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30日 星期四
徐勇、 Jian Liu decided to reveal images he took of the hopeful 1989 student movement and its bloody aftermath.
報導者 The Reporter
這次,他提供給《報導者》20張沒有發表過的影像,包括「一群士兵舉槍對著兩名牽單車民眾」與「天安門清場大景」。「底片及其影像的物質性存在,作為事實依據,無法人為遮蔽篡改,並且隨時間移轉證明了更多的意義。」徐勇為這組新作寫下了立場與觀點。
此篇為中英文雙語報導,我們邀請您分享給國外友人,一起關心民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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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天安門 #中國 #攝影 #Tianan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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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專訪記錄六四的中國攝影師】20張底片,對北京提出六四事件最真切證據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Hidden Photographs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Emerge
For three decades, Jian Liu tried to forget the bloodshed he had seen, and locked away his memories in 60 rolls of film — about 2,000 images.
Then he learned that his teenage daughter, who had been going to school in China until 2016, had never heard about the massacre.
In April 1989, students at top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commemorated the dea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chief and political reformer Hu Yaobang at Tiananmen Square,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Jian Liu
Photos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Through the Lens of a ...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30/world/asia/tiananmen-square-protest-photos.html
After three decades, Jian Liu decided to reveal images he took of the hopeful 1989 student movement and its bloody aftermath.
Photographer Releases Never-Before-Seen Tiananmen Protest Photos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story-behind-newly-published-2000-historical-tianan...
5 days ago - All 2,000 photos were hidden fo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until now. Photographer Liu Jian hope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on't forget about the ...
羅文森 Johnson Wax HQ, Frank Lloyd Wright.
2014年的愚人節,羅文森學長在4599協會說法,我很想去認識他。不料,那天白狼一夥要路過"立法院--太陽花革命總部",我就帶一把傘去那兒,準備必要時加入戰鬥。所以那天錯過與羅學長認識的機會。不過,我們是有緣人,所以昨天聊過天---很慚愧,真的是招待不周,不過6月11號可以彌補一下。昨晚,很感念我們的父輩,所以寫著這篇。
我們的父親來東海大學.......(60年代與70年代)
(我們每人都有類似的故事。 "我們對於作者父親帶她上東海入學,到了文學院,研究佈告欄上的東西,來了解中文學系等的描寫,都印象深刻。"讀《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 》(唐香燕) :ˊ我聽見了,我看見了。我寫下來了。)(《戀戀九號宿舍》的折頁廣告是九歌同年出版的《飄著細雪的下午》(作者:趙民德,台北:九歌,2007)也是作者跟父親的故事......飄著細雪的下午: quod erat faciendum)
朋友,今天羅文森 (1942~ ;1964級東海化學)學長來訪。他在九歌出版2本:《戀戀九號宿舍》2007、《當機會被我遇見 》 (2009,中山文藝獎,獎金25萬)。
羅學長很了不起,我稍微聽過他服務於企業的30年工作史和故事,有些也很感人的,這些以後再談;我說的了不起,指他退休之後,為自己訂一生活目標清單,譬如說,每年學多少齣京戲;高爾夫球要達80桿;.....這由他說才精彩。
當然他最大目標之一是將生活的經驗和專業知識寫出來。他的手頭上還有5-6本書稿已完成,包括將自己的書翻譯成英文,給自己的子女看......
羅學長很了不起,我稍微聽過他服務於企業的30年工作史和故事,有些也很感人的,這些以後再談;我說的了不起,指他退休之後,為自己訂一生活目標清單,譬如說,每年學多少齣京戲;高爾夫球要達80桿;.....這由他說才精彩。
當然他最大目標之一是將生活的經驗和專業知識寫出來。他的手頭上還有5-6本書稿已完成,包括將自己的書翻譯成英文,給自己的子女看......
