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和2012年，莫斯科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普丁抗議活動，克里姆林宮開始將自由開放的俄羅斯網路視為嚴重威脅。由於對美國科技巨頭的實力感到不滿，普丁著手建立一個「主權互聯網」——一個由他掌控的、與世隔絕的線上世界。
After mass protests against Mr. Putin swept Moscow in 2011 and 2012, the Kremlin began to see the freewheeling Russian internet as a serious threat. Frustrated by the power of U.S. tech giants, Mr. Putin set out to build a “sovereign internet”— a hived-off online world he could control.
或許，對克里姆林宮而言，最能代表威脅的莫過於反腐敗活動家阿列克謝·納瓦尼。他最初以LiveJournal部落客的身份嶄露頭角，公開揭露國家腐敗。他的影片獲得了數百萬的點擊量，展現了網路內容如何引發現實世界的抗議活動。
在俄羅斯通訊監管機構Roskomnadzor的領導下，俄羅斯當局封鎖了他的網站，並向西方科技巨頭施壓，要求下架他的抗議投票應用程式和影片廣告。
隨後，在普丁於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後，克里姆林宮開始採取更大膽、更具破壞性的行動，限制俄羅斯的網路自由。
莫斯科迅速全面封鎖了推特、Instagram和臉書，最終將目光轉向壓制YouTube（長期以來俄羅斯使用最廣泛的網站之一）以及WhatsApp。 VPN的使用量激增。
其中一人是俄羅斯傭兵頭目葉夫根尼·V·普里戈任，他經常在前線透過 Telegram 發布粗俗不堪、髒話連篇的影片。他在不滿的士兵中累積了一群狂熱追隨者，這最終在 2023 年引發了一場未遂政變，也讓克里姆林宮意識到 Telegram 上的貼文可能助長真正的威脅。
“敵對的通訊方式”
兩年多後，俄羅斯聯邦通訊、資訊科技和大眾傳媒監管局 (Roskomnadzor) 宣布限制 Telegram 的存取。該機構在 2 月表示，Telegram 違反了俄羅斯法律，未能保護個人資料、打擊詐欺以及防止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利用該應用程式。
此後，Telegram 服務開始間歇性地被封鎖。 《紐約時報》在 3 月中旬測試了 Telegram 的存取情況，使用了遍布俄羅斯的 72 台伺服器，發現只有 39 台伺服器能夠載入該應用程式的瀏覽器版本。
人們普遍認為，由於俄羅斯的網路一開始就是免費的，因此無論從技術上還是政治上，克里姆林宮都不可能將這個「精靈」重新裝回瓶子裡。
德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俄羅斯問題分析師阿萊娜·埃皮法諾娃表示，雖然俄羅斯無法複製中國從一開始就封閉網路的「防火長城」模式，但它正迅速轉向伊朗模式。她指出，伊朗模式包括對獲準訪問的網站進行「白名單」式的訪問限制、有針對性的網路中斷以及政府掌控的內部網路。
許多俄羅斯人，包括普丁的支持者，都認為禁用Telegram的做法太過分了。
3月下旬，與烏克蘭接壤的別爾哥羅德州州長維亞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發表了一份措辭罕見的直言不諱的聲明，稱Telegram是居民獲取空襲警報等信息的重要生存基礎設施。他表示，網路中斷正在導致「不必要的死亡」。
投票決定要求俄羅斯當局解釋其決定。該提案以102票反對未獲通過，但也暴露出罕見的黨內分歧。
普丁曾表示，莫斯科必須「扼殺」外國科技公司以捍衛其主權，但他對此事一直保持沉默。
然而，在3月5日克里姆林宮的一次會議上，他卻尖銳地詢問一位軍官，使用「不受我們控制」的通訊系統是否會對人員造成危險。
這位軍官回答說會，並稱Telegram是「敵方的通信工具」。俄羅斯記者後來發現，這位軍官擁有一個Telegram高級帳號。
