之下，立即獲得法國國籍，昆德拉更於流亡法國期間，1984年出版終身傑作－《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être），後更改編成電影，讓「布拉格之春」的密藏故事，成為世界的共享記憶。
米蘭·昆德拉享譽國際之時，卻也成為一個爭議性人物。首先，正是他的祖國－捷克，對這位如日中天的世界級作家，帶有一種或明或暗的愛恨交織。尤其他一些「布拉格之春」的戰友，不甚諒解昆德拉，他一去不復返的數十年流亡生涯，並在法國發光發熱，晚期作品還只用法文寫作，全部需要翻譯成捷克文，並在母國低調出版。
作家晚年更爆發一場震驚國際的爭議事件。一個共產時期政治犧牲者控訴，米蘭·昆德拉於20歲之時，作為年輕氣盛的共產黨員，曾經密告同志，讓他最後被判22年的政治監牢。然而事件的唯一證據，卻只有情治機關的極秘密檔案中，提及昆德拉名字一次的極盡模糊內容，原本二十餘年嚴拒訪問的昆德拉，更於捷克電台，破例公開嚴詞駁斥。整個事件最後陷入羅生門，以各自表達，不了了之。
昆德拉尤其和後來成為捷克總統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成為捷克人茶餘飯後的對比話題－兩人雖都是引動「布拉格之春」的著名作家，卻從此分道揚鑣，也促成捷克文壇流傳的一個說法－「哈維爾坐了苦牢，成為總統；昆德拉逃到巴黎，成為作家。」這其實在挖苦昆德拉於《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成名之後，一個重大轉變，作家宣稱不再觸碰「布拉格之春」這樣的政治性題材，並寫下他招牌的荒謬對話：
「您是共產黨員嗎？不，我是小說家。
您是異議份子嗎？不，我是小說家。
您是左派還是右派？兩者都不是，我是小說家。」
作家這個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的宣言，也讓他在法國成為一個爭議性的人物。作家可能游刃有餘，左右逢源，但也可能動見觀瞻，左右兩派都得罪，裡外不是人。昆德拉作品意圖「去政治性」，卻密藏「政治無所不在」，他的小說總是在探討，當代人如何於政治處境中自處，如《生活在他方》（La vie est ailleurs）高蹈詩人的荒謬可悲性，《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裡革命戀人的無奈，還是《無知》（L’ignorance）中，後革命時代的鄉愁。
法國知識界，不管是文壇和政壇，也在昆德拉一部部作品與高低轉折命運中，常常做出可能是南轅北轍、甚至完全相反的詮釋，如極左或極右派，都可在其同一部作品引經據典，論述出其暗藏的左派還是右派的矛盾內涵。這樣左右交鋒的碰撞現象，首先見證了小說家作品的豐富性與曖昧性，或許更進一步見證了，法國左、右對抗的知識界，如何各取所需，成為「一個昆德拉，各自表述」的文壇分裂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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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費加洛報〉－昆德拉最後鼓吹「基督教國家認同」
法國百餘年歷史的〈費加洛報〉（Le Figaro），長期以其專業、優雅、權威的文學版著名，然而，卻可能隱藏了歐洲菁英主義的優越意識，例如，正是百年前於〈費加洛報〉，發表了石破天驚的「未來主義宣言」（Manifeste du futurisme）（「我們發表顛覆性和煽動性的暴力宣言… 我們歧視女人！」），近年來，這個影響力媒體更被批評與極右派、國族主義暗通款曲。
昆德拉去世的消息一傳來，〈費加洛報〉馬上優雅反應，開場以文學專家第一時間發表兩千字專文，細膩爬梳米蘭·昆德拉高潮迭起的世紀文學人生，全文要求學術準確性，展現厚底子的藝術觀察，然而在結尾結論中，卻不忘刻意點出，連結昆德拉與右派政論家－阿蘭·芬基爾克羅（Alain Finkielkraut）的思想傳承關係，後者作為法蘭西學術院院士，正是〈費加洛報〉的當家主筆，當天正好洋洋灑灑在頭版發表，反伊斯蘭移民的國族主義政論。
〈費加洛報〉這篇文論，結束在作家面對共產主義，如何「為基督教辯護」，並提出關鍵字，「布拉格之春」的意義在於－文化如何保全「國家」？
〈費加洛報〉緊接著發揮它的文學專業，介紹昆德拉的六部代表作品的內涵綱要，但是最後，又偷偷塞了一篇政論〈被綁架的西方－昆德拉如何強調歐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可說完全以右派到極右的觀點，能夠引經據典，論述他們所認知的昆德拉作品核心內容，如「作家毫不掩飾，指出國家認同的必要性」，並連結到當今時勢：面對中國和美國「兩個龐然巨獸」，「精神空洞」之當代震攝，面對「經濟降級」與「移民吞噬」（submersion migratoire），昆德拉的作品，正指出歐洲危機：「小國的存在隨時受到威脅，不知何時會消失」，「歐洲所有國家，正面臨小國化的命運危機」。解救方法，則是提出一種「藝術的至美柔情」和「拿破崙的愛國激情」，追求一種「文化優越」與「政治抵抗」。
「為基督文明辯護」、「國家認同的需要」，似為〈費加洛報〉對昆德拉去世的第一時間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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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解放報〉－昆德拉追求「從認同解放的自由」
對比政治光譜右派到極右的〈費加洛報〉，從昆德拉作品中，發現「國家認同的需要」，光譜從左派到極左的法國〈解放報〉（Libération），卻提出完全相反的矛盾觀點－昆德拉作品的一生追求，正是在尋尋覓覓一種「從認同中解放」的「無限自由」。
