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1
張秀哲書寫本書的心境
讀完《「勿忘臺灣」落花夢》之後，對千鶴女士要再版先生父親張秀哲舊作，為歷史留下紀錄的決心，深感佩服之外，更對臺灣前輩在外來政權統治下，為了追求臺灣人的未來與福祉所做的努力，感觸極多。
張秀哲，本名為張月澄，一九○五年出生，是張家獨子。父親張聰明是礦業鉅子。礦場主要在臺北景美一帶，有「永豐」、「朝日」、「德豐」三處礦區，在宮前町九十到九十三番地擁有一座兩層樓的洋樓（現今中山北路錦州街與民權西路之間區域）。所以張超英（秀哲之子）的口述自傳才會以《宮前町九十番地》之名出版。張秀哲與張超英兩人志不在經商，轉而投入抗日運動和外交活動。展現出臺灣人知識份子的風骨。要瞭解張家，需要從張家三代的歷史入手，因此張秀哲與其子張超英的作品都要一起閱讀，才能知道在時代變局中，張家人的抱負與作為，而張家三代的改變其實是一百多年來臺灣社會的縮影，反映出臺灣人追求的轉折。
《「勿忘臺灣」落花夢》是張秀哲自傳性的作品。全書分成三部分，首先書寫自己對日本統治的不滿，認為日本是帝國主義者，處處剝削臺灣人，為了要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他嚮往中國的革命，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從香港前往中國革命策源地廣州，進入嶺南、中山大學就讀，認識了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與女兒廖夢醒，並加入中國國民黨做為祕密黨員。後又認識在黃埔軍官學校就讀的臺灣人林文騰，組織「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後改名為「臺灣革命青年團」，從事臺灣解放的工作，主要幹部有林文騰、張深切、郭德金和張秀哲等。為了讓中國瞭解臺灣的現狀，張秀哲撰寫《勿忘臺灣》，呼籲中國不要忘記臺灣，希望中國能夠幫助臺灣的解放運動。同時，又發行「臺灣革命青年團」的機關刊物《臺灣先鋒》雜誌，並發表「臺灣革命青年團為國際勞動節告中國同胞宣言」、「臺灣革命青年團為國恥紀念日宣言」、和「臺灣恥辱日告中國民眾書」等。這時期的張秀哲充滿革命者的熱情，一方面批判日本，一方面則與中國國民黨戴季陶、施存統等人來往，希望獲得中國的援助。但當時的中國國民黨力量薄弱，無法實質幫助，只能在精神上支援而已。
其次，張秀哲在書中描述在廣州受到日本密探的跟監之後，離開廣州，避難上海，反而被中國警察逮捕，移送日本領事館，而被遣送返臺。
抵達基隆港之後，即被送到警察北署對面的「銃器倉庫」（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經過三、四次訊問之後，送往「臺北刑務所」。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臺北地方法院才判決「臺灣革命青年團事件」，張秀哲被判二年刑期，緩刑五年，林文騰則是四年、張深切三年、郭德金三年。
出獄之後，張秀哲仍然不避嫌與蔣渭水見面，商量臺灣總督府欲開放鴉片許可專賣的對策，更幫蔣代擬英文密電國際聯盟，要求派代表來臺調查。國聯派人來臺調查時，他將蔣渭水的陳情書譯成英文轉交。此舉雖然引起日本政府的憤怒，但也促成「更生院」的設置，鴉片吸食者終於愈來愈少而致絕跡。
最後，張秀哲描述一九三一年再去上海，進入國立暨南大學就讀，但不久發生一二八事變，乃避難東京，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研究室研究員，專攻國際法與外交史，利用檔案資料撰寫《國民政府的外交及外交行政》，在一九三五年由東京巖松堂出版，後又編《國民政府重要外交年表》。這兩本書是他的研究成果，希望藉此表達他對中國的熱愛與關心。
旅居東京期間，張秀哲曾設宴歡送中國駐日海軍武官楊少將，也曾將臺北中山北路的洋樓住宅提供給中國駐臺總領事館做為辦公室之用，因為他希望藉此能在屋頂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
這本書共分成三十個小節。一至二十九節都在敘述中國對日抗戰前的往事，但第三十小節卻突然提到戰後中華民國接收臺灣後他對時局的主張。他認為近代民主國家是要為民生留著兩條路：一是生存之路，闢開民生；一是活躍之途，賦與民權。如果政府能夠照這樣做，則會與民眾站在一起，合作建設我們的新臺灣。他沒有明確述說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的實況，卻暗喻他對近代國家的觀點。