據俄羅斯政治活動人士德米特里·基西耶夫稱，在俄羅斯17個地區的28個城鎮，已有民眾提交了反對網路限制示威活動的許可申請，但全部遭到拒絕。俄羅斯人權組織OVD-Info表示，自2025年12月以來，至少有50人因組織反對網路限制的抗議活動而被拘留。
在俄羅斯南部城市克拉斯諾達爾，當地親戰議員亞歷山大·薩夫羅諾夫獲得了組織200人抗議活動的許可，但隨後該許可被撤銷，市政府官員稱此舉出於安全考慮。
「左翼人士、右翼人士——很多人都對目前的封鎖和限速措施感到不滿，」他在電話採訪中說道。 “政府甚至沒有嘗試與民眾進行清晰、認真的溝通，也沒有向他們解釋任何事情。”
隨著數百萬俄羅斯人找到繞過限制的方法，克里姆林宮最終可能會轉而採用非技術手段來阻止俄羅斯人訪問外國平台。
例如，俄羅斯當局可能會像對待Meta一樣，正式將Telegram貼上「恐怖組織或極端主義組織」的標籤。任何在該應用程式上經營頻道或投放廣告的人都將面臨起訴。
當局也可能加強限制VPN的使用，或更積極地執行一項禁止搜尋或存取「極端主義」內容的新法律。
儘管人們表達了憤怒，並希望他們找到的變通方法能夠持續下去，但許多人已經接受了未來將在更嚴格的國家控制下生活的現實。
編輯季托夫先生預測，他的新聞媒體在國家控制的應用程式MAX上不會取得同樣的成功。 MAX的母公司，社群媒體巨頭VK，已經對批評性評論和新聞進行審查。但他表示，他看不到任何挽回局面的辦法。
「在網路上，社會各階層的不滿情緒顯而易見，」季托夫先生說，「但這些不滿卻無處遁形。即使是那些支持戰爭的人，也對政府有很多批評，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對此無能為力。”
ROOT 吳國維 陳忠信
一位專家表示，克里姆林宮長期以來一直將開放視為一種威脅，並試圖切斷俄羅斯與全球網路的連接。他還補充說，烏克蘭戰爭「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The Kremlin has long seen openness as a threat and wanted to disconnect Russia from the global internet, says one expert. The war in Ukraine “served as a catalyst,” he added.
俄羅斯網路限制與規避的貓鼠遊戲
克里姆林宮在審查技術上投入巨資，俄羅斯人則爭先恐後地尋找繞過限制的新方法。
作者：瓦萊麗·霍普金斯、保羅·索恩和奧列格·馬茨涅夫
印刷版
2026年4月1日
當局封鎖應用程式和網站，俄羅斯人正試圖尋找變通之法。
3月31日
普丁的網路封鎖：切斷俄羅斯與世界聯繫的混亂行動
隨著新的網路中斷和封鎖，弗拉基米爾·普丁總統正採取迄今為止最大膽的措施來控制俄羅斯人的通訊。
作者：保羅·索恩、瓦萊麗·霍普金斯和奧列格·馬茨涅夫
印刷版：克里姆林宮對互聯網日益嚴厲的打壓將目標對準一款備受喜愛的應用程序 | 2026年4月1日，A4版
在烏克蘭戰爭四年期間，俄羅斯鎮壓日益加劇，但鮮有比網路限制不斷加深更影響民眾的事件。
2025年8月3日
普丁加大力度控制俄羅斯互聯網
一款官方批准的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的推出，引發了人們的擔憂，即俄羅斯可能正準備封鎖WhatsApp和Telegram。
作者：保羅‧索恩
印刷版：克里姆林宮力圖扼殺俄羅斯民眾的網路存取 | 2025年8月4日，A8版
一款名為MAX的全新官方核准的即時通訊服務，將從9月起依法預先安裝在俄羅斯銷售的所有新智慧型手機上。
2月10日
歐洲
俄羅斯進一步限制Telegram，加劇網路管控
這款擁有超過1億俄羅斯用戶的通訊應用程式遭到限速，危害全國僅存的自由網路。
保羅·索恩和奧列格·馬茨涅夫報道
印刷版
2026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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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入侵烏克蘭後，許多人一定和我一樣好奇，為什麼會有俄國人相信普丁的政治宣導，相信俄羅斯軍隊是去烏克蘭「解救水深火熱的同胞」，相信烏克蘭人會拿著鮮花歡迎俄國軍隊？政治宣導到底是怎麼發揮作用的？昨天晚上我看的一則波蘭報導（真的是報導，非常長），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答案⋯⋯
