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31日 星期二

蕭美琴大使：中共恨得癢癢的，"向獨裁者展示，我們也有朋友，這一點非常重要。"「戰貓外交」(英國Monocle雜誌專訪)。美國總統就職慶典蕭美琴"大使"受邀。史上首位女性駐美代表； 陳建仁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蕭美琴；Samantha Power


蕭美琴大使，華府最有影響力的，最讓中共恨得癢癢的，紐約時報網路版頭條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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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权利决定或定义我们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20日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说。萧美琴谈到台湾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了经验。她说，台湾也要改革国防，使国防能够“在不对称的情况下保持韧性和强大”。
美国之音中文网视频 - https://www.voachinese.com/a/6928684.html
台灣駐美代表 #蕭美琴 會晤多國議員。參與會晤的議員來自英國、澳洲、加拿大、印度、日本、立陶宛、烏克蘭、紐西蘭和荷蘭等三十個國家。她表示："向獨裁者展示，我們也有朋友，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不會去挑釁霸凌者，但我們也不會向他們的壓力屈服。"詳細報道：台灣駐美代表會晤多國議員 #呼籲國際社會共同阻遏北京犯台 https://p.dw.com/p/4Gpnm
可能是包含下列内容的图片：1 位用户和上面的文字是“DW " " 向獨裁者展示，我們 也有朋友， 這一點非 常重要。 蕭美琴 台灣駐美代表 ©voceoAmerica/Wikipedia voice America/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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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Monocle雜誌專訪: 台灣戰貓–駐美代表蕭美琴 】
英國著名雜誌Monocle本期外交單元專訪: 台灣戰貓駐美代表蕭美琴!!!
在專訪中蕭美琴代表解釋相對於中國的「戰狼外交」，她的風格是「戰貓外交」。 貓很靈活、彈性且務實，能在狹隘空間下求生存，也能在非常具挑戰性的環境下生存，而這就是台灣的故事，在有限的國際舞台爭取國際空間。
蕭代表: 「我的角色與其他身處華府的外交官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對台灣而言，台美關係關乎台灣民主是否能繼續存在。」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my own role and that of other representatives here in Washington is that for Taiwan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is a matter of survival for our democracy,' says Taiwan's Representative to the US 蕭美琴 Bi-khim Hsiao in #monoclemagazineclemagazine.
Source: Monocle






啼笑皆非？看美台關係：總統就職慶典蕭美琴"大使"受邀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4130065400337569/?
總統府正式宣布，國安會諮詢委員蕭美琴出任駐美代表。蕭美琴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曾任四屆立委，在外交國防委員會耕耘。擔任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時也在民進黨駐美辦公室工作，外交經驗豐富。
總統府表示，這項人事案很快就得到美國的同意跟肯定。由於台美關係是現在目前對外工作的重點，蕭美琴接任駐美代表，也將強化台美兩國合作，貫徹蔡政府第二任期的目標，積極促成「川蔡會」及訪問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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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首位女性駐美代表 蕭美琴資歷豐富
總統府宣布現任國安會諮詢委員蕭美琴出任駐美代表，也為史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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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Power is so conscientious she once turned down a game of basketball with President Obama. She’s still not to be taken lightly, finds The Economist’s Lexington columnist. From 1843
English 版
薩曼莎·鮑爾（英語：Samantha Power，1970年9月21日－）是一名愛爾蘭出生的美國政治作家、學者和外交官。2013年8月1日起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1]。