這本書於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完稿，距離二二八張秀哲被捕獲釋不久，他遭逢二二八巨變，心靈受到極大創傷，心情跌入谷底，怎可能提筆回顧往事，所以這本書應該在二二八之前即已寫成，第三十節則是在出版前增加的，仍然期待臺灣在賢明領袖蔣主席與新省長領導下，能夠建設成為新臺灣。但張超英在《宮前町九十番地》有這樣的記載：「二二八事件後，父親被抓進東本願寺，據父親說，很多人被逮捕，只有他和基隆煤礦世家的顏滄海被釋放而已。從此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他對臺灣回歸祖國的熱情一天天冷卻。當他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意志消退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
從張超英的記載，我們進一步瞭解到張秀哲在二二八後的心境，不再談「祖國」之情，卻滿懷失望與絕望，從此祖國夢碎，而將自己封閉起來。所以他出版這本書時，採用昔日熱血奔騰時所寫的「勿忘臺灣」的名稱，卻加上「落花夢」三個字，表明過去像一場落花夢，一場絕望的夢。因此，閱讀這本書需要從大時代的巨視角度去觀察，更要從他的生命史去瞭解，才能貼近他書寫本書的深意。
張炎憲
前國史館館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
推薦序2
迷惘的歷史 彌足珍貴
在日治時代的臺灣民族運動史、社會運動史和臺灣學生運動的著書中，「張月澄」或「張秀哲」的名字，占有重要的位置。
張月澄（張秀哲），出生在日本統治臺灣的第十年（一九○五年）。一個不曾經在中國政權統治下生活過的年輕小伙子，卻在青少年時代懷著強烈的「中華民族主義」意識。當然那是受乃父的影響，也是華人社會的文化浸漬力使然。
因此，張月澄在年少時代就遠赴香港，繼而進入「祖國」的廣州去讀書。一九二七年在廣州與張深切、林文騰、郭德金等四人組織「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並出版《臺灣先鋒》，鼓吹中國革命「勿忘臺灣」。他們希望藉由中國革命成功來解救臺灣人民脫離日本統治，「救祖國！救臺灣！」。這本《「勿忘臺灣」落花夢》就是他「回歸祖國」從事抗日運動的經驗記錄與心路歷程的寫照。
根據日本學者若林正丈的《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將臺灣抗日團體依臺灣統獨及認同問題來做分類，分為四種，分別是「祖國派」（主張革命、統一）、「待機派」（主張改良、統一）、「臺灣革命派」（革命、分離），以及「一島改良主義」（改良、分離）。張月澄的「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被歸類為「祖國派」。祖國派的主張就是：為了從日本統治中得到解放，與其直接跟日本戰鬥，不如回大陸去為祖國的建設效力，俾祖國早日強盛起來，臺人的解救才有希望，因此要利用從日本的大學所學到的近代知識參與祖國建設。所以張月澄天真地「想一生抱著為『正義』為我們中華民族奮鬥」，「希望祖國的有志者積極出來替我們臺灣的民眾出力，援助我們臺灣的解放運動」。
回到「祖國」而開始有了中國經驗的張月澄，顯然「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就像莎士比亞對於愛情的形容「當你愛他，你就看不清他，因為愛情是盲目的」。張月澄沒有看清中國政治文化的本質，仍滿腔期待，充滿著孺慕之思。他甚至為了奔走「祖國」的革命事業而在上海遭日警逮捕下獄兩年。
二次大戰結束，臺灣「回歸祖國懷抱」，張月澄也回到臺灣懷抱。但是沒想到，在「祖國」來臨的一年四個月裡，臺灣面臨的局面卻是：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終於在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八」事件！張月澄與一般臺灣菁英一樣，遭受國民黨逮捕。張月澄之子張超英回憶說：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左右，就開始抓人。打聽起來，抓得相當有系統。我們陸陸續續聽到誰家的誰「沒有」了，好像禍真的會從天降，而且遮天蓋地，幾乎沒有一個臺籍菁英要人能夠幸免，最後我的父親也被抓走了。」（見張超英，《宮前町九十番地》）
張月澄幸虧有較好的人際關係（也或許是金錢疏通有方），他最後幸免於難。然而二二八事件死裡逃生之後，張月澄的「祖國夢」破滅了！對臺灣回歸祖國的熱情一天天冷卻。（張超英，《宮前町九十番地》，頁九八）和張月澄同樣回到「祖國」從事抗日運動的張深切，在二二八事件時也差一點被捕，他逃亡躲藏在南投中寮山數月，也從此沈默不語，祖國的夢日漸遠去，擲筆不再著作。和張深切一樣，當張月澄發覺同時代的臺灣知識菁英朋友一一蒙難，消失無蹤時，他對生命的熱誠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