我有幸讀他的《大學四年》,真是 先睹為快。我提出許多增補與修改之建議。今天我跟他說,對身為東海學弟的我而言,非常感謝他的《大學四年》,因為書中的主角,三位耶穌會神父的故事,根本 就是我們的大學生活經驗之外----。
我在1971-75,經常散步到中港路旁的小小天主教堂,因為都是weekdays,完全沒見過書中的許多故事。所以 說,《大學四年》在這方面,讓我再活一次---我跟羅學長說,我的一位同學陳浩斌,也跟耶穌會和新竹的語文教學中心密切相關.....2009年我出書,有篇記中港路故事,再去東海附近巡禮一番,只有兩處變化較小:第7宿舍以及天主教堂---它最讓我感動。.....不過羅學長說,近年稍有擴建。
我要談他父親與我父親。很巧,他們分別在我們大一時,到東海找兒子的故事。
我在1971-75,經常散步到中港路旁的小小天主教堂,因為都是weekdays,完全沒見過書中的許多故事。所以 說,《大學四年》在這方面,讓我再活一次---我跟羅學長說,我的一位同學陳浩斌,也跟耶穌會和新竹的語文教學中心密切相關.....2009年我出書,有篇記中港路故事,再去東海附近巡禮一番,只有兩處變化較小:第7宿舍以及天主教堂---它最讓我感動。.....不過羅學長說,近年稍有擴建。
我要談他父親與我父親。很巧,他們分別在我們大一時,到東海找兒子的故事。
"我父親來自一個天主教家庭,......後來他覺得自己的個性不太適合於當神父,就去念河北工學院了。 "
羅學長今天送我一本《戀戀九號宿舍》(25坪,一家9口。最感動人的是,羅學長會準備濕毛巾,迎接坐交通車回家的父親......),我只看後面的近10 頁,讓我最衝擊的是,他父親在57歲時就過世,不過他這一輩子的行事,經常會想到他父親會怎麼想,他經常知道父親在天之靈一定同意他的做事或決策,經常容 光煥發。
《戀戀九號宿舍》有羅學長沒考上成大,父親的不平與安慰他東海是好學校,學費雖然比公立大學貴3-4倍,籌錢是身為父母的事.....
《戀戀九號宿舍》有羅學長沒考上成大,父親的不平與安慰他東海是好學校,學費雖然比公立大學貴3-4倍,籌錢是身為父母的事.....
"Dr. Collins上第一堂課的時候,就告訴我們,我們需要買一本化學詞典,我們所學的化學方面的詞彙都在那本詞典裡,我們會一生受用無窮。當天晚上寫家信回家的時候,我就告訴我爸爸,老師要我們買這本化學辭典,大度山上又沒有書店,我只有等有機會到台中去買了。"
"“爸爸,我只是隨便說一說,您怎麼就把書給我買來了哪?”
爸爸接著說:
“由你信上的口氣,聽起來這本書很重要。我也可以想像開始念英文原文,沒有一個詞典,很多意思是看不明白的。我念電機工程的時候,也經過這個階段。其實我昨天 在高雄找了好幾個書局,才找到這本化學辭典。今天早上坐第一班北上的火車到台中來,由於昨天辦公室裏事情很多,開了一整天的會,一上車我就睡着了,睜開眼 一看,台中已經過了,我就在新竹下了車,又買了一張到台中的票,等南下的列車。上了車,我又睡着了,睜開眼一看,已經到了斗南。我乾脆下火車,出了火車 站,找到公路局車站,買了一張直達台中的車票,到了台中,坐上到東海的公路局汽車,所以才這麼晚到。”"
我家住台中,所以故事沒有上述的戲劇性(有點O. Henry的小說味道)。父親在1971年冬天,為我買件冬衣,帶來大肚山的第7宿舍給我。我當時有點不好意思,還怪他多此一舉......。
2019年5月29日 星期三
永誌不忘:六四30年,前軍官,江林回憶天安門屠殺;高瑜、陈小雅
永誌不忘:六四30年,前軍官回憶天安門屠殺
儲百亮2019年5月29日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事件當晚車輛起火。 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北京——30年來,對於自己在軍隊開進北京、鎮壓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活動那一晚所看到的屠戮,江林一直保持沉默。但記憶折磨著她——士兵在黑暗中朝人群開槍,一具具軀體倒在血泊中,還有她在廣場附近被士兵打倒在地時,棍棒發出的悶響。
江林當時是人民解放軍的一名中校,她不僅目睹了那場大屠殺,還看到了眾將領如何徒勞地勸說中國領導人不要用軍隊鎮壓親民主抗議者。那之後,當局把抗議者關進監獄,抹去殺戮的記憶,她雖隻字不提,卻一直受著良心的譴責。
如今,在1989年6月4日鎮壓事件30週年即將來臨之際,66歲的江林終於下定決心要說出她的故事。她說她覺得必須呼籲進行一場公開的清算,因為,包括習近平主席在內的數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這場暴力事件從未表達過任何悔過之意。江林本週離開了中國。
