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ring his career as a literary agent, Forrest J Ackerman (he would refer to himself with no period after the middle initial) represented such science fiction authors as Ray Bradbury, Isaac Asimov, A.E. Van Vogt, Curt Siodmak, and L. Ron Hubbard. For more than seven decades, he was one of science fiction's staunchest spokesmen and promoters. Famous for his word play and neologisms, he reportedly coined the genre nickname "sci-fi."
Ackerman was also the editor and principal writer of the magazine Famous Monsters of Filmland. Also called "Forry," "Uncle Forry," "The Ackermonster," "Dr. Acula,""Forjak," "4e." and "4SJ," Ackerman was central to the formation, organization and spread of science fiction fandom and a key figure in the wider cultural perception of science fiction as a literary, art, and film genre.
Ackerman was an early member of the Los Angeles Chapter of the Science Fiction League and became so active in and important to the club that in essence he ran it, including (after the name change) the Los Angeles Science Fantasy Society, a prominent regional fan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Fantasy Fan Federation (N3F). Together with Morojo, he edited and produced Imagination!, later renamed Voice of the Imagi-Nation (which in 1996 would be awarded the Retro Hugo for Best Fanzine of 1946, and in 2014 for 1939), which was nominally the club fanzine for the LASFS.
In the decades that followed, Ackerman amassed an extremely large and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cience fiction, fantasy, and horror film memorabilia, which, until 2002, he maintained in an 18-room home and museum known as the "Son of Ackermansion" (The original Ackermansion where he lived from the early 1950s until the mid-1970s was at 915 S. Sherbourne Drive in Los Angeles; the site is now an apartment building.) This second house, in the Los Feliz district of Los Angeles, contained some 300,000 books and pieces of film and science-fiction memorabilia.
"My wife used to say, 'How can you let strangers into our home?' But what's the point of having a collection like this if you can't let people enjoy it?" (IMDB/Wikipedia)
Happy Birthday, Forrest J Ackerman!
...曾國藩在處死李秀成之前，命李秀成寫下供詞。...惟供詞中有事涉敏感之處，如李秀成勸曾國藩擁兵自重，取清庭而代之。曾國藩不敢將李秀成供詞上陳，遂刪改內容，且部份有曾國藩為爭功，修改用字。曾國藩乃另行刻印，一送軍機處，另送其子曾紀澤。而將原件密藏其自家。
民國五十一年(1962年)曾國藩曾孫，東海大學校長曾約農，將其所珍藏之「李秀成親供手跡」交由世界書局景印
民國五十一年(1962年)曾國藩曾孫，東海大學校長曾約農，將其所珍藏之「李秀成親供手跡」交由世界書局景印
羅時瑋
秋陽下的約農路。(東海大學)
曾昭柯、曾昭權、曾约農，曾寶蓀，長沙藝芳女子中學
曾約農-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此篇從東海大學眼光 曾约農，很不夠全面。
曾約農校長專輯，東海大學
臺大外文系曾約農先生的「英美漢學選讀」
http://kunzhiji.blogspot.tw/2004/12/some-books-by-tseng-yueh-nung-that-are.html
Some books by Tseng Yueh-nung that are at Tunghai's library
- 曾約農校長/陳瑞洲, 謝鶯興合編 (1998; Dewey #782.886 8025-1) [Dec. 6 Update: Found this book; it contains some of the articles mentioned below: 曾約農(一八九三至一九八六), by 吳化鵬, published in 中外雜誌 vol. 63.1 (Jan. 1998): 80-81; 曾約農 (1893-1986), by 李爾康, pub. in 傳記文學 vol. 50.5 (May 1987): 139-40; and 敬悼曾約農先生, by 李爾康, pub. in 傳記文學 vol. 50.2 (Feb. 1987): 39-42
- 曾約農先生言論集/林景淵編選 (1970; Dewey #073.8 4463)頁數：182，出版社：台灣商務，作者：
林景淵編選，出版日期：1970/ - 漫談繙譯與寫作/曾約農撰 (1971; Dewey #811.7 8025)
Tseng also has a book called 中西文化之關係 that's available at some libraries. Will ILL it. [Dec. 6 Update: ILLed it.]