「祖國」夢碎後的張月澄，留下這部最具「祖國夢」的著作《「勿忘臺灣」落花夢》，是否還有其價值？張月澄老先生的兒媳婦千鶴女士決定再版《「勿忘臺灣」落花夢》的同時，擔心此書的再版是否會讓月澄老先生這段歷史顯得尷尬又無奈？尤其她更擔心這本充滿著中國幻夢的記錄，是否會成為中國對臺統戰的材料？因此千鶴女士囑我寫序加以補充說明解釋，我欣然接受。
從當今臺灣人追求獨立自主的立場來看，張月澄當年替中國賣命的努力，也許與我們背道而馳，但是他們的奮鬥與精神，仍應受到肯定。讀歷史要有能力理解一個時代的侷限性，要能有「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要能分辨「方法論」與「目的論」的不同。方法可以因時空的轉變而不同，目的才能顯示其恆久的精神、本質與意義。張月澄、張深切等人當年回到他們心目中的「祖國」奮鬥，其目的是在反抗殖民統治、爭自由、爭平等。他們以「中華民族」的論述來對抗日本，是屬於他們抗日的「方法論」，而不是「目的論」。追求「自由、平等、公義」才是他們的目的，亦即他們的精神所在。「目的論」的價值絕對高過「方法論」，因為方法論是有時空性的，目的論則具永恆價值。有了這樣的認識之後，才能解釋為何在日本人走後，許多當年張月澄、蔣渭水的臺灣民眾黨的舊同志還會繼續反抗來自「中華祖國」的政權，或是遭受「中華祖國」政權的迫害。誠如審判楊逵的一位軍法官所說的「你們會反抗日本，也就會反抗國民黨」。
所以張月澄當年的方法也許不一定適合我們今天的時空，但是他們努力奮鬥的精神，則仍是我們肯定的指標。尤其當他們期待中國、寄情中國，最後卻遭中國所棄，這段祖國夢碎的歷史，更足資我們今天警惕！臺灣要邁向民主、自由、公義、平等之境，透過中國不能竟其功，反而幻滅，千百個張月澄等知識菁英的遭遇，已經給了我們這樣的教訓。
在重新閱讀本書之後，我仿佛聽到晚年沈默不語的張月澄開口了，他激動地吶喊：先在自己腳踏實地的土地上，建立民主自由的國度，這才是真正的祖國。有了民主自主的臺灣，也許才能給那個遠去、幻滅的「祖國」一個典範。
李筱峰
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序言
張超英談父親
記憶中，祖母常常深深嘆息，以臺灣話形容父親：「四十幾歲，就按呢去了！」
「去了」？事實上，父親的身體依然健康，只是父親的心、父親的靈魂、精神和熱情，已被摧殘殆盡，被趕去另一個不存在的世界。
一直到父親去世，父親過了三十多年自我封閉的日子。他把自己關在中山北路的老宅裡，足不出戶，不見任何一位朋友。嚴格說，父親也不與家人往來。我們祖孫三代住在同一座大宅，但父親把自己再關進大宅裡的書房。吃飯時，偶而會出現，但永遠面無表情。我的長女出生，呱呱墜地的聲音也未能敲開父親的心門；他既沒有對我說半句恭喜的話，臉上也看不出一絲笑容，連摸一下小孫女都沒有。
一九四八年以前，父親不是這樣的人。不僅不同，而且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
父親的革命同志張深切在其著作《里程碑》中如此形容父親：「我們同志中最活躍的，可以說是張月澄，他多才多藝，而且比我們有錢，所以富有活動力。他是臺北人，先在嶺南大學讀書，後來轉入中山大學法科政治系，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和英語，面容有點似托洛茨基，如果除掉了少爺脾氣，便是一個好革命家。」
張深切是名作家王詩琅筆下的「革命家，也是思想家、哲學家」又是「劇作家、導演」，張深切對父親的描寫，可以相信是既真實又懇切。
一九○五年，父親生在富裕而人丁單純的家庭。祖父張聰明開採煤礦致富，膝下僅父親一子，極盡培育之能事。父親也不負祖父期待，小學唸完四年級，祖父即送他到日本京都，由當時唸醫學院的杜聰明先生代為照顧、引導。畢業後，以優越的成績考上臺北一中（今建國中學），是清一色日本權貴子弟的中學。
在中學，父親因受日本學生歧視性的欺侮，對臺灣人的二等公民處境很是憤慨，萌生壯志，輟學轉往香港英屬拔萃書院就讀，勤學中英文，立志要讓臺灣人有朝一日脫離日本統治，昂首做一等公民。這個魂繫救臺灣的心志，貫串他的前半生。而以他當時的認知，他認為能救臺灣的，只有「祖國」中國。所以，二十歲那一年，他毅然前往中國，先是進廣州私立嶺南大學，後又轉入中山大學政治系就讀，並在廣州參與黃埔師生的革命行列，寄望中國革命成功，進而回頭來救臺灣。
父親在他的回憶冊《「勿忘臺灣」落花夢》裡，曾多次提及，他和同志們手無寸鐵，又發現中國自顧不暇，完全忘記臺灣還深受著帝國主義的蹂躪，於是把革命工作鎖定在宣傳臺灣的問題上，做他所謂「文章報國」的事業。
