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樹（白話字：Ko Gio̍k-sū，1913年9月3日—2005年6月15日），臺灣政治人物，臺灣臺北市興雅庄車層（今屬大安區延吉街）人，日本早稻田大學機械學士。在臺灣戒嚴時期曾以黨外身份兩度當選民選臺北市市長，任期總計六年餘；而於臺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又出任第一任官派臺北市（院轄市）市長，任期近五年，對臺北市市政貢獻極多。臺北市長卸任後歷任交通部部長、政務委員、總統府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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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反應了我對天龍國的看法：成形於70年代中期，奠定於80年代。以改建軍眷、公教住宅，配合北市重心東移的結果。進入本世紀以後，隨著各式媒體的洗腦，天龍勢力愈來愈招搖但這並非無解，郭重興生前就是想重建大稻埕文藝復興，從而全面反攻。我等豈能懈志！
1945 年戰爭結束後不久，一名穿著軍服的男子走進臺大醫院眼科。
他叫王民寧。當時是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副官處處長，眼睛得了結膜炎，到臺大醫院求診。
問題是，他不想排隊。
根據臺大醫學院首任院長杜聰明後來的回憶，王民寧要求先看診，當值的林姓醫師不肯。王仍執意插隊，雙方於是起了衝突。林醫師看到他身穿軍服，以為他是1945年後才來臺、聽不懂日語的外省軍人，竟當著日本教授的面用日語罵他。
事情最後鬧到了院長杜聰明那裡。
王民寧向院長控訴林醫師態度無禮，林醫師非但沒有退讓，反而又用一句極粗俗的日語回敬他：
「我的チンポ比你還大啦。」
事情的結果並不好笑。
林醫師被帶到警備總部，拘留了好幾天。
幾年後，這樁舊事重新被臺北人想了起來。因為1954年，王民寧代表中國國民黨參選第二屆民選臺北市長。
而他的對手，叫做高玉樹。
國民黨當時在臺北的選舉沒有順風順水
今天回頭看臺北市政治，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臺北似乎從來就是國民黨的優勢選區。
但如果把時間倒回1950年代，情況幾乎相反。
戰後臺北開始實施地方自治後，1951年至1964年間一共舉行五屆省轄市長選舉。第一屆由無黨籍吳三連當選；第二屆是無黨籍高玉樹；第三、第四屆才由國民黨的黃啟瑞連續拿下；到了第五屆，高玉樹又把市長寶座奪了回來。
也就是說，五次選舉裡，國民黨正式候選人只贏了兩次。
首都，並不是國民黨想像中那麼容易控制的地方。
1954年的選舉尤其讓國民黨吃足苦頭。
王民寧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的軍政人物，二二八事件後接任臺灣省警務處長。他代表的是一套非常清楚的軍政官僚形象。偏偏當時臺北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大稻埕、艋舺、大橋頭等傳統街區，地方商人、攤販、工人與街庄人際網絡仍然十分強韌。
對這些人而言，國民黨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政黨。
它是警察，是行政機關，是取締，是官員，也是那個到醫院看病可以要求別人讓開的人。
王民寧在臺大醫院的往事，因此不只是私人恩怨。當它在選舉期間被重新提起時，它剛好碰上一種已經存在的社會感受：誰有權力，誰必須讓路？
高玉樹則選擇了完全不同的打法。
他沒有強大的黨機器，便往基層走。他跑市場、拜訪地方人物，接近大稻埕、艋舺的民間網絡，以後來他自己所說的「grass roots」方式競選。
結果，事情開始不對勁了。
連放鞭炮都成了國家大事
王民寧的選情惡化到一定程度之後，這場地方選舉開始驚動中央。