「那種痛苦已經折磨我30年了,」她在北京接受採訪時說。「所有參與的人都應該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說出來,我覺得這樣對死者、對生者、對未來的孩子都是一個責任。」江林的陳述有著更廣泛層面的意義:她進一步揭示軍隊將領曾如何抵制武力清場的命令,他們此前已控制廣場數週,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
她提到自己曾參與傳達幾名高級將領的一封信,信中表達了對戒嚴令的反對,另外她還透露了其他一些指揮官的信函細節,勸諫領導層不要在北京動用軍隊。她曾在街上親眼目睹士兵們急於奪回對天安門廣場的控制,開始執行中共下達的命令,向人群肆意射擊。
江林在北京家中。 THE NEW YORK TIMES
儘管已經過去30年,這場大屠殺仍是中國政治中最敏感的話題之一,當局為將其從歷史中抹除付諸了持久努力,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中共無視各方一再的呼籲,拒不承認肆意射殺學生和市民是錯誤的,也不願對死者人數進行全面的統計。
當局會定期拘捕昔日的抗議領導人,以及鎮壓中遇害的學生和市民的父母。中國西南部某法院今年將四名男子定罪,原因是他們售賣了指涉天安門鎮壓事件的白酒。
多年來,不多的幾位中國歷史學家、作家、攝影師和藝術家曾努力將中共想要人們忘記的這部分歷史記載下來。
但江林做出挑戰這種沉默的決定,還承載著另外一層政治指控,因為她不僅是一名老兵,也是軍中權勢人物之女。她的父親是位將軍,她從小生長在軍隊大院。大約50年前,她自豪地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一名軍旅記者,在那段時期的照片裡,身著綠軍服的她精神飽滿地站立著,手拿筆記本,脖子上掛著照相機。江林說,她從未想像過軍隊會把槍口指向手無寸鐵的北京民眾。
「怎麼突然一天就變天了,就是你能夠開著坦克、拿著機關槍向老百姓掃射?」她說。「我想簡直是瘋了。」
1989年6月2日天安門廣場。 CATHERINE HENRIETT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江林現居國外,她之前在《解放軍報》的上級錢鋼證實了江林講述的細節。江林分享了數百頁發黃的稿件,包括一部回憶錄和日記,都是她在苦苦思索這場屠殺的根由的過程中寫下的。
「我不止一次地幻想,我穿著喪服走向了天安門,在那裡,我獻上了一束潔白的馬蹄蓮花,」她1990年寫道。「人民的軍隊」
1989年5月,為驅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抗議者,廣播和電視新聞開始高聲宣布中國政府將在北京大部分地區實施戒嚴,江林頓時感到一陣錐心的恐懼。抗議活動是4月爆發的,當時學生紛紛走上街頭悼念突然離世的胡耀邦。這位備受愛戴的改革派領導人希望有一個更清廉、更開明的政府。
在北京城區四處下達戒嚴令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示意可以考慮動用武力。
此前已有研究發現,幾名高級指揮官曾抵制對抗議者實施軍事鎮壓的命令,但關於軍隊內部的反抗程度,以及軍官曾如何抗命,江林給出了新的細節。
1988年10月,江林在寧夏地區參加軍訓期間。
赫赫有名的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將軍,曾拒絕在無明確書面指令的情況下率部隊入京,並且選擇住進了醫院。七位將領簽署了反對戒嚴的聯名信,並呈交給掌管軍隊的中央軍事委員會。
「信是很簡單,」她形容這封信說。「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不要進城,不要向老百姓開槍。」
江林急切地想把將軍聯名信的消息散發出去,於是通過電話將信函內容讀給了中共主要報紙《人民日報》的一名編輯,這家報社當時正頂著上級的命令發布有關抗議活動的消息。但因簽署聯名信的其中一位將軍表示反對,稱此信本不打算公之於眾,報社就沒有刊載。此時江林仍希望,軍隊內部的反對呼聲能使鄧小平打消派兵清場的念頭。但在6月3日,她聽說部隊正從北京城西側進入,並在射殺民眾。
軍隊於6月4日接到了動用一切手段清場的命令。官方發出公告,警告居民留在家中。
「任何謊話都可以講」
但江林並沒有待在家裡。
她想起那天早些時候在廣場上見到的人。「他們會被打死嗎?」她想。
家庭成員在努力安撫一名剛剛得知兒子死訊的女性,她的兒子是一名在天安門大屠殺中被士兵殺害的學生抗議者。 DAVID TURNLEY/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但江林並沒有待在家裡。
