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英（王璞）

 文化精英

      今讀一些有關「民主人士」的回憶，有些題外的感想。

      所謂民主人士，在中國大陸是一九四九年前後對各民主黨派人士的統稱。他們在國共內戰中給中共幫了大忙，幫中共獲得了政權。部分勞苦功高者在政府中獲得高位，令新政權頗有幾分多黨執政的民主氣象。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民主黨派首當其衝遭到整肅，其中之老大民盟全線崩潰，除了極少數如胡愈之、吴晗、史良等反戈一擊有功之外，其高層被一鍋端。至此，國是一如毛澤東得意洋洋所言，「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連「人民民主專政」都不提了，直接喊「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被打成右派的民主人士成為中國民主淪亡的首批殉難者，遭遇悲慘，這是有關回憶錄的主要內容，其情誠然可嘆，其情固然可憫。然而也許是見多不怪了，我在讀這類回憶錄時，更多的想到的卻是另一方面：為甚麼會如此？

      這些民主人士多是高級知識分子，不比普通愚民，幾句漂亮口號就可以將之蠱惑，一本紅寶書就可以把他徹底洗腦。更別說其中很多人是接受過西方民主宪政教育的，怎麼會被個一鼓吹暴力革命的黨玩弄於股掌之中，等到發現被當成過河卒子，痛心疾首之際，又斯文掃地，自相殘殺，丟盔棄甲，潰不成軍。

      我想起了傅斯年，當初民盟五子拉上他這位無黨派人士去延安作說客。盡管毛澤東對傅斯年最為恭維拉攏，一口一個「孟真先生」，捧他「五四闖將」，與他徹夜長談，還送他手書條幅。他卻沒跟其他五人一樣被其蒙蔽，還在毛帶他參觀大禮堂、看到各地獻給毛的錦旗時，不無諷刺地道：「堂哉皇哉。」回南京後更公開評價中共道：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政愚民，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毛澤東不過是宋江之流，熟讀坊間各種小說，通過這些材料研究民眾的仇恨心理加以利用，并總結道：

    「中共利用挑動八種仇恨来奪取政權：（1）中國人恨西方人；（2）窮人恨富人；（3）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4）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5）低薪雇員恨高薪雇員；（6）無名者恨知名者；（7）農村人恨城市人；（8）子女恨父母。」

      看看毛澤東傳，還有中共奪取政權後的歷史，傅斯年的這些話全部應驗。

      傳斯年為何能夠「眾人皆醉我獨醒」？因為他是研究歷史出身嗎？吴晗也是歷史學者，還是胡適弟子呢，怎麼被愚弄到死無葬身之地？因為傅斯年學問比其他人高深嗎？比他學問更高深但作出另一選擇者也不乏其人。我覺得關鍵在於，傅斯年毫無名利之心，因此能堅持自由知識份子立場，議政而不從政，才能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保持頭腦清醒。

      王鼎鈞在其回憶錄《關山奪路》中有段話也許也能給我們一點提示。一九四九年他從天津逃到了上海，國軍兵敗如山倒，他作為一名下級軍官，何去何從？一位大學教授給他的意見是：「國共兩黨都不好，作為中立人士，我們當然應當選擇勝利的那一方。」王鼎鈞親歷國民黨軍隊種種不堪，對之深惡痛絕；但他親歷過國共長春之戰後，感到共產黨更可怕。他說：「國民黨的確壞，但壞得有底線。共產黨之壞，我卻看不到其底線在哪裏。」於是選擇了逃離。

      看看那些作了同樣選擇的知識精英，無論是去台灣的傅斯年、梅貽琦、梁實秋，還是去香港去美國的胡適、張君勱、錢穆，他們都是守住了一條底線的，這就是民主法治的底線。

      他們手中的好牌其實不比那些留下的民主人士少，聲望、資歷、學問，批評起國民黨政府也比那些人有份量。傅斯年曾罵得孔祥熙和宋子文都下了台。胡適也常對蔣介石當面批評頂撞。時任清華校長的梅貽琦，掌控着清華庚款基金，四九年他人在巴黎。中共大力說服他回去大陸，他卻帶着這基金去了台灣，用這錢創建台灣清華大學。自己卻連養家的錢都拿不出，夫人只好滯留在美國，打工謀生。

      梅貽琦死於清華大學校長任上，去世時兩袖清風，連殯葬費都是校友們捐助的。他的病榻旁一直放着個加了鎖的手提包，大家以為是遺產，誰知打開查驗，才發現是學校基金的賬目，一筆一筆記得清清楚楚。

      傅斯年也是死於台大校長任上，據妻子俞大彩回憶，他去世前一晚趕稿至深夜，因為急於拿到稿費作一條棉褲。結果第二天猝死在講堂上。自然也是沒留下任何財物。他的獨子正在美國求學，連奔喪的路費也沒有，只好發回一紙唁電。

      無獨有偶，胡適也是猝死於講堂，去世後也是兩袖清風，大家檢點他留下的現金，美金加台幣也不到台幣一萬。此外的遺產就只有書、稿、和版權費了。

      可是他們這代赴台學人對台灣的貢獻卻是無價的，台灣以一蕞爾小島，苟全性命於亂世，得有今日氣象，胡適、傅斯年、梅貽琦這些教育文化精英的努力功不可沒。他們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學教育宗旨帶到了台灣，這才能作育出台灣一代又一代的科技文化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