相關回憶資料記載，當時任職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蔣經國曾召集情治首長，商討如何挽救王民寧的選情。調查局內部成立專案，臺北市警員則被要求注意街頭助選氣氛。
甚至連鞭炮都管。
高玉樹的競選車經過時，警方會勸商戶不要放；王民寧的車隊經過，則希望大家出來放鞭炮。
另一個辦法是製造耳語。
高玉樹曾經赴美進修，又與美國方面人士有所往來，於是市面開始流傳一種說法：
高玉樹是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的人。
設計這個說法的人，大概希望它能產生「外國間諜」的負面效果。
結果卻出現了一個極為荒謬的反轉。
在二二八事件與戰後威權統治的陰影下，當時部分臺灣民眾反而期待美國能夠約束國民黨政府、促使政治開放。因此，「高玉樹有美國人在後面」對某些人而言竟不是警告，而是一種保障。
如果他真的是 CIA 的人，那不是更好嗎？
至少國民黨不敢隨便動他。
原本用來抹黑高玉樹的耳語，反而替他增添了一層傳奇色彩。
民間甚至出現另一種更直白的抵抗方式。
康寧祥後來回憶，選舉期間有人照樣去王民寧的競選總部吃飯，吃完大魚大肉、拿了王營的文宣走出來，再把文宣送到高玉樹陣營燒掉。他們說：「吃王民寧的飯，投高玉樹的票。」
1954年5月2日開票。高玉樹得到110,415票。王民寧97,613票。一個沒有國民黨組織支援的無黨籍候選人，以53.08%的得票率，擊敗執政黨全力支持的候選人。
但故事還沒有結束。
根據康寧祥日後轉述美軍顧問團團長 William C. Chase 的說法，當晚開票到十點多，票數統計一度停滯。Chase 認為依當時掌握的結果，高玉樹已經當選，於是將情況報回美國國務院，促成華府發出賀電。
這裡的美國角色，不能簡化成「美國替高玉樹助選」。更準確地說，美國在臺灣的軍事與外交存在，為選舉結果提供了一層外部監督與壓力。
當時臺灣仍處於戒嚴體制，美軍顧問團不直接主持臺灣選舉，華府也不可能公開接管地方選務；但美國政府持續關注臺灣的政治穩定、地方自治與反共政權的治理正當性。對國民黨而言，選舉若被外界認定為公然竄改，不只會傷害政府威信，也可能影響美援、軍事合作與美國對臺灣政權的信任。
因此，Chase 將開票情況回報華府、華府發出賀電，便不只是外交禮貌，而可能形成一種明確的政治訊號：票可以開得慢，但結果不能任意改寫。
高玉樹後來也認為，這封賀電對最後結果獲得承認非常重要。蔣介石最終裁示「選舉有效」。
於是，一件相當奇特的事情發生了：
在戒嚴中的中華民國首都，一名沒有執政黨黨證的人，靠選票擊敗了國民黨候選人，成為臺北市長。
而在這個過程中，美國雖然不是臺灣民主制度的裁判，卻扮演了某種外部護欄的角色：它未必能阻止所有行政干預，卻讓國民黨不能完全不顧選舉結果。
三年後，他輸了
但是高玉樹很快發現，贏一次，不代表遊戲規則從此公平。
1957年，他競選連任，對上國民黨提名的黃啟瑞。
這次他敗選。
官方結果，黃啟瑞得到176,238票，高玉樹121,508票。
然而這場選舉留下許多爭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開票時的「停電」。
到了1960年，高玉樹原本又登記參選，後來卻退出。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詢問國民黨方面，候選人是否能自行派員監票，得到否定答案。他認為在無法有效監票的情況下，根本沒有辦法防止選舉舞弊。
這也說明，美國的外部壓力並不等於臺灣已經建立公平選舉制度。它可以在關鍵時刻提高竄改結果的政治成本，卻不能取代投票所內的監票、開票透明與候選人平等競爭。
所以1964年再次參選時，他決定換一種方法。
既然怕停電，那就自己帶光。
一千支手電筒
1964年的第五屆臺北市長選舉，高玉樹的對手是國民黨提名的周百鍊。
為了取得足夠的監票名額，高玉樹陣營甚至安排友人李建生一同登記參選，以增加依法可以派出的監票人數。
更重要的是學生。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學生張明彰協助號召來自臺大、中興法商、淡江等校的大學生，進入各投票所監票。