她想起那天早些時候在廣場上見到的人。「他們會被打死嗎?」她想。
家庭成員在努力安撫一名剛剛得知兒子死訊的女性,她的兒子是一名在天安門大屠殺中被士兵殺害的學生抗議者。 DAVID TURNLEY/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她騎著單車進入市區看部隊進城的情形,她知道,這場衝突將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她知道自己可能會被誤認為是抗議者,因為她穿著便服。但是她說,在那天晚上,她不想被認出是軍人。
「這個是我的責任,」她說。「我是專門報導突發的重大新聞的。」江林尾隨士兵和坦克開進北京市中心,他們衝破了由公車組成的臨時路障,恣意射殺已被政府動武行為激怒的群眾。
江林匍匐在地,子彈從頭頂飛過,她的心怦怦直跳。槍炮聲和油箱爆炸聲響徹天際,她的臉能感受到燃燒的公車吐出的熱浪。
接近午夜時分,江林逐漸接近天安門廣場,熊熊火光前站著一個個士兵的身影。一個上年紀的門衛懇求她不要再往前走了,但江林說她想看看會發生什麼。突然,十幾名武警向她逼近,有幾個人用電棒毆打她。鮮血從她的頭上湧出,江林摔倒了。
不過,她並沒有亮明自己的軍事記者身份。
「我今天不是解放軍,」她想。「我今天就是老百姓。」
江林說,一個年輕人扶著她上了單車,把她帶走,一些外國記者迅速送她去了附近的一家醫院。醫生縫合了她頭部的傷口。茫然中,她看到數十名死傷者被送到醫院。
大屠殺次日天安門廣場旁的長安街。整條街上散落著被憤怒的平民燒毀的軍車殘骸。DAVID TURNLEY/CORBIS, VIA GETTY IMAGES
那天晚上的暴行讓她震驚不已。
「我當時就覺得就是讓我看我母親被人強姦的那種感覺,」她說。「我根本不能接受。」
多年來江林一直不願講述自己的經歷。1989年受的傷在她頭上留下疤痕,還有反覆發作的頭痛。
1989年鎮壓行動的幾個月後,她受到了審訊,隨後幾年裡,她因為自己私下裡寫的回憶錄而被拘捕和調查了兩次。她於1996年正式退役,此後一直過著平靜的生活,基本上被當局忽視。
在最近幾週的幾次採訪中,回憶往事的江林聲音經常會慢下來,開朗的性格在記憶的陰霾之下似乎已經消失不見。
她說,多年來她一直在等待哪一位中國領導人站出來告訴中國,當年的武裝鎮壓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
但那一天始終沒有到來。
江林說,她相信,只要中國共產黨不去彌補流血事件的罪過,中國的穩定和繁榮就將是脆弱的。
「我覺得這個都是建立在沙灘上,它是沒有一個紮實基礎的,」她說。「你連殺人都不承認,你就任何謊話都可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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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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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六四被抓第一人——高瑜
八九學運遭到北京當局鎮壓後,大量運動參與者或同情運動人士遭到逮捕審查。而在六四清場之前,知名記者高瑜便已經失去自由,由此也成為那場運動中首名被捕者。三十年過後,她向本台記者回憶那一段歷史。
德國之聲:您一直被視為是八九學運期間遭到逮捕的第一人。是否能為我們描述一下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
高瑜:我是6月3日早晨9點出門,準備上班。因為北京公交全部停駛。當時市政正在整理馬路中間的洋灰墩子,我以為北京的交通就要恢復了。結果,在社區邊上一輛黑車下來兩個人,問"是高瑜嗎?"我說"是",他們說"跟我們走一趟",我說"幹嘛?幹嘛?"我就被綁架了。我恢復自由是第二年的8月28日晚上8點半左右,他們把我送回家了。
德國之聲:當時他們把您綁到哪裡去了?
高瑜:綁到平谷縣一個安全局的學校。
德國之聲:當時有沒有說什麼原因?
高瑜:沒有。直到晚上很晚了,十點以後,當時他們的審查組成員來找我談話,說要配合他們進行調查。
德國之聲:您在被捕之前有沒有預感這樣的事情可能發生?
高瑜:沒有。我當天還以為清掃馬路是為了公交通車,誰知道是為了坦克在騰地方。
德國之聲:您是何時知道發生了武力鎮壓?
高瑜:很快我就知道了。6月3日我早上被抓,晚上就開始鎮壓了。他們每天讓我看新聞聯播,看"市民殺害解放軍"的鏡頭,我才知道北京市已經鬧成那個樣子了。
1989年5月28日的天安門廣場
德國之聲:您當時心情怎樣?
