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加勒比郵輪
二 俄羅斯表情
想到這個詞匯是因為在郵輪上看到的這些洋人。金髮碧眼，高鼻深目，本來我以為他們是歐美人，卻發現他們男女老少，個個沉默寡言笑容久奉。一聽他們開口，原來是俄羅斯人。
難怪行為舉止跟我的大陸同胞相似，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兄弟哦。
然而俄羅斯人還是有他們獨特表情的，固然跟西人截然不同，跟大陸人也并不雷同。俄羅斯人較內斂，較含蓄，眼神裏有種可以說是陰鬱，也可以說是蕭瑟的神氣，令我想到西伯利亞荒原、《日瓦戈醫生》、和《古拉格群島》。
和到哪兒都肆無忌憚高聲喧嘩的中國人不同，俄羅斯人在公共場所都鴉雀無聲。那年我去俄羅斯自由行看到的俄羅斯人如此，如今在郵輪上看見的俄羅斯人也如此。不過跟日本人在公共場所的那種鴉雀無聲截然不同。如果說日本人的沉默來自與生俱來的文化素養，俄羅斯人的沉默則來自於後天，是環境導致的自我防範意識。
對，有一本記錄斯大林時代的書就叫《耳語者》。我看到俄羅斯人一家子圍坐餐桌飲食也低言細語的情景，就想起那本書裏講述的故事。在那些秘密警察隨時會上門的年代，隔牆有耳禍從口出，鄰人甚至親人都可能是告你密者，陌生人更可能是你潛在的掘墓人。所以人人沉默是金。
清晨我到圖書館寫稿，幾天中只碰到過一個人，是一位中年洋人男。我一抬頭，陡然看到樓梯口出現的那個高大身影，下意識地要說聲「morning 」，但他臉上那種冰冷遙遠的神氣，讓我驀地省悟：他不是美國人，是俄羅斯人哦！
死於斯大林大清洗的俄羅斯詩人曼德爾施塔姆遺孀回憶錄中有個細節，說是當她和丈夫在兩名警察押送下走進去流放地的火車，滿車廂的人對他們這兩個囚犯都沉默無語，視若無睹，當他們玻璃人。令她想到當年在囚犯們被押送去西伯利亞的路上，沿途村民們看到了都會給他們送上麵包和熱茶，為他們劃十字祈福。「這還是我們的俄羅斯人嗎？」她感嘆，「他們何時變得這樣了？」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雖已解體三十多年了，俄羅斯人熱情奔放悲天憫人的民族傳統仍然沒回來。其實何止俄羅斯人，凡曾加入那一聯盟的民族，烏克蘭、拉脫維亞、哈薩克、格魯吉亞等等民族，都不再是他們原先那樣的民族了。
回家談起我對俄羅斯人的這種感覺，先生告訴我：眼下俄羅斯軍隊有一項福利：上烏克蘭打了半年仗者，就可出國旅遊一次，其家屬也可分享這一福利。我們郵輪上的那些俄羅斯人大抵便是參加烏克蘭戰爭的俄軍官兵或其家人。於是，驀地，圖書館那俄羅斯男的冷面呈現眼前，那種沉默，那種陰冷，跟斯大林時代的耳語者們一脈相承，就象我大陸同胞之囂張缺德行為跟毛澤東時代的無法無天打砸搶抄一脈相承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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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納孫(鹿橋 1979)
這幾天談到意大利作家普里莫·列維和波蘭詩人米沃什的書，他們的回憶中有個細節雷同：都講到親友來信對於他們有多重要，關係到他們的命運生死。令我想到前些時候發的下面這則貼子。我父親成為他們那個機關流放邊地的三十多位右派中的唯一倖存者，也跟家信有關。其實，就算今天，我們之所以每天都上來交友网站說幾句話，東張張西望望，也是在期待着跟网友們抱團取暖。一次次點擊一個個點贊，都象書信，傳遞着生命之光。
普里莫·列維的集中營回憶錄中寫到，他之所以能夠倖存下來，有時能夠收到家信是個重要原因。每逢拿到一封家信，他總是藏起來看了又看，一直把信紙看爛為止。這讓我想起那些給父親寫信的日子。
我父親流放在大興安嶺的二十一年，第三年，母親領着我們三個孩子逃離去了長沙。後來的十八年只剩下他一人在深山老林伐木隊掙扎求存。那些年中，我們每個月都至少要給父親寫兩封信。他那邊也是一樣。
那時年紀小貪玩，對寫信這種事自然不很情願。而且那年代寫信是件危險的事，尤其是父親那種身份，多半會被拆看檢查。所以只能先寫一些「進步話」，再談家事。尤其是文革時代，還要先引用一段「最高指示」，然後以兩報一刊社論口氣說些國際國內形勢大好的話，才進入正題。不過也是報喜不報憂，「今天我考試又拿到一百分」之類，至於「今天我體育課手榴彈成績包尾」之類，就不提了。更不會提昨天鄰居被抄家我們嚇得通宵沒睡那種事。
然而，不管是在甚麼情況下，母親都督促我們一定要按時給父親寫信。即使「內人黨事件」中父親被關押，我們好幾個月收不到他的信，母親也要我們照寫不誤，而且比平時寫得更加頻密。她說：「爸爸是因為我們才堅持下來的，這種情況下更是家書抵萬金。我們要多寫，一定要讓他看到我們在記掛他。」
我一直都覺得，父親成為和大（後來的中國對外友協）那一車廂被流放到大興安嶺的右派中唯一的幸存者，那些家信功不可沒。父親是個很內向的人，很少當面表現感情。他去世後我看到他的日記，才看到他是多麼看重妻女親情。每次收到家書對他都是節日，信中我們提到的每次考試成績，他都喜滋滋一一記錄在案。
他勞動的地方先是林場，後來分場，後來工隊，即是說，越來越移向更深的深山。郵局的信只送到鎮上的林業局，要有人「出溝」（出山）去局裏才能把他的家信帶回來。他日記中感激地記下了每次給他帶信回來的工友名字，或是他自己得以「出溝」去拿信的情況，例如：「今日去局裏拿信，一下子拿到兩封，發財了！」
那是因為大雪封山，十幾二十天出不了山。其實就算平時，出一次溝也不容易，單程幾十里山路，而且一年中有七八個月是冰封雪凍。一九七二年一月，我曾去當時他所在的開拉氣林場看他，清早從鎮上搭上一輛汽車，天黑了才到，抵達時全身凍得象冰棍一樣了。
我最感嘆的是一九七九年三月他去北京原機關要求右派「改正」，問他們為何不去函大興安嶺「改正」他，還要他自己上門來申請辦理。那位人事幹部回答：「我們沒想到你還活着。」
原來，其他那三十多位右派都魂斷北國了。其實他們大都比我父親年輕，他是其中年紀第三大的，一九五七年三十八歲。
那天的日記裏他記道：「我真幸運，因為我有智琳和三個好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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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的《活出生命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對於這本充滿了智慧的書，所有我推薦過的人都予以盛讚，並且也為他們的家人和朋友購買了此書。
弗蘭克爾是一名維也納臨床心理學家，他還是一名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的倖存者。他在這本書裡告訴我們，人即使在最無望的境地下也能找到生存意義。