每一個人還拿到一支手電筒。四節電池。
目的簡單到近乎荒謬：萬一又停電，繼續看著票箱。
1964年4月26日，高玉樹得到191,838票，周百鍊176,117票。
他又贏了。
差距只有一萬五千多票。
一場地方市長選舉，執政黨有黨部、有行政系統、有警察、有情報機關；另一邊卻必須動員學生，拿著手電筒守在票箱旁。
最後，拿手電筒的人贏了。
這一次，外部力量仍然存在，但真正守住選票的，不是美國顧問團，也不是華府賀電，而是投票所裡那些不肯離開的監票人。
然後，臺北市長就不能選了
三年之後，1967年7月，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
原本由市民直接選出的市長，改成中央任命。
高玉樹成為末代民選省轄市長，也被留任為升格後的首任官派市長。
臺北人下一次能夠直接選市長，已經是1994年。
中間隔了27年。
如果只看到1990年代以後的臺北政治，很容易認為臺北天生就是一座國民黨佔優勢的城市。
但高玉樹的故事提醒我們：事情原本並不是如此。
改變的不只是政黨，而是城市本身。而在高玉樹退出民選市長舞臺後，臺北這座城市本身也在快速改變。
1949年中央政府遷臺後，大批軍人、公務員、教職人員及其家庭進入臺北。中央機關集中於首都，大量日治時期官舍被重新分配，軍方也在城市周邊興建眷村。
這些人口並不是平均散布。
大安、古亭等地逐漸集中了大量軍公教與中央機關人口；另一方面，大稻埕、艋舺、大橋頭等舊市街，仍保持較強的本地商業與民間社會網絡。
於是臺北逐漸出現一種非常特殊的政治地理：
舊城與新城、西區與東區、本土商業社會與軍公教國家體系，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經驗。
住宅政策又進一步固定了這種差異。
眷村、公教宿舍，以及後來的國民住宅，使與國家體系關係密切的軍公教家庭得以長期集中居住。工作、住宅、福利、學校與政治組織彼此重疊，形成高度穩定的社區網絡。
這些住宅並不是一次完成，而是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持續累積。
1949年中央政府遷臺後，大量軍人、公務員及其眷屬進入臺北。政府與軍方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官舍、營房與公有土地安置人口，也陸續興建眷舍。這些聚落散布在城市各處：例如1948年已出現的四四南村，是聯勤第四十四兵工廠員工與眷屬的宿舍；嘉禾新村在1956年成村；北投中心新村則是在日治時期軍醫院相關設施的基礎上，戰後逐漸擴建形成。
這些地方後來不只是「住軍人的地方」。隨著人口逐漸固定下來，眷村裡出現福利、教育與各種社區組織，工作、住宅與生活都和軍方及國家體系緊密連結。於是，大量1949年前後進入臺北的新人口，也逐漸在城市裡落地生根。
到了1960年代，臺北面對的已經不只是軍眷安置，而是快速都市化帶來的整體住宅問題。1964年11月29日，第一期南機場國宅落成，集合住宅開始成為政府處理都市居住問題的重要方式。臺北的人口也以驚人的速度膨脹：1965年突破一百萬，1975年已經超過兩百萬。
1968年7月1日，原屬臺北縣的景美、木柵、南港、內湖，以及原屬陽明山管理局的士林、北投，正式併入臺北市。
這件事對理解臺北政治非常重要。1950年代高玉樹參選時所面對的「臺北」，和後來我們熟悉的臺北市，其實不是同一個選民共同體。當年的城市仍以大稻埕、艋舺等舊市區為重要人口核心；1968年以後，市界向東、向南、向北大幅擴張，原本住在市外的大片人口，也從此成為臺北市民。
住宅建設也持續改變城市的樣貌。1973年興建的興隆國宅，是這一時期公共住宅擴張的例子；萬芳地區從1978年開始徵收，主要開發則發生在1980年代。另一邊，早期軍眷聚落也開始被重新改造：1951年建立的成功新村等眷村，後來被改建成大型集合住宅，1985年成功國宅落成。除此之外，臺北各處還散布著郵政新村、公教宿舍以及不同軍種與中央機關所屬的眷舍。它們規模大小不一、形成時間也不同，卻共同把大量與中央政府、軍隊及公務體系密切相關的人口安置在這座城市之中。