於人，父親以他與生俱來的廣交能力，結交國民黨黨政要人戴季陶、甘乃光、廖仲愷的子女廖承志和廖夢醒，以及革命詩人郭沫若、知名作家魯迅，喚起他們注意臺灣人所受的苦難。父親翻譯的《勞動問題》一書，還請魯迅寫序，序文〈寫在《勞動問題》之前〉編入魯迅的《而已集》。
於文字，父親寫成兩萬字的《勿忘臺灣》小冊子印發，也在《廣州民國日報》連續發表「臺灣痛史」。
於金錢，父親出資刊行《臺灣先鋒》雜誌，對同志們也多有援助。
於組織，父親糾合同志組成「臺灣革命青年團」，繼之以此組織名義，散發傳單，將六月十七日日本在臺灣始政的這一天，改為「臺灣恥辱紀念日」。
我在書上目睹的年輕父親，渾身幹勁，充滿革命救臺灣的熱情，他暗自抱著「事若不成死不還」的信念，也知道從事反總督府的運動，若被緝捕，免不了要判刑入獄，但父親說，果如坐牢，「也是自己甘心情願的」！
父親與同志林文騰、張深切、郭德金等多人於一九二七年果真被捕，遭監禁一年多，史稱「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事件」。隔年父親被判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五年，禁止出境。而在島內，則又被列為「要視察人」，意謂行動不得自由，既要事前報准，又有日本特務警察全天候跟監。
禁足令一結束，父親形容自己「歸心似箭」，立刻再到中國，轉入上海暨南大學外交領事系就讀。不久遭逢一二八上海事變，其時家姐超雄甫出生，父親即攜帶家眷避去東京，並蒙特准進入東京帝大研究院，在東京帝大鼎鼎有名的神川彥松教授研究室當博士研究生，前後三年，寫成三十五萬字的日文巨著《國民政府�外交及外交行政》。這本書卻也為父親差點招來一紙發行禁令和警視廳不時的監視與搜查。
父親是獨生子，結業後，祖父很自然嚴禁父親再涉入政治，命令他專心做生意。父親離開東京帝大後，往返臺、中、日三地，確也幫祖父做生意，而且專營日本大財閥三井株式會社在上海的煤炭買賣，賺很多錢。但父親同時還在為臺灣和祖國默默效力。驕傲的是，反對總督府運動史上著名的「鴉片事件」，一般熟知是蔣渭水醫師（他亦是我父母的證婚人）的傑作，把臺灣總督府企圖在中部種植鴉片的消息訴諸國際，遏止了總督府惡毒的如意算盤計畫；這個事件，父親是居幕後獻策及作業的人。父親在本書對拍電報給國際聯盟及籲請國聯派員來臺視察等過程，有第一手的詳細記載。
另外，父親也以一圓日幣象徵性的租金，把我們在宮前町九十番地（即現今臺北中山北路二段一一四至一一八號）的家供做中國駐臺總領事館。父親說：「我想這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我的住宅屋頂可以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光輝的『祖國』國旗，能可翻揚於臺灣唯一的空中，算也是值得一種的欣幸。」
抱著這樣純真赤情的父親，把臺灣的遠景和希望寄付給中國的父親，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卻像一把血腥大刀，砍向他的靈魂。父親如一枚炙熱燃燒的火球，驟然墜入冰河，從此沉寂在酷寒的大海。
二二八發生當時，父親因臺灣長官公署工礦處長包可永是他在東京當研究生時的舊識，而出任公營工礦公司轄下的紡織分公司的總經理。父親精通中、日、英語及臺灣、廣東、上海話，又嫻熟公司經營，使得協理幾乎成了名譽職。
父親家境富裕，又深受日本教育，痛惡貪汙，但從「祖國」派來的人要貪，父親便成了他們的擋路人。二二八爆發後，公司內有二十一人聯名密告，指父親唆使臺灣人衝進公司打中國來的職員（工礦公司紡織分公司舊址在現今衡陽路的金石堂書店）。過不了多久，父親突然被特務抓走，關在警總情報處（即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地窖，今天的西門町獅子林廣場）。事有湊巧，保密局臺灣站站長胡寶三的弟弟胡品三，時為警總少校，常來我家走動，意在追求我祖母的養女。那一天，他剛由東本願寺出來，撞見父親被蒙住雙眼綁去，很驚訝說：「張先生，您怎麼也在這裡？」於是趕緊奔告祖父。
許多菁英在二二八之後被綁走，一部分的人救不了，根本問題是不知道被誰綁去，綁去那裡。父親所幸有胡品三告知，祖父才開始營救父親。據家人事後說，只有錢也救不了，完全是靠很高層的關係才救出父親；靠的不是祖父在臺灣人圈子裡的關係，這個圈子已經自身難保。據說靠包可永和陳儀的關係，後來陳儀下條子要放人，但承辦人不放，一口咬定有二十一人聯名，不可能錯抓。解嚴後，經友人在警備總司令部，查得父親的罪名是「叛亂嫌疑」，應處死刑。最後還是由參謀長柯遠芬親自去帶父親出來。
