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央廣主管和同仁都辛苦了。
蔥哥正在組建他的「中央特科」
央廣案之所以特殊，原因有三:一是央廣本身的特殊性。央廣原本是「對匪廣播」的主要基地，類似冷戰時代美國對共產國家內部宣傳而成立的「美國之音」，為了穿透其地理廣大與電訊封鎖，央廣是台灣幾乎獨一無二的「短波(SW)」電台，兩岸尚未開放三通前，央廣有個節目專放鄧麗君的歌曲，吸引廣大大陸聽眾躲在棉被裡收聽。央廣更重要的功能是情報員聯繫，有時會在特定時段，播放一連串數字，或某本書裡的某一句詩句，那就是與潛伏在對岸的情報員，事先約定好的暗號，將在特定的時間與地點，採取某些特定的行動或交付、見面。對岸就算攔截到訊號，也無法得知其意義。到現在民主時代，央廣仍有一個關鍵功能，即是在戰時，或大規模災變致使台灣所有內外通訊與媒體斷訊時，仍能透過短波廣播，傳送正確的政府資訊給國內外聽眾，維持政府訊息發佈的一致性。
所以，央廣本身是具有情報功能的單位，也因此才會設在大直這麼敏感的軍事要地。央廣的旁邊就是以前蔣經國的七海官邸，據老央廣人說，他們當年晚上不敢到陽台抽煙，因為只要出現火星，七海警衛的子彈就可能射過來。
央廣案第二個特殊之處，在於吳姓工程師的轉職任職過程。吳姓工程師原本在谷哥、微軟工作，年薪起碼上百萬，而且號稱是第一代的AI高手。央廣資訊系統工程師的月薪，受到政府法令限制，頂多三、四萬元，一個人放棄一年百萬高薪去屈就一個不到五萬月薪的工作，顯然不合理，應有特定目的。
這就牽涉到情報人員招募的基本原理，不是「拉出」，就是「打入」。「拉出」是把原本體制內人員撬動投誠，提供情報，類似劉連昆提供中共飛彈情報，或有人向媒體提供內部弊案訊息，比較常見。「打入」則是覓得合適人選，打進目標單位任職，從而取得訊息或進行破壞，類似「無間道」中劉德華的角色，梁朝偉的臥底黑社會也是一種「打入」，操作上比較困難，也比較少見。但吳姓工程師放棄高薪轉去央廣低就，看起來更像是一種「打入」，而非「拉出」。打入人員需要極高的意識忠誠度與信念認同度，不純粹用金錢可以打動與維持，所以更難處理。
央廣案第三個特殊之處，在於吳姓工程師被抓到的操作手法，是「破壞」而非情報蒐集。說實話，央廣轉型之後，更像是個宣傳機器，而非情報單位，所以其機密程度可能有限。但吳姓工程師在央廣首頁上掛五星旗，是一種很典型的破壞行動。如果是央廣資訊系統有資安漏洞，外部駭客輕鬆駭入即可，不必人進到內部去搞破壞，這樣很容易失風被捕。這個行動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向上級交投名狀，證明自己能耐與忠誠的手段。如果檢調沒有查出這是內部人員操作，誤以為這是外部駭客所為，那麼放到戰時，便可能在國家最需要央廣發揮短波廣播的時刻，從內部癱瘓整個央廣，甚至發佈虛假的投降訊息。這才是打入一個資訊工程師，最有價值的功能。
也就是說，單從吳姓工程師犯案情節來看，法律上不是重罪。但從情報角度上來看，聯結上中共攻台的可能戰術戰法，這個打入行動的價值可就大了。一如狗頭蔥集團的跟監政要，重點不是抓到什麼弊案，而是掌握了政要們的住處與行蹤，聯結上對岸的斬首行動，才是最有價值的情報。回顧一下，以色列如何一夜之間，以遙控飛彈在熟睡中狙殺9位伊朗科學家？不但要先知道他們住那裡？還要知道他們睡那一個房間。往前一點，美軍如何狙殺伊朗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也得先掌握他的行蹤，甚至掌握他或他的隨扈們的通訊，知道他何時坐那輛車？在什麼地方出現？才能從高空以無人機和飛彈精準狙擊。對於現代戰爭而言，斬首行動是癱瘓敵軍指揮系統的主要手段，而斬首行動的成功，需要極度精密且細緻的前置情報工作，而這正是蔥哥一系列行動所能提供的素材。