因此，戰後臺北的改變並不是簡單的「蓋了很多眷村」。從早期軍眷安置，到公教宿舍、公共住宅與國民住宅，再到行政區擴張與新市區開發，幾十年間，臺北的人口不斷增加，居民重新分布，城市的邊界也被重新畫過。
這些政策的政治效果，當然不能簡化成「政府蓋房子，所以住戶就支持國民黨」。但眷村與公教住宅確實使部分軍公教家庭長期集中居住，也讓住宅、工作、福利與國家體系彼此重疊；另一方面，1968年的行政區擴張以及之後的新市區開發，也逐漸降低了大稻埕、艋舺等傳統舊城在人口上的相對比重。
所以，後來臺北形成較穩定的國民黨優勢，不能只用一句「臺北人比較藍」來解釋。
選民不是憑空出現的。
一座城市住著什麼人，他們從事什麼工作，住宅由誰提供，生活與什麼制度連結，行政邊界把哪些人口算進來：這些看似與選舉無關的政策，幾十年累積下來，都會變成選票。
一座曾經很難選的城市
這也使戰後不久的那個眼科診間，顯得格外有意思。一個身穿軍服的官員走進醫院，希望不必排隊。
醫師拒絕了。
兩人的爭吵最後甚至讓醫師被警備總部拘留。幾年後，那名官員代表國民黨競選臺北市長。然後落選。這個小故事捕捉到了一種時代情緒。
1950年代的臺北，仍有一個非常強韌的民間社會。它可能沒有軍隊，沒有情報機關，沒有中央黨部，也控制不了報紙與警察。
但它有市場、街坊、地方頭人、學生，以及一張一張塞進票箱的選票。
有時候還有手電筒。
而在這些選票之外，還有一雙來自海洋彼岸的眼睛。
美國不曾讓臺灣在1950年代就成為自由民主國家，也沒有真正消除國民黨對選舉的控制；但它的軍事存在、外交關注與援助關係，確實讓某些選舉結果不能被任意抹去。這種外部壓力既不完整，也不穩定，卻在關鍵時刻替臺灣有限的地方自治留下了一點空間。
今天我們回頭看臺北，很容易看到後來形成的政治版圖，卻忘了這座城市曾經非常不同。
國民黨並不是一來臺灣，就順理成章地贏得臺北。
它必須面對地方社會的抵抗、選民對軍政權力的反感、學生對票箱的守護，以及美國對選舉結果的關注。
後來的臺北藍圖，並不是天生如此。
它是被選舉、被管制、被改造，也是在一次次有人試圖把選票帶走時，被人留下來的。
曾在二手書店立讀郭雨新先生紀念集。這是後人懷念他的書。
陳菊 (花媽) 市長新增了 4 張新相片。
民主之父 郭雨新（1908-1985）～宜蘭成為台灣民主聖地的奠基者
林衡哲（退休醫師，資深出版人，傳記作家） 2014-06-22 20:20
簡介：
郭雨新(1908-1985)是台灣現代民主運動史上，承先啟後的人物。他在台灣現代民主運動史上的地位，猶如金恩博士在美國現代黑人民權運動史上的地位一樣，他們本身都是犧牲者與舖路者，雖然他們的精神最後終將勝利，他去世後第二年，他組黨的夢想才在台灣實現，誠如他在去世前一週，他說了最後一句遺言：「沒有永遠的冬天，遲來的春天還是會來的。」
(圖為當年郭雨新<站立者左二>在台北帝國大學就讀時，與同儕在校門前留影。圖片資料：中央社)
郭雨新是台灣現代民主運動史上，承先啟後的人物。1908年8月24日（農曆7月22日）清晨，誕生於宜蘭市西後街106號（舊蘭陽戲院後面），父郭根生，母吳笑，而於1985年8月2日逝世於美國維琴尼亞州亞歷山大醫院，享年77歲，他的靈柩在8月14日晚上返抵台灣桃園機場時，雖然台灣仍然在國民黨的戒嚴令陰影下，仍然有一千多位來自台灣全國各地的鄉親，親自迎接這位民主鬥士的歸來。
郭雨新魂歸美麗島的盛況，可以與日治時代台灣人救世主蔣渭水的大眾葬互相輝映，他們兩位都是現代台灣民主運動史上不朽的歷史人物，而且都是宜蘭人，不但有親戚關係，更是台灣人爭取當家做主的理想的接棒者。
郭雨新字冲雲，父親郭根生為遜清秀才，精通漢學，頗有濃厚民族主義思想，曾不顧日人之壓迫傳授漢學，而為日人所忌。郭雨新的漢學基礎相當不錯，即是受其父之影響。他的家境本來也頗富裕，但因其父為人耿直豪爽，有俠義之古風，為朋友做保而傾家蕩產，父親因而憂悒成疾，在他14歲那年去世，從此他與寡母吳笑相依為命，他對母親的孝順，在親族中是有名的，因此雖然他還有兩個兄弟，但他母親之活到89歲，他居功最偉。
到中國六年 深刻體會台灣才是祖國
