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小路
【按：这些年我跟友人禁不住會談「最後一里路」，知道這把年紀了，也該面對死亡這個終極问题，況且我在三十年前就看到「黑洞」，也走過「死蔭」之路，那便是我的「一條小路」，所以後來談死，既沒有恐懼，也不覺得晦氣，然而讀了北京羅點點的故事，覺得她作為一個醫生，創辦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幫助無數人面對生死，真乃功德無量，尤其是在中國這麼一個崇尚長壽、迷信仙道的文明之中，更不要去說在當下集權者公開靠換器官延長壽命、狂言「突破一百五十歲」的污濁世態之下，從生到死，儼然都有權貴與吃瓜大眾之分，而治病、臨終甚至火葬場都要走後門，原本洞穿生死，靠智慧、哲學、倫理，但是現實世界浸淫於利益、謬誤、銅臭，令人到死都不能逃遁。】
「后悔﹑自责都没有用﹐简单靠宗教也逃避不了。」
傅伟勋白发森森﹐形容清瞿﹐话说得再干脆也没有﹕「你就得认下这笔帐﹐想哭就哭出来。能做的﹐唯有日日反省﹐如何为她减轻伤痛﹐日后如走得出来﹐再回头去问自己一句﹕承受的资格有没有﹖唉﹗现在对你说这些都还太早……。」
一个十月的夜里﹐他从费城那边过来看我。一年前他刚从死亡挣扎回来。他说的时候还分第一﹑第二﹑第三﹐彷彿在讲课﹐我后来逐条记在日记里了﹐可当时只是哭﹐一句都没听懂。尤其﹐我不懂他所说的「承受的资格有没有」这句话﹐他说这是托尔斯泰的话。后来﹐他又让他的博士生商戈令送过来他写的一本书﹕《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我读这本书如同与他再谈死亡。
不错﹐我认不下这笔帐﹐心里在琢磨｢逃｣。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北京天安门学运刚一发生﹐我就躲到上海去了几天﹐后来见赵紫阳出来调解﹐学运似有平息的趋势﹐又返回北京﹐不料却卷入更深；待戒严令一出﹐还没等血溅长安街﹐我又早早离开了北京城…。逃到巴黎后我写过一篇文字﹐劈头一句就是﹕我大概是八九民這場运動的第一懦夫；北京话所谓「熊包」。这次﹐求神求佛都不灵﹐逃的本能幽幽的在不自觉中酝酿﹐麻乱的心思里竟还要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把它托出。终于有一个意向浮起﹕康乃尔。那个山上的幽静学府﹐那些山腰里的碧湖﹐傅莉都很喜欢。我亦自作多情地想像胡适如何在那湖上泛舟……。
读书这件事﹐一向是我回避而傅莉逼我最甚者﹐她以为在海外流亡而不读书﹐纯属糟塌。选康乃尔是因为它出版了《河殇》英译本﹐译者理查‧包德曼先生当时也来陪我们﹐他就是康乃尔毕业的﹐在一所私立大学教中文。九三年夏天也是因为专程去访了康乃尔大学﹐第二天绕道水牛城﹐不料出了车祸。转眼傅莉跌入一片混沌中﹐守着她我忽然想去读康乃尔﹐并疯狂的开始申请。东亚系的冈恩教授邀我去谈一谈﹐包德曼先生立即为我在那里订了旅店。
此时已是严冬﹐冰天雪地﹐张郎郎开车送我去。车祸后我一度无法驾车﹐郎郎从北京回来﹐自愿当我的车夫﹐白天陪我在医院里﹐瞅空儿说句笑话逗逗傅莉；她最爱听他调侃﹐在轮椅上笑得直颠﹔晚上回家﹐郎郎卷个铺盖躺我家地毯﹐睡了半个多月。我俩撂下傅莉直奔康乃尔﹐来去两天一夜﹐郎郎一口气不肯歇﹐说怕傅莉见不到人着急。返程那晚﹐翻山越岭在雪夜里狂奔﹐我似睡非睡之中﹐忽听郎郎「哦—」了一声﹐见他一手撒开方向盘抓住胸口﹐车就晃起来……。
「怎么﹖」我惊醒过来。
「没事。到路边停一下。」说罢﹐他踩息火﹐趴在方向盘上十几分钟没吭气。缓过来﹐他才说﹕
「真玄。犯病了。」
郎郎「文革」十年大牢落了心脏病﹐出狱后安了启搏器﹐从此自嘲「没心没肺」。他来伴我度这暗黑的日子﹐没有宽慰﹐笑话也忍住﹐只是默默陪着。那十几个冬夜里﹐有一次从医院出来﹐他顺手拧开车里的音响﹐播起我塞在卡盘里的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听得我抽噎起来﹐他也只是把车静静停在路边﹐等我慢慢止息。