另有一條很值得觀察的暗線，即蔥哥操作這些人員的方式，很像情報單位愛用的「單線領導」。蕭依依與吳駭客似乎並不認識，蔥哥也很聰明的設下各種斷點，操作吳駭客的助理似乎也與蕭依依系統無關，至少不是那位浴巾妹去聯繫或交通吳駭客。這種精密操作是戴笠與軍統等級的玩法，或者台灣人比較不熟悉的，中共中央特科也是這種玩法，周恩來便是最原始的情報頭子。如果只是搞個揭弊組織或爆料協會，多方接觸「拉出」爆料人即可，那需要「打入」特定單位？或採取單線領導？這些手法皆讓人覺得蔥哥的企圖並不單純。
所以，我直覺認為，蔥哥根本不是在經營一個啥狗仔團，而是在經營一個台灣版的「中共中央特科」分支單位。不要以為情報單位都是執政者才能享有的特權，情報單位在在野時更有獨特價值。軍統的前身是國民黨的復興社與藍衣社，成立於1932年，專屬蔣介石，當時便有特務處。中共中央特科成立於1927年，是蔣介石在412上海大清洗後，中共中央為保衛領導人成立的特務組織，後來逐步擴大為包括情報、保衛、暗殺、與內部監控的龐大組織，即現今中共國安部、公安部、中央警衛局等單位的前身。如果有天蔥哥當上了總統或法務部長，或國會調查權法案通過，這些人馬就可能化身為他個人專屬的「小警總」，或與敵對勢力配合，成為斬首行動的前置工作單位。
還有一個問題也很值得深究，即這些人馬的運作經費那裡來？有沒有對岸資金介入？我只能假設一下，專欄之中假設一下應該不犯法。那位浴巾妹是夫人的親信，所以狗仔團的車子都是她租的，說明夫人派管人管錢。夫人一家又有許多公司，其中一家是「國際顧問公司」，這就有趣了。假設有人放了一大筆錢在香港，他只有兩種方法把錢打來台灣，一種是細水常流，經常打個100萬以下金額來台灣，因為100萬以上很可能會被反洗錢單位盯上，但經常有港資流入的帳號，還是可能被國安單位盯上。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做假交易，香港公司跟菲律賓或新加坡人頭公司搞個項目合約，把錢打過去，台灣的顧問公司再與人頭公司簽個顧問案合約，錢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打進來了。這是詐騙集團與洗錢集團常用的手法，其實玩順了以後，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總結來說，檢調以國安專組來查蔥哥的案子，算是走對的第一步，但要將其定罪，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情報世界的手法千變萬化，並非純靠法律便可阻擋，國安與情報單位得要振作點，得用上些情報手段，才有機會阻止蔥哥的在台中央特科繼續運作。不過，這也是個很好的案例，讓台灣的國安情報系統試驗一下、熱身一下，想想如何應對這些情報，或類情報作為?擬出應對劇本，以因應戰時最慘烈的攻擊。
joel
多摩平原上出身農家的宮川勝五郎，十六歲時憑過人的劍術天賦，被試衛館師範近藤周助收為養子，從此改名「近藤勇」，踏入階級森嚴的武士世界。這一步不是青雲直上，而是從「無主的浪人」開始，在身份與命運之間摸索，努力把一個農民的身體鍛造成能承擔秩序的人形利刃。文久三年之前，他既無顯赫的家世，也沒有確定的主君，只有日復一日的練刀與對局勢的敏銳嗅覺。正因如此，當幕府為護衛將軍德川家茂而召集浪士組的機會來臨時，他幾乎是本能地抓住了它，從多摩的土壤向京都的權力劇場跨出關鍵一步 。
那個時代並不等待踟躕猶豫的人。浪士組抵達京都後，卻接到「先返江戶」的意外命令，多數人選擇回頭，只有近藤與二十餘人堅持留在京師，寧可丟失俸給也要履行自認的使命感。這種逆風的選擇，既出於個人的倔強，也來自他對「以武護政」的直覺理解。當政治搖晃時，確立秩序的速度往往比辯論更重要 。很快，會津藩主松平容保給了這批「留京者」一個正式位置：在其庇護下以「壬生浪士組」名義維持京都治安，並明白下令「若有不利於天下者，斬之」。這句話像是一封空白授權，也像是把他推上了更險峻的坡道 。
然而，榮光背後有揮之不去的自卑。近藤借來一副與自己家族無關的古盔甲，刻意打造「傳統武士」的儀態，以彌補農民出身的心結；同時，他也以長信向同門傳達護衛將軍的喜悅，那是一種把個人夢想與國家權力綁在一起的興奮，既天真又執拗 。