陳建仁以「微笑大仁哥」、「聖騎士」、「暖男」等標籤，中和較為冷靜、教授形象的蔡英文。2020.1.11 台灣人向世界展現優良的公民素質，陳建仁居功厥偉。
這4年以來，陳建仁不只是備位元首，也扛起吃重的年金改革、溝通婚姻平權等重責大任。每遇危機，都在他睿智、無私、誠懇的人格特質中化解。
最後一年的任期，陳建仁先是在蔡英文面對黨內初選挑戰時，率先宣布放棄連任，爭取更大的整合空間，更在「英德配」成形時，接下全國競總主委的重任，也積極拉抬綠營台北立委選將，選前黃金周更到東部進行車隊掃街。
5月即將卸任副總統的陳建仁，在民眾心中留下最漂亮的政治人物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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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仁 Chen Chien-Jen
3小時
冠狀病毒流感化的醫藥產業因應對策
全世界在2003年、2009年和2019年分別面對SARS、H1N1新型流感和武漢肺炎大流行的嚴峻挑戰，這三次大流行造成了在數十個國家，為數眾多的確定病例和死亡個案。雖然這三種病毒都是透過飛沫或觸摸口鼻分泌物而傳染，但是它們的發源地、流行期間、動物宿主、傳染力、致死力、以及防治對策並不相同，如附表所示。
2002年SARS剛流行時，連病原都不知道，只能靠症狀和旅遊史、接觸史來判定「可能病例」，並且利用病例隔離治療，密切接觸者居家自主健康管理來防止疫情擴散。直到冠狀病毒確認為病原後，才以RT-PCR的方法來判定「確定病例」。由於SARS感染者會發生嚴重症狀、致死率也高，但不發燒就不會傳染，而且要有近距離密切接觸才會傳染，因此SARS病毒的低傳染與高毒力，反而限制病毒的大幅傳染！SARS流行也在2003年7月就完全結束！
2009年的H1N1新型流感才爆發流行，就確定病原是新型豬瘟流感病毒。該流感在墨西哥致死率達2%，在其他國家僅及0.1%。H1N1新型流感的傳染力高，但是致死率低。高毒力的病毒很快致死宿主，無法將自己傳播給其他宿主；毒性低的病毒僥倖存活下來，更容易在人群傳播，提供病毒更多的突變機會！流感病毒不適合在高溫潮濕的環境生存，因此H1N1新型流感在2009年春季發生、夏季疫情降低、秋冬再次攀升！
H1N1新型流感剛開始流行的時候，只有抗病毒藥物（如克流感），卻沒有快篩試劑也沒有疫苗。我們就加強隔離檢疫，讓確定病例和密切接觸者，接受隔離治療和居家自我健康管理，並在機場港口篩檢有疫區旅遊史的旅客，有症狀就立即送醫。學校也實施325方案，發病的學生務必就醫、在家休養，不要上學去傳染其他同學。如果三天內，班上有兩名學生發病，就全班停課五天。這樣作雖然無法完全阻絕病毒的擴散，卻有助於延緩流行的快速蔓延。
等到有了快篩試劑以後，基層醫師利用快篩試劑找出感染者，給予抗病毒藥物治療，既可使病人早日痊癒，也可因降低病人病毒量，而減少傳染給他人的風險。等到有了疫苗以後，我們全面推動預防接種，進一步預防流感的流行。臺灣在H1N1新型流感流行期間，死亡率是全世界最低的第三名，僅次於日本和比利時！現在H1N1新型流感已成為季節性流感病毒株！
冠狀病毒也逐漸從低傳染、高致死的SARS病毒，逐漸演變成為高傳染、低致死的武漢肺炎病毒！它可能漸漸演變成為流感一樣的病毒，換句話說，它可能成為持續存在、週期循環的傳染病。因應這種「冠狀病毒流感化」的演變，我們應該要加強武漢肺炎防治藥物的研發與量產，包括快篩試劑、抗病毒藥物以及疫苗等藥物都正在研發當中，希望都能夠早日研發成功，來確保人類的免受疫災之難！

Patato Hsieh

18小時
看看美琴怎麼燃燒生命給這些，呃，人的。
總之我很高興她回到她原本的戰場上。


🎉今天早上我們的掃街車隊來到新城跟鄉親們問好，雖然下著小雨🌧️，但沿途還是有很多熱情的民眾跟著我們比出2號✌️手勢，還有阿伯奮力騎著鐵馬來幫美琴加油，我相信有你們的支持，我們一定會一起迎接勝利！
📢 #接下來今天傍晚我們的掃街車隊會前進花蓮美崙，明天上午也會在吉安跟花蓮市區掃街，最後就是我們的選前之夜大遊行活動囉！！
集合時間：18:00（晚上六點）
集合地點：花蓮市中山路自由廣場（舊監獄、國安郵局旁）
我們不見不散～～❤️






吳念真


一直不知道該為她說些什麼，不知道能代她做些什麼，當然更不可能替她承擔什麼....