他在蔣渭水的母校中山國小畢業後，因家貧在母校任工友三年，17歲時在800多名考生中，以第一名考入剛創設台北州立宜蘭農校（現在的宜蘭大學），他的100元學費大概是我的祖父林煥（他的林家母舅）借給他的。經過5年苦讀，1931年以優異成績成為宜農首屆畢業生，並保送入台北帝國大學農經系，那時《林本源會社》林松壽社長每月資助他35元學費，並住在林氏家𥚃，畢業時以「農業政策」一篇論文，轟動全校，贏得師友一致敬重，1968年他獲得日本大學農學榮譽博士，他對台灣農業的瞭解，使他在省議員任內，有充分的能力為農民仗義執言。
1934年大學畢業那年，與美麗賢淑的基督徒石宛然女士結婚，並在林松壽公司當庶務主任，2年後因熱心盡責，升任經理，1937年林松壽在中國遇害，郭雨新數次往來上海香港調查此案，表示他對恩人的關心，他總共在林本源會社服務五年。
郭雨新一生曾二次離鄉出國，兩次都為了政治原因而出國，第一次因不滿日本人統治，到中國經商六年（1940-46），第二次因不滿中國人的統治，來美國渡過了孤寂的晚年（1977-85），每次出國之後，就會引起強烈的懷鄕病，像吳濁流一樣，他在32歲到中國時，以為中國是他的祖國，經過六年的中國經驗，他才深深地覺悟出台灣才是他真正的祖國，因此聽到日本人投降，他馬上結束經營頗為成功的煤行，束裝返國。
開創宜蘭黨外選舉不花錢傳統
返台後他變成成功的戰後第一批企業家，曾先後擔任東和銀行、華新實業、順隆木材、東南棉織四家股份公司的董事長，儼然是日治時代的小王永慶，接著他又擔任台灣區青果輸出同業、製茶工業等公會理事長之要職，要是別人的話，早就家產萬貫，變成鉅富，但郭雨新對財富似乎不太有興趣，也許是為了忠於他年輕時代的理想，或蔣渭水的精神感召，他在1948年棄商從政，加入青年黨，1949年便一舉當選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那時他砲轟林務局長，提議建林造林嚴禁砍林，被稱「小鋼砲」，與南部的「郭大砲」（郭國基）齊名。
郭雨新22年（1949-71）的省議員生涯，是他一生中從政的黃金時代，那時的他，不但是宜蘭人心目中的拿破崙，也是全台黨外的自然領袖，更是台灣民意的領航人，他開創了宜蘭黨外選舉不必花錢的傳統，每次選戰，他的兵將如雲，面對「國民黨牌」可謂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這些選戰不僅對他本人，對所有替他助選的人，都留下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他晚年時常對老朋友説：「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這的確是宜蘭黨外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關心弱勢 奠定民意領航人地位
這時郭雨新的名字成為宜蘭人榮耀的象徵，那時的他，外表雄姿英發，風度翩翩，一表人才，內在的能力、學識、品格也是一流的，他的演講極富魅力，不必看稿而雄辯滔滔，聲音鏗鏘有力，在演講台上他具備了拿破崙式的英雄形象，但下台來，他是平易近人，完全沒有架子的平民形象。郭雨新在宜蘭建立黨外民主開放式的領導方式，他注重民主精神的廣泛播種，完全沒有讓子女接班的私心。
1949年到1959年是台灣省議會的黃金時代，因為當時有省議會有｢五虎一鳳｣存在(圖為當年省議會時期，郭雨新 (左起)、許世賢、郭國基，三人另與與李原棧、吳三連、李萬居被合稱為「五龍一鳳」。資料圖片：中央社)：郭國基、李萬居、吳三連、李源棧、郭雨新和許世賢，其中以郭雨新對農民、漁民、老兵爭取最多實際權益，而他的質詢雖然犀利，卻永遠保持紳士的風度，而在22年任內，他最大的特色，台灣各地一旦有災變，他總是比蔣經國先到一步，而且盡力為災區民眾爭取補助，他的「民意領航人」的地位便是由此奠定的。同時他也留下二部巨著：「議壇廿年」及「議壇縱橫集」，顯示他的質詢與提案包羅萬象，留下了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珍貴的歷史記錄。
