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人間副刊」那年年底就是省長、北高兩直轄市市長選舉，彼時阿扁的《春天的花蕊》《台北新故鄉》紅遍大街小巷，那是同事路寒袖作詞、詹宏達作曲的選舉經典作。其後我才知詹宏達就是詹宏志弟弟，也一路欣賞他的音樂才華。不意晚間竟傳來他溘逝噩耗。祈離苦得樂，樂音永流傳。（195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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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內 部
的統獨國族主義爭執，有人認為，國內的中道力量已然成熟，足以免疫、容忍極 左極右兩道狂熱的意識型態。甚至，更進一步，期待見到統獨雙方不停地對話，就 誰最能夠契合自由主義的內涵與外延，從而不斷地彼此寬厚、包容。這也是本刊雖不盡同意「范蘭欽」的言論，卻也十分樂意在今天刊出郭冠英新作「本省外省，都 是一家」的理由初衷。 針對類似相關的主題，明天刊出「在斯德哥爾摩的廢墟」，係前年度時報文學獎小說首獎得主丁允恭的隨筆作品。 ──編者
在斯德哥爾摩的廢墟之上
那是一個斯德哥爾摩，沒錯，因為人人都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我們與綁架者共舞、高歌，在宴會的末了投票給他們，選出今晚的party’s king。一切像真的北國首都一樣，寒冷而歌舞昇平。
而這個斯德哥爾摩卻沒有諾貝爾和平獎。回頭一看，我發現它變成了一座不毛的廢墟，竹籬笆上爬滿了長刺的藤蔓，刺著裡面也刺著外頭。
都會傳奇
1945年的台灣島上，有5732枝電線桿，上面一共釘了25276個水龍頭，最後當然沒有一個流出水來。2649個外省兵不解地看著，這個島上的水竟不能公平地給他們喝。
「外省兵來台灣的 時候，都買幾個水龍頭釘在電線桿上，以為這樣自來水就會流出來。」這出現在許多的口述歷史之中，甚至多到了已經不再是個人的經驗。我相信這應該是個真實事 件，然而超越個體性地大量發生，經驗上實在難以想像。可是竟然從北到南，每個港口，每個人的阿公都至少有一個朋友，號稱親眼目睹了這項集體的愚行。
這是當代的愚人魔幻傳奇。而還有後日譚，到了1947年，這些愚者又蛻變為鐵蹄的鎮壓者，於是夾雜著恨意，「水龍頭的故事」遂成為怨懟與詈罵的重要題材。
大家各別發展著各自的Urban Legends，都會傳奇，比起單純的侮辱性詞彙，這些敘事要來的豐富而有厚度得多，偏見在其中也長得愈加茂密而生動。
「國民政府撤退的時候，從大陸的中央銀行，運來上百噸的黃金，所以台灣後來就有了經濟奇蹟。」這是對立者的敘事與史觀，替大陸民族帶來壯闊的海洋橋段，神秘的黃金，搭乘著神秘的輪船，在神秘的碼頭卸貨，就像是某種海賊一樣，於是，「我們」再也不是海賊王國裡面的他者。
有了這千古帝都搬出的寶藏，所謂進口替代，所謂美援，其實都是經濟史上面的虛構，這是屬於我們不可動搖的、北朝（鮮）式的主體神話。
而放在這個島上，更重要的潛台詞，大概是：「『他們』就是欠『我們』。」
「某某夫人晚上都會從輪椅上站起來，去跳迪斯可。」
這種話則是最近幾年的產物。說是最近，其實也已經有十年以上了，從某夫人的丈夫，以政權可能取替者的超新星姿態崛起之時，就零零碎碎地流 傳起來。而我第一次聽到還是從親戚的口中，十足驚駭，主要是駭於這種言論她竟然可以說得出口，還活靈活現，害我有種遺傳學上的羞辱感，於是大家在餐桌上就 吵開了。
多年以後，也是在家族聚會的餐桌上，我批評起一些人對往日理想的背離，幾個人同感地點起頭來，大表共識之意，然而我想他們對我「誤想的共識」，大概要比真正的共識來得多很多。