- Some articles by or about Tseng Yueh-nung
- A few notes about Tseng Yueh-nung
- Tseng Yueh-nung on rhetoric education
曾國藩後人曾約農：沒錢租車，步行上課帶狼狗
| 華夏經緯網 2012-11-02 12:50:23 |
民國時期，曾約農（右）與堂姐曾寶蓀在長沙一起創辦了長沙藝芳女子中學。
看網上八卦，說一家著名的外語培訓機構，有個擁有無數粉絲的麻辣教師，他最潮的行為，除上課跳艷舞，還帶著條上萬元的哈巴狗陪教，引得那些“沒見過世 面”的孩子嗷嗷直叫酷！其實，這算什麼，帶條哈巴狗一點都不刺激，如帶條大狼狗那才叫真酷！別說沒這樣的事，70多年前民國時期，長沙的曾約農就這麼玩 過。說到底，現在的一些潮法，都是他們玩剩下的！抽時間到處去“走穴”， 貼補自己的學校
曾約農，曾國藩二兒子曾紀澤的長孫，自小由祖母郭筠督課經書，在家鄉雙峰縣富厚堂度過了愉快的童年，受到了良好的曾氏家教訓練。不久跟著祖父出使英、法 兩國，小小年紀，在英國生活了六年，學了一口純正的倫敦腔。回國後，長到十六歲又去英國，直至1916年在倫敦皇家礦冶學院畢業回到長沙，幫助堂姐曾寶蓀 在曾家的私家花園創辦長沙藝芳女子中學。
在這所學校，堂姐是校長，兼教英語和生物兩門課。曾先生則是教務主任，兼教英語和數學。兩三百 人的寄宿制學校，沒有幾個專職的行政、後勤人員，校長和教務主任的工作繁重可想而知。但像曾先生這樣熱愛教育工作，有教學經驗，英語又呱呱叫的老師，在那 樣的年代想不成為香餑餑都不行，所以，被別的學校聘請去上課是常有的事。曾先生也樂得抽時間到處去“走穴”，賺點外快貼補自己學校辦學的不足。
說起來是瓔珞之家，外人看起來，以為他們一天到晚如何鐘鳴鼎食，其實完全不是。曾家到三四代後，信守先祖的家訓，遠離官場。大家只在各自專業上幹著本分 職業，並沒有揮金如土的本錢，還樂善好施、熱心公益，手頭經常拮據。比如藝芳中學時期的曾家姐弟，穿的是棉布衣，吃的是臘八豆、青辣椒炒肉之類的湘菜，一 派樸實、淡泊。
無錢包車，帶著外表彪悍的狼狗步行上課
上世紀30年代在長沙當一 名中學教師，那是相當體面的，特別是有點名氣的，經常被各個學校請來請去。請的學校多了，收入多了，他們就可以自己包一輛黃包車（即人拉的膠皮車），在一 所學校上完課，由車夫拉著飛奔到另一所學校，黃包車車頭前的小銅鈴叮鈴叮鈴地一路響過去，比現在的一些教師自己駕著私家車神氣多了。
但曾約農沒有這樣的經濟實力，估計湘雅醫院董事長、湖南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的職位，沒有給他帶來什麼經濟上的好處。大概是1935年，曾約農在長沙明德中學 兼職教高三班的英語。那時，明德位於長沙市城北的泰安裏，藝芳位於城北的局關祠，兩校雖不很遠但並非近在咫尺。曾約農經常在上完藝芳的課後，匆匆徒步趕往 明德。
曾約農沒有黃包車，但他有條外表彪悍的狼狗。曾老師每次去明德中學上課就帶著它。一路上，這條狗跟在曾先生身後，他快步走，狼狗 也快步走，他跑，狼狗也跑。到了學校進了教室，講課時，狼狗就蹲伏在講堂旁，對著學生一動也不動，宛如寺院裏的文殊、普賢法座前蹲伏著的獅與虎。等曾先生 上完課收拾好講義，它又屁顛屁顛地跟著回去。這個逸事，在民國時期的長沙教育界可是一段美談呵！
蓬頭垢面、一副鄉巴佬樣子做羅素的翻譯
1920年，長沙藝芳女子中學曾舉辦過一次文化盛事，那就是杜威、羅素等國際知名學者和章太炎、蔡元培、張東蓀等國內一流學術大鱷來長沙講學。那時記者 的報道用了“萬人空巷，聽者如潮”這樣的詞語。後人不禁好奇，市民空巷去聽什麼，大家能聽懂嗎？羅素的哲學思想那麼深奧，有合適的翻譯人選把它從英語轉換 為通俗易懂的中文嗎？否則，這些學術交流豈不是自娛自樂！
湖南學界的組織者想到的翻譯人就是曾約農。第一場報告開始，羅素隆重出場，西 裝革履，紳士派頭，叼著根很大的煙斗，含混不清的英文單詞在他的喉嚨裏滾動。英國人天生的傲慢態度真有點令人望而生畏。接著，曾翻譯出來了，不到三十歲的 樣子，個子不高，雖然樸素無華，藹然謙遜，但一件灰布長衫土裏土氣，尤其是蓬著頭，鬍子也沒剃。觀眾開始竊竊私語：“這樣的鄉巴佬，如何能當羅素的翻 譯？”
