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 Smith: The Man and His WorksE·G·韋斯特：跟隨年輕的斯密，見證他作為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的思想發展，並一同領略大衛·休謨的熱情款待、巴黎的文學沙龍、約翰遜、伯克、吉本以及其他時代巨擘的風采。韋斯特對《國富論》進行了精闢的概括。更重要的是，韋斯特重新發掘了斯密早期著作《道德情操論》的卓越價值。他斷言：「即使《國富論》從未問世，這部早期著作也足以使他在思想史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韋斯特尤其樂於運用《道德情操論》來反駁馬克思關於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假設。《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著

 

Adam Smith: The Man and His WorksE·G·韋斯特：跟隨年輕的斯密，見證他作為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的思想發展，並一同領略大衛·休謨的熱情款待、巴黎的文學沙龍、約翰遜、伯克、吉本以及其他時代巨擘的風采。韋斯特對《國富論》進行了精闢的概括。更重要的是，韋斯特重新發掘了斯密早期著作《道德情操論》的卓越價值。他斷言：「即使《國富論》從未問世，這部早期著作也足以使他在思想史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韋斯特尤其樂於運用《道德情操論》來反駁馬克思關於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假設。《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著

亞當斯密：其人及其著作

E·G·韋斯特生動地展現了亞當·斯密在繁華的蘇格蘭海港城市柯科迪的童年生活（並講述了斯密幼時被吉普賽人短暫綁架的經歷）。我們跟隨年輕的斯密，見證他作為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的思想發展，並一同領略大衛·休謨的熱情款待、巴黎的文學沙龍、約翰遜、伯克、吉本以及其他時代巨擘的風采。韋斯特對《國富論》進行了精闢的概括。更重要的是，韋斯特重新發掘了斯密早期著作《道德情操論》的卓越價值。他斷言：「即使《國富論》從未問世，這部早期著作也足以使他在思想史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韋斯特尤其樂於運用《道德情操論》來反駁馬克思關於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假設。

Adam Smith: The Man and His Works

E G West brings to life Adam Smith's first years in the bustling Scottish seaport of Kirkcaldy (and recounts Smith's brief kidnapping, as a baby, by gypsies). We follow young Smith as a student, watch his thought develop as 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 at Glasgow, and enjoy with him the hospitality of David Hume, the Parisian literary salons, Johnson, Burke, Gibbon, and other giants of the era. West gives us a masterful summary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ven more significant, West restores to eminence an earlier work of Smith's,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f The Wealth of Nations had never been written," he asserts, "this previous work would have earned for him a prominent plac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West takes particular delight in using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o rebut Marx's assumptions about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国家富强有利于推动社会公德——哈佛著名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推出新书《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

