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約客廳的忘年交。旅美作家張北海自1970年代起定居紐約並在聯合國任職，他位於蘇荷區（SoHo）的公寓客廳是當時華人文化圈的重要聚點。李安在成名前及旅居紐約期間，常與陳丹青、阿城、羅大佑等藝文人士在此聚會飲酒、暢談創作。 [1, 2]
- 電影《理性與感性》的里程碑。李安於1995年推出首部全英語發音電影《理性與感性》（台灣譯名，部分人習慣口誤為「感性與理性」）。該片接連奪下1996年金球獎最佳影片、柏林影展金熊獎及奧斯卡多項大獎提名，標誌著李安正式打入好萊塢主流影壇。 [1, 2, 3, 4]
- 慶典酒會的緣由。在電影上映並橫掃各大獎項前後，片商（哥倫比亞影業）於紐約舉辦了官方首映及慶功酒會，紐約的華人藝文界友人（包含張北海在內的摯友群）也私下為李安設宴慶祝，成為文壇與影壇的一段佳話。
- 張北海散文集中記錄李安與紐約生活點滴的具體篇目
- 電影《理性與感性》當年在紐約首映或奧斯卡慶功的幕後花絮
- 1990年代紐約華人文化圈（如阿城、陳丹青與李安）的交往故事
我突然想起以前上「社會變遷」時，高承恕教授講過，人們之注意到變，其實長期不變的規律對我們才最具支配性。當如常的家庭生活起了變化，方為真正改變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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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開始討厭自己的父母，內心對他們產生反感，並清晰地察覺到他們身上的那種頑固、幼稚、倔強、小氣的言行時，其實你已經不是他們的家人了。
當你能看透父母，便能看透自己，自己和父母的關係，必經四個階段，深愛父母，批判父母，原諒父母，懷念父母。”
台灣導演李安，拿過三座奧斯卡金像獎，被《時代》週刊評為“影響世界的一百人”。可在他父親李升眼裡，這個兒子，曾經只是一個“不務正業”的失敗者。
李升是台灣臺南一中的校長。他一生嚴謹，刻板，不苟言笑。他把教育當成信仰，把規矩當成命。他給李安定的路，是讀書，是考學，是做學問，是當教授。可李安走了另一條路。那條路，父親看不上。
1954年，李安出生在台灣屏東。父親李升是江西人，1949年帶著全家來到台灣。他當過老師，做過校長，一輩子端端正正。李安小時候，父親是山。山很高，他仰著頭看。
父親對他寄予厚望。給他取名“安”，是希望他安穩，安定，安分守己。李安小時候很乖。他讀書用功，成績不錯。他以為，只要聽話，就能讓父親滿意。
可他的骨子裡，藏著一團火。那團火，是電影。他十歲那年，第一次走進電影院。銀幕上光影交錯，他看呆了。他對自己說：“我以後也要拍電影。”可這話，他不敢對父親說。他知道，父親不會答應。
他愛父親，愛到不敢說真話。他把電影夢藏在心裡，一藏就是十幾年。他怕父親失望。父親是他的天，他不敢讓天塌下來。
1973年，李安高中畢業。他告訴父親：我要考國立藝專，學戲劇。父親的臉色，當場變了。李升說：“學什麼戲劇？那是不入流的東西。你以後怎麼吃飯？”
李安低著頭，不說話。他知道父親不會理解，可他還是要走。他考上了藝專，離開了家。那是他第一次忤逆父親。不是不愛，是太愛了。愛到不想騙自己。
1978年，李安決定去美國留學。父親說：“你去美國可以，但你得讀戲劇系以外的專業。”李安點頭。可到了美國，他還是偷偷轉到了伊利諾伊大學戲劇系。父親知道後，整整一年沒有給他寫信。
李安在紐約大學電影系讀了研究生。畢業那年，他拍了畢業作品《分界線》，拿了獎。可他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片約。他在家當了六年“家庭煮夫”。買菜，做飯，帶孩子。妻子林惠嘉賺錢養家，他埋頭寫劇本。
父親打電話來，問他在做什麼。他說：“寫劇本。”，父親沉默了很久，說：“你什麼時候才能找到一份正經工作？”，電話掛了。李安握著話筒，手在抖。他恨自己，也恨父親。他恨自己沒出息，恨父親不懂他。
他在心裡對父親說：“你為什麼不能支援我？為什麼不能相信我？”，可他不敢說出口。他把恨嚥進肚子裡，咽了六年。
那六年，他無數次質疑父親，也質疑自己。父親是他的牆。他想翻過去，撞得頭破血流。可他不服。他不想讓父親看不起。他咬著牙，寫了一個又一個劇本。劇本堆了一米高，沒有一個被拍出來。
他後來回憶：“那時候，我不敢回家過年。我怕看到父親的眼神。那眼神裡不是失望，是心疼。可心疼比失望更讓人難受。”
1990年，李安寫了《推手》的劇本。台灣新聞局徵選優秀劇本，他投了稿。得了第一名，獎金四十萬。他拿著獎金，拍了《推手》。電影在台灣上映，票房不錯。他拿了金馬獎最佳導演。
父親坐在臺下，沒有鼓掌。李安領完獎，走到父親面前，說：“爸，我做到了。”，父親看著他，眼眶紅了。他說：“你做到了。可你瘦了。”
那是父親第一次誇他。不是誇他的成就，是心疼他的身體。李安哭了。他等了十幾年，等來了這句話。不是“你真棒”，是“你瘦了”。可這句話，比任何獎盃都重。
1993年，《喜宴》獲得柏林金熊獎。李安打電話給父親，父親說：“你媽看了你的電影，哭了。我也看了，我沒哭。可我想了很久。你是對的。我錯了。”
李安握著電話，說不出話。父親認錯了。那個一輩子不低頭的男人，認錯了。不是他屈服了，是他原諒了兒子，也原諒了自己。他原諒了兒子不按他畫的路走，原諒了自己沒能給兒子一個安穩的人生。
李安後來在自傳裡寫：“父親原諒我的那一刻，我也原諒了他。原諒他不懂我，原諒他固執，原諒他曾經看不起我的夢想。我們扯平了。”
2004年，李升病重。李安從美國趕回台灣，守在病床前。父親拉著他的手，說：“你拍了那麼多電影，我最喜歡《斷背山》。那片山，像我江西老家的山。我回不去了。你把那片山拍出來，就是帶我回去了。”
李安哭了。他說：“爸，等你好了，我帶你回江西。”父親搖頭，說：“回不去了。你幫我回吧。”
父親走了。李安跪在靈堂前，磕了三個頭。他沒有哭。他把眼淚嚥進肚子裡。他對自己說：“爸，你放心。我會拍更多的電影。我會幫你回江西。”
2019年，李安在採訪裡說：“我父親去世後，我才真正理解他。他當年不讓我拍電影，不是不愛我，是怕我吃苦。他苦過，不想讓我苦。他不是不懂我，是太懂這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