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月刊 10月專題
胡菊人（英語：Hu Chu Jen，1933年—2025年） (紙上極樂；鍾玲：所識者之中最具風骨的人物；余英時先生-江青女士 中國必須回到文明的主流（上）；漫談一些我比較愛看的雜誌(李弘祺) )《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明報的千字專欄文集 所以什麼都點到為主 譬如說 指出曹雪芹喜用"猴"字形容寶玉。《李約瑟與中國科學》 ) 前《明報》社長胡菊人和陸鏗合辦的雙周刊《百姓》
胡菊人（英語：Hu Chu Jen，1933年10月12日—2025年9月3日[1]），原名胡秉文，廣東順德人，香港報人、專欄作家和文學評論家之一。
背景
胡菊人早年於廣東成長，初中三年級尚未畢業便隨親戚到香港生活[2]，於聖類斯中學當校役和教堂雜役[2]，後在1961年畢業於珠海學院英語系[1]，曾向琴家、藝術教育家蔡德允學習古琴。[3]先後任《大學生活》社長及主編、《中國學生周報》社長。
1968年開始擔任《明報月刊》的主編，前後歷經十三年，月薪是4,700元，1981年離開《明報月刊》，加入傅朝樞創立的《中報》。臨行前，金庸特地在海城酒樓設宴歡送，贈「黃金勞力士」。1981年6月1日創辦《百姓》半月刊。1996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此前他於1985年至1990年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1]。
2025年9月3日當地時間晚上11時20分，胡菊文在溫哥華列治文醫院（Richmond Hospital）離世[4]，安葬禮於Ocean View Burial Park舉行。
個人生活
胡菊人已婚，與妻子劉美美有一子（胡雋生）一女（胡港菱）[1]。
作品集
- 《小說紅樓》
- 《小說水滸》
- 《小說金庸》[5]
- 《李約瑟與中國科學》
獎項
至於我與胡菊人先生長達逾46年的缘分，请看我去年9月寫的悼文《
永遠懷念我生命中的貴人—胡菊人先生》。全文如下：
我在香港時代的新闻界行家暨好友張结鳳，昨晚發給我一份訃告：前香港巜百姓》半月刊主编、明报月刊前主编胡菊人先生，9月3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列治文医院安详辞世，享年92歲。
結鳳曾任巜百姓》半月刊採訪主任多年，菊人先生移民加拿大後，一直與胡太太劉美美姐保持聯絡，她的消息當然是最准確的。
雖然隨着年歲漸長，見慣了生死，但隨著又一位我生命中的貴人駕鶴西去，內心总觉得既无奈又悲伤。
胡菊人先生是引領我進入報界的伯樂。當年他被傅朝樞游說並重金礼聘创辦《中報》，出任總编輯。我去应試，蒙他破格錄取，給我兩份工作讓我挑选，一份是校对，一份是資料员。我选了薪水少、地位低的校对（事實證明我的選擇完全正確）。
菊人先生之所以在众多应徵者中，让我這个既无学历又无背景的大陆妹「脫穎而出」，除了他「慧眼識燕」，也是由于他看了我在明報副刊及中國版的几篇投稿。
我还記得有生以來发表的第一篇处女作，題目為《斥字读作斤一》，内容描述在那个「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荒唐年代，大陸一名乡村教师，不懂驳斥的「斥」字如何发音，居然把它读作“斤一”，误人子弟至极！没想到這成了我踏入報界的敲門磚。
由於菊人先生「不拘一格选人才」，1979年11月，我进入筹備创刊的香港「中报」任职校对，开始实现少年时代当记者的梦想。
如果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我虽不敢自称千里马，但胡菊人、陆铿先生两位是我生命中的伯乐，知遇之恩没齿不忘。
我之所以得以进入中报，是胡菊人破格录取，而后实现当记者的理想，却是陆大哥「无心插柳」。
当时「陈棘荪」名字如雷贯耳，我作梦也没想到他成为自己的伯乐。胡菊人后来力邀陆铿出任中报总主笔，我在校对之余，尝试写了一篇有关大陸新动态的报道，立即获陆铿拍板刊用。据中国版林主编告说，「陆先生选稿标准严格，此前一些来稿，作者不是博士，就是大学讲师，但陆先生说都不及你写得好，要你以后多写呢。」
陆铿可能没想到，一句夸奖，使我深受鼓舞，生平第一篇新闻报道见报的意义，对我何等重要。这也是后来我得以被「挖角」成为新闻记者的机遇。
