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 Wing-Kee, Hong Kong Bookseller Who Defied Authorities, Dies at 70
One of five booksellers kidnapped by Chinese officials in 2015, Mr. Lam spoke out after his release and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cause célèbre.
在北方被單獨秘密羈押、精神折磨5個月後，2016年6月，林榮基得到一個機會：他可以回香港。條件是，先回去一天，到銅鑼灣書店取電腦，把電腦連同電腦裡的讀者資料帶回深圳，交給國安。完成任務，就可重獲自由。
那一刻，國安其實已經通過他人掌握了書店的讀者名單資料。林榮基在被審訊時，看到過這些資料，已清楚這一點。也就是說，他知道，就算他此刻把電腦交給國安，大概已經不會造成更多傷害。
他應允了，回到了香港。
但就在香港短暫停留的那一天裡，他猶豫了。
他背著電腦，在已經從香港開往深圳的地鐵上，中途下車，在三根菸後，做出了完全相反、也改變他一生的決定：找議員，面向全港，開記者會，公佈真相。
他事後寫下萬餘字，非常細緻的筆記，回憶當時每一步的轉折，他如何猶豫、思考，最終怎麼做出決定。
*
十年之後，一切在北方發生過的，在香港也落地了。權力殺到埋身，那個可暫時安全、可容人猶豫一日、容人性復原的自由空間，所剩無幾。
十年之後，林榮基先生病逝於台北。從那一年在九龍塘下車之後，他再沒有回頭。
這十年裡，我們見過幾次面，談書，談書店。他性格孤傲，但在書的世界裡卻溫暖。在悼念他的此刻，重讀這篇他寫於「2016年7月安全屋」的長文《人不是生來被打敗的》，我又有新的體會。
他先於絕大多數香港人，體會了那沒有約束、因而毫無底線的權力，與其帶來的羞辱與折磨。在他選擇不合作之後，所寫下的，並不只是個體勇敢的決定，也是自由得以成立的條件。
文中的每一個細節，反覆告訴我們，自由並不是一個人的事：
在非人的權力壓制下，要獲得那個人性得以猶豫的時刻，思考能夠自主的空間，決定可被支持的底氣 —— 是需要一整個社會，毫不猶豫地站在人性這邊，需要一整個生態，願意保護挺身而出的人。那就是自由的條件。
林榮基一直說自己並不勇敢，只是守住本分。他還說如果在更糟的環境，可能也會妥協。我想那不是謙辭。
他深深明白一個人的道德，需要一個社會共同維持。
正是在這樣的香港，當一個人說出真相，會有百十家媒體接住；會有百萬人聽見、看見，並為之震驚；會有議員、律師、社工與各種公民團體接力呼籲、支援；也會有難以計數的普通人，捐款、捐物，走上街頭 ——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書枱才能不屈膝；一個普通人，才能盡其本分。
而極權所想要破壞的，正是這樣的社會。
林榮基也因此明白，他要守護的，並非只是個人尊嚴與道德，更是這樣一個，人人都可以保有人性、守住德性，讓「不與極權合作」成為可能的社會。
他最終說出真相，是要守護香港，正如香港守護了說出真相的他。
*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在整個社會體系遭到破壞的時候，在他不得不離開的時候，他沒有做回一個單純的讀書人。
他年紀大了，獨自在異鄉，環境陌生，關係複雜，也跟不上新的媒介與市場，但還是開了一家書店。
他要守護的，還是那個讓普通人可以守住尊嚴的世界。書店是那個世界的一部分。
*
摘錄林榮基2016年所寫長文的段落如下：
（全文也打印出來，來飛地的客人歡迎自由帶走）
// 飯後去北角取電腦，站在地鐵車廂內，幾個學生談話，展露笑容；有些人低頭看手機；一個孕婦上車，有人讓座；一個快遞員放下袋子，蹲在一旁將包裏分類。人人都無拘無束，不像我被人跟蹤、被人操控。
我到底怎樣啦？人在香港，依然失去自由。他們欺人太甚了，我被單獨囚禁五個月，又被限制在韶關，我多留一天探望老師都不允許，我要求打電話給女朋友都不可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狀況，我還預備跟她一起生活呢。我用姐姐的電話打給她，原來號碼被註銷了。他們一直欺瞞我。他們要我跟別人隔絕開來。他們的確欺人太甚了。他們憑甚麼跟蹤我、憑甚麼讓我失去自由？更不要說他們的辦案方式十足黑幫。我開始感到氣憤。我不是香港人了。