我自然是去不成康乃尔的。可等我醒转过来﹐才发现竟无一人劝阻我这疯狂的念头﹕包德曼先生替我填了申请表﹐还苦口婆心向校方解释我的英语经突击就能胜任﹔余英时和林培瑞（当初在北京帮过方励之夫妇的汉学家）两位教授给我写了推荐信﹐康乃尔的岗恩教授甚至为傅莉打听了医疗保险……。大家都清楚我是在逃﹐却都不忍心说破；陈淑平还说﹕去吧﹐就当进庙里去修行﹐也对得起傅莉了﹐她就想让你读书……。
可我和郎郎从康乃尔回来的第二天﹐医院一大早就来电话﹕傅莉早晨自己下床跌倒﹐摔破了头。郎郎一溜烟疾驶一路嘴里叨叨﹕可别再摔坏﹐可别﹗我坐在一旁心想﹕莫非她感觉到我要逃，下床来撵我？
很久，康乃尔的湖光都还在我梦中萦绕，我也练了许久托福。那都是下意识对伴随伤残之妻的一种否定，这否定还假借了她以往对我的深憾，彷彿是为了告慰于她。
然而，我却不敢直面现在的她，她瘫了。
对「死」的肤浅﹐是我很久才意识到的﹐它没有因为傅伟勋的指点而让我明白。又三年后的十月里，他走了﹐半个月后我才从一张旧报纸上得知。他专讲死亡的学问﹐很少有人比他更熟悉死这件事——不止那些普遍的经验﹑知识﹑信仰﹐不幸还在于他得拿自己去体验这门学问﹐可他还是走了。这个消息令我从未对一门学问如此失望过。我知道﹐死是死﹐学问是学问。同我谈过死亡的一个人的死﹐还是震撼的。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直面傅伟勋先生冷峻的目光﹕你就得认下这笔帐。
九三年。不是雨果那部小说﹐而是我的真实。墨西哥暖流与寒流交汇于美国东岸﹐是七十年未遇的暴风雪或冰雨﹐新泽西成了冰凌世界﹐高速公路镶上一层玻璃板﹐每天清晨我也要砸开裹在汽车上的一层冰盔甲﹐苏单还觉得好玩﹐用靴子去踹，车前盖上至今留着斑斑残痕。我诅咒九三年。我常常在漫天大雪中爬行﹐彷彿不知道要开到哪里去﹔夜幕下雨雪霏霏的那种时候，唯有一个歌声是有暖意的﹕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茫的远方…… 。
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小曲﹐一个女中音唱的﹐我这个年龄的大陆人从小就会哼。她头一段还在唱「我要陪伴我的爱人上战场」﹐第二段唱的就是「我要救我爱人出那战场﹐」调子抑郁而茫然﹐十足俄罗斯式的忧愁味道。我让它爬梳着我的心绪﹐任车子在雪里颠簸。我的小路在哪里﹖毕竟也有了一条﹐而不是先前那样如同在悬崖上﹐前面只有深渊。
陪她重新长大一回﹐就是我的小路。从前的她﹐腰板直挺﹑胸有成竹﹑事无巨细地站在小路的这一端﹐我要到那一端再去找回她来﹐「曲曲弯弯细又长」很合我的心境﹐我其实看不见那一端；那里迷茫一片……。
——摘自《離魂歷劫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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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派」轉向敵視西方普世的極左路線
【按：中國人三十年兩次「哭總理」，不也是一種「窩囊」嗎？當然，屍檢、謀殺追究，還有諸如葬禮有沒有、什麼規格之類，都是習近平的麻煩，但是吃瓜大眾忽然為李克強所代表的中共那個最窩囊的派別撐腰，只能再次證明習政權的敗壞，於是我反倒想梳理一番這個派別：紅小鬼—共青團—工程師執政（老男人）—胡青幫。】
二十大閉幕式上，兀然出現胡锦涛不自愿被带离场的法新社画面，习近平扭頭不理，胡最後拍打李克强手臂，好辛酸的一副「兒皇帝」退位景象，若再聯想起胡耀邦臨終之淒涼，再印證當下年龄未达退休的李克强和汪洋均從中央委员出局，便知坊間的一個猜測：習近平鬥不過江氏上海幫，盡拿團派出氣，大概不是猜測，而當年鄧小平自廢股肱（胡趙），好不叫人惋惜。
胡耀邦在當代中國政治史上，不僅代表著一個時代，也是一個政治世代的開山宗師，即未來可能主導中國前景的「團派」。梳理一下它的來龍去脈，或可看到一種傳承與變異：從「紅小鬼」到「胡青幫」。