「所以，你現在相信那位夫人會跳迪斯可了嗎？」那位親戚不死心地又問了，雖然我猜她自己其實也並不這樣相信。
然而我已經懶得跟她爭執這個了。
跟友人說
致Ｌ君：
要是你看過五月十一日人間副刊Ｋ君的文章，就會發現，其實那比較像個答辯狀，他不厭其煩地在為「高級」、「低級」、「本省」、「外省」作 詞彙的解釋，然而這些解釋，就像你在法庭上習慣會看到的當事人陳詞一般，只不過是揣摩審判者的心證，所做的自圓其說，遠不如行為現場留下的 Exhibition A。
不知道他是刻意避重就輕，還是純粹地無知，他的問題不是在高級或是外省人，整個社會也不是。
在太平洋對側的你，應該可以簡單理解這樣的例子：在抽離語用的背景以後，單就字面、字義的層次，「北佬（Yankee）」與「黑鬼 （Nigger）」這兩個詞彙，實在很難說哪個比較糟糕，雖然在發生學上，都是用來嘲弄乃至於貶損的詞彙。你使用「黑鬼」，不是討一頓打，就是吃上官司； 而講「北佬」則似乎完全不會如此，至少肯定的是，他們還用這個當作棒球隊的名字，裡面還豢養了我們的國民希望，而他不是北佬更不是白佬。
「黑鬼」這樣的稱呼，強迫被稱呼者逼視他的劣勢處境，去提醒他那樣一個實際上的政治與經濟壓迫關係是存在的；而外國人呼起「北佬」時，當 然存在著譏誚消遣之意，可是卻少有人在被如此稱呼時，認真地感受到被侮辱或是被歧視了。這也只是因為被稱呼者，並沒有立足在一個真正不利的境地。不去解消 這一組緊張關係，則無論名稱如何改換，本質上的弱勢並沒有轉變。
「台客」這樣的稱呼，過去造成的種種不快，絕對不是因為這兩個字本身，台客究竟台不台，也不是重點，而是因為它指涉到的，是某種教育程度或經濟資源上的弱勢，或某種破敗鄉村與城市底層的文化，故彼時「台客」才會成為一個具歧視性的用語。
而現在政治地位的翻轉平衡，原本「台客」所指向的荒蕪已經消失了，所以這個語詞就不再是塊禁地，我們可以在上面栽植種種新的花蕊，並交雜 出新的文化色彩。相對的，Ｋ某囈語的「高級外省人」，其實只是一種註定要失敗的、可笑的反撲，而在不致於受到真正嚴厲制裁的環境裡面，連壯烈也稱不上。
Ｋ某的另一個爭議，在於「台巴子」、「鬼島」之上。從台客到台巴子，則是另外一組論述。變化的不是客體，而是發言的主體。過去在島上壓制 的那個主體崩解了，而另一個在島外的壓制主體逐漸崛起，台巴子一詞更體現崛起者的趾高氣昂，Ｋ某則選擇採用那個「大國之眼」。一個人不愛他的國家可以是一 件小事，然而去認同的是什麼樣的東西，則相當值得評價。
其實，Ｋ某所鼓吹的「鎮反肅反很多年」，對戰爭的開門相迎（無論你認為那是內戰還是外戰）等等言論，才是最不堪的部份，他對此則未置一詞，選擇把最幽暗的地方留給了幽暗。
我略知村子一二
土城眷村的夜晚也曾經是那樣幽暗，而我以為那就是一般概念中的「鄉下」，每次要去外婆家，我們都說要回鄉下去。而我其實一點都不愛去。
小時候可能是某種強迫症，我畏懼皮面破掉露出棉花的椅子、有龜裂剝落的水泥牆面，以及殘有黃黑糞跡的舊馬桶。而不幸的，這些東西在外婆家全部都有。即使其實並沒有什麼味道，我也總覺得那邊蒸騰著腐敗的氣體。
每次回去的時候，都是冷濕的過年期間，往村子裡走的狹窄道路上，水溝邊側有許多被雨水泡爛的鞭炮殘渣，看起來就像是糞便一般，而更不幸的是竟然還真的有不少糞便參雜其間。於是，我就更不愛回去了。
不下雨的時候，大家都在村子裡的籃球場曬衣服。籃球場旁邊紅磚牆漆有幾個藍色的圓圈，一個圓圈裡面有一個白色的大字，組起來是反共的標 語，詳細的內容倒是無從記憶了。那邊也是小舅帶我們放鞭炮的地方，我們放完鞭炮以後，那些殘渣隔天遇雨又會變成土色糞狀的東西。回村子裡過年，對我來說就 是這種週而復始的循環。
其實外婆家，是中校眷舍，理論上合該是村子裡相當可居的了，但在外公過世以後，家庭階級浮沉，連母親都去工廠作女工了。再怎麼失修，理論上應該可以找出破落以前比人家好一點的所在，可我好好地回想了一下，實在還是想不出來。