前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也曾受誣關在東本願寺過，張副院長形容那裡是「一個只有『人間地獄』可以描寫的地方」。父親自那個人間地獄出來以後，就不再多講話了。我記得他被放回來的那一天，滿臉鬍鬚，形容沮喪，匆匆吃完飯就進房休息。此後，不斷有悲慘的消息傳進家裡來，許許多多父親的親朋近友不是失蹤，就是被抓。一位家姐超雄的同學，家住迪化街，也來告訴我們，她親眼目睹四十一部卡車行經延平北路，車上疊滿屍體，雙腳朝外，簡直就是古代遊街示眾的搞法。從那以後，父親愈來愈鬱悶，愈來愈封閉自己，直到晚年。他的眼神永遠看見人又似沒見著人一般。他既是活的死人，也是死的活人。
我這樣寫著父親，心底無限割痛。也深有感慨，世人所知父親事蹟無多。父親在終戰當年十月從上海返臺，臺灣局勢仍不穩定，家裡決定父親先避居北投別墅，他便在那裡動筆寫這本書。那時我已是初中生，常常騎腳踏車經圓山明治橋（現已拆除）去北投探望父親，一個禮拜兩、三次，對父親執筆伏案的情景仍歷歷在目。父親親筆記錄自己波瀾壯闊的半生，書稿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完成，八月出版，但不久書又因故收回煙滅。
今天能由我的好友張寬敏醫師提供珍藏的舊本，重新製版再刊發行，除了讓父親半生念茲在茲救臺灣的愛國精神，不至灰滅，且身為人子，可以減輕些許遺憾之外，也渴望這本書能夠啟發後來者，所謂的中國「祖國」是一場惡夢，呼籲中國「勿忘臺灣」更是一場「落花夢」。臺灣人只有緊靠自己，團結一致，赤誠護衛臺灣，才能建設臺灣為永遠美好的家園。（本文於二○○四年完成）
----
台派知識分子認錯祖國的代價
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再版序
曹長青 2013/03/01
看到這個書名，讀者就會知道這是一本關於台灣的書。沒錯，這本書不僅跟台灣有關，更是一個台灣知識分子渴望自己的家園不被殖民統治、為自由而奮鬥、失敗，最後絕望的心路歷程和血淚故事。
張秀哲（本名張月澄）的故事很具傳奇色彩：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他是活躍的台派知識分子，父親張聰明是台灣礦業鉅子，兒子張超英後來成為台灣的外交官。祖孫三代人都做著一個共同的「台灣夢」，它是百年來台灣人掙扎、呼喊，尋求拯救台灣之路的歷史縮影。讀懂這三代台灣人的心，或許就會更清晰台灣人的悲哀究竟在哪裡；由此對台灣的出路在何方有一個新的思路。在張聰明那一代，台灣人別無選擇，生下來就被定為「日本人」。在台灣這塊自己的家園，卻成為「二等公民」。只有少數非常努力、學業比日本子弟更出色的，才有可能出頭。而張聰明就是這樣聰明的台灣人。他學會日語後，就到日本律師所做翻譯，32歲那年就登上日本人編的名人錄《台灣人物誌》。他有超眾的溝通交往能力和銳利眼光，很快就看清和尋找到經商之道，去開辦礦山。他聰明過人，眼光獨到，魄力恢宏，最後生意做到日本、南洋和中國，成為台灣「礦業鉅子」和富豪。張秀哲是家中獨子，備受父母寵愛。如果他走父親的經商之路，以他的條件和天資（同樣聰明），今天台灣的商賈歷史很可能有不同的一頁。但他卻倔強地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對經商賺錢沒興趣，一心想的是救台灣，使自己的家園獲得自由。他認為台灣人勢單力薄，只有靠「祖國」的力量才能獲救，所以單槍匹馬，跑去中國，去找國民黨，去找魯迅，去找各種政治勢力和知名人物，勸說、呼籲他們「勿忘台灣」，幫助台灣人。這本書，就是作者記錄在中國的遊說、吶喊、並組織救台團體和刊物的過程，讀來很像是一個台灣版的唐吉珂德的故事。那個時代的不少中國政治名人，像國民黨要人戴季陶、知名將領李濟琛、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曾長期做中國統戰高官）等，都跟本書作者有過接觸。廖承志和姐姐廖夢醒還是張秀哲在廣州求學時的同窗，他還跟「聰明理智而有思想的妙齡佳人」廖夢醒多次談心和通信，差點成為戀友。張秀哲當時寫的《勿忘台灣》這本小冊子，是郭沫若作的序。他跟郭沫若有多次交往，在廣州和日本千葉都曾晤談。張秀哲辦的《台灣先鋒》雜誌，是曾任黃埔軍校副校長、北伐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李濟琛題的字。可見當年張秀哲是頗為活躍的台灣人。被無數中國人（包括我本人）推崇的中國大文豪和思想家魯迅，跟張秀哲也有過多次交往。魯迅日記中，有六次記載跟張秀哲的見面，其中一次是記錄魯迅給張寫信。後來魯迅還給張秀哲的譯本《國際勞動問題》寫了序。魯迅寫到，他「不善作序，也不贊成作序」。一向用如椽大筆橫掃中國文化醜陋的魯迅，此時謙遜地表示，他「不懂勞動問題，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兩國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了。」