胡耀邦因著力「平反冤假錯案」，而為這個瀕死體制，注入一股政治清明期望，成為中共歷史上僅見的「好人政治」（胡適語），成為「八九」學運的深層驅力。它與趙紫陽代表的所謂「改革派」，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光譜；而更加具有前瞻意義的是，「改革派」經「六四」屠殺幾乎全軍覆沒，「團派」雖「神龍之首」遭覆沒，卻因鄧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而「見尾不見首」，倒是埋下中國的一縷變數。
「紅小鬼」的長幼觀
共青團的源頭，是「紅軍」世代裡的所謂「紅小鬼」，胡德平《胡耀邦陳丕顯傾心交往五十年》（炎黃春秋雜誌二○○四年第十二期）一文說：一九二九年陳丕顯、譚啟龍、胡耀邦同時參加革命，譚十五歲、胡十四歲、陳十三歲，三個人都被打成ＡＢ團反革命分子，三個人均僥倖存活下來。
這些「革命少年」的成長經歷，與中共的「列寧黨體制」和越來越呈凌駕之勢的毛澤東崇拜，融為一體，是他們人格、理念的唯一來源；他們又僥倖從極殘酷的戰爭（以陳丕顯的「南方三年遊擊戰」為最），和更為血腥的黨內絞肉機中倖存下來，而胡耀邦竟可以童心未泯，天良可鑒，真是奇跡。
「紅小鬼」自然都是他們同齡人裡的佼佼者，毛澤東有點偏愛。下面這個細節耐人尋味，文革中陳丕顯落難上海，其子陳小津來北京找賦閑的胡耀邦，胡給他出主意：「毛主席是我們崇敬的領袖、長者，對主席一定要認錯。如果你不認錯，難道說群眾錯了？難道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錯了？當然，要認錯有兩種，一種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種是不可取的。一種認錯方式就是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錯誤，請主席關心，向主席提出請求，要求解除監禁，恢復組織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種，就是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
胡甚至具體指導信如何寫：「要在信中表示：多年來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沒有見到毛主席，過去主席經常耳提面命，經常能聽到主席教導。這麼多年沒有見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雖然沒有見到主席，但一直在認真讀毛主席的書，檢查自己的錯誤，願意繼續跟戰爭年代一樣，在毛主席的教導下，跟毛主席一起幹革命。」一九七四年秋陳丕顯給毛寫信，果然八天後得毛批示獲救。很顯然，「紅小鬼」跟毛的關係，超出一般上下級程度，甚至帶有某種父子關係的意味──毛不僅是「領袖」，更是「長者」，是名副其實的「老人家」，所以對他「認錯」是天然合理，跟你自己究竟錯沒錯完全不相干。
從這裡便不難理解，胡耀邦在八九年可以委屈而死──鄧小平之於他，是跟毛澤東一樣的長輩，豈能違拗？但他終於吞咽不下，以命相抵。他的政治秘書劉崇文回憶他逝世前的狀況寫道：「在我們日常的交談中，他儘量迴避提到小平和陳雲同志，萬不得已時也從不直呼他們的名字，而是用摸右邊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邊耳朵代表指陳雲，可見其之噤若寒蟬。他還告訴我，有一次，他去拜訪葉帥，在他倆談話時，葉帥把收音機開得大大的，唯恐被人聽到。」曾經為多少人洗冤的「紅小鬼」，自己離開人世前竟陷入如此的恐懼，難道不是 「鄧小平時代」的一個特大奇冤嗎？
借著胡耀邦的悲劇性格，蘸上「六四」之血，再加上後來二十年的冷酷「穩定」，歷史會給中國人鑄進怎樣的「長幼」型文化性格，又如何接榫中國傳統君臣之道，豈非一道思想史景觀？
選儲兩代，一準一誤、一成一廢
中共的世代，粗放劃分是紅軍、八路、解放，所謂「打江山」的三代，坐江山（四九）以後的幹部，似無資格構成「一代」，乃是一種典型的軍事集團模式。