據母親說，那個八○年代的女星□□□，也是出身自這個土城的海軍眷村，她本名叫作□□，進了演藝圈才拿掉一個字，改叫□□的，因為之前已經有個藝名取叫□□的。
而無論□□還是□□□們，以紅衣為誌的運動大起的時候，在電視上，都看到她們從海外返台（對她們來說或者是「返華」才對？）的新聞，一個 興奮地搖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另一個說要趕快去捐一百塊。從那個時間點起，我就覺得那個運動必然劣化失敗。發起運動的小鬍子先生，被這群當年莫名其妙恨他入 骨的群眾們，現在莫名其妙地簇擁起來，往著消費主義、褊狹地域主義和對舊時代鄉愁的方向前進。
「你們不認同這場以反貪為名的運動，為什麼？」某Ｕ報的記者問。
又一村
另一個我更加不熟悉的村子。2000年的選舉，我帶著一些更年輕的朋友，到這裡來發傳單。說村子或許太具有田園似的想像了，其實是改建過後連棟成叢的公寓大樓，一樓沒有住戶，都是架空相通的騎樓。
當我們通過甬道似的騎樓下，跟村子外面彷彿一般的下棋的、聽著收音機的、在涼椅上乘涼的，拿到我們的傳單以後，都崩地一下跳了起來。
中年男子們對著我們咆哮：
「沒有蔣總統，你們早就沒了。」（而最近久違的蔣總統又回來了。）
「小台獨，你們不怕打仗嗎？」（但不知道看到Ｋ某期待戰爭的文章，他們是否也會這樣質問他？）
有的人還作勢要打，其實只是舉個手而已，但是足夠嚇到大學生們了。算一算每個人發不到兩三張，就狼狽地跑掉了。
在我們逃出騎樓、踏出大門口之際，他們競相放起鞭炮來，一開始還以為我們竟然有那麼被討厭，宛如驅邪。回過頭去再仔細看，原來是另外兩組 候選人的車隊來了，在村子裡各有大批的支持班底，彼此較勁起來。我們所推薦的選項，對他們而言，與其說是多麼地厭惡，更多的是不可思議，理所當然地不該在 視野裡面。
與綁架者共舞、高歌
這個村子，和那個村子，都是反相的巴別塔，各種方言就像智齒一般，隨著牙醫技術的進步，一代比一代更徹底地從的口腔裡被拔除了，如今只剩下一種腔調。而言說的內容亦同。
村子裡的人沒想過要「講媽媽（爸爸、爺爺、奶奶）的話」，也忘記跟村外頭一樣，曾經有那麼多父老作過政治犯，就在□□□所興奮地搖晃的那 一支旗子的統治底下。他們誤以為那面旗子是他們的光榮，那個關著大家的老監牢，是他們鄉愁的避難所。偶爾有走出來的人，卻又走不回去，非得要用更惡毒的話 語來證明覺醒，難以同時認同村子，又認同村子所賴以繫足的土地。
我們的國家在民主化以後，許多不是共犯的人，卻被奇特的敘事綑綁，而加入了過去綁架的共犯。然後另外一群掙脫了的受害者們，卻也不那麼樂意回過頭來耐著性幫往日的難友鬆綁。於是，受害者與受害者展開了戰爭。
是什麼東西在綑綁？是「高級」的想像，還是對於「水龍頭」這一類故事的憤怨？總之是牢牢的綁著，一時難分難解。
那是一個斯德哥爾摩，沒錯，因為人人都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我們與綁架者共舞、高歌，在宴會的末了投票給他們，選出今晚的party’s king。一切像真的北國首都一樣，寒冷而歌舞昇平。
而這個斯德哥爾摩卻沒有諾貝爾和平獎。回頭一看，我發現它變成了一座不毛的廢墟，竹籬笆上爬滿了長刺的藤蔓，刺著裡面也刺著外頭。
本省外省,都是一家
【郭冠英】我從加拿大被緊急召回台北，飛抵台灣上空時，一片白雲，只有中央山脈突起在雲端。我看著聖陵線的最北端，那是大霸尖山。我想，退休後一定要做一次聖陵線縱走。
每次走在這些高級的地方，看到那些和善的山友，我就覺得，這裡真是美麗。「婆娑美麗的美麗島……」，我是最早唱著李雙澤的這首歌的人，還在電視節目「六十分鐘」裡把它紀錄下來。當時，我們真是這麼想、這麼看。
我一直盯著那個酒桶山看，直到飛機穿雲落地。一出機場，閃光燈此起彼落，我到了現實的台灣，被追問：「你愛不愛台灣」？