作者:王惠初 上传时间:2006-12-19 17:50:54 被 称为当今美国思想权威、世界全球化主义者精神教父的世界著名学者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最近写作了一本新书《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该书出版以后，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各界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纷纷发表评论，阐述自己的 观点。 本杰明•弗里德曼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亲掌国家经济研究所金融市场部。凭借多年研究美国经济政策获得的远见卓识和直接审视政府的经济决策所积累的实际 经验，他在书中阐述了一个基本观点：国家富强有利于推动社会公德，经济增长有利于提升社会道德。 探讨社会公众的整体素质 相对于农业时代的祖先们而言，人们现今是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发展经济，追求制造更多的物品，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富有呢？ 也许只有一个原因：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是不够富裕的，或者说永远不会富裕，因为富裕是相对的，人类追求富裕是永久的。 弗里德曼在书中指出，一般说来，即使是最富裕的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这时它们发展经济就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是为富人减税以加快投资，还是 增税以提供更多的福利；是优先考虑投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甚至对贫困国家的援助，还是专心投资重点产业，以加强国际竞争力，甚至为谋求帝国地位而发动 战争等等。这正是经济增长会造成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从理论上推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资源及其供给会越来越丰 富，从而使以后在上述的选择上不至于那么痛苦。 弗里德曼称，经济增长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益处，“如果大多数人都感觉社会在进步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更有可能在保持和提高基本道德价值方面获得成 功”。相反，“如果大多数人感觉社会发展已经停滞，或者更糟糕，感觉社会在退步，那么，机遇会消逝，耐受力会下降，公平会被丢落一旁，民主制度也会最终凋 谢。” 经济落后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发达社会问题平缓。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将经济高速增长当作他们治理社会问题的良药，生活中的许多事例也证明了这点，所以，变 得富有几乎成为一个普世的追求。然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崇拜，却引发了无数的社会问题。而最为常见的便是社会道德问题频发和道德水准的衰败——尤其是在那些 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国度。对于物质的无尽追求剥去了生命的精神意义，而且它给环境带来的灾难已是世人公认的。 然而，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中说：“经济增长——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远不止提供更多的机会、对多元化更宽容、社会 更具流动性，同时也意味着对于公平和民主的不懈追求。” 弗里德曼在书中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现代社会比作一辆自行车，把社会中的经济增长比作车速。他说车速较快时自行车骑得就稳，车速太慢自行车身就会摇 晃，甚至摔倒。这个比喻很生动，不过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同样不容乐观。糟糕的经济增长会诱发歧视、阶级冲突和反民主的倾向。对弗里德曼的这一具体理论，很多 人仍会提问：凭什么确信国家经济增长以后社会就会稳定、道德就会完善？自古以来各国各民族中为富不仁的现象不是比比皆是吗？所以，人们必须认清一个关键问 题：弗里德曼在书中揭示的绝不是社会中个人的道德行为，而是社会公众的整体态度。他以政府的具体经济政策为依据，研究在社会经济飞跃时期民众会不会支持政 府实施进步的改革措施。 审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 有关经济增长，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是，随着经济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是件好事，但对此无休止的追求往往会有损道德。弗里德曼并不认同物质利益与 道德代价之间永远是誓不两立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社会如果经历了经济增长就很可能比没有经历经济增长的社会更快乐和更成功。为此，弗里德曼审视了几乎所有 西方民主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史和社会发展史。 他指出，18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多的、积极的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变革成果，当然应当归功于当时日渐发达的贸易和商业，它们为这些变革提供了条件。亚 当•斯密(Adam Smith)甚至对此提出，道德增长与经济增长是相伴而生的；正因为此，此前频繁的武力使用才有可能被自由贸易所取代。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南北战争后的美 国。当时经济处于全面萧条和停滞状态，三K党(反天主教、反犹太人、反黑人)横行，仇恨和暴力情绪蔓延于整个社会。但随着经济的增长，不但人们的生活水平 提高了，美国社会也由此变得更为开放、民主，从而为以后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弗里德曼对20世纪美国的历史，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史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上世纪头20年美国经济突飞猛进，政府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对征收所得税、制止 行业垄断、赋予女性选举权等进行社会改革；到了五六十年代在美国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肯尼迪、约翰逊两位总统颁布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权改革法案。与此 相反，当1973年至1993年间美国经济增长减缓的时候，尼克松、里根政府就实施削减税收、砍掉社会公益项目、减少社会福利的做法，造成遗留至今的美国 社会贫富严重分化现象。这些事例恰恰证明了弗里德曼关于经济发展有利社会道德的理论。 弗里德曼根据研究得出结论：当美国国家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收入提高时，美国选民就支持政府制定各项措施，以增加个人权利、消除社会偏见、优待移民、提高公 共教育水平而为更多人创造机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措施会扩展自己的发展前途。而当经济停滞或衰退时，美国人就会患得患失，要求减税，希望阻止政府采取任何 政策将社会财富和发展机会重新分配给别人。 针对另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最萧条时期，为什么罗斯福政府能够进行一系列扶助穷人的改革项目？弗里德曼认为，那是历史特例，当时美 国经济令人绝望，民众支持政府改革是为了避免国家崩溃。 弗里德曼说，在美国历史上，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发生了爆炸性增长，与此相应的是，妇女、黑人和穷人的权益大幅提高。在繁荣发达的“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亦即自1895年至1919年间，“开展大规模的高中教育这一观点才最终得到认同。”1912年，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了儿童署以专门打击雇用童 工。同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7修正案，将参议员选举由各州议会选举产生改为由公众普选。1919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给予妇女以 投票权。 而这样的好时光几乎原样发生在欧洲。从1850年到187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35%，1870年，英国政府向普通公众开放了公务员工作，大家可以 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在此之前，所有公务员岗位均为“那些有家族背景的人”预留，类似的工作机会开放，也推行至军队领域。对于不同宗教的宽容度大大 提高，想要进入牛津或剑桥求学的人，不再必须是英格兰教会的信徒了。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法国走向繁荣：1875年，法国实行了男性普选 权,1881～1882年间，又推行13岁以下年龄儿童义务教育制。 毫无疑问，纳粹德国则是极端的反面教材：经济增长的缺席意味着道德的沦丧。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2%，1932年，德国的失 业率高达44%。上世纪20年代三K党大肆猖獗，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段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期。 