不料，接下來約農先生的同步翻譯沉著淡然，理明詞達，使滿座的專業和非專業人士都不得不驚服！羅素在長沙做了四場學術報告，他的學術觀點和思想得到了很好的傳播，引起了強烈反響。臨走時，他感慨地說，他很驚奇地發現，原來落後的中國竟然有一批世界上最有教養的文明人。
曾約農怎麼會蓬著頭，留著須呢？原來曾先生的母親剛剛去世，按照中國傳統的居喪制度，父母去世期間，兒子要守制，即不得任官、不得應考、不得嫁娶、不得娛樂，要在家守孝三年。民國後，守制做了些改變，時間沒有限制，幾個“不得”變通為“不得剃鬚發”。
還有個故事要補充，羅素演講時，在台下作記錄的人恰是時為《大公報》的特約記者毛澤東。當然羅素或其他學術大鱷都不會留意青年毛澤東，但毛澤東把這位西方大哲的每句話都詳細記了下來，並在以後的歲月作了深入思考。
在教會做英語輔導，成為長沙的“英語培訓名師”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抗日戰爭爆發前，長沙的年輕人有個很不錯的去處，那就是位於西牌樓的長沙基督教青年會。一進這個會所的大門，左邊是綠茵滿地、樹木蔥 蘢的花園，右邊是露天電影場。再往前走，就是一座巍然矗立的大廈，正中嵌著青年會的會徽，兩端分別有譚延闿直書的“長沙基督教成人部”及“長沙基督教青年 會童子部”兩塊金字招牌。會所內的墻上，挂了許多國內當代書畫名家的字畫，最引人注目的有孫中山書寫的“博愛”和“禮記大同篇”，梁啟超先生寫的“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齊白石畫的葫蘆瓜，上面寫著“葫蘆瓜，葫蘆瓜，葫蘆開口笑哈哈，自從結蕊縈新蒂，會向人間鬥歲華”。
說了半天，它和曾 約農有關係嗎？有，這裡經常組織宗教活動，外國人經常來布道，曾先生就是翻譯。外國人不來，也有曾先生的英語輔導。那時，聽者趨之若鶩。來的人大多數不是 教會的，他們只是想學地道英語的青年。所以，青年會不像個宗教機構，倒像個英語培訓機構，曾約農則是長沙的“英語培訓名師”。大家到這裡來，一是學語言， 二是勵志，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以後到郵政、海關這些福利好的單位工作，比現在考公務員強多了。
順便講點歷史，這個長沙基督教青年會在 抗戰期間及以後起了很好作用，他們後來組織活動請徐特立先生演講，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心；邀請美國進步女記者史沫特萊做報告，了解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形勢； 還組織市民救護隊協助安置難民等。1949年8月，長沙和平起義，當時的總幹事聯合雅禮、福湘等長沙教會中學的校長簽名，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歡迎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城。（羅慧）
來源：三湘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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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約農與張學良
廖文立
一、曾約農與基督教及東海大學