我想說：「我不愛，一點不愛」。但我愛大霸尖山，我愛山東的太魯閣，我愛山壁下的的蘇花公路。我在去年七月間，還一個人在這裡走了一趟。 我用走的，一路搭便車，我搭了貨車、卡車、摩托車、轎車，司機有平地人、原住民、小商人、工頭、學生、軍官，還有警察，他違規的載我這個沒有戴安全帽的路 人一程。這些人，我都喜歡，我都感謝，談不上愛，但他們確實可愛。我把這段旅程寫成了兩篇文章。
當那位原住民軍官一家，送我花蓮車站，他那可愛的小孩向我說：「一路保重」時，我接到台北辦公室的電話，問我願不願接多倫多新聞處主任，問者是本省人，我們並不親。
斯土的回憶
我生在新竹，出國前，我特地去那裡走了一遍。我的老家在文化中心旁邊，已夷平成了一塊小公園。我在保留下來的大榕樹下，坐了很久。
從小學到高中，我讀的都是新竹最高級的學校。我的小學，竹師附小，更是有名。我的同學們感情很好，畢業了快五十年，我們還每三個月就聚會一次。這次我出了風波，同學們馬上問：「我們是不是再辦一次同學會，為他打氣？」
如果「高級」，是指生活富裕，那我這外省中級軍官的孩子， 實在比不上我的本省同學，他們多來自新竹的仕紳家庭，是醫生或殷商。他們彈鋼琴，我則不懂五線譜。他們住在兩層的水泥洋房裏，我家只是竹籬笆圍起來的日本 榻榻米房子，四家分住。他們的便當打開是乾乾淨淨的雞蛋肉片，我的則是些雜亂的五花肉，我還記得打開自己便當的羞慚感覺。但我們的生活，還是比其他學校的 人好，他們是光腳，我們有皮鞋。我們同學間經濟雖 有高低，但我們感情仍然很好，維持五十年，會到我們終老。可是一直到去年，有位同學拿出她剛逝的父親的照片，她父親也是我小時的醫生。照片上寫著她父親與 日本行政長官後藤新平的關係，我這才感到，我們之間的差異，不是外省、本省，其實是中、日之別。我們小學的感情，是克服了省籍差異，但國族的差異卻仍然潛 伏著，一旦有人挑起來，我們的感情、認同，就會受到衝擊，這就是台灣過去廿年來的發展。
小時我們認識一家，與我們很親，他們是外省人中最「高級」的，高到不能再高了，但在時代的變遷中，他們的生活卻很低級，或許這麼說，「困 苦」吧。他們的生活還要靠我家送點小東西而有點歡樂。後來這個人又回到了那最「高級」的環境，他可能不再回新竹看了，也不再認我這個兒時朋友了，但他在我 這件風波中，竟罵我變態，我真有相煎何急之痛。如果台獨把我調侃的「高級外省人」說法當真，那我理直氣壯的承認。正如詹宏志所說，我們確實是「知書達禮， 安分守己」。但看到這個外省人的表現，我實在感到臉紅心虛。
在我小時，台北是多「高級」的地方，我坐著父親的吉普車，順著省道晃兩小時來到台北，真是興奮。我到了圓環，吃了蚵仔煎，視為人間美味， 所以我才會對圓環有分感情，才會對它的消失感到失落，才會寫「繞不出的圓環」，就像我寫「中華商場」一樣。這種懷舊喟嘆，怎麼會扯到我是「高級」，因此瞧 不起那些自認「低級」的人呢？
「九二一地震」第二天，我就到了現場，我也寫下了我的感受，那是地震後第一篇上報的長文。我又怎麼會不關心這塊土地？我難道會像大陸被 誣賴的那樣，阻止俄羅斯救援飛機越境來救嗎？看著一位高大的外國記者在拍放在冷凍棺材中罹難者的臉，我真想叫他別拍這些痛苦的畫面了。我這時會想躺在那裡 面的是本省人或外省人？是，我是有厭惡的時候，當我看到滿山的檳榔樹，被震得一片片的大滑坡。我會想，種這種對水土保持不好，又對身體有害的植物，做什麼 呢？
斯人的故事
我的太太，是趙耀東的堂妹，他們是江蘇的鹽商，殷富，可是這家的女兒，嫁給我這「中級」的外省人，過的卻是很普通的生活。我們搬了近二十 次的家，每次都是我先走了，她在善後，這次更短，不到兩個月又回來了，但她一直甘之如飴。她家對我很好，趙耀東更是喜歡我這個小妹夫。我在她們家，從沒因 沒錢受到輕視，反是以聰慧受到重視。他們家在大陸豪奢的日子已過去，在台灣平淡的日子反更和樂。