高瑜:我當時就想怎麼會鬧成這個樣子?但是我不太相信,因為他們反複播"十個衛士"(中國政府六四之後表彰的十名死亡的戒嚴部隊軍人)。我就想解放軍都死了十個人,老百姓得死多少?一直是我心中的疑問。後來因為我關押時間非常長。兩個月後,我從平谷縣轉到蒲黃榆旁邊的一個居民樓裡,那是安全局的點,是一個單元房,有冰箱電視,我還可以單獨住一個房間。在那裡每天可以隨便看電視。當時最熱門的是世界杯,其它沒什麼消息。看不到6月4日鎮壓的情況。但是我還是從看守我的人那裡知道了,他們說那天晚上開槍。看守我的很多是安全局成員,是軍人子弟。他們說,那天晚上許多老軍人聽到槍聲。我就知道北京進行了武裝鎮壓,而且規模很大。後來我回家的時候,鄰居幾乎是夾道歡迎。我住的地方有幾棟樓鄰居是國務院系統,各個部委的。還有人稱我"英雄",我還奇怪,被抓了一年,怎麼就成為英雄了。我的鄰居都來跟我講一年前鎮壓的情況。甚至連街道的房修公司服務點的物業工人、供銷社的售貨員都來看我,都跟我說那天的情況。
德國之聲:三十年前,你在獲釋的時候受到鄰里歡迎,三十年後,目前北京的政治社會氣氛又是如何?
高瑜:雖然沒有開槍了,但政治情況一樣壓抑。當時因為機槍坦克的鎮壓,聽說1990年過年老百姓放鞭炮的都沒有。現在只有我們自己的朋友圈,我們平常接觸的人,見面才會談政治狀況,貿易戰等。老百姓幾乎不言政治。
德國之聲:是對政治不感興趣?
高瑜:一個是30年的封鎖,很多年輕人連89鎮壓都不知道。我對面就住著一對夫妻,他們兩人都是六四的受傷者,在長安街看的時候,一陣子彈過來,兩人都腿部中彈。現在老兩口忙著替女兒遛狗,見面打個招呼,也沒有找鄰居談30年前的事情,都沒有。
德國之聲:三十年過去了,您個人如何看待當年的那場運動?
高瑜:我認為這是繼五四和四五運動之後,中國現代發生的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民主運動。繼承的是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我認為還是以大學生為先導,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愛國運動。當然遭到殘酷鎮壓,和五四,四五不一樣,五四運動其實學生是贏了,四五運動雖然遭到棒壓,但最後被平反了,當時也是中國思想解放的一個先聲。而六四是鄧小平親自主導鎮壓的。到現在為止,三十年了,今年竟然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大事記裡,重新把"426社論"的定性"動亂",還有後來鎮壓之後的定性"暴亂",重新拿來給運動定性,我認為是倒退。鄧小平在世的時候已經逐漸把定性軟化,最後變成"一場政治風波"。今年重新提出來,也說明政治倒退。另外說明國內局勢,經濟政治的狀況使當權者一定要政治緊縮,對三十年紀念日這個日子要高壓。
“動亂”、“暴亂”還是“政治風波”?
德國之聲:您之前提到,因為多年以來的信息封鎖,中國年輕人對"六四"的情況了解相當少。官方緘口不言,但民間尤其是海外不斷有相關著述。但是,有些歷史片段不乏爭議。我從您的推特看到,似乎您對一些有關自己六四經歷的描述非常不滿。
高瑜:我六四一直作為觀察者,準備自己寫一個全景式報導,從胡耀邦去世之後。我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在香港鏡報,收錄在《我的六四》的附錄裡。5月份發了一個胡耀邦去世的前前後後,以及對他的評價。還有一個是六四全景報導。6月6日出版的,當時我已經失去自由,出來以後才看到。有一本書是《八九民運史》,作者陳小雅在書中單獨提到我。我看《亞洲周刊》的相關報導,才知道她寫了我,但全書我到現在還沒看到。但就我得到的消息,完全是用不實之詞對我進行誣陷。一個是我被抓之後《北京日報》對我的攻擊,當時全國報紙都轉載,說我是"鮑彤所控制的體改所成員、經濟學週報編輯",說我4月16日指使王丹佔領天安門廣場。這是血口噴人。王丹推特表示4月16日根本沒見過我。還有是根據李鵬的《六四日記》。裡面有一段話,"高瑜是一個神通廣大的記者"。
其實,我六四前後直接就參與了兩件事情。5月4日,參加北京市新聞界遊行,聲援世界經濟導報,我就參加了那麼一次遊行。
另外是5月21日,胡績偉先生(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時任人大常委)當時非常著急,讓我勸學生退出廣場。我花了六個小時才找到王丹,他找來在場的六個高自聯學生領袖,他們同意按照胡績偉的意見,寫一個退出廣場的聲明。這是我運動開始後第一次見到王丹。王丹委託我寫了一份"告全國人民書",主要內容就一句話:軍隊不進城,學生立即退出廣場。
胡績偉後來給我打電話,說還要再搞一份給人大常委。我起草了"致人大常委會的一封信"後,找到學生領袖王朝華。他派了幾個人,跟我一起到人民大會堂南門,找到人大常委會工作人員,把這封信交付了。信中主要提出,希望人大常委直接和學生對話,我們不和李鵬對話了,就這樣一個請求。我(在六四期間)就乾了這兩件事。
(以上文字整理自採訪錄音,內容有刪減)
【六四30周年:莫让八九史成灰】北京学者陈小雅所撰写的史书《八九民运史》全面记载了发生在30年前的六四事件。有些海外学者和流亡人士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也有一些过来人表示,陈小雅的记录有不少谬误之处。身在北京的自由新闻工作者高瑜的主要批评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八九民运史没有正确描述“幕后黑手”王军涛和陈子明的作用,坐实了“当局给他两人定性的黑手结论”;为此,“陈子明和陈小雅争论18年”,2014年病逝。高瑜引用其遗孀的话说“子明就是让陈小雅气死的。
廖一久 I Chiu Liao 、 Nadiem Makarim, Cinemalaya
Go-Jek chief, a Taiwanese prawn pioneer and the Philippine film foundation receive the Nikkei Asia Prizes in Tokyo.
https://trib.al/ocu08AT
https://trib.al/ocu08AT
ASIA.NIKKEI.COM
TOKYO -- The Indonesian founder of a motorbike taxi ride-hailing service, a Taiwanese prawn farming pioneer and a Philippine organization that revived the country's film industry were honored with awards in Tokyo on Wednesday.
The Nikkei Asia Prizes are given to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Asia that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gion's development. This year marks the 24th time the prizes have been presented.
A prize for innovation in business was awarded to Nadiem Makarim, the 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 Indonesian ride-hailing service Go-Jek.
"We have focused on using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in Southeast Asia," Makarim stressed in his acceptance speech.
Makarim founded Go-Jek in 2010, when he returned home after study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in the U.S., with the aim of giving "rise to more income earning opportunities that did not exist before." He saw an opportunity to connect "businesses that have time, but no money, with consumers who have money but are short on time."