曾約農(1893-1986)荷葉鎮（舊屬湘鄉）人，生於清光緒十九年農曆十月十七日，系曾紀鴻之孫，曾廣銓(曾紀澤撫子)長子，自幼博通經史，卓爾不群。在北京出生後不久即隨父母遠赴英國倫敦(其父任駐英使館參贊)，在那裡生活了六年之久。1909年弱冠考取第一屆庚子賠款赴英留學，在倫敦大學攻讀礦冶。1916年畢業後，旋入劍橋皇家礦冶學院研究，歸國後和堂姐曾寶蓀創辦藝芳女校於長沙。1920年9月，英國哲學家羅素、美國哲學家杜威應湖南教育會的邀請來湘講學，曾約農為翻譯，毛澤東為特約記者（《大公報》聘）。抗日戰爭初期，曾約農積極聯絡田漢、茅盾、徐特立、左舜生等人，組織成立了湖南抗敵總會宣傳委員會，主動參與抗日救亡活動。對日抗戰勝利後，創辦湖 南克強學院。1949年避難香港，隨後轉赴台灣，受聘為台灣大學教授，後於1955年被東海大學董事會推舉為東海大學首任校長。1956年台灣政府派其為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席代表，以其博識宏論蜚聲國際論壇。1956年起被聘為台灣國策顧問。
曾約農(1893-1986)荷葉鎮（舊屬湘鄉）人，生於清光緒十九年農曆十月十七日，系曾紀鴻之孫，曾廣銓(曾紀澤撫子)長子，自幼博通經史，卓爾不群。在北京出生後不久即隨父母遠赴英國倫敦(其父任駐英使館參贊)，在那裡生活了六年之久。1909年弱冠考取第一屆庚子賠款赴英留學，在倫敦大學攻讀礦冶。1916年畢業後，旋入劍橋皇家礦冶學院研究，歸國後和堂姐曾寶蓀創辦藝芳女校於長沙。1920年9月，英國哲學家羅素、美國哲學家杜威應湖南教育會的邀請來湘講學，曾約農為翻譯，毛澤東為特約記者（《大公報》聘）。抗日戰爭初期，曾約農積極聯絡田漢、茅盾、徐特立、左舜生等人，組織成立了湖南抗敵總會宣傳委員會，主動參與抗日救亡活動。對日抗戰勝利後，創辦湖 南克強學院。1949年避難香港，隨後轉赴台灣，受聘為台灣大學教授，後於1955年被東海大學董事會推舉為東海大學首任校長。1956年台灣政府派其為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席代表，以其博識宏論蜚聲國際論壇。1956年起被聘為台灣國策顧問。
1918年初，曾約農與曾寶蓀二人回到湖南老家富厚堂，此時的曾寶蓀已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據曾寶蓀回憶，那時曾約農尚未信教，因而在老家神堂叩頭上香如常，曾寶蓀則持守教規，侍立一旁。此後，曾約農一直鼎力協助曾寶蓀辦教育，在藝芳女校三次被封三次復校的艱難過程中，他都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教務長），也就在那時受曾寶蓀等人影響開始接受基督教。他們的表叔——聶其傑(字云台)，在《記與曾寶蓀表姪談話》一文中寫道：“葆蓀表姪女及約農、威謀兩表姪，犧牲其資產，並捨棄家庭幸福，竭其身心之力以辦學校，其志趣之高尚，品性之純潔，為社會所罕見。然沾沾於西教，且以之教其學生，予深惜之。”在該文中，聶其傑還將文正先訓(儒教傳統)與基督教對立起來，希望曾寶蓀、曾約農、曾昭權等曾氏後裔善述文正先訓以推行孔道，頗有責備這些晚輩數典忘祖之意。
1951年曾約農定居台灣後，受聘擔任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1955年，擔任東海大學首任校長。此事頗有意味。當時代雜誌的創辦人魯斯(Mr. H. Luce)先生的姐姐穆爾夫人(Mrs. Moore)捐款要開辦東海大學時，苦於無適當之校長，於是由校董會(曾寶蓀是校董會成員之一)邀集了幾位與中國教會學校有關，同時也是基督徒的人士與穆爾夫人相見，意在由她挑選適當的校長人選。其時曾約農雖是未受洗禮的基督徒，但他的信仰取值及學識卻受到了穆爾夫人的嘉許，受邀擔任台灣第一所基督教大學——東海大學的開辦校長。晚年的曾約農經常在台灣參加教會的證道活動，譯有《基督與社會改造》，可見其信仰之誠篤，在貝德士所輯《中國基督徒名錄》中，列入了曾約農。