法國〈解放報〉於作家去世後第一時間提出，昆德拉作品一生追求的，是不斷探索自由。自由，而不是國族認同，才是歐洲文明最珍貴的寶藏，對人類最重要的貢獻，也是昆德拉從歐洲小說技藝的發展，從五百年前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小說家－哈伯雷（François Rabelais），其怪誕、荒謬的在地人間故事，學到的真正精髓。
自由完全不是自我的無限膨脹，與此相反，自由來自他者的自由，一種沒有成規、跳躍框架的無限探索、墜落與飛升。昆德拉更看到五百年前，哈伯雷的人間主義，如何由賽萬提斯、福樓拜和卡夫卡… 等荒謬現實作家傳承下來，連貫成為一種探索自由的歐洲精神。
以一種對人間自由的探索，昆德拉反對「認同」、「意識形態」還是「理論化」的拘束。昆德拉強調小說的技藝，是一種「清晰、醒悟的藝術」，作為「一種態度、智慧」，站在一種「去除所有政治認同、所有宗教、所有意識形態、所有道德、所有集體性的位置」，這絕非是一種「被動性的逃避」，卻是一種「抵抗、挑戰與反叛」。這也是為何，昆德拉會寫出這樣荒謬的對話：「您是左派還是右派？」「兩者都不是，我是小說家。」
這樣從五百年前小說家－哈伯雷，所啟發的自由，昆德拉不斷探求，最後得到的，卻是一種卡夫卡的情境，一種荒謬的喜劇性，一種「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卡夫卡無路可出的迷宮、城府深不可測的城堡，作為整個世界的預言或是寓言，呈現的不見得一種命運悲劇性，卻更像是一種無意義的喜劇性，而這或許就是歐洲精神的核心，敢於面對變成喜劇的荒誕人生，這也是昆德拉最後一部作品所要提出的，作為其五百年傳承的人生智慧：「無意義，正是存在的本質。」
歐洲小說的技藝，或許在於自由，在於荒誕，在於無意義中，發現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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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偏左〈世界報〉－從黨國詩人，到背叛逃亡的荒謬人生
對比左派〈解放報〉探索昆德拉展示於世人面前的寫作技藝、理想性格、藝術與哲學的光明面，中間偏左的〈世界報〉，則以一種持平的觀點，展現作家不為人知，或不想讓人知，一種唱片B面、月球陰暗面；這絕非是獵奇、趴糞還是狗仔隊調查，而是讓昆德拉的作品和命運，有機連結，相互輝映，讓兩者更為立體生動，最後讓作品回應命運，在荒謬與無意義中，持續發現。
昆德拉不管是作品還是人生，都充滿矛盾。出生於菁英階級家庭，卻長在無產階級專政。指望音樂的純粹性，腳踏的是不純的現實；生為共產黨憤青，死於資本主義菁英。作品欲脫離作者自傳，作品卻顯現作者命運。
昆德拉生於捷克一個美好家庭，父親為一位音樂教授和作曲家，本來過著往來無白丁的藝術家生活，然二次大戰浩劫過後，更大的浩劫似又撲面而來，共產政權由蘇聯扶持掌權，更大的劫難可能是，少年昆德拉，成為狂熱的共產黨青年。
少年昆德拉堅信：「共產主義，和史特拉玟斯基、畢卡索還是超現實，對我有相同吸引力。」昆德拉不到二十歲即加入共產黨，立志成為一個共黨詩人，早年詩作在於宣傳共產主義，寫了一些讚頌史達林的作品。這些早期詩作，實在太過尷尬，讓昆德拉晚年堅持切割，不放在他於法國至高的七星叢書（Pléiade）的作品集，宛如沒有發生。
作為共產黨青年的文藝金童，卻在一夕之間，從天堂掉到地獄。他於共黨大會，以憤青之姿，提出文藝作為國家的未來，應當免於言論審查，其建議竟被奇蹟通過，成為「布拉格之春」的濫觴。
然而蘇聯坦克進軍捷克，粉碎了革命的希望，也粉碎了這個文藝青年的未來。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情節，他被剝除原本知識份子優渥職位，成為一個最底層工人，不僅每天遭受祕密警察監視，父親也被連坐牽連，被剝奪教職和所有演出機會，最後鬱鬱而終。
他後來獲得法國加利馬出版社的幫助，從布拉格清潔工人，轉到法國布列塔尼教書，捷克共黨趁機剝除昆德拉的國籍，可說無所不用其極，希望作家永遠流亡，永絕後患。
終身流亡成為昆德拉的命運，法國成為他的第二故鄉，法文成為他的「第二母語」。於流亡期間，他不僅完成驚豔世界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同年更以他教書的內容，出版《小說的技藝》（L’Art du roman），與結構主義、符號學或新小說分庭抗禮，成為歐洲寫作的一家之言。
昆德拉後來更拋棄了冷門的捷克文，以法文直接寫作，弔詭的是，他的法文書寫讓許多法文作家十分眼紅，完全不以為然（如日前去世的 Philippe Sollers），評論朝向兩極化；然而在國際上，因為其法文書寫，得到更廣大的國際讀者，作家地位如日中天，長年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
米蘭·昆德拉九十歲時，捷克政府剝奪他國籍四十年後，決定恢復他的國籍，然而，故鄉已經對他來講，早就太過遙遠。
他的作品一如他的命運，共產政權作為《玩笑》、《可笑的愛》，他年少輕狂的詩人時期，一如《生活在他方》，他流亡時期，宛如《告別圓舞曲》，共產黨過去成為一種《笑忘書》；他嘗試以《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探索《不朽》，以《緩慢》的能力，探索《身分》；最終，流亡作家以一生努力，發現了《無知》，人生終究成為，一場《無謂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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