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習會成局，台灣記者要向國台辦申請採訪。忝為「採訪」兩岸龍套新聞的老屁股，我想到《蘋果》是中國黑名單，《蘋果》記者卻得「提頭」去中國化身（旅遊）採訪的經驗。我深知入虎穴可能被逮的風險。沒辦法，這是報社要求，使命必達。即便採訪不到，險被中國維安人員「抓起來」，只能甘之如飴。
我必須說，記者的靈魂，不分顏色。我在中國因為「動作太大」或早被盯上，有種快回不來的恐懼。幸好台灣駐點北京的同業相救，我萬分感謝。在中國採訪，真的不如台灣，不是限制採訪而已。極有可能被消失，或出境時被扣住。我若非必要，大概不會再回中國採訪。那段「出身入死」也將在我回憶永存。
1989年6月4日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決定用武力驅離天安門學生運動。是「六四事件」血腥鎮壓的決策者之一，在事件後就被稱為「六四劊子手」。
1994年7月黎智英不滿李鵬外訪德國時，指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動亂、鎮壓學生是正確的，黎因此在香港《壹週刊》發表了一篇〈給王八蛋李鵬的公開信〉，譴責李鵬是超級國恥，罵了李鵬28次王八蛋。隔年催生香港《蘋果日報》。
正因黎生和中國「王八蛋李鵬」對幹，從此結下不解之緣。我的前東家壹傳媒集團，台港兩地的《蘋果》和《壹周刊》記者，10幾20年來是不能到中國採訪的。沒有人知道禁令是怎麼來的。全集團都是黑名單。但壹傳媒從來沒有放棄到中國採訪。
政媒業界皆知的不公開秘密。中國沒有限制記者個人旅行。《蘋果》記者都是以私人身分到中國去「採訪」的。因為工作目的和旅行相違背，太過高調是有可能被抓起來的。1996台視記者隋安德、莊濟維採訪中國兩會後，轉往福建欲報導軍演狀況，遭公安人員留置在人民賓館達72小時才獲釋。到這種非理性國家，非法採訪絕對是高風險。
2008年6月到2012年8月期間。馬英九執政，兩岸被視為春暖花開，江丙坤和陳雲林人舉辦了八次兩岸兩會領導人會談，我忝為跑龍套的兩岸記者，參與了其中幾次。2008年第一次江陳會，我就是以私人身分潛入北京的《蘋果》記者。
那時候公司讓我自己飛到北京，給我訂了採訪團同一個飯店。中國對於這種重大會議的維安級別很高。大飯店當然要開門做生意，不會拒絕我這種散客。但是對於兩會期間，還有台灣人願花高價，住進戒備森嚴的地方，自然會遭到側目。房客身分成為了我自欺是「透明人」的掩護。
以中國情治單位的敏感度。他們一定知道你去是有目的的。一定知道你是記者。一定收集了你所有採訪的證據。要抓不抓而已。我從check-in的時候，就覺得櫃檯人員眼神怪怪的。後來不相干的打掃阿姨跟維修工人要進來。我覺得是怎樣？竊聽器、監視器角度沒裝好？最驚險的事情發生了。
兩岸高層抵達的時候，我下去大廳「採訪」，在記者區晃來晃去，假裝路人。我明顯是唯一沒有證件的人，維安人員很快團團圍住我，問我在這邊幹嘛？我瞎扯忘記帶證件，他們還要我回房間去拿。
我萬分感謝當時駐京的同業藍孝威跟林庭瑤，他們反揪著國安人員吵，要對方別管台灣媒體的事情。後來那幫便衣終於放手。我不知道我是被盯上了，還是根本是他們的俎上肉，故意要來嚇唬我的。
我回房間的時候很快接到台北長官的電話。要我不要再現身「採訪」。就躲在暗處。我其實無所遁形。只能硬著頭皮在接下來幾天，白天裝旅客，晚上在我方吹風或正式記者會上，躲過中國維安人員的監控（通常是和陸委會的人並排講話進會場）混進去當一個記者。因為兩岸高層會談都弄到很晚，需要有力人士的說明。就這樣磨磨蹭蹭，我勉強弄到了不遜於同業的兩岸新聞。
我的白名單生涯還是破功。《蘋果》為了測試中國解禁與否，請我報名其中一次「江陳會」正式採訪團。我從暗椿裝變成了明樁。結果當然是被打槍，從此我成了中國榜上有名的壹傳媒記者，黑名單。後來有幾次我要到中國旅遊，都是被拒絕的。託旅行社辦台胞證，被刁難要我出具每一天的住所、聯絡人和行程。
2011年我不當記者，因為某種神祕因素，要到中國，名單送到中國，很快被識破，說這個人有問題。又因為某種神祕因素，主辦單位幫我出具證明，千保證萬保證，才讓我順利成行。我理應在中國旅行證件上「洗白」了，曾經也是黑名單。
近10年來，我去過一次香港旅遊。重回《蘋果》後，2016年再度以「旅遊記者」身分和洪秀柱去了一趟「洪習會」、北京國共論壇。
回到黎生，他被控涉及818、831非法集結。20多年來和中國對幹，香港情勢嚴峻，難道不知道早被盯上了？他大可以留在民主台灣和自己的陽明山豪宅，繼續指揮台灣壹傳媒。為什麼要回香港？
港媒認為，被港警通緝的黎智英左右手Mark Simon一直擁有多重身份，曾為美國中情局前僱員，亦曾是壹傳媒廣告總監。或許黎生認為有美國、西方世界或者是媒體帝國的恐怖平衡，中國不至於做得太難看。也或許出自對香港、家人的愛，不想成為流亡的民主人士。出於自信，回到香港。
於是他選擇不順服命運。選擇有意義地活著。中國治理下的香港牢籠，黑名單，成為他唯一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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