在弗里德曼看来，人本能地会将自己同“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进行比较：他们自己的过去(或其家庭的过去)以及其周围人的生活状况”。当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大 多数人会比较乐观，不会感到受到威胁，也更加宽容。弗里德曼同时援引亚当•斯密极具洞见的观点，即商业促进人与人相互信任、教化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以 及法律对于合同、财产权的保护——经济增长并不主要是关于贪婪和剥削的。 批评美国现行的经济政策 对于弗里德曼的严谨论证，有批评者认为，弗里德曼只看到在经济增长时期美国公众支持政府推行进步政策这一方面，而忽视了此前长时间内各种社会进步力量为制 定、完善与推动这些政策实施所进行的斗争。 其实在书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正是弗里德曼对美国现行经济政策的批评。他对美国经济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指出自1973年至今，除了一个短暂阶段， 美国人生活标准提高的速度低于此前任何一个较长时期的总体水平，因此在这期间，美国历届政府的施政方针趋向保守；而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国经济飞跃的可能性 有限，在这样的形势下，政府正在和即将实行的各种政策令人担忧。 弗里德曼再度阐述他的一个著名观点，即当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时，经济指数的单纯提高并不意味国民的整体生活质量改善，政府应该利用经济增长的机会采取促 进社会进步的各项措施，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稳定发展。弗里德曼同样认为，政府在经济停滞阶段也要进行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他劝告布什政府停止保护富人的减税措 施，投资社会公益项目，增加教育拨款，他说这才是美国摆脱困境的出路。 问题在于弗里德曼追根究底的学术研究，却得出了许多完全相反的证据。拿美国来说，大萧条并没有摧毁民主，相反，它使得整个社会机会更加平等、也更具有流动 性。英国在1908到1922年间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实行了失业保险、老龄福利等一系列重要改革。智利、韩国等一些原来比较贫穷的国家，则是在相对专制 的条件下，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 弗里德曼对于20世纪20年代也感到非常的矛盾。在此期间，除了农业情况糟糕之外，美国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繁荣的。三K党的猖獗反映了粗暴的歧视——或许这 是一种因经济增长而导致的威胁感，因为经济增长使得许多农民和小城镇被远远落在了后面。 弗里德曼指出了一种倾向性，但不是什么铁律。尽管如此，他所举的这些因经济增长而带来的道德问题，确实持之有据。毫无疑问，单纯的经济增长很少会带来幸 福。除了一定的收入之外，幸福还需要良好的家庭关系、归属感、个人信仰等。但经济增长肯定可以解决物质困苦。现在，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差不多达到了 80岁，婴儿的死亡率通常也不到1%。任何只要关心世界贫穷问题的人，都会支持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对于道德来说也不无好处：那些关注在全社会分享繁荣成果的国家，往往能够提升其社会的稳定性。首先，每个人都是赢家；拥有一个经济不发展的平稳社 会又有什么意义？尽管经济冲突是麻烦事，但它远比宗教或种族冲突要容易调解。 福利国家面临的最急迫的两难处境是，它们必须通过快速的经济增长来支付之前承诺的福利待遇。但这些福利待遇的数额实在过于庞大——尤其是随着美国、欧洲以 及日本的人口日渐老龄化——有可能促使这些福利国家求诸高税收和高财政赤字来促进经济增长。 果真如此，则它们将直接导致经济停滞——弗里德曼在其书中对此提出了警告。大多数富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它们一方面在向物质主义继续进军，而另一方面，它们 所推行的政策又对此构成了直接威胁——弗里德曼如果毫不含糊地说出这一点的话，那么他的观点就更清晰了。 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 在书中，弗里德曼还列举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后所取得的政治和社会进步。他认为，韩国几十年来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该国种族单 一，从而降低了对他人的相对进步的嫉恨。相反，斯里兰卡40年前的生活水平与韩国不相上下，但是，其泰米尔少数民族认为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阻碍了他们的 机遇和进步，因此，该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随之而来的种族暴力使得该国如今的实际人均收入仅相当于韩国的1/5。 弗里德曼在书中写道，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经济奇迹”，当今有许多中国人为了实现由此产生的期望值——加上看到身边的人暴富——而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 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个人成功也深表焦躁。 弗里德曼同时也警告，收入提高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实现民主，只要增长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其民众很可能因为失去美好前景而与民主和宽容渐行渐远。为此，他建 议美国的决策者，要想一劳永逸地赢得当前这场艰巨的反恐战争，就必须主动出击，制定出有效可行的策略，在全球宣扬和推进经济增长，而不能仅仅任凭市场自己 去演进，因为在他看来，市场的作用是与一个好政府的存在密不可分的。 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步伐应当适度，既不过高以致于将来崩溃，也不过低以致于削弱公众朝向更好生活的实质进展的感受。这样可以保证社会和政治稳 定，进而有利于更进一步的增长。但是，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允许他们改换车道、在道路畅通以后可以加快前进的社会之中。 然而，可以看到，在如今的华盛顿有那么一些人，盼望着中国在未来成为美国的敌人，盼望着美国为了“国家的荣耀”在亚洲打一场新的冷战。他们认为，与中国进 行贸易是个坏主意，它导致了一个亲中国的院外集团的形成，对于美国采取任何可能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防止中国获得技术的措施，该集团都试图加以阻止。在他们 自己看来，最好是尽可能地让中国保持贫穷和愚昧状态。 弗里德曼指出，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无论依据何种可能性，也无论美国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中国在未来的一个世纪内，都一定会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后工业 化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应该是尽其所能，让一个具有足够代表性的政府来领导繁荣、开放和自由的未来中国。克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就是尽可能地 去加速中国经济增长，而这样的快速增长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好处。 正如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言，在那些平和地从农业文明转变到工业文明的国家里，自由与机会将会引起勃兴的中产阶级的极大兴趣。比起美国新保守主义政府的军 事力量而言，中国中产阶级的这种快速增长对于中国的繁荣、自由和民主所能起到的作用，无疑要大得多。“让当代中国这辆‘自行车’尽可能地走得更快，这就是 我们所应该做的。”这就是弗里德曼的结论。 剖析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弗里德曼认为，市场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要实现经济增长，要求政府在其中发挥出有效的作用；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社会正义，就必 须有政府必要的监督和引导作为前提——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发展中的、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那种认为政府面临的选择只能是增长或不增长，融入或不融入全球经济的观点——似乎由此便可轻松地得出贫困和环境问题是经济增长的必然副作用——在弗里德曼 看来是简单化的论证方式；真正摆在政府面前的问题是，降还是不降关税，要还是不要资本市场自由化，要不要在教育和研究上投资更多一些，等等更为细节的问 题。这些政策有的有利于减少贫困和改善环境，有的则不然，一个政府在此如何选择，其产生的后果将是有差异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他们的选择直接意味着其是否 认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即道德增长。 当然，弗里德曼这里所说的政府的作用并非是那种“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拼命管”的强势政府，而是应该受到人民监督和约束的、其决策能平衡不同利益诉求的 政府。弗里德曼相信，拥有一个好的政府才能保证一个好的市场，进而维持健康的经济增长，真正促进一个有着高度幸福感、满足感的社会的实现。这是人们所向往 的，在弗里德曼看来，也是能够实现的。