而日後更可怕的是，姓史的在韶關跟我說，將來回港後，仍在書店工作，他還會跟我聯絡，向他報告這裏的情況，通過文字或照相，他們要了解香港，特別是來買政論書的人，以後要做他的耳目。天啊，我今後不止失去自由，我甚至會變成出賣別人的人；我今天屈服，我將來只會做幫兇，令更多人屈服；我今天出賣靈魂，我日後也會迫別人出賣良知；我今天變成他們一伙人，日後只會令更多人入伙。
怎麼辦？
挽著大而笨重的電腦迫地鐵，不能轉身。但我高興，身邊都是香港人。自由自在的香港人。儘管我喪失不少自由，我將來依然被操控，甚至被監視。但我還是很高興，畢竟我身處香港，我喜歡被自由自在的香港人擠推，因為他們都有尊嚴。人有自由就會有尊嚴。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嚴，正被那些人一片片剝落，但我感覺到，這些有自由有尊嚴的香港人，會伸出援手，當他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嚴，正被人逐片剝落。他們是會制止的。然後，他們會幫我尋找我失去的自由和尊嚴，最後歸還我，讓我跟他們一樣，做個香港人。
⋯⋯
我太愛香港了，我吃了碗麵就去過廟街，我好多年沒去過廟街，我困守書店足足二十年，我喜歡看那些小攤販，儘管有些會騙遊客，我喜歡看那些算命先生裝模作樣，替迷茫的人指點迷津，雖然不太可靠，我甚至去騎樓底看那些企街，我喜歡看路邊的小食肆，尤其是食肆擺通街，喜歡看幾千個食客的吃相，我喜歡到處香港人，我喜歡香港人的質素，我喜歡看香港人在路邊幫助人，我喜歡看香港人衝紅燈，我愛香港人效率快。
我舉起手機，喜歡就拍，我不擔心被跟蹤，我知道此刻毋須顧忌，我今晚還是個香港人。
⋯⋯我心煩意亂，面對李波和李太，只想到把資料交上去的，是第一個出賣讀者的人；而明天，我就是第二個。
送姐姐上巴士，隨後轉入砵蘭街，經過朗豪坊。那天是閒日，如果是假日，晚上八點多，該是人頭湧湧。向油麻地方向行，有時轉進上海街，又走砵蘭街，我想盡量多看，不捨得離開香港。
随著人流向右走，上扶手電梯到地面，如果恰好車到，45分鐘可以過羅湖橋。
我忽然想抽口煙。把行李篋推向前，摸索銀包。四處是人流。出了閘口，不知往哪方向走。我記得左邊是又一城，穿過通道後，才發覺走錯路，盡頭兩邊只有樓梯。往右面看，幾個人坐梯級口，大概正小休，不想返轉頭，於是搬起行李往上走。
抽了第一口，覺得時間不太夠，接著第二口。我看看錶，12點45分。最好把手機關掉。右邊是又一城大門口，人來人往。左邊稍遠，有幾個地鐵閘口，旁邊有些小賣店。有人過來抽煙。 垃圾桶上的煙灰兜，積滿煙蒂頭。我再看錶。那人抽幾口，拋下半截煙，轉身就走。羅湖橋那邊，有人正等。
⋯⋯
然後我又想起通宵看手機新聞。那六千個示威遊行、為我們吶喊的不認識的香港人，讓我非常感動。還有那些立法會議員，多數沒交往。他們走出來，純粹是伸張正義，不值大陸所為。那些人太囂張了，目無法紀，超越了香港人底線。那些勇敢走出來的人，實際上彰顯了人類的良知：人權不容侵犯，我們要維護香港人的自由和尊嚴，我們不會向強權屈服，我們絕不向強權低頭。他們是榜樣。他們是香港人的榜樣。我覺得應該要站出來，公開整件事，不但讓香港人知道，也讓全世界知道，大陸政府違反承諾，正在破壞一國兩制。
然而不行。我的女朋友在大陸，像呂波和張志平一樣，被保釋候審，倘若我見傳媒，公開事件，他們很可能加重刑罰。還有李波呢。他們惱羞成怒，很可能也將李波檢控，甚至加上莫須有罪名。姚文田就是這樣。我熟識他，一個和氣的文化人，僅僅出了幾本他們不高興的書，就栽贓嫁禍，判了重刑。不能這樣。我不能不顧他們。我這樣做好像是太自私了。我不能不顧及他們。李波說得有些道理，事情很快過去的，只要按他們的意思做，大家會沒事的。我只需保持沉默，回去韶關待幾個月，就像姓史說的，等到九至十二月，桂民海判刑後，我們放回香港，事情就結束了。
但不能這樣，這不僅僅是書店的事，也不僅僅是我們幾個人的事。我拖著行李篋，走到閘口，開始跟自己說。我要抽一口煙。抽半口就夠了。我不再看錶。我知道足足遲了半個鐘。有人可能白等。我下不了決定。我返回剛才的地點。一個拖行李的人在抽煙。我不能這樣做。我不知道這樣做是對錯。我下不了決定。
然後我記起一首詩，那首舒巷城的詩。我年輕時讀過，那首屈膝的書枱。我還記得在《海洋文藝》讀到的。我翻書不比別人少，我這樣做豈不白翻了？
我拋下半截煙，改變行程。//
----
廖志峰在香港銅鑼灣書店被關門之前，允晨文化有許多書都在這裡銷售，是重要的文化基地，這些書中最受中國大陸讀者青睞的當屬《來生不做中國人》、《百年風雨》，以及《中國文化冷風景》最重要的推手就是林榮基先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