The service has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boosting the quality of consumers' lives, but also to improving those of many motorbike drivers, who have been able to secure stable incomes.
"Many many people ask me whether Go-Jek is for profit or social enterprise, and my response is, in today's ag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said Makarim. "In today's world, you must have social impacts and you must make a profit at the same time. That is not a choice anymore."
He said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when you are coming from countries that are emerging, that have poverty, that have a structural inefficiency."
Today, Go-Jek has "2 million driver partners and 300,000 merchants," according to Makarim. The company has receive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s one of 19 so-called "decacorn" companies worldwide that have reached a valuation of more than $10 billion.
The company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its busin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There is plenty of room to grow across all our services and explore new areas where we can bring greater efficiency," said Makarim.
Taiwanese professor I Chiu Liao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won the priz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recognition of his pioneering work in the prawn farming industry.
Having succeeded in farming giant tiger prawn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in 1968, he has since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prawn farming and fisheries industry in Southeast Asia and to significantly boosting the earnings of farmers working in this area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ow people call me 'Asia's father of prawn farming,' which for me is the greatest honor," said Liao.
Liao studied fisheries science as a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where he learned the importance of thoroughly studying animals and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His work has paved the way for people all over Asia to be able to access affordable seafood.
He has helped establish systems to culture various fish, such as striped mullet and Tilapias. In 2014, he received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recognition of his achievements. Laio said, "I will keep striving to contribute more to Asia's development."
The winner of the prize for culture and community was the Cinemalaya Found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a nonprofit film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in 2005.
Founded by three movie industry talents -- Laurice Guillen, Nestor Jardin and Antonio Cojuangco -- the name Cinemalaya is a portmanteau of Filipino words reflecting the founders' belief that "cinema, cine, could enliven consciousness, malay, by telling stories in a free and independent manner, malaya." The organization has striven to shed a new light on the country's film industry, which had been viewed as dead following a huge decline in production.
To revive the industry, the organization set up the country's first large-scale digital film festival, known as the Cinemalaya Philippine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Cojuangco recalled that "by its third year, Cinemalaya had grown its audiences threefold and produced more films that made it to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This year will mark its 15th anniversary.