《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

[日期：2005-11-02]

来源：华盛顿观察 作者：刘见林

[字体：大 中 小]

《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

刘见林文，发表：《华盛顿观察》周刊/第37期（200年11月02日）； 学术交流网/美国图书评论/2005年11月3日转发

《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著，诺夫出版社（Knopf）2005年10月18日出版，精装本592页，定价35美元。

在 刚刚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当前中国语境下，指的是信奉新自由主义者——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其往日在民众心目中 的神圣地位似乎于一夜之间轰然倒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权贵为伍、甚至为奴，置民众于水深火热而罔顾的“民贼”形象。

发生这一转变的 背景如下：在官方，面对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各种矛盾越来越强烈的态势，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逐渐向（世界主流意义上的）左转，并且在舆论导向上开始不 遗余力地鼓吹其亲民路线；而民间则在此推动下，原本即已十分强烈的维权意识和民主诉求变得空前膨胀。在这一背景下，“主流经济学家”们却仍然不合时宜地大 谈其自由主义教条，就自然而然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了——这在所谓的“郎顾之争”和“郎旋风”公案中，郎咸平得到公众一边倒的支持中可以得到印证。

其 实，造成中国当前状况更主要的原因乃是官方一直以来奉行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至上论 ”政策，以及那种从某种程度可以被称为“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拼命管”的强势管理风格。如此执政模式下，一切的一切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经济效益的追 求远远要超过对民众生命和财产的保护；民众的声音在此根本得不到体现，民众的利益根本得不到维护。

且不去论其背后的政治动机如何，仅 仅从学理角度而言，经济增长之本身是否必然造成社会不公？或者相反，经济的不断增长，最终将带来社会的公正与和谐？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仅在当前的 中国，在世界范围也有着众多的学者、社会活动家和民众对由经济增长所引发的贫困和环境问题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这从每年一旦有G8或世界贸易组织的旨在“推 动全球化” 的会议召开，就总会有大规模的游行和抗议发生的原因所在。