花蓮離台北有點遠，要把花蓮跑遍....更遠。
而她為了花蓮，足足跑了十年。


兩年前的五月到十月，每個星期裡都要去花蓮一次，在花蓮車站的月台上遇到她好幾次，底下的畫面是她類似的樣子，差別只在月台好像很少這麼空蕩之外。
每次都覺得她好像睡眠不足，而她總是笑著說：車上可以瞇一下，只要手機沒響的話。

今天看到一個花蓮人提到她。
文字有點長，但看完之後很感動。
很想跟她說：美琴，終於知道妳並不孤單，妳的辛苦和努力好像很多人都看到！

花蓮需要蕭美琴。
真的需要。


Victor Lin Pu
16小時


#一個全心全意愛著花蓮的人

搭火車從台北回到鳳林，最快也要兩個多小時，甚至到三個小時都有可能。

所以每次回到鳳林我都直接倒在床上睡爆，睡到隔天阿嬤叫我吃午餐我還是累到爬不起來。


所以我一直很難想像有人的工作是需要依賴火車通勤。


／

從小時候有印象，就知道家裡的大人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阿公的房間到現在都還掛著蔣經國的照片，頭上戴的也都是國民黨政治人物的帽子（前幾年是謝深山，後來也有傅崐萁）；還不時可以看到黃復興黨部寄給阿公的信或刊物（當然後來都是花蓮王的農民曆...）


記得幾年前，在鳳林的家看到一本像是雜誌的選舉文宣，隨手翻了一下看到許多對於花蓮交通建設的改善措施，例如火車票訂票系統更新、北迴雙軌等等...不過我那時候就覺得不過又是選舉政見，也就沒太去在意。

說到這個，不得不提以前台鐵訂票網站真的是一場惡夢。從我小時候開始會用電腦上網之後，都是我在幫忙訂家中回花蓮的火車票，網站從我國小國中到後來大學畢業、出社會，幾乎都沒有改變，真的是凍結那時間、凍結初遇那一天，難用的程度始終如一...


／

如果大家最近有買台鐵火車票，就會發現不但網路訂票界面更新，手機APP也變聰明，可以線上取票，還可以掃描QR code進站；然後我覺得早就應該做，然後不知道過去為什麼不做的就是自動幫民眾切票。

簡單來說，就是以前如果你買台北到花蓮沒有位子，可能是台北到羅東這段沒有座位（但羅東到花蓮可能有），但系統就會顯示你沒訂到票。


於是，我訂票就會分開訂，從台北回鳳林有一次還訂了三張票（台北-羅東/羅東-花蓮/花蓮-鳳林）。

但新的系統就會自動幫你切票，在同一班車上你只需要從A車廂移動到另一車廂，就是如此樸實無華（但以前的網路訂票系統就是不會...）。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就是蕭美琴所爭取到的。


／

我也才想起來，前幾年在鳳林家裡看到的那本雜誌，就是他競選2016年花蓮立委的政見文宣，沒想到竟然真的做到了。


小時候大人都會教：說到要做到喔！

長大之後看到很多政治新聞才發現那可能不適用在政治人物身上，但沒想到我們花蓮的立委卻真的成功在實踐他當初四年前的承諾。


／

如果你住在台北，可能出門就可以騎Ubike、搭捷運，因為資源跟環境條件有差，所在花蓮地方的交通就沒有這些東西，甚至是一個颱風來，抽水站就堵塞、農田水利灌溉設施就受損壞...

所以花蓮的民意代表真的就是處理這些很基層、很基礎的工作，爭取預算去修復道路、農業基礎設施，甚至是我們覺得很稀鬆平常的自然水，可能都還需要爭取經費去進行延管工程或管線更新（甚至花蓮還是有地方是沒有自來水的...）。