陆铿的字写得龙飞凤舞，一般人难辨认，当时大家都怕校对他的稿，我被誉为「零错字」校对，经手校对的稿，未挨过陆铿的骂。
胡陸兩人因辦報理念，後來與傳家父人鬧翻，聯手創辦《百姓》雜誌，由於我全程參與採訪中英兩國政府談判香港九七回歸問題，他們經常邀約我提供特稿，我用「燕南飛」的筆名，寫了不少受讀者歡迎的稿件。
在我38年的记者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是，我当时工作的《快报》，於1984年9月26日率先全球獨家发表中英联合声明草签文本，轰动一时，当天的《快报》，洛阳纸贵，一早就被抢购一空，有人称道「曾慧燕打敗了全世界的記者」。
菊人先生1985年3月1日，為庆祝「快报」22周年撰文《快报的光荣—發佈全球獨家大新聞》，全文如下：
「快報」庆祝22周年，去年21周年的時候，筆者寫了一篇「快报之快，不亦快哉」誌賀，時間也過得挺快，如今又要執筆了。
这一年來，「快報」令人印象特別深刻。此由於她全球獨家首先發布了中英「聯合聲明」的內文。這樣重大的消息，提高了報紙的聲譽，增加了廣大的銷路，又一次以鉄的事實，證明「快報」的新聞是既準且快的。
中英「聯合聲明」舉世矚目，人人想先睹為快。香港、北京、倫敦三個政府，於1984年9月26日同时公布，香港政府新闻处，为了方便新闻工作人员，早一点获知其中内容，特别安排在公布之前一个鐘头阅读，岂知「快报」竟一早就早了一整天。
究竟「快报」何以如此神通广大，將一个如此重要的国际協议，及早拿到了手？在当时已经为人议论纷纷，至今仍诸多忖测，但「快报」至今未见透露消息来源。
当时往北京採访的香港记者，对於「快报」能独家获此消息，颇有不满情绪，要求北京外交部徹查。外交部及有关单位，也为此紧张了一阵，如此重大机密外洩，当然不能轻易放过，但是终究也查不出来。这种种反应，自然怀疑这是从北京洩露出来的。
在香港，有些报章则抨击这是香港新华社为了“统战”，有意放给「快报」的，这样做对其他新闻单位非常不公平，人人都为此大新闻而搏到尽，如今竟厚此薄彼，使「快报」轻易得之，为此表示了愤慨。
那么究竟是不是北京或者香港新华社有意放出来的呢？筆者並非「快报」工作人员，自不明其中内情，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条约，有关政府有遵守事前不得单独公佈的义务，並且早就同意中英港三方同时发布。如果连这点都不能遵守，那么影响五百多万港人命运的協议条款，又如何保证能遵守？是以，无论中英港三方政府以至新華社，都不可能事先洩露給「快報」。
筆者傾向於這是「快報」記者的本領大，別人拿不到的他可以拿到。當然拿到的渠道以及傳遞的方式，可能永遠是一個謎。而且拿到的地方以在北京的可能性最大，此因北京傳閱這個文件的範圍較廣。
如果是這樣的話，则「快報」的記者有幾點是值得稱道的：
第一，他們關係廣、渠道多，消息靈通之極，否則不可能找到有關的人提供如此重要的資料。
第二，「快報」記者能取得别人的信任，提供资料的人，是冒著極大的危險的，萬一露了底，輕則丟官，重則坐牢。但為什麼肯這樣「幫助」「快报」的记者呢？受了感动，认为记者的工作精神了不起；同时，信得过记者，认为他们一定会严守秘密，不会说出消息来源。这样的一种信任，是记者极难得到的条件。
第三，「快报」记者有勇气，有犠牲精神，有敬业德操，记者本身如果给查出了证据，大有可能被控以“洩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记者既取得了这么重要的资料，发布不发布，全于一念之间，如果想到自己的安危，大于新闻工作者的天职，如果顾慮到自己可能被扣、坐牢，也就可能犹豫起来了。这当中 可能有个「我有胆给你，你敢不敢发布」的问题存在。但「快报」记者义无反顾，当下就作了抉择，宁愿自己或遭遇困厄，也要將新闻天职放在第一位。有这样的大勇精神的记者，我觉得这是「快报」整体的光荣。
绝对不能洩露的新闻洩露了，令我想到一个景象，香港政府如臨大敌，政府印刷廠的工人日夜二十四小时赶工，为了保密，工人进廠以後就不许出来，不得回家睡觉、吃饭。然而就在同一区域的东区，有间报館的印刷廠，机器也在滚滚如飞轮的转动，印的却是同样的东西。如此的严密佈防，机密已经飞走，宁不令人失笑！
燕語：重讀菊人恩师的宏文，深感：知我者，菊人也！他在文中分析记者几点“值得稱道”的地方，真是说得太凖了，基本情况就是如此。感谢他的文章，为这次历史性事件，留下一个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的记录，也是最佳註脚。