当然，为经济增长和全球化作辩护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那些赞成 经济自由，支持全球化的经济学者和世行专家，表现得最为突出，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关贸总协定” （世贸组织前身）总干事兼经济政策顾问的贾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aghwati）的《为全球化辩护》（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和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笔、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全球化为何有效》（Why Globalization Works）。

哈佛大学资深的经济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就是这种努力的 最新尝试。不过，与以往著作主要从经济角度阐述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好处——比如更多、更好的工作、GDP的增长、更多的收入、更充足的政府财政等等——不 同，该书着眼的是经济增长所带给社会道德问题的益处。这无疑是种新的尝试，对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辩护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甚至有可能由此引发新一轮的争 论。

一般说来，即使是最富裕的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因此发展经济就面临着这样一些两难选择：是为富人减税以加快投资，还是增 税以创造更多的福利；是优先考虑投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甚至对贫困国家的援助，还是专心投资重点产业，以加强国际竞争力，甚至为谋求帝国地位而发动战 争等等。这正是经济增长会造成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从理论上推理，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资源和供给会越来越丰 富，从而使以后在上述的选择上不至于那么痛苦。

但批评者会反驳说，即便承认以后的情况会好起来，但目前呢？尤其是在那些处于起始阶段 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分配的哪怕是一丁点的差异（比如医疗保险），对很多人来说，即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啊！更何况，从目前可观察到的结果看，伴随经济增长出 现的是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距和越来越恶化的环境。

对此，大多数辩护者会真诚地认同，同时又会无辜地辩解，为保持增长，一些牺牲是必须 的，而最终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的丰富能促进一个公正与和谐的社会的诞生。但弗里德曼没有仅仅停留于此，他认为，经济增长不但能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能 给社会道德带来诸多益处，比如环境的改善、贫困的减少、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民主制度的推广、以及促进一个开放和宽容社会的诞生等等，从而最终促进一个有着 高度幸福感、满足感的社会的实现。

为此，弗里德曼审视了几乎所有西方民主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比如，他指出，十八世纪 的欧洲之所以能取得诸多积极的法律和制度转型，很大程度上要拜当时日渐发达的贸易和商业所赐。亚当•斯密甚至针对此提出，道德增长与经济增长是相伴相生 的；正因为此，此前频繁的武力使用才有可能被自由贸易所取代。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当时经济处于全面萧条和停滞状态，三K党横行，仇恨和暴 力情绪蔓延于整个社会。但随着经济的增长，不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也最终转变成为了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从而为以后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弗 里德曼在书里还列举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后所取得的政治和社会进步——他预测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走上这一进程，但他同时也警告，收入提高并不意味 着就一定能实现民主，只要增长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其民众很可能因为失去美好前景而与民主和宽容渐行渐远。为此，弗里德曼建议美国的决策者，要想一劳永逸地 赢得当前这场艰巨的反恐战争，就必须主动出击，制定出有效可行的策略，在全球宣扬和推进经济增长，而不能仅仅任凭市场自己去演进，因为在他看来，市场的作 用是与一个好政府的存在密不可分的。

这里涉及到弗里德曼的另一个理念：他并非是一个市场万能主义者。他认为，市场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促 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要实现这些，要求政府在其中发挥出有效的作用；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社会正义，就必须有政府必要的监督和引导作为前提——尤其 是对那些处于发展中的、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那种认为政府面临的选择只能是增长或不增长，融入或不融入全球经济的观点 ——似乎由此便可轻松地得出贫困和环境问题是经济增长的必然副作用——在他看来是简单化的论证方式；真正摆在政府面前的问题是，降还是不降关税，要还是不 要资本市场自由化，要不要在教育和研究上投资更多一些，等等更为细节的问题。这些政策有的利于减少贫困和改善环境，有的则不，一个政府在此如何选择，其产 生的后果将是有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的；他们的选择直接意味着其是否认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即道德增长。

当然，弗里德曼这里所说的 政府的作用并非是那种“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拼命管”的强势政府，而是受到监督和约束，其决策能平衡不同利益诉求的政府。弗里德曼相信，拥有一个好的政 府才能保证一个好的市场，进而维持健康的经济增长，真正促进一个有着高度幸福感、满足感的社会的实现。

再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中国 “主流经济学家”面临道德危机一事。弗里德曼的观点或许对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这一现象会有所助益。令人感到幸运的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 此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事情似乎正朝着弗里德曼所称道的方向转变，可疑虑的只剩下那种强势管理风格了。他的预测能否实现，值得期待。

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37期，2005/11/02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美国图书评论/2005年11月3日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