加上花蓮南北狹長，長度在西部是橫跨好幾個縣市，開車從北跑到南一定是兩三個小時以上的時間。

更別提如果他是花蓮立委，就還要時常往返台北跟花蓮，到了花蓮也不能只待在市區，有時候即便是只有幾戶人家的村子，只要那邊有民眾需要服務，再遠你也都要過去。

這就是花蓮立委的日常，也是蕭美琴這幾年來的日常。


／

以前對他的印象就是國際事務的專才，還有好幾年前他還在外交國防委員會時用英文質詢時任國民黨籍駐美代表金溥聰的畫面。


後來有好一陣子沒有聽到這個名字，也比較少在電視跟社群網站上看到這個名字。

後來才知道，一方面是他去花蓮耕耘之後，花蓮的地方新聞較難也較少出現在全國層級的熱門版面或話題（花蓮王除外）；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自己說，他想把更多的時間留給花蓮的鄉親而不是電視螢光幕。


因為在花蓮這種比較偏傳統的地方，許多鄉親都還是覺得只要有看到本人才算是有做服務、跑基層。

而蕭美琴這一跑，就跑了十年。


／

我身邊許多年輕朋友最近關心的議題，不外乎就是婚姻平權、香港、中國因素跟假新聞。

老實說，如果是一個在花蓮經營基層的政治人物，就絕對不會碰這些議題：不但不會加分，甚至像是婚姻平權這種題目在花蓮這種比較保守的地方，還有可能讓原本支持你的變成跟你反目。


為了改善花蓮的交通與觀光議題，蕭美琴選擇從外交國防委員會換到交通委員會，像是花蓮人在意的蘇花改、台九線拓寬、台鐵火車票問題，都要在這個委員會處理。

不過，這也離一般在都會區年輕人的生活較遠，大家平常也可能不太會去注意。


然而，即便是在花蓮耕耘，蕭美琴也還是有持續在關注這些所謂的「進步議題」。

當台灣在討論假新聞與資訊戰時，蕭美琴則是直接飛去美國華府的智庫發表演講，將台灣所面臨到的中國威脅與統戰，甚至是在地方第一手的觀察，用流利的英語跟美國政策圈人士分享。


甚至，當蕭美琴在之前被花蓮的反同與反年改人士發起罷免時，情況岌岌可危時，他在這幾年還是會默默出現在挺平權的活動。

明明知道這一題會讓他失分，但他在立法院表決時的立場依舊堅持挺同，也見證了從他2006年在國會提出第一部同婚法案至今，經歷13年到去年終於通過同婚合法化。

蕭美琴從政之初的理念，走到今天始終如一。


／

我一直很難理解在這背後到底是多大的意志力或信念，讓他放棄美國籍回台從政、又放下外表看似光鮮亮麗的外交工作，從中央來到花蓮蹲基層。

這一蹲，不是一年兩年，而是十年。


在這段時間，也剛好是花蓮在地方主導下，發展日益不平衡與保守化的時期，這也讓花蓮青年相當焦慮。

前不久蕭美琴在台北舉辦了一場青年座談會，在現場他跟年輕人侃侃而談。他很堅定地說，花蓮的未來不能沒有年輕人，所以他推動了修法（例如青農、小農關心的農產初級加工），提出產業願景（例如海洋產業），就是想讓花蓮的產業可以更多元，讓返鄉或創業的年輕人都願意在花蓮打拼。


在場有人舉手問說：很多工作明明就是地方政府用行政資源去做的事情，為什麼是民意代表用一己之力在做...到底要怎樣才能把你留下來、讓你連任？


我想不只是他，許多的花蓮人也都很想知道。


／

但我卻是在想，到底是什麼樣的堅持，讓一個人願意這樣為花蓮付出？

但在他身上，他的一言一行，你可以清楚看見他是真心愛著花蓮這塊土地、住在這塊土地上的鄉親。


吳志寧有一首歌《全心全意愛你》，歌詞有一段是：「阮全心全意的愛你，親像愛自己的母親。」

花蓮人佔全台人口可能很少、很少，但卻有一個人對花蓮的愛，很多、很多。

這個人，就是蕭美琴。


他對花蓮的愛，就跟我身邊的花蓮人、年輕人們一樣，只是希望花蓮可以越來越好，如此簡單。


雖然我身邊大部分的朋友都不是花蓮人，但如果你有花蓮的朋友，希望你可以跟他說，1月11日，支持蕭美琴。

讓我們對花蓮的愛，可以在這一天轉變成守護花蓮美好的力量，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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