早在江西瑞金的紅軍割據時期，「紅小鬼」便是「兒童團」頭頭，到抗戰時期他們才隨年齡增長，而升任共青團領導人。共青團作為共產黨的預備隊，其任務是將社會上所有的青年人都改造成這種「預備隊」，可是，它自己是否列於中共的接班序列，卻從未成為一個事實，因為直到文革前，中共尚無「接班」需要。
倘若中共體制也勉強具有韋伯所謂「科層制」的話，其資歷、級別與升遷，皆有矩可循，「打江山」的三代也是論資排輩的，而共青團幹部具有越級擢拔的潛在優勢，亦是成規，如五二年團中央第一書記人選有二：胡耀邦、陳丕顯，毛澤東將後者派去上海主持工作，那年陳才三十六歲。
這個接班階梯，被毛澤東自己以文革打碎，代之以毫無資歷可言的「四人幫」，實屬毀方敗常，難以為繼，所以鄧小平「撥亂反正」，擢升胡耀邦（紅軍）、趙紫陽（八路）主持改革，乃回到原點，順理成章。但是「八九六四」一劫，鄧又重蹈毛澤東覆轍，罷黜胡趙，進而一併廢棄紅軍、八路、解放「打江山」之三代，代之以毫無資歷的江澤民。同樣的政治體制，會犯同樣的錯誤。鄧小平臨死前隔代指定胡錦濤作接班人，是不是意識到了「犯錯誤」，我們不得而知，而他再次啟用一個共青團頭頭，無疑是回到中共的「原教旨」接班序列上。
這次鄧小平是從紀錄片上看到了接班人——在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專供中南海放映的內部絕密片上，拉薩街頭，一九八九年三月初，主角是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頭戴鋼盔、手提衝鋒槍，令鄧小平大為讚歎，扭頭問秘書：這個人是誰？
三個月後鎮壓了天安門廣場的鄧小平，不再對「改革」有想像力，轉而焦慮身後江山的安危，殺戒已開，「經濟救黨」不夠了，他的「接班人標準」只剩一條：敢不敢開槍鎮壓群眾？其餘免談。「頭戴鋼盔、手提衝鋒槍」者，正是胡錦濤，他被鄧小平隔代指定為接班人。
團棍、清華、姑爺
鄧小平指定了兩代接班人。「六四」一劫，令中共老人幫恐懼江山傾廢，「選儲」餘地又不大，挑出來的江澤民、胡錦濤兩代，可說是一準一誤、一成一廢。以他們的立場來評估，江澤民死守鄧小平告誡「絕對不跟西方翻臉」，在國內放縱仇外思潮泛濫，大舉引進外資，對內拆除「社會主義」，將中國轉型為廉價勞力的世界工廠，重鑄政權合法性於「經濟起飛」基礎之上，不可謂不成功。
但是這點本錢，到胡錦濤手裡，不出十年就揮霍殆盡，二〇一二年國內左右兩派都認為到了「革命前沿」、「八九」重現。太子黨們更是惡言相向：老太爺走了以後這二十多年，被一幫秘書、太監把這個國家折騰得不像樣，現在正宗傳人們要集合成一個政治集團，出來重整山河。
他們是在罵所謂「團派」。這股政治勢力，並非起於那位頗有政治清明魅力的胡耀邦，而是成軍於後來這個胡錦濤。胡耀邦到「胡青幫」——「青」者，一謂「青年團」，又謂「清華幫」，這個十年中共的體制，即「中南海九個老男人」，皆為理工科出生的工程師，卻由「胡青幫」總舵胡錦濤領隊，余杰稱之為「與世界文明完全隔絕」的殘次品；張木生則說他們「在中國創造了讓全世界震驚的經濟奇跡，也創造了讓全世界震驚的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是有待日後政治史家去釐清的一個有趣課題。
更加要害的是，胡溫扭轉江朱「師夷」、「韜光養晦」、悶聲發大財的路線，轉向敵視西方、發財、普世的極左路線，其標誌就是敵視諾爾和平獎、弄死劉曉波。所以，今日溯源，習近平倒退路線的端倪，始之於胡錦濤的左轉。
坊間戲稱的「胡青幫」，因「團派」從宗師到當今總舵都姓胡，又以共青團發家的「團棍」為主、清華校友居多、大都出身平民、且多成了「紅軍」「八路」們的姑爺。出身、學歷、官場歷練、婚姻，樣樣具備，只缺心肝兒肺。這幫理工科大學生從政，可謂具有「中共特色」的新科舉，至少它是對毛澤東「讀書無用」反智主義的反撥，但又撥向唯「科學」的另一種蒙昧，比如清華的這個五字班，前未遭遇「反右」「大躍進」，後面躲開了「文革」，據說「受教育最全面」，卻人文涵養幾乎是零，既昧於古典，也盲於西洋，所知僅限蘇聯，難怪中國從九十年代便進入一個枯燥而冷酷的「工程師治國時代」，在那個兇暴且無廉恥的「上海幫」裡，也是成堆的「工程師」。