Over the years, the festival introduced nearly 200 directors and screened 300 feature-length and short films. Many gifted filmmakers have been discovered thanks to the foundation's endeavors.
Cinemalaya films "dared to tackle narratives, characters and subject matter often deemed risky, volatile, esoteric and therefore non-bankable by commercial standards," said Cojuangco. Their films have told the stories of a wide variety of people, such as a gay senior citizen and a young Filipino boy living as a migrant overseas.
"In this age of fake news and the weaponizing of social media, we offer our festival as an alternative space for truth telling," stressed Cojuangco.
The Nikkei Asia Prizes were created in 1996 to commemorate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Nikkei's Japanese newspaper. Past winners include Manmohan Singh, who won in 1997 before becoming India's prime minister, and Bangladeshi Muhammad Yunus, awarded in 2004, who went on to receive the 2006 Nobel Peace Prize for his work on reducing poverty and pioneering microfinance.
8 hours ago - 根據日經發布訊息指出,廖一久院士在1968年領先世界,完成草蝦人工繁殖技術, 促使亞洲甚至全球養蝦產業的重大變革,提升相關產業從業人員的 ...
2019年5月27日 星期一
Ian Chang: "Kavalan Whisky"; 李玉鼎 (Albert Lee 金 車 );Robert Wang電子壓力快鍋(Instant Pot)公司的CEO, Martin Parr
安大略省卡納塔——說實在的,電子壓力快鍋(Instant Pot)公司的總部看起來不太像一座教堂。
但是,在坐落於渥太華郊區的沒有個性的灰色辦公樓裡,一扇只有一小塊金屬標記的門後,一個新的宗教已在這裡誕生了。
- 檢視大圖Luther Caverly for The New York Times羅伯特·王在沒有籌集外部資金的情況下發明了電子壓力快鍋,他也幾乎沒在廣告方面花錢。.....
這個新宗教的上帝是電子壓力快鍋,該多功能電鍋產品系列已成為一種互聯網現象,激發了從狂熱美食家到家庭廚師的大批追隨者。這些戲稱自己是「快煲鍋癮君子」(pothead,指的是吸食大麻成癮的人,pot是大麻的通俗說法;不過pot的原意是鍋——譯註)的人,用他們的電子壓力快鍋來做幾乎所有可以想像的廚房作業:炒、壓力煮、蒸,甚至還做酸奶和芝士蛋糕。然後,他們在互聯網上傳播口碑,在社群媒體上對那些還沒有用過這種鍋的人大唱這個廚房電器的讚歌。
「哦,我的老天!」亞馬遜(Amazon)網站上對電子壓力快鍋逾2.5萬條好評中有一條這樣寫道。「這是有史以來存在過的最棒的廚房電器。」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71219/instant-pot/zh-hant/
為了探究電子壓力快鍋現象背後的東西,我來到了卡納塔,見到了這個現象的創造者:羅伯特·王(Robert Wang)。他是這種鍋的發明人,還擔任著鍋生產廠家的母公司「雙識國際」(Double Insight)的首席執行官。
The Martin Parr Foundation, founded in 2014, opened premises in his hometown of Bristol in 2017. It houses his own archive, his collection of British and Irish photography by other photographers, and a gallery.[7]
****
YOUTUBE.COM
Established in 2005, Kavalan is Taiwan’s first whisky maker and the nation’s only…
Albert Lee
06 Jun 2017 09:30PM(Updated: 18 Jul 2017 05:05PM)
Albert Lee - Channel NewsAsia
In this episode, Karen speaks with Albert Lee, CEO of King Car Group. King Car is a major food conglomerate from Taiwan. Now they have become the first to distil whiskey in Taiwan and they’ve found international success with their brand- Kavalan.2016/01/13 - 30年前,父親李添財把台灣咖啡賣到全球市場,寫下伯朗傳奇;如今,長子李玉鼎把宜蘭產製的威士忌,推向全世界。成立60年的老企業,如何走向百年之路?
Sea Stories: My Life in Special Operations By Adm. William H. McRaven
Sea Stories: My Life in Special Operations (English)Hardcover – 五月 21, 2019
William H. McRaven (Author)
Following the success of his #1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Make Your Bed, which has sold over one million copies, Admiral William H. McRaven is back with amazing stories of adventure during his career as a Navy SEAL and commander of America's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Admiral William H. McRaven is a part of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having been involved in some of the most famous missions in recent memory, including the capture of Saddam Hussein, the rescue of Captain Richard Phillips, and the raid to kill Osama bin Laden.