要讀懂近藤勇，先要讀懂他手中的劍。天然理心流不是講究身段的武術，而是為真實生死而生的工學：攻擊不設禁區，任何可致勝的部位都是攻擊的目標；技法融合劍術、柔術與近身格鬥，一定要打到對方認輸為止；對手倒地後另有追擊刺殺的體系，強調把戰鬥徹底結束，這一段大概也就是為什麼蔡桑稱新選組是 8+9 了（笑）。這種「不留餘地」的訓練，讓門人將勝負寫進肌肉記憶，在街巷與廊道中都能迅速轉譯為有效的暴力管理 。當時江戶一些名門道場所謂的「品味」，在京都的夜雨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迅速壓制、如何讓動亂止息。也因此，外界曾以「多摩的鄉下劍法」冷嘲，卻不得不承認，這在陰晴不定的京城治安工作裡，是最實用的武器語言 。
更深一層的背景，是武藝從武士階層滑落到民間的歷史潮汐。連年饑荒與治安惡化逼迫農民自保，劍術道場在鄉間蓬勃生長，造就大量「非武士出身」的強者。《武術英名錄》顯示，關東八國六百餘名高手中，效力大名者僅寥寥，其餘多為浪人與農民；比武記錄甚至顯示農民隊伍勝率更高，新選組副長土方歲三亦名列其中。近藤與土方身上，既能看到農民社會自我武裝的集體影子，也能看到階級流動的縫隙如何被硬生生撐開 。
於是，當浪士組的徵召書飛過多摩，他們不只是去追逐個人的成就，更是把一種來自民間的實戰能量，押注到政局的保全上。歷史的弔詭在於：這股能量最終既成為維持秩序的利器，也成為權力更替時最先被消耗的前線 。
浪士組到京都的那一刻，理想與現實立刻對撞。當命令要求回江戶處理外艦之事，多數人理性撤退，少數人選擇承擔。近藤的堅持看來衝動，實則是一套倫理的延伸：既然來護衛將軍，就不該在將軍未至時先走。從此，他與二十餘人進入了沒有俸祿的真空地帶，也在這個真空裡與會津藩相遇 。
松平容保對他們的接納，等於在京都警備體系內為這批浪人劃出合法地位。他們披上「壬生浪士組」的名義開始執勤。真正的難題，卻在組織內部。壬生浪士組改名「新選組」後，獲得最高位置不是近藤，而是出身水戶藩、頭銜體面、行事乖張的芹澤鴨。階級社會的慣性把芹澤推到檯面上，他的名號能為新選組換得表面體面，卻也把組織拖向失控邊緣：勒索、毆打、縱火，幾成街談巷議的代名詞。更糟的是，新研究指出他本名下村嗣次，曾因惡行被判死，恰因大赦才逃過刀斧。這樣的過去，與他在京都的劣跡一一勾連，終於逼出「必須處置」的決定 。
那是一場以組織未來為賭注的夜戰。文久三年九月十六日，雨聲掩護下，土方歲三、沖田總司等近藤心腹突入八木邸。先斬平山五郎，再隔屏風行刺，芹澤負險反撲、短刀出手，終在走廊被奪械，試圖逃入隔壁時絆倒於書桌，隨即遇刺。樑柱上的刀痕據說至今仍在，作為一段血色更替的物證。行動結束，近藤對外「報病」說辭接掌大權，新選組從此只有一個聲音 。
這一夜，定義了新選組的工作方式：在法度與暴力的狹縫中尋求最快的秩序答案。也定義了近藤勇的領導者性格：為了維繫組織與使命，他願意把決斷推到最冷處，並承擔其後的一切政治與道德代價 。
權力的頂端，從來像刀鋒那麼薄。近藤勇最終獲賜名號「大久保大和」，位階達「若年寄格」，幾近大名等級。這是對他從民間劍客到秩序執行者的肯認，也是幕府在末期對有效暴力的獎賞。與此同時，他用一封長達五公尺的傳閱信，向多摩同門「講出來」自己在京都與大阪護衛將軍的自豪，那種朴拙的喜悅像一面鏡子，映出他始終把武士職責視作人生最高舞台的坦率野心 。
但歷史的潮水來得比榮典更急。當德川幕府崩塌，新政府軍以勝者的語氣重寫秩序，近藤被俘並以罪人之身斬首。他的一生幾乎毫不轉彎地奉獻給舊政權，最終卻成為新時代的反面教材。從「宮川勝五郎」到「近藤勇」再到「大久保大和」，名字的變化像是身份階梯，也像是命運對他的靈魂拷問。每向上一步，就離那個出發時的農家少年更遠一分，直到某天回望，才發現自己與時代一起走到了懸崖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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