但魯迅後來還是寫了熱情洋溢的序文，說他要對張秀哲這位台灣青年「在遊學中尚且為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表出我個人的感激」。張秀哲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在中國見人就喋喋不休地呼籲不要忘了台灣，請幫助台灣人結束日本統治。靠著父親的資助，他還創辦刊物，組織「台灣革命青年團」，奔走呼號，發出那個時代台灣人在中國最熱血的聲音。在日軍佔領上海期間，張秀哲在那裡被日方逮捕押送回台灣，被帶上二十多斤腳鐐投入監獄，並以「煽動叛亂罪」判刑兩年。作為富豪子弟，他的生活應無憂無慮，作為獨子又備受父母寵愛。被投入監獄後那份難忍的煎熬可想而知。但獄牆關不住「唐吉珂德」，他仍心系台灣，嚮往祖國。被釋放當晚，就跟著名的反日台灣人領袖蔣渭水見面，秘商向「國聯」（聯合國前身）揭發日本人要在台灣種植鴉片之事。英文申訴信是張秀哲起草的。此事經國際媒體報導和國聯派人調查，導致日本當局被迫取消種植計劃。結果張秀哲因此在台灣被監視，日子更不好過了。後來他又返回中國，繼續在那裡爭取「祖國」支持。但正像魯迅給他譯本寫的《序》中所說，中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不贊成寫序的魯迅，能打破慣例給張秀哲這個台灣青年的書寫了序，這裡面可能就有一種對台灣人的愧疚之情。魯迅在《序》中寫到，聽到張秀哲說「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誰也不大提起」時，「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無論從思想還是人格來說，魯迅都是中國的異數，他感到對台灣心有餘力不足。但其他的眾多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就沒有魯迅那般悲天憫人的情懷了。對這一點，當時一廂情願、一往情深嚮往「祖國」的張秀哲也感覺到了：「一般祖國的民眾……對我們台灣人，像對異種民族一樣，對『台灣』的一切都覺很隔的樣子。」但即使感覺有「隔」，被當作「異族」對待，他仍義無反顧、滿腔熱忱地希望青天白日旗插上台灣，取代日本旗。早在1934年，蔣介石民國政府駐台灣的領館就是用的張秀哲自宅。他用象徵性租金一美元，把自家洋房給了「祖國」的外交機構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屋頂升起，他就像看到「祖國」般高興、滿足。後來國民黨在中國潰敗，接替戴笠出任情報首腦的毛人鳳先期來台安排，就把張秀哲家做了總部，屋頂不僅飄揚青天白日旗，還插滿了無線電台的天線。國民黨也感受到張家的「愛國情懷」，所以毛人鳳曾告訴張秀哲的父親，蔣總裁的船隻已安排在宜蘭，意思是一旦共軍攻台，可把張家也一起帶上逃走。但是「祖國親人」踏上台灣的土地，卻把張秀哲等台灣人的「祖國夢」踩碎了，變成了一場惡夢。在隨後的二二八屠殺中，連張秀哲這樣的「愛國」青年也不能倖免，被關進台北警總情報部的那個被稱為「人間地獄」的地窖。如果不是富豪父親的全力營救疏通，最後由國民黨在台灣的最高行政長官陳儀親自寫條子，張秀哲就可能像無數台灣本地知識分子一樣被槍殺或活活扔進大海。張超英後來在他那本暢銷書自傳《宮前町九十番地》中寫道，父親被救出後，變成「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永遠面無表情」，整天把自己關在書房，跟家人都很少說話。「他的眼神永遠看見人又似沒見著人一般。他既是活的死人，也是死的活人。」張秀哲就這樣心如槁灰，直到去世。是一種什麼樣絕頂的悲哀和心碎，才能使一個滿腔熱血、激昂上進、充滿理想精神的台灣青年，變成那樣慘不忍睹的「活的死人」啊！但張秀哲並不是個例。人們可以在前台灣總統府資政彭明敏先生的自傳《自由的滋味》中讀到同樣的故事。彭先生的父親是高雄知名鄉紳領袖，德高望重，因而在1945年被推舉為「高雄歡迎委員會」主任，主持日軍撤離、國民黨軍隊登陸高雄碼頭的慶典。但彭老先生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那些下船登陸的國民黨士兵「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杯子和被子，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擁擠著下船……」他們「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中國是戰勝國，是來接收的，日本是戰敗國，日軍是投降撤離。但中國軍隊「邋遢不堪」，日本人軍紀整齊，兩者形成鮮明對比。彭明敏的父親當時覺得無地自容，「一生中還沒有像這樣羞愧過」，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他早已鑽入了。」