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紹馨〈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實驗室—臺灣〉一文力主台灣研究的價值，並強調不要將臺灣單純視為中國社會的代替品，而應視為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實驗室。鄭力軒老師的鉅作《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曾道雄，孔邁隆

 

鄭力軒：

近日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孔邁隆（Myron Cohen）來台，特別到美濃這個他做了幾十年田野的地方退休，許多當年田野報導人的子女也都到場，相當感人。孔邁隆教授最為人稱道的是1960年代在美濃進行田野調查，日後並持續保持與美濃社區的互動。此次會在美濃退休，反應他對美濃的深厚情感。他1960年代的研究成果匯集在1976年所出版的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在很長的時間被認為是紀錄「中國農村」家族變遷的經典，當代臺灣客家學也常以這本書作為重要起點。

孔邁隆並不是以台灣作為田野的特例，在1950年代到1980年間，在海外學者無法進入中國的情況下，臺灣成為研究中國社會的人類學者重要根據地。在孔邁隆前後至少就有傅瑞德（Morton Fried）、葛伯納（Bernard Gallin）、武雅士（Arthur Wolf）、郝瑞（Stevan Harrell）、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等美國重量級人類學者在臺灣進行田野調查，並產生相當多可觀的成果，並且也成為相關領域的重要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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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讀此文，配上鄭力軒老師的鉅作《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將我的舊筆記加以翻新，記於此處。

重讀該文，可以看出來陳紹馨老師「反叛的修辭」。在一個表層上，〈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 — 台灣〉好似在說，如果研究中國社會文化的話，研究臺灣是個好的開始，因為臺灣有中國難以取得的東西-資料。

我自己對這種「優勢」的理解是這樣：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留下了外來漢人社會「同化」原住民前的資料，之於中國同樣的「征三苗」已是神話，早已不可得，但荷蘭人卻留下了普查等級的資料，甚至足以量化分析。

而鄭氏政權跟清帝國則帶來了第二波的資料，就是漢人社會跟中華帝國如何改造、影響了各層級的社會，這部份的資料中國雖有，但品質可能不若臺灣（e.g.淡新檔案之齊全是很驚人的事情，但這也是戴炎輝老師傾全力保存才有可能）。另一方面，陳紹馨老師也指出，中國這時期的資料多半缺少量化，但出於日本殖民的特殊環境，一進來臺灣就開始進行的土地申告（雖然現在只剩桃竹苗為主）、舊慣調查、戶口跟土地普查，幾乎是世界唯一一個要理解這般漢人社會時得以利用的普查資料。

相較於此，在中國，1927年國民政府傾全力下，才有了卜凱針對2000多個農戶的抽查（現在調查原始檔被南京大學挖出來了，可惜他們不太知道怎麼利用），但調查範圍集中在華東，而華北則依靠滿鐵調查才能理解華北的農戶性質，原始調查檔也存在。

在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來台之後，臺灣社會又經過高速變革，經歷了都市化、高速工業化，這第三波的資料，理論上又可以跟戰前串接，因而十足可貴。

雖然這篇文章的時空脈絡下，讀起來會有種「難道臺灣研究就是中國研究的替代品嗎」的味道，但其實陳紹馨老師也指出（或許才是這篇他真正要說的話），這種以「臺灣見中國」的研究方法，在未來中國開放外國學者使用資料、深入中國田野跟合作後，必定會走不長久。陳紹馨老師在1960年代已經預見了今天臺灣研究的海外困境，你投稿時人家會問你幹麼研究臺灣…為什麼不研究中國就好？

這我真的遇過。我在報臺灣戰後高速工業化的論文的時候，就有人問過Why should we care Taiwan，當下我臉一陣青一陣白，同樣的研究議題，你用中國資料通常就是發的臺灣資料好，這蠻多人都有感覺。

所以，為什麼要研究臺灣？對我來說，如果仔細的把臺灣提出來，將中國作為比較（而非替代）的對象，同時也把其他地區/國家作為比較的對象時，臺灣作為世界之研究的巨大實驗室這一點，仍然是一個不可替代的研究利基點。