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對我國近代教育發展貢獻極大，曾在大陸先後創辦了十幾所頗負盛名的大學，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教會大學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不少教會大學負責人都主張教會大學通過吸收中西文化之精華, 使之具備明顯的文化傳播功能。1950年，台灣教育界與教會人士聯名投書負責襄助過去13所教會大學的美國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請其本著過去培植中國青年的精神，在台灣創辦第一所教會大學藉以延續基督教在華的教育事業。
蔣介石素來崇敬曾國藩，將其著作及語錄懸為終生治軍與修為之圭臬；曾約農和宋美齡又同為基督教教友，所以他受蔣介石夫婦極高的推崇，在台灣學術文化界有著很大的威望。他受命執掌東海後，即致函東海大學董事會杭董事長，縷陳其對此一大學的構想。認為大學主要的目的，在於保存與培養文化，因此課程之選訂，務使能建立一種包括古風之文化環境，再進一步地溝通東西、古今文化。其次，基督教育與其他性質之訓練皆有賴知識與經驗，因此教職員生必須維持高度標準，校內團體生活應受基督教條管制。
曾約農創造了勞作教育和通才教育兩項製度，認為東海不應是大陸任何一所教會大學之翻版，而是一個能自由尋求真理的學術園地；不是製造白領或士大夫的地方，而是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後來又採納了徐復觀所取校名中的東海精神，認為基督教與非基督教文化基本目的與精神是相同的，“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推之南海北海，莫不皆然”。
作為校長的曾約農平常總是一襲長衫，遇有典禮則加件馬褂。他不穿西裝，偶爾到美國開會也是如此。但是看似老派的人物英語卻極其流利，每逢重要會議往往在中文闡述之後，即席譯作英語，方便在場外籍教師了解。他凡事以身作則，東海教育精神的奠立，端賴其垂規立範。歷經現實的動盪後，東海所蘊含的思想新生命與新力量，透過對獨特教育理想的追求，彰顯出勇於創造與實驗的信條。這所教會大學無論在師資陣容還是校舍軟硬體設施各方面，都是台灣新興大學之典範。
1958年曾約農任期屆滿，告別“兩載桃畦手自栽”的校園，全校師生極力慰留，甚至有學生絕食以示。曾約農臨別前賦《留別東海》一詩抒懷：
兩載桃畦手自栽，橫渠孤負叩鐘來。
武城弦誦慚宗緒，沂水風雩愜素懷。
借得寒鶴耽落拓，非關雞肋委塵埃。
相期東海鯨吹浪，一為中原洗劫灰。
武城弦誦慚宗緒，沂水風雩愜素懷。
借得寒鶴耽落拓，非關雞肋委塵埃。
相期東海鯨吹浪，一為中原洗劫灰。
1973年，東海特聘他為終身榮譽校長，並將校門口連接到教學區的主要道路命名為約農路，約農路的盡頭是著名的建築師貝聿銘的傑作——東海大學教堂。
二、引領張學良將軍入信仰之門
張學良將軍，字漢卿，號毅庵，生於1901年6月3日（清光緒二十七年農曆4月17日），歿於2001年10月15日。百年的人生中張學良歷經各種浮浮沉沉、起起落落，而基督信仰在他後半生中有著重要的影響。正如研究張學良的學者張天社所言：“正是依靠信仰的力量和愛諦的支撐，張學良和趙一荻共歷患難，才度過了那些難熬的歲月。基督教使他們生活充實，給予了他們更多的信心和勇氣，成為他們生存和前進的精神動力。那時，仰求上帝，也許是張學良唯一的選擇。只有上帝，才能撫平他內心的創傷，只有上帝，才能安撫他心靈的痛苦。”
張學良將軍，字漢卿，號毅庵，生於1901年6月3日（清光緒二十七年農曆4月17日），歿於2001年10月15日。百年的人生中張學良歷經各種浮浮沉沉、起起落落，而基督信仰在他後半生中有著重要的影響。正如研究張學良的學者張天社所言：“正是依靠信仰的力量和愛諦的支撐，張學良和趙一荻共歷患難，才度過了那些難熬的歲月。基督教使他們生活充實，給予了他們更多的信心和勇氣，成為他們生存和前進的精神動力。那時，仰求上帝，也許是張學良唯一的選擇。只有上帝，才能撫平他內心的創傷，只有上帝，才能安撫他心靈的痛苦。”