趙耀東死了，有位本省人立刻來家致悼，坐了好久，後知馬英九要 來，他就走了，王不見王。他是施明德。趙家不知怎搞的，很支持施明德。我以前知道，還向大哥說我反對，施明德搞台獨，不應該支持這種本省人。但後來，在施 明德選立委，他最失意的時候，我經過他那冷清的競選總部，還是去捐了一點錢。我不同意他的理念，我敬佩他至死不改的堅持。這點，他高級。
我一直想送施一個東西，這本來是屬於他的。八○年代末，我在新聞局做 最簡單的「回覆人權信函」的工作。這些來函大多是呼籲要釋放施明德的。我都以制式函回覆，上面寫：「施氏有害國家安全，此與言論自由無關」云云。沒想到， 現在這種回覆，可能要適用到我身上了。我把來函的郵票收成了兩本集郵本，本要送給兩個兒女，後來，我想還是應該送給施，我甚至想義賣個百萬元，捐給他。
當我第一次外放結束，離開紐約時，來接我的是個本省人。他一直支持台獨，從未隱藏他的想法，後來他做到副局長。當局裏很多人嫉評他升得太 快，我為他辯，說他其實升得慢。他對台獨不改堅持，比你們這些見風轉舵，人鬼言殊的人好多了。2008年藍贏，他辭職，我追出去向他說再見，他已隱入夜色 中走了。
還有一個本省人，絕對的台獨，當我那些同事，包括些外省人，阻撓我外放時，我拿著我的成績去與他談。我隱藏了我大統派的立場，等於欺騙了他。他接受了我的說詞，直接點我外放。他是葉國興。這些年來，我一直想去看他，說謝謝。
姚文智，現在恨得我牙癢癢的，若他知道他要關TVBS時，是我代表新聞局同仁在報上投書反對，他不知會怎樣想。我還配合退休的處長們，在新聞局內籌錢給TVBS代繳罰款。這些匿名的捐款者，多是本省人。後來，法院判決新聞局這項壓制言論自由的行為是錯誤的，TVBS拿回了繳交的罰款。則我們的那些作為，又有何不對？
還有黃智賢，本省人。蔣夫人死了，我寫評論批評這位「最最高級」的外省人、中國人，甚至美國人。黃智賢大不以為然，寫文章為蔣夫人辯，我們反而成了好朋友。
還有張超英，也算是個本省王子。他與我很好，因為我倆都懂電視，都愛攝影機。我們從紐約就熟識。他每次從日本回來，都要約我見面，談談一 些計畫。他死了，回憶錄寫了他在中華民國下，偷偷搞台獨，推翻中華民國的「豐功偉績」，那我不也是一樣嗎？我是在他們快達成的目標下，偷偷的在保衛中華民 國啊！
張超英的爸爸反日，一元租其屋給中華民國領事館，以見青天白日旗在他家升起為悅，但「二二八」後，他又對國府失望，終身不再參加政治，兒子成為聯日求獨。但張超英死了，在葬禮上把政府褒揚令交給其家屬的，竟又是陳儀的後人，歷史是如何的弔詭？
多擺了雙碗筷而已
最後，說這段事做結束。九○年代，我調派在溫哥華時，那裡有很多「台灣之子」，他們父母來報到做加拿大人後，又回去愛台灣，把他們丟在高級的異邦。他們是我兒女的同學，把我家當活動中心，整天到我家來吃喝，我太太把他們當自己小孩。我雖然向兒子笑說他們是「歹仔」，但我出去玩，去露營、去爬山、坐飛機、划木舟，都還帶著他們去，我的VAN能裝多少就多少。他們的青春，有我家的深刻印記。他們讀完了書，有的回到台灣，有的去了大陸，少數留在加拿大，一直與我家保持聯繫。這次我風波出來，他們非常關切，寫電郵給我太太說：「郭媽媽，不要怕，我們共同養妳。」
有一個歹仔，從南極回來，給了我們一封信，他說想為延續2041年到期的「南極公約」而奮鬥。信中說：「在旅程中，有人說，調查顯示，會 關心並致力於保護環境的人，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小時候曾經接觸過大自然。接觸的頻率越高越深，對往後的影響越大。所以感謝您和郭爸爸之前去哪都帶我去，沒 有小時候的啟蒙，我也不會有今天。」
在南極，他會想到本省外省，誰高誰低嗎？他想到的恐怕只是我在野餐桌上的叫喊：「吃飯了！」。
我們，不過就是多擺了雙碗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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