彭明敏在《自傳》中寫到：這些中國軍隊「是以鄉村的拉夫所組成，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歡迎會是專門為他們特別安排的（他們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領他們的軍官既無致詞，也沒有向任何人表達謝意。」「他們一下船邊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開始掠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的父親和其他鄉紳組成請願委員會，要求面見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可進了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位高聲抗議，結果「被以鐵絲取代繩索捆綁起來，鐵絲並以老虎鉗旋緊，直到痛極慘叫。經過一夜苦刑之後，他就被槍決了。」由於家人全力營救，彭父才逃過一死。但回到家後，他也跟張秀哲一樣，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彭明敏描述說，「父親回到家裡，兩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從彭父留給子女的三條遺訓，可看出他對「祖國」甚至中國人的厭惡：第一，他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第二，要子孫跟外國人通婚（等於不讓他們再找華人）；第三，後代再也不要宣稱自己是中國人。這跟張秀哲一樣，也是徹骨地絕望！台灣另一位知識分子、詩人巫永福老先生，也是同樣的故事。我看過他早年寫的兩首詩，一首叫「孤兒之戀」，寫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心靈痛苦，那種對自由的渴望，對祖國的懷戀。詩的結尾是，詩人說他希望像一隻掙脫籠子的公雞，「勇敢地跳上屋頂，從咽喉迸出高亢的聲音」。巫永福在另一首題為「氣球」的詩裡寫道，他所渴望的祖國終於來了，蔣介石的軍隊登陸台灣，可是他們帶來的是更嚴酷的專制，台灣人像氣球一樣，被繩子拴著，無論怎樣「在風中掙扎」，都無法獲得自由，因為「主人緊緊握著繩索」，而且告訴氣球說，「我時時在監視你，知道嗎？」
跟張秀哲和彭明敏的父親等一樣，巫永福所表達的，都是失望、絕望、幻想的破滅。張超英曾描繪說，二二八事件像一把血腥大刀，砍向他父親的靈魂，「父親如一枚炙熱燃燒的火球，驟然墜入冰河，從此沉寂在酷寒的大海。」這是一個非常傳神的比喻。火與冰碰撞，其巨大溫差，不僅撕心裂肺，也足以滅掉最後一絲熱氣。我不知道張秀哲在隨後倖存、沉默的二十多年裡，在苦思冥想的悲苦中，是不是最後想明白了，自己錯在哪裡？他當年在中國求助時，就隱約感覺到了，中國民眾跟台灣的「隔」，他們把台灣人當作「異族」。他只是朦朧地感覺，但為這種「朦朧」差點付出生命的代價，雖然倖存，但靈魂被「殺死」了。他的後來做了台灣外交官的兒子張超英，卻想明白了父親錯在哪裡。他在過世前給本書寫的序文中說，父親「所謂的中國『祖國』是一場惡夢，呼籲中國『勿忘台灣』更是一場落花夢。台灣人只有僅靠自己，團結一致，赤誠守護台灣，才能建設台灣為永遠美好的家園。」所以張超英沒有他父親那種尋找「祖國」的夢幻，而是走了另一條路：他做外交官被派駐東京時，去密見了台獨聯盟主席許世楷和辜寬敏等。在美國時，密見了台獨運動領袖彭明敏。這在當時是絕對的禁忌。七十年代初彭明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紀念碑前給台灣人演講，張超英也去聆聽，他在自傳中說，「即使遠在海外，顧忌還是有：大家都戴面具，也不敢靠太近。」張超英身在曹營心系台灣，利用外交官身份，在國際上力爭台灣的地位和尊嚴。他精通英文、日文（在東京出生），以他父親那樣的激情和活力，廣交美日媒體朋友，在八十年代，他獨自運作，促成新聞局長宋楚瑜密見了日本首相；九十年代，他策劃邀請了日本著名傳記作家江口克彥（松下電器創辦人松下幸之助的秘書，其寫松下的傳記在日本狂銷四百萬冊，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作家）訪問了李登輝總統，寫出《李登輝：台灣人的主張》，轟動台日。連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張超英也是通過美國大牌電視主播朋友事先得到消息，提前八小時報回外交部，為台灣贏得寶貴的應對時間。但不管張超英對台灣的外交作出多少貢獻，他都一直不被重用；用國民黨總政戰處主任王昇的說法，「你是台灣人哦」。