我一系列寫作下來，有在跟著追的朋友，應該已經能感受到臺灣的「世界性」。在戰後的經濟政策跟官僚上，實際上臺灣跟日本跟朝鮮連為一體。臺灣跟戰前中國、還有美國也存在另一條線。在清代，臺灣番屯與新疆、臺灣與金川的帝國之線，我們也能感受到番屯跟紐西蘭Kupapa的類似，而到了高山部落，其實愛爾蘭人-北海道愛努人-北美原住民-臺灣的泰雅族、排灣族等，也因為「集團移住政策」而被連繫起來。

如果時序往前一點，到了東印度公司的時代，其實VOC在臺灣以殘酷而精明的手段統治西拉雅族時，也同時在印尼用類似的方法整那些蘇丹，同時期，閩南人的貿易網絡與客家人的流亡，又是另一條線（印尼文的麵跟韭菜臺語唸起來一模一樣。)而東印度公司的傳教士對於西拉雅尪姨（女巫）的清洗，在不久後也會在非洲達荷美看到一模一樣的事，只不過這次傳教士改講法語。

至於西葡與臺灣的交流，一路會延伸回西非那一連串古老並曾由大量西非女酋長所控制的網絡，最終經過好望角而北上這一段。西非這一段路線，這一兩年才陸續有新研究出來。而臺灣與菲律賓的「某種親近但疏遠」的關係，始終引起兩地共鳴。

也就是說，臺灣很特別 — 被葡西、明鄭、清帝國、日本、中華民國輪翻統治，人有高度的一貫性，卻有大量的政策、制度的實驗，以及文化跟經濟政策的變化存在。另一方面，臺灣卻有相當的有世界性/一般性。那些我上面所舉由一個又一個串起來的「線」，讓臺灣不得不去與臺灣分享臍帶的其他國家與地區 — — 成為他們的姐妹兄弟。只不過因為操不同的語言，又或是長大的過程沒玩在一起，所以彼此尚不熟悉。

類似的經驗也存於陳紹馨的研究歷程當中，如鄭力軒的著作《不待黃婚的貓頭鷹》所重建的學術生命，陳紹馨為了研究臺灣，必須上山下海跑田野、找檔案、跑統計，必須學會並在各個理論跟方法走在最前沿，甚至要比研西方社會的學者更為先進，必須理韋伯到齊美爾，也必須理解各國原住民所遇到的困境，必須理解日本跟美國南方的農村，也不得不明白研究美國新政到日本的土地改革。

儘管陳紹馨貢獻之巨，但一如鄭力軒的研究指出的，在1980年臺大社會系紀念創系成員時，獨漏了陳紹馨一人，而當時「社會科學中國化」的浪潮下，臺灣之研究被龍冠海描述為「困守孤島」。

然而事實卻為相反，越是要研究臺灣，越不得不研究全世界，孤不孤，與島不島沒有關係，可以研究一塊大陸而在思維上陷入鐵幕，亦可研究一個海島而連通天下。

陳紹馨過世一甲子後，筆者作為一個臺灣研究者，記於劍橋。

好讀版全文見：

https://vocus.cc/article/693d8e4bfd897800010e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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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約略孔邁隆在美濃進行田野調查的同時，1965年臺大文學院舉辦了一場「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中的地位」座談會，是1949年後台大第一場以臺灣史為主題的研討會。時任台大社會學系教授的陳紹馨發表了著名的〈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實驗室—臺灣〉一文，力主台灣研究的價值，並強調不要將臺灣單純視為中國社會的代替品，而應視為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實驗室。

相對於他其他被歷史淹沒的著作，這篇短文由於觸動了多樣的知識與社會課題，在很長時間內成為各方對陳紹馨的主要記憶，也在臺灣研究的推動上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同時期以及較晚的人類學者如凌純聲、李亦園與陳其南認為這篇文章提供針對臺灣漢人進行人類學研究的理論基礎。1970年代在他過世十多年後，時任聯經出版社編輯、研究臺灣日治時期歷史的林載爵則是在看過這篇論文後，決定編輯出版陳紹馨唯一傳世著作的《臺灣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1990年時任中國社會學會理事長的徐正光則以這篇論文作為卸任演說的主題，強調臺灣研究的主體性。在90年代特別是社會學界，包括甫當選中研院院士的柯志明教授等學人，也廣泛地以這篇論文為基礎，探索台灣社會特殊性與臺灣研究主體性。可以說在臺灣研究的正當性建立過程中這篇論文產生一定程度催生作用。