張學良後半生的精神寄託就是由皈依佛門轉變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西安事變以後，張將軍先後被蔣介石軟禁在浙江、湖南和貴州，為了打發時光，他開始從事明史研究。到了台灣後，他仍被蔣介石長期軟禁,長此以往總不是個辦法，張學良強烈地意識到需要有一種信仰，需要一個心靈的依靠。恰巧此時負責監管他的台灣情報局人員是個佛教徒，常與將軍談起佛教，將軍覺得閒著也是閒著，不如找點事做做。於是，他們就幾次專程到新竹去，拜訪了幾位法師，張學良還買了一大摞有關佛教的書籍回來研究，以打發時日。
1911年，張學良隨父來到奉天城（瀋陽）後，就經常出入奉天基督教青年會，並於1917年正式加入該會，以後還出任會董，與該會總幹事、丹麥人約瑟夫?普賴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這裡，年輕的張學良學會了打網球、乒乓球和高爾夫球，學會了跳舞，還學會了英文，並結識了許多外國友人和閻寶航、杜重遠等愛國進步人士。張學良進入基督教青年會之後，就感到中國封建教育的陳腐落後和空洞無用，於是，他對青年會產生了良好的印象。但這時張學良所喜愛的，主要是基督教世界的文明和歐美的生活方式，而對基督教本身並沒有什麼深刻的認識，更談不上什麼信仰。
1994年1月21日，張學良在夏威夷教堂作見證時說，他第一次接觸基督教是在18歲。他當時經常去基督教青年會打球、聽演講，認識了不少基督教徒。尤其是對一位美籍基督教會總幹事普萊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對張學良很愛護，並且願意安排他到美國留學。因此張學良對基督教頗有好感。但真正讓他信奉基督教源於50年代宋美齡的一次來訪。那天，蔣夫人來訪，她問張學良看些什麼書。他告訴她正在研究佛學。她就說：“漢卿，你又走錯了路，你也許認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國許多有名的、偉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難道他們都是很愚蠢的人嗎？ ”此次談話中，宋美齡向張學良表示，希望他能用心研究一下基督教。張學良對此表示贊同。
經宋美齡推薦，曾約農成為張學良的私人教師，幫助他學習英文及聖經教義。曾約農和宋美齡同為基督教教友，曾家家學淵源深厚，約農弱冠之年即考取第一屆庚子賠款，赴英倫敦大學留學，可謂學貫中西。由此，曾約農成為帶領張學良進入基督教信仰的一個引路人。每個星期天，張學良都要到士林鎮的凱歌教堂去做禮拜，他還是蔣介石這個私人教堂的會員。每逢星期五，他都要在家中聽周聯華牧師講解《聖經》。
1964年7月，台北《聯合報》報導說：“張學良最近五年來，已成為最虔誠的基督徒……而且最近他向牧師請求受洗”。趙一荻與張學良一樣，同時皈依神學。根據教規，他只能娶一個妻子。所以，他忍痛與遠在美國的結髮妻子於鳳至離婚，而與一直陪伴他的趙四小姐結婚。在接受洗禮以後，張學良、趙一荻對基督教的學習和對神學的研究，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他們開始撰寫一些傳經佈道的小冊子。在張學良的影響下，他的一些朋友，如莫德惠、馮庸等也接受了基督教。
在他追尋信仰的漫長過程中，曾約農、週聯華等幾位對他的幫助和影響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1970年，張學良以“曾顯華”的筆名在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正式公開出版了譯著《相逢在髑髏地》 (The Met At Calvary)，趙一荻（教名趙多加）也以通俗的文字，寫了四本宣傳《聖經》的小冊子，它們是《好消息》、《新生命》、《真自由》、《大使命》。而“曾顯華”正是從曾約農、董顯光（宋美齡秘書，曾約農有高血壓和心髒病，需要休養，就換了董顯光）、週聯華三個名字而來的，可見張學良很看重此三人在信仰中給他帶來的影響。 