Sea Stories begins in 1960 at the American Officers' Club in France, where Allied officers and their wives gathered to have drinks and tell stories about their adventures during World War II -- the place where a young Bill McRaven learned the value of a good story. Sea Stories is an unforgettable look back on one man's incredible life, from childhood days sneaking into high-security military sites to a day job of hunting terrorists and rescuing hostages.
Action-packed, inspiring, and full of thrilling stories from life in the special operations world, Sea Stories is a remarkable memoir from one of America's most accomplished leaders.
2019年5月25日 星期六
Javanese, Javanese people
Javanese custom eschews conflict in favour of woolly consensus
No one beats about the bush quite like the Javanese, an ethnic group from Indonesia’s most populous island. Chronicling their mores in 1960 Clifford Geertz, 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oted that proposals for arranged marriages often start with the groom’s father visiting the bride’s family and saying something as vague as: “The frost in the morning means rain in the evening.” More metaphors ensue as the conversation slowly meanders towards the point. The future in-laws then counter with false protests, saying that their daughter is unworthy. This ritual is repeated a few times. When the bride and groom finally meet, direct eye contact is avoided and no one talks of weddings.
Indonesia is a vast archipelago with hundreds of ethnicities spread across 13,000 or so islands. But Javanese dominate, with 95m people, or 40% of the population. There is much that is distinctive about Javanese culture, from shadow-puppet plays to tempeh, a fermented soyabean cake. The Javanese language is the 12th-most-spoken tongue in the world. Traditional Javanese religion blends Hinduism, Buddhism and Islam. To this day, the sultan of Yogyakarta, a Javanese royal, throws nail and hair clippings into the sea and a volcano each year to appease the gods.
ECONOMIST.COM
How the mores of Indonesia’s biggest ethnic group shape its politics
No one beats about the bush quite like the Javanese, an ethnic group from Indonesia’s most populous island
Javanese people
A Javanese bride and groom wearing their traditional garb
| |
Total population | |
---|---|
c. 99 million[citation needed] | |
Regions with significant populations | |
Indonesia | 95,217,022[2] |
Malaysia | 1,500,000+[3] |
Saudi Arabia | 1,500,000 (2014)[4][5] |
Taiwan | 190,000-240,000 (2018)[6][7] |
Hong Kong | 151,021 (2016)[8] |
Singapore | 150,000 (2018)[9] |
United Arab Emirates | 114,000 (2014)[10] |
Suriname | 93,000 (2017)[11] |
China | 81,000 (2016)[12] |
Jordan | 48,000 (2014) |
Oman | 33,000 (2014) |
Qatar | 28,000 (2014) |
Netherlands | 21,700 (only counts Javanese Surinamese)[13][14] |
Macau | 7,000-16,000 (2016)[15] |
Australia | 12,000[16] |
New Caledonia | 4,100[17] |
French Guiana | 2,800[citation needed] |
Germany | 2,400[18]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爪哇人 ꦮꦺꦴꦁꦗꦮ Wong Jawa, Tiyang Jawi | |
---|---|
一行: 羅登·韋查耶,Tribhuwana Tunggadewi,加查·馬達,蒂博尼哥羅,Raden Saleh 二行:帕庫布沃諾十世,卡蒂妮,蘇加諾,蘇哈托,蘇迪曼 三行:安谷,英卓華,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梅加瓦蒂·蘇加諾普特麗,Dian Sastro | |
總人口 | |
1億2000萬 (2010 人口普查) | |
分布地區 | |
印尼:1億1550萬
| |
語言 | |
爪哇語、印尼語、馬來語(主要為散居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人口使用)、荷語(生活在荷蘭及蘇利南的人口使用) | |
宗教信仰 | |
主要為伊斯蘭教,少數為爪哇民間信仰、基督宗教、印度教及佛教 | |
相關民族 | |
其他本土印度尼西亞人,如:巽他族、馬都拉族、巴厘族、斯里蘭卡馬來人[1]、開普馬來人[2]、馬來族等 |
爪哇族 (爪哇語:Wong Jawa,印尼語:Suku Jawa)是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一個民族。他們主要分布在島的中部和東部。以8500萬人(截至2009年)成為島上最大的族群,也是印度尼西亞的最大族群。經過幾百年的遷移,他們現在居住在印度尼西亞的大部分省份,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南美洲蘇利南。
歷史[編輯]
語言[編輯]
宗教[編輯]
擴展閱讀[編輯]
- Kuncaraningrat. (1985) Javanese cultu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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