這兩個看似平行線的事件其實有微妙的交集。陳紹馨這篇文章最重要的對話對象不僅是台灣學界，更是這批從歐美特別是美國來台的社會科學家。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應了一生致力於臺灣研究的陳紹馨所面臨的兩難局面：一方面在臺灣學院中臺灣研究受到明顯的忽視甚至蔑視，同時也面臨各種禁忌而難以進行。無論是所帶入的資源、賦予臺灣研究的正當性以及現代社會科學的觀念，來自歐美頂尖機構的學者的關注提供了臺灣研究提供非常大的助益。

但另一方面，這些學者來臺灣主要目的不是基於對臺灣本身的興趣，而是在無法進入中國下找尋代替品的企圖。以美國人類學界而言，當時的主流思維是將臺灣農村視為靜態的中國傳統社會代表，試圖從中挖掘中國社會的根本邏輯。這個思維型塑了包括孔邁隆在內許多學者在田野地的選擇以及研究問題意識的建構。陳紹馨深刻關注這個發展，也與包括葛伯納與傅瑞德等學人有許多合作研究，被視為少數能與這些學人對話的臺灣學人，深知他們所抱持的代替品思維。

在〈實驗室〉文中，陳紹馨一方面論證臺灣研究如何可以不僅是「中國社會」研究更是更普遍社會科學的一個正當課題，而提出應將台灣視為現代化實驗室而非代替品的呼籲，除了利用這場難得的臺灣史盛會向國內學界喊話外，所對應的更是也是回應這批美國學人的問題意識，能將臺灣研究的課題更拉回臺灣社會變遷的動態過程。也因此這篇文章有中英文兩個版本，在英文版中更為詳細。

換言之，陳紹馨這篇文章所要面對的，除了當時國內對臺灣研究極不友善的學院環境，隱而不顯的則是學術後進小國在知識發展上所面對的難題。在日後的發展下，陳紹馨的具體論述一定意義上已「功成身退」。在臺灣學院環境中，從90年代開始在學院內外的努力下，臺灣研究的正當性日益確立，也日益在學院中制度化，產生許多在地學人的重要成果。而在海外的臺灣研究方面，固然許多當年來台進行研究的學者開始反省當年的預設，而更面對臺灣本身的脈絡。

全文見留言處

【みちお、みちお，…… ，這馬毋知輪著啥物人共咱管？】

（Michio、Michio，……，現在不知道輪到誰來管我們？）

音樂家曾道雄先生1939年生於彰化田中，日本戰敗投降，他六歲。有一天有個歐巴桑看到他，問說：「Ah，みちお、みちお，啊今日本人走honnh ，這馬毋知影啥物人來共咱管？毋知輪著啥物人共咱管？」道雄的日文讀作michio。

歐巴桑會問六歲的他，應該是認為他很聰明。但她的問法，令小小的Michio，印象深刻，七、八十年後，這個提問仍然像是某種魔咒的迴聲，來回轟擊我們的頭殼。

台灣因為多重殖民的關係，是否具有某種奴性？這當然不容易回答，就是有，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樣，總有人不願當奴隸，為了作為人的尊嚴而付出代價，再慘痛也在所不惜。但是只要具有奴性的人佔一定比例，島嶼就永遠走不出自己的路。

有人可能記得2011年曾教授獲得國家文藝獎，不願上台接受當時ROC總統贈送建國百年紀念筆，拒絕握手、合照。其實1977年師大籌演追悼民族救星世界偉人的清唱劇《長相左右》，他就拒絕演這個角色，為此差一點出事丟了工作。那個六歲就特別聰明的小孩，即使已經八十多歲了，好像一直沒忘記小小年紀的早慧領悟，而且一生踐行之。

如果將來李喬先生期待的「台灣人精神史」能出現，這裡紀錄的將是寓意深長的兩則台灣人奴性小故事；曾教授也將是島嶼子民的典範。口述記錄和錄音檔的連結，在留言欄一。

照片：2024/6/16曾道雄教授在確認口述記錄之後的合影，是個人莫大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