中國人精神荒漠史無前例
中共第四代「工程師」執政團隊的一個突出特徵，是知識結構上升，而人文素養趨零，這更接近一個文化或者思想史的課題。一個突然「崛起」的經濟大國，由一幫「腦殘者」以集權方式統治，乃是二十世紀都未曾出現過的奇觀。史學家余英時曾對此「發生一個很深的感慨」。他在上個世紀就寫下這樣的預言式文字：
「在世紀末的今天，中國的精神貧困更遠在物質貧困之上，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一九九四年以研究歐洲中古文化史著名的俄國史學家古烈維奇（Aaron I. Gurevich）在談到蘇聯解體後俄國的一般思想狀態時指出：官方意識形態長期壓抑下俄國民間文化的多層積澱，在極權體制崩潰之後，突然爆發了出來。無論是政客、史學家、學人對此都毫無心理準備。與此同時，數十年來宰製了史學思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完全失去了信用，留下來的則是一片「哲學空白」（philosophical void）。而填補這一大片空白的便是神秘主義、「怪力亂神」（occultism），以至侵略性的沙文主義等等現成的東西。幾年前我初讀此文便印象很深，今天我更感到中國精神的貧困還遠在俄國之上，因為俄國在極權時代仍存在著東正教的根荄，更重要的是文學的反抗傳統始終不絕如縷，有一些作家和詩人即使在斯大林統治下也不肯在思想上作一絲一毫的妥協。我們只要一讀伯林（Isaiah Berlin）的那篇訪談錄便可見其大概。今天中國一般人民的精神饑渴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真可謂史無前例。」（《讓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來》）
再去多說胡錦濤個人的乏味、僵化，已成絮叨，擺擺他的局限性，還有點意思。第一條自然是「合法性缺失」，他的發跡本來就是一個偶然，鄧小平的一次衝動而已，有首《共產兒童團歌》一直在唱「準備好了嗎？時刻準備著！」從中央蘇區瑞金唱起，掐指八十年，遲遲沒有兌現。胡耀邦那次起於百廢俱興之際，也不是「共青團接班」，但他選定死後葬在江西九江共青城，未預期地成了合法性來源的一塊神牌。胡錦濤曾想去磕個頭，後來忍住了。清華「五」字班水利系的這個學生畢業後又兼政治輔導員，成為「團派」掌門人，根正苗紅，但共青城那個墓塚的神聖性，來自八十年代的「平反昭雪」，它主要不是關於權力的，而是關於道德和終極意義的，這種合法性不是昏庸之君所能接濟得上的。
所以，由「紅」（小鬼）變「青」（華），既是知識化，也是理想主義退火的「冷血化」，與胡耀邦的政治清明資源，背道而馳。這也是一種「遺傳性退化」，既指施政能力、名望魅力，也包含打天下一代的革命犧牲精神、絕對服從、含辛茹苦、不計個人得失甚至六親不認，斯大林所謂「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已不復存在，列寧式政黨的壽命，大致到打江山的第一代死光，這是蘇聯和東歐的命數，中共呢？
在給定的前提下，胡所繼承的這份遺產，確乎太沉重了，他們面對的世道和難題，跟他們的能力太不相稱──他們一群是靠聽話、看上級眼色、忘掉了自己還有腦子，才混到今天的，哪裡還剩下什麼創造力？即便從鄧小平的角度來說，當初隔代指定他，想必是要他來擦江澤民的屁股──「財富的極大湧流」與人心的極大壞死，不僅叫共產黨坐在火山口上，也叫中國面臨萬劫不復，可胡錦濤非但沒有沾上胡耀邦的清譽，反而是坐享其成「上海幫」的惡政、惡名。也許他最大的能耐，不過是為「團派」爭得半壁江山，果若如此，他真是無顏以見九江共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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