郭雨新一生最大的參選特色是，靠贏得民心不必花錢的選舉（例如8次省議員選舉），他一定最高票當選，凡要用買票才能當選的（例如1972年監委選舉及1978年總統選舉），都輸給買票專家的中國國民黨。
為了做掉郭雨新 一個立委選區出現８萬張廢票
1975年的立委選舉，是這位老兵在台灣的最後一戰，這一戰是台灣30年選舉史上最重要的一役，對國民黨而言，它象徵蔣介石時代底結束，以及蔣經國時代的正式登場，他不但要取代國民黨元老派，也要把郭雨新這位黨外元老推下馬，為此國民黨開始瘋狂大做票。
對黨外而言，這是五虎將時代的結束，一個新的波瀾壯闊底新生代民主運動的開始，這次選舉郭雨新應該以最高票當選立委，結果因蔣經國下令不准他當選，結果郭雨新廢票8萬張，打破世界選舉史上廢票最高記錄，而高票落選，那天有2萬人包圍縣政府，因為他是和平主義的基督徒，才避免了一場大規模底暴動，1975年12月23日本郭雨新在台灣的政治生涯，在2萬選民高喊「郭雨新萬歲！」的高潮聲中正式結束。
這場立委選戰，最大的收穫是：黨外新生代底誔生，在陳菊率領下，一批年輕的理想主義者邱義仁、吳乃德、田秋堇、張富忠、謝明達等人，都來替郭雨新助選，當他們親眼目賭了國民黨瘋狂大作票後，終於看清了革新派國民黨的真面目，而正式投入黨外民主運動。
黨外傳薪者 民主傳教士 廣納賢才 貢獻台灣
在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初期10多年間，郭雨新扮演黨外傳薪者的角色，1975立委落選後，反而增強了他對黨外影響力，他適時提出「老中青三結合」的口號，他變成了黨外第一個專職的「民主傳教士」，他的「羅馬賓館」變成了黨外的海德公園與民主廣場，而自1968年就成為郭雨新秘書的陳菊也成為第一位最令人懷念的專職黨外黨工；加上「虎落平陽」官司後林義雄與姚嘉文的加盟黨外，可謂如虎添翼；加上剛從漫長的牢獄中出來的「民主奉獻者」施明德，以及兩位優秀的黨外策士張俊宏、許信良投奔歸來，黨外運動的進展，勢如破竹，在短短三、四年間，把戰後台灣黨外民主運動，帶到了歷史性的高潮，終於引發了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人權日事件」。
監委和立委的先後落選，使郭雨新心灰意懶，產生了「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想法，加上特務日夜跟踪，以前是大企業家的他，現在連小生意，國民黨對他也採取全面封殺的政策，後來「台灣政論」出刊後，他發現黃信介、康寧祥已接下他留下來的棒，加上他的七個子女都在國外，他渴望重享天倫之樂，最後蔣經國終於讓步，在老友吳三連、許金德作保下允許他出國，當他在1977年4月17日離台時，本來祗預定出國三個月，想不到由於背負台灣人的悲劇命運，他此番出國可謂：「壯士一去不復返，長使英雄淚滿襟」最後，郭雨新生前沒有回到日夜思念的故鄉，直到他死後，國民黨政權才允許他魂歸故土。(下圖為1985年郭雨新與妻子攝於美國華盛頓D.C.，當年8月郭雨新因病去逝。圖片資料:中央社)
沒有永遠的冬天，遲來的春天還是會來的
在美國八年的放逐生涯中，他扮演了類似韓國金大中和菲律賓阿奎諾的角色，他在海外也做出了許多歷史性的貢獻：
（1）創辦海外台灣人第一家出版社--台灣公論社，把島內民主的香火帶到海外來，並出版了數十本黨外禁書，例如「選舉萬歲」、「黨外的聲音」、「新生代的吶喊」等書，在促進島內外思想底溝通上，做出巨大的貢獻。
（2）創立「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並出版快訊33期，內容都是島內最新的消息，比其他刊物更能滿足海外同鄉對台灣的認識與関懷，郭雨新變成島內與海外同鄕的一座橋梁，而黨外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無形中帶動了海外政治運動，這是他對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的最大貢獻。