報導的作者是《選舉報》（Gazeta Wyborcza）的記者Ludmiła Anannikova，她來自俄羅斯，在波蘭求學、生活工作多年。她說，戰爭發生後，她就很難和媽媽說話，避免談政治（咦，這個好有既視感，很多台灣人應該也覺得很難和父母說話，尤其是選舉的時候），因為媽媽滿口都是為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辯護，比如「俄羅斯必須阻止澤倫斯基，他這八年來都在折磨頓巴斯」（註：但其實澤倫斯基是2019才當上總統）、媽媽也相信西方和北約打算毀了俄羅斯，是他們迫使普丁出兵。
Ludmiła Anannikova很生氣，但又很不解，為什麼像媽媽這樣敏感、善良、討厭謊言和暴力的人，會相信這些政治宣導？為了了解媽媽身上到底發生什麼事，Ludmiła Anannikova做了一件壯舉（我認為是壯舉），她決定接下來一週她都不要看西方媒體、波蘭媒體、烏克蘭媒體，只看俄羅斯媒體，而且每天要看好看滿八小時！
3/9上午，Ludmiła Anannikova還在看西方媒體、波蘭媒體、烏克蘭媒體⋯⋯下午，她就開始看俄羅斯媒體。看到RT（今日俄羅斯）的主編Margarita Simonian說，在烏克蘭沒有戰爭。Margarita Simonian又說：「如果我知道我們的軍隊會轟炸平民，我就無法為我的祖國所做的事辯護⋯⋯當我聽到總統說，我們的軍隊在進行行動時會避開平民，我鬆了一口氣。」
Ludmiła Anannikova聽共青團真理報的電台節目（是臉書推薦的，她註冊了一個虛擬帳號專門用來點讚俄羅斯的新聞媒體），某個經濟學家說，是的，我們現在缺西方製造的零件，就像九〇年代那樣。雖然九〇年代很辛苦，但也很浪漫，因為商人們很自由。現在我們應該停止控制他們，他們會想出辦法解決的。（什麼辦法？）
Ludmiła Anannikova看NTV，新聞上說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在居民從人道走廊撤離時干擾他們（但Ludmiła Anannikova上午才讀到完全相反的訊息）。新聞說，兩百萬人想逃到俄羅斯，但現在只逃出兩百人。攝影機前，一對退休夫妻淚眼婆娑感謝俄羅斯把他們從烏克蘭納粹手上拯救出來。下一個畫面，一個媽媽帶著兩個女兒從頓巴斯逃出來，比較大的那個女孩說烏克蘭人攻擊了他們八年⋯⋯
然後，Ludmiła Anannikova也看到了美國人在烏克蘭進行生化武器實驗的新聞，看到普丁在電視上出現（Ludmiła Anannikova本來預期他會發瘋或是躲在某個地堡，但這些都沒發生），和逃出來的孩童的監護人談話，孩童的監護人說許多孩子來自孤兒院，很多好心的俄羅斯人想要收養他們，但有文件的問題，不知道現在要怎麼解決收養的手續。普丁說：「請您想出一個辦法吧，杜馬（俄羅斯聯邦會議國家杜馬）一定會支持的。手續不會是一項阻礙，最重要的是孩子的福祉。」
看了幾個小時的新聞後，Ludmiła Anannikova覺得很累而且很迷惑。她去跳森巴舞放鬆一下，然後發現，自從戰爭發生，她第一次不感到恐懼。之前，她一直擔心會有核戰，而現在她很快樂地跳舞，彷彿普丁的政治宣導關掉了她身上某個開關。
為什麼她不害怕了？Ludmiła Anannikova想了想下了結論，因為這些新聞上沒有讓她看到最重要的事，沒有給她看到烏克蘭人所承受的苦難，沒有被圍困的烏克蘭城鎮，沒有在地下室生產的孕婦，沒有逃離炸彈的孩童，只有受拯救的俄羅斯人、俄軍英勇毀滅烏克蘭坦克，甚至普丁也看起來很可親。
Ludmiła Anannikova和一個她在莫斯科編輯新聞的朋友Ola聊了聊她的發現。Ola說，對對對沒錯，我也有同樣的感覺。Ola四天編輯新聞，四天休息。當她在編輯新聞，她感到愉快，心情很好，而當她不工作時，她看Meduza或Nowaja Gazieta，就恐慌發作，因為她知道情況很糟。Ola說，她媽媽的觀點也和Ludmiła Anannikova的媽媽一樣，她老公也是（Ola告訴老公俄國軍隊派義務役上戰場，老公不相信，後來國防部承認後，Ola說你看吧我不是早說了，老公怒回：「妳不愛國嗎？」）。Ola很高興Ludmiła Anannikova和她聊天，因為她身邊沒有人可以跟她聊這些。Ludmiła Anannikova問：「妳沒想過辭職嗎？」Ola說，她現在也沒別的辦法，她的小孩還小，她要養家。此外，她不覺得她在說謊，這些採訪不是她做的，她只是編輯新聞，她遠距工作。她說，她私底下在幫非政府組織寫稿，寫人的故事，希望以後可以做這方面的工作。對個人是否能造成改變？Ola很悲觀，她說，我們這些平民百姓無法改變政府的決策，對政府來說我們就像拿來燒的柴。