你應該具有從工作中找到意義的能力。而作為經理人，你的核心角色是幫助為你工作的人們找到他們工作的意義。這種意義可以是讓世界更美好，也可以是賺足夠多的錢以便扶助他人。弗蘭克爾表示，每個人都必須找到自己的人生意義。然而，如果工作不能帶來意義，他的意思很明顯——你就該在可能的情況下轉身離開，做做其他的事。
譯者/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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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克多·弗蘭克爾是維也納的精神科醫生，1942年被驅逐到特雷津集中營。隨後，他被轉移到奧斯威辛集中營，之後又被轉移到豪集中營的兩個分營。
他的妻子、父母和兄弟都在集中營中去世。
他倖存了下來。
1946年，在獲釋一年後，他撰寫了《活出生命的意義》——一部記錄他在四個集中營三年間進行的心理觀察的紀實作品。該書至今已售出超過1600萬冊，並被美國國會圖書館列為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十本書之一。
他的核心觀察是：
那些存活時間最長的囚犯——不一定是身體上的，而是心理上保持完好的——並非那些擁有最舒適環境、最多食物或最優待待遇的人。他們是那些保持著弗蘭克爾所說的「意義感」的人。一個理由。一個他們為之活下去的理由。
他親眼目睹囚犯們把最後一塊麵包分給別人。他親眼目睹男人們在精心設計的、旨在剝奪尊嚴的環境中，依然保持著尊嚴地走過集中營。他看到人們在完全無力抵抗外在力量的情況下，選擇如何回應他們所遭受的一切。
他正是基於這個觀察，建立了一整套心理治療體系。
意義療法──以意義為中心的療法──基於一個前提：人類的首要驅動力並非如佛洛伊德所言的快樂，也非如阿德勒所言的權力。
而是意義。
弗蘭克爾記錄道，意義無法被外在環境所剝奪。
它只能從內心深處被拋棄。
在刺激與反應之間存在著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裡，蘊藏著你選擇回應的力量。你的成長和自由就蘊藏在你的回應之中。
他在奧斯維辛寫下了這些話。
想想你又在哪裡寫下你的藉口。
Viktor Frankl was a psychiatrist in Vienna when he was deported to Theresienstadt concentration camp in 1942. He was subsequently transferred to Auschwitz, then to two subcamps of Dachau.
His wife, his parents and his brother died in the camps.
He survived.
In 1946, one year after liberation, he wrote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 a documented account of his psychological observations across three years in four camps. It has since sold over sixteen million copies and been listed by the US Library of Congress as one of the ten most influential books ever written.
His central observation was this.
The prisoners who survived longest — not physically necessarily, but psychologically intact — were not the ones with the most comfortable circumstances, the most food, or the most favorable treatment. They were the ones who maintained what Frankl called a sense of meaning. A reason. Something they were surviving for.
He watched prisoners give away their last piece of bread to help someone else. He watched men walk through the camp with dignity in conditions designed specifically to eliminate it. He watched people choose, under circumstances of total external powerlessness, how they would respond internally to what was being done to them.
And he built an entire school of psychotherapy from that observation.
Logotherapy — meaning-centered therapy — is based on one premise: the primary human drive is not pleasure, as Freud argued, or power, as Adler argued.
It is meaning.
And meaning, Frankl documented, cannot be removed by external circumstances.
It can only be abandoned from within.
Between stimulus and response there is a space. In that space is your power to choose your response. In your response lies your growth and your freedom.
He wrote that in Auschwitz.
Think about where you are writing your exc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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