（3）郭雨新是台灣人四百年第一位出馬競選總統的台灣人，他的目的是啓示海內外所有台灣人：「台灣人不必永久做奴才，也可以立志做總統。」因此他競選總統的最大意義，喚醒所有台灣人,在祖先經營四百年的土地上，我們台灣人有權利選出台灣人做台灣總統，我們應該像美國一樣，必須土生土長才有資格選總統，郭雨新要台灣人共同奮鬥取回這神聖的基本權利。
（4）到美國國會參加聽證會，催生「台灣関係法」。
（5）與前菲律賓外交部長（Raul Manglapus)共同成立：「民主國際大同盟」，是當時海外台灣人團體中層次最高，成員包括東歐、拉丁美洲、以及東南亞、東北亞流亡領袖。
（6)全力營救島內政治犯。美麗島事件的島內政治犯，差不多都是郭雨新的子弟兵，尤其是林義雄的滅門血案，他更覺內疚，除了全力營救外，更想親自返台為他們頂罪。
郭雨新這位堂堂正正、頂天立地的台灣人，勇敢地走完他追求自由民主的一生，他在台灣現代民主運動史上的地位，猶如金恩博士在美國現代黑人民權運動史上的地位一樣，他們本身都是犧牲者與舖路者，雖然他們的精神最後終將勝利，他去世後第二年，他組黨的夢想才在台灣實現，誠如他在去世前一週，他說了最後一句遺言：「沒有永遠的冬天，遲來的春天還是會來的。」
（林衡哲完稿於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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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8月2日 「台灣最後的政治紳士」辭世
2010/08/02
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宜蘭精神」始終是朝野共同敬重有加之焦點，因為自從蔣渭水早於日據時代推動「非武裝抗日運動」之後，接著在終戰之後有「台灣最後一位政治紳士」的郭雨新繼香火，緊接著又有林義雄、陳定南、游錫堃、陳菊…等人接棒，使得台灣後山的蘭陽平原，儼然成為孕育「打拚」人才的福地，也是傳統「黨外」精神發源地。
從目前的台灣在野黨生態中，以林義雄、游錫堃、陳菊之政治輩分，如果這三人集結起來的能量，恐怕連執政的國民黨都難攖其鋒！而這三位政壇重量級人物的「前輩」剛好都是郭雨新。首先，當年尚是律師的林義雄便係幫郭雨新打官司，並自其手中接棒而成為省議員。而游錫堃也是在未滿20歲時，因為景仰郭雨新之故才加入青年黨，自此在政壇逐漸發跡！至於陳菊市長，則在世新畢業後便當起郭雨新秘書，追隨這位議壇「小鋼砲」問政風格，同時更與黨外各路人馬廣結善緣，終於獨當一面於政壇。
所以，設若深入探索在野黨之「教父級」人物，郭雨新是不二人選 。可惜這位在臺灣省議會待過22年之久的「五虎將」之一，不幸於1985年8月2日在美國辭世，走完他多彩多姿的78歲生命之旅！特別令人注目的是，郭雨新在1978年便提出了「台灣人民不必永久做奴才，也可以立志做總統」！並且公開宣布要與蔣經國競選第六任中華民國總統。動作之大，堪稱是戒嚴時期絕無僅有，頗令國民黨難堪不已，於是惱羞成怒在當年6月23日捕捉陳菊「算帳」，因為陳菊從19歲開始便當郭之秘書長達9年。
何以郭雨新這位「政治紳士」會與蔣經國唱反調？除因天生反骨的本性外，郭雨新早在省議會質詢便以敏感的國家體制、民主法治原理、言論與出版自由等議題向執政當局開砲，甚且還公布國民黨「國庫通黨庫」的種種現象，使得黨國不分的醜陋面曝光而下不了台。此外，他在1960年還積極參與雷震籌組的「中華民主黨」，與高玉樹、李萬居、許世賢都是籌委會中的常委。不料組黨一事遭國民黨打壓而胎死腹中，使得郭雨新另謀出路想要角逐監委，結果仍遭國民黨完全封殺！到了1975年，郭雨新換跑道參選立委，又以80398票之「落選頭」飲恨，據傳廢票高達8萬多張，使得蘭陽平原差點暴動！所幸郭雨新出面安撫，強調「今天要有什麼行動，吃虧的是我們同胞，我認為不必要」而大事化小，將立委席次拱手相讓給國民黨之林榮三。1977年，郭雨新離開台灣赴美，也留下了令人由衷感念之典範。
 | 本文作者蔡漢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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