Ludmiła Anannikova還和許多其他朋友聊他們的觀察和感覺（但太長了，無法在此一一描述），她也很誠實深刻地描寫了她內心的波動變化，以及政治宣導如何在她身上產生作用。她說，她在俄羅斯新聞上讀到，從馬立波醫院走出來的受傷產婦是演員，說這一切都是假的，因為照片上都是同一個女人。新聞說，如果這是真的，當地人一定會馬上發一堆新聞和照片啊，怎麼會晚上才發？（我們如果有讀新聞就會知道馬立波的通訊幾乎被切斷，因為俄軍想要封鎖消息）Ludmiła Anannikova去查了IG，發現網紅來自馬立波，早在一個月前就在說自己懷孕的事。然而，懷疑的種子還是被種下了。（我們後來也可以在新聞上看到，「孕婦是演員」其實是俄羅斯散佈的假消息）
Ludmiła Anannikova開始看新聞後，好幾天沒有和媽媽說話，但她說現在她比較了解媽媽了。她說如果一直看這些俄羅斯新聞，是沒有批判思考的可能性的，除非你真的很有意識地抵抗。從Ludmiła Anannikova的紀錄我們可以看出，政治宣導不是不是一直塞給你理所當然的訊息，而是讓你麻木、昏昏欲睡，讓你對你相信的看到的產生懷疑，然後給你一些「中立理性客觀」的觀點，說烏克蘭那邊有假新聞有誇大的消息，然後慢慢地，讓你喪失判斷力，懷疑你本來相信的事情。
Ludmiła Anannikova看了幾天新聞後，某天晚上她甚至夢見了普丁在電視上對她說話，身後有一面俄羅斯國旗。普丁說了什麼她不記得了，只記得，普丁說一切都會很好。這時她打破自己的規則，打開波蘭電視台，看到俄軍在烏克蘭使用白磷彈。Ludmiła Anannikova又開始害怕，這時她竟然開始有點懷念俄羅斯電視台，因為俄羅斯電視台會讓她對這一切無感。
政治宣導的威力真的有這麼強大？我沒有每天八小時看俄羅斯政治宣導，所以不知道，而且我也看不懂俄文⋯⋯（我想就算真的懂俄文我也辦不到吧，我看台灣的某些電視台或網站幾分鐘就受不了）但我想我們多多少少了解政治宣導的威力，我記得我小時候也覺得中華民國很偉大，覺得我們繼承了五千年文明（我小時候唱〈龍的傳人〉還會哭呢，唱〈中華民國頌〉也是），覺得台獨份子都居心叵測，覺得上街抗議的都是擾亂社會治安的叛亂份子。在太陽花運動之前，我說不出我是誰，不知道我是不是台灣人，只好說我來自台灣。在我開始學台語之前，我覺得推廣台語的都是福佬沙文主義者⋯⋯而這些刻板印象和錯誤印象，都是來自於媒體、旁邊的人說的話、政治人物的發言，直到近幾年，我才開始思考我是誰，我要相信什麼，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別人塞給我的信息，哪些是我的投射。
面對政治宣導，我們能如何做？雖然很多人都說，要溝通對話，尤其在每次選舉前後，我的同溫層都會鼓勵大家和朋友家人溝通對話⋯⋯可是我真的覺得這個很難，我實在沒有辦法對話而不吵架，不情緒勒索。我想，我目前能做的，就是提醒自己，「我有理解的義務（duty of understanding）」（這概念來自英國評論家Peter Preston，我2004年在他一篇在《衛報》上的評論看到，出處見留言）。我不只得對我所說的話、我分享散佈的訊息負責，我也得對我的想法負責，因為我的想法不只是我的想法而已，當我和別人分享我的想法，它就成為一個可能流通的觀點，會影響他人。
理解的義務看似簡單，其實很沉重。但在這充滿假新聞、後真相的時代，或許很必須。然後，身為被外國假新聞攻擊的全球第一名，我國國民更應該好好了解如何對抗假新聞和政治宣導，加強理解的義務啊，不然，真的滿慘的。（老實說我看這報導毛骨悚然，因為會不斷想到台灣）
（PS 這邊附上Ludmiła Anannikova的報導，很長，而且是波蘭文，但還是推薦大家看一看，現在Google翻譯非常好用，應該可以看出個大概的內容來，波翻英應該會比波翻中更順）（照片是這篇報導的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