李登輝感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而對張超英來說，生為台灣人則是「原罪」了。但他退休之後卻自豪地在《自傳》中說，「雖然我在國民黨政府做事，但拒絕加入國民黨，心裡始終唸著自己是台灣人，要盡可能為台灣做點事，而不是為國民黨。」「生為他們（父母）的獨子，體內或許也流著相同的熱血，一心所想，就是本著自由、民主、人權，要提高台灣人的尊嚴與地位。」張超英敢於做出這樣的選擇，不僅因他身上有父親張秀哲那樣的血性，還由於他有強大的後盾，他的妻子顏千鶴更敢為台灣發聲。千鶴的家族是台中的望族，祖父顏會是著名富商，名滿台中。她最早考入台北師範大學英語系（系主任梁實秋）就讀，後為離家近，改考台中東海大學，是首屆外文系畢業生。當年張超英追她很苦，無數次往返台北台中，時常因買不到火車坐票而站全程。他在自傳中說，「站久腳酸，就兩腿輪流休息，留一隻腳撐著」，為此他俏皮地對千鶴抱怨，「都是她名字有『鶴』字，我才需要忍受單腳獨立之苦」。由於張超英的祖父聽到毛人鳳表示蔣介石已準備逃跑的信息，認為台灣不保，所以賣掉了礦山，而張超英的父親張秀哲也全然沒有經營生意，而是一心要在意識形態方面為台灣做事。所以到了張超英這輩，已是只能靠公務員的薪水度日。幸虧顏千鶴在美國獲圖書館系碩士學位，在紐約州立大學任職，有份穩定優厚的薪水，才使張超英能天馬行空，從紐約到東京，把心力都用在台灣外交上。一九七八年美國宣布跟台灣斷交時，美國三大電視之一的全國廣播公司（NBC）訪問紐約的台灣人教會，顏千鶴受訪時竟直言：「我對美國和中國建交沒有意見。但台灣的將來，應由住在台灣的一千六百萬人來做決定，而不是由美國和中國來代為作主。」當晚這番話在美國電視播出。張超英第二天去上班時，已準備好丟掉職務。後來上司保他，報告台北說，是張太太過於緊張而說了錯話。但台北派人來查問時，顏千鶴竟擲地有聲地回答：「我沒有緊張，也沒有說錯話。」張超英和彭明敏一樣，父親對「祖國」夢幻破滅，所以選擇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不再對什麼「祖國」有幻想，而是認清自己是台灣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就像半個世紀前彭明敏在《台灣人自救宣言》中所說：結束國民黨統治，制定新憲法，建立一個新國家，以新會員國身份加入聯合國。有言道：哀莫大於心死，苦莫大於心不死。張超英的祖父和父親，彭明敏的父親，都是「哀莫大於心死」的典型。而張超英和顏千鶴夫婦，則是千千萬萬「苦莫大於心不死」的代表。父輩錯誤方向的台灣夢破碎了，他們用兩代人生命的代價，讓張超這一代得到了清晰的認知：依靠外在的力量，不可能實現你的台灣夢。千鶴女士堅持把這本先生父親的舊作再版，就是要在今天台灣內憂外患之際，提醒台灣人，認錯「祖國」的慘重代價，認清台灣人自己前途的真正意義。她不是「鶴立雞群」，而是和千千萬萬的台灣人心有靈犀。今天新一輪的台灣夢，就是台灣人要靠自己的雙手、自己的奮鬥，奪回一個自己的家園！2012年10月22日於美國 寫在出版前
一九九八年六月，外子張超英從駐日新聞處屆齡退休，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再」出版他父親張月澄（又名張秀哲）的這本回憶錄。
萬萬沒想到，他在職時策劃很久，要為當時的李登輝總統出版一本日文傳記，卻在離職的前一天，突然受命啟動。出版《臺灣的主張》竟然變成他退休後的第一件要事。父親的這本書就擱置了下來。二○○○年，找來出版社要出版，主編認為文字不太適合現代語調（父親的母語是日語），因此找人修辭，甚至部分重寫，花了大半時日，經過三波四折，我們走回原點，決定保持原味，就又暫停出版了。二○○六年，超英決定先出版自己的回憶錄《宮前町九十番地》。二○○七年三月，竟患了急性肺炎，就遽然離世了。今天能夠在超英逝世六週年，又是父親逝世三十一週年，完成他的遺願，相信他在天之靈，一定感到無限的寬慰。他的寬慰，應該來自於作家陳柔縉女士的鼎力相助。柔縉不但找來出版社，並且從頭到尾全程參與，提供照片、注解、校對，沒有她，這本書恐怕仍將繼續在歷史中沉默下去。在這裡，我也要特別感謝我的摯友，國際聞名的政論家曹長青先生，以他對臺灣的熱情，在百忙中寫了一篇感人的長序。我所敬愛的兩位臺灣歷史大學者張炎憲教授及李筱峰教授，他們的序文為這本書增添光彩。還有我們相知幾十年的好朋友司馬文武，媒體界的大師，不時給我們溫暖。在此時很榮幸能代替超英向他們致上最高的敬意及謝意。最後，我也很高興能向讀書共和國社長郭重興先生，衛城出版莊瑞琳總編及美術設計鄭宇斌先生致上最大感謝。二○一三年二月張顏千鶴 敬誌於美國紐約該書近日已由台灣衛城出版社出版。
台灣誠品書店網頁對此書的介紹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