三、張學良捐書東海大學 在共同學習的過程中，張學良和曾約農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93年，張學良決定遷居美國夏威夷前夕，將自己的全部藏書贈給了東海大學。張學良將軍雖然數十年受到監禁，張學良的身邊仍舊帶有一些他視比生命還珍貴的書籍和古代字畫等等。這是張學良在人生最困難時期相依作伴的珍貴文物。其中大部分系張學良當年從東北家鄉輾轉千里迢迢帶到台灣的，這些書籍主要有：（1）張學良歷年來的所藏關於歷史、宗教、美術、哲學各類典籍。藏書中明朝思想家王陽明和黃宗羲的著作為數最豐，都是當今罕見的孤本。（2）一些日本學者研究其父張作霖的著作。（3）張學良對中國歷史、特別是《明史》和王陽明哲學研究的成果、心得筆記、他和趙一荻蒐集整理的《明朝野史》之類。（4）張學良整理出可供後人披閱的人名、地名目錄索引。（5）個人書信、英文書刊和字畫等。如他與蔣經國的行誼資料。以上這些都是彌足珍貴的財產，許多明代書籍上面，都有張學良親筆所作的眉批。一些心得筆記字跡工整，見解獨具慧眼。在一些英文書刊上還可見到張學良對一些單字單詞閱後所加的詳細註解。聖經、明儒、宋元學案上張氏所加的註釋都是用工整的毛筆小楷，本身就有珍貴的文物價值。
以上這些珍寶，都是以他個人的名義，無償捐獻給台灣東海大學圖書館的，約計2000冊之多。曾約農代表東海大學在接到張學良的這批捐贈後不久，即做出在該校開辦“張學良圖書紀念室”的決定，以便讓這批珍貴的藏書向海內外研究者開放。
四、結語
曾國藩懷著師夷長技、富國強兵的洋務夢終其一生，曾約農也抱著科學救國的鴻鵠之志，終身未婚，將全部精力都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晚年和曾寶蓀相依為命，住在台北市和平東路一幢日式平房中。他信守先祖曾國藩的家訓，遠離官場，生活樸實而淡泊。曾氏後裔並不將西學與西教對立起來，反而相信西教可以振興中國頹風(曾寶蓀)，或救中國人心於陷溺與迷惑(曾紀芬)。換言之，在這些歸信基督教的曾氏後裔的心目中，西學與西教的結合才可以救中國。還是在倫敦留學期間，曾寶蓀和曾約農就已“立志貢獻自己為國家、為世界致用，約定互相努力，互相幫助，以求達到這目的”。他很誠篤地堅守了這一約定，他長期擔任東海大學校長，宣傳西學教義，還常常被邀請演講，多次出席國際會議，他賦予基督教以拯救中國的功能角色。他把基督教義傳播於張學良將軍，也是敬重於張的民族氣節，希望他能擔當民族國家的救贖，將救人救己並列為歸信基督教。
曾國藩懷著師夷長技、富國強兵的洋務夢終其一生，曾約農也抱著科學救國的鴻鵠之志，終身未婚，將全部精力都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晚年和曾寶蓀相依為命，住在台北市和平東路一幢日式平房中。他信守先祖曾國藩的家訓，遠離官場，生活樸實而淡泊。曾氏後裔並不將西學與西教對立起來，反而相信西教可以振興中國頹風(曾寶蓀)，或救中國人心於陷溺與迷惑(曾紀芬)。換言之，在這些歸信基督教的曾氏後裔的心目中，西學與西教的結合才可以救中國。還是在倫敦留學期間，曾寶蓀和曾約農就已“立志貢獻自己為國家、為世界致用，約定互相努力，互相幫助，以求達到這目的”。他很誠篤地堅守了這一約定，他長期擔任東海大學校長，宣傳西學教義，還常常被邀請演講，多次出席國際會議，他賦予基督教以拯救中國的功能角色。他把基督教義傳播於張學良將軍，也是敬重於張的民族氣節，希望他能擔當民族國家的救贖，將救人救己並列為歸信基督教。
參考文獻 1、《曾寶蓀回憶錄》（曾寶蓀）岳麓書社 2、《曾國藩家族》（成曉軍）重慶出版社 3、《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4、《曾約農先生言論集》（林景淵）台灣商務印書館 5、《張學良將軍的基督教信仰》（李世崢） 《陝西基督教》2006年第3期 6、《張學良的後半生》張天社著香港銀河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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