與許冠三胡菊人結緣
江青女士（下稱「江」）：您是怎樣成為《明報月刊》的作者的？
余英時先生（下稱「余」）：我跟《明報月刊》關係很深。我自一九五五年，就到了美國。《明報月刊》一九六六年創辦時，我在美國教書，並不認識總編金庸先生。一九七一年我從美國回香港，才經人介紹認識金先生。我第一個接觸的《明報月刊》編輯是許冠三先生。許先生已過世了，他比我大幾歲，是學歷史的。
一九六三至六四年許先生自印了一些文章給大家看，問了我許多問題，我也回信答覆。這些信我都沒有保留，後來他編《明報月刊》，就把書信往來整理成文發表（《涵養新知 商量舊學》，本刊一九六六年四月號）。他發表這些文章時，我不知道，是後來才得悉的。這些信的內容，與討論中國有關係。一九七三年至七五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任職，當時《明報月刊》總編是胡菊人先生，他夫人劉美美女士是新亞的學生。他們做了一個很長的採訪，這個長篇訪問（《中國在遽變中未能完全脫離傳統之流弊》，本刊一九七四年一月號）刊出後，引起注意，招致《新晚報》連續罵了兩天。他們說我批評文革，沒有加強中美關係的建立。其後，我也認識了該報總編羅孚，他說刊報時他剛好不在香港，手下編輯開罪了我。我說，沒開罪，我了解《新晚報》的立場。
江：我也是因胡菊人先生開始和《明報月刊》結緣。
余：什麼時候？
江：一九七三年，我在紐約成立江青舞蹈團。一九七八年，去香港參加亞洲藝術節演出。胡先生連續幾天寫藝評，從文化角度來寫，讓我很驚訝。胡先生擅彈古琴，眾所周知，他是個十分真誠的人。後來，我寫教舞蹈的文章，挑了些交給他刊登。一九八二年至八四年，我在香港舞蹈團任藝術總監，常常把演出構思寫成文章交他發表。董橋先生接任時，我和《明報月刊》依然這麼往來。
余：我其實更早結識胡先生。我的朋友辦了友聯出版社，《中國學生周報》就是這個出版社創辦的，朋友找我做《周報》的編輯。我是第一任總編輯，可只做了兩三個月，因為想專心做研究。胡先生那時候十分年輕，也在友聯工作，那時候我們彼此都知道對方，但沒有真正接觸。一九七六年，我寫文章探討大陸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文章由《聯合報》連載十幾天，十分轟動。這篇重要的文章（《反智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之分野與匯流》，本刊一九七六年二月號、三月號連載》）是因為胡菊人約稿。我很想念胡菊人先生。
江：他後來辦《百姓》雜誌。
余：那份雜誌的老闆不行，是投機商人，不是理想的報人。
與董橋之因緣
江：胡菊人離開《明報月刊》後，董橋先生接任。您和董橋關係特別深——
余：董橋任內，我寫論文推究陳寅恪的舊詩，解釋其詩中隱晦的內容，是批評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時事的。這些文章大陸很關注，引起很大爭論。大陸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就是對這場爭論作總結。還有，我也寫了《胡適傳》。中英政府展開談判香港回歸時，董橋也讓我寫許多文章。總而言之，給董橋寫了最長時間以及最多文章。
江：我常常到香港，跟董橋很熟悉，見面頗多……
余：我只見過董橋一次，那回從美國回香港，他請我吃飯，還有新亞書院老先生——牟潤孫。那是惟一一次的見面和談話。董橋七十歲時，我寫詩祝賀……
江：我就跟董橋說，余先生給你那麼大面子。我的四部書，有三部都是董橋作序。
余：他的散文很細膩。羅孚寫了《你一定要看董橋》一文，他的散文在大陸大受歡迎，和羅孚此文有關。
江：他的書法也非常出色。
余：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通過董橋邀我出書，出版了《中國文化史通釋》，董橋為該書作序。我和《明報月刊》的關係，董橋是重要的角色，這樣才維持下去。胡菊人先生離任後，我和《明報月刊》失去聯繫，直到董橋寫信約稿。但董橋和我早已是互相信任的朋友，不只是編者和作者的關係。
《明報月刊》的價值和使命
江：《明報月刊》的價值和使命，您怎麼看？
余：《明報月刊》是惟一的文化和思想刊物。不是政治刊物。政治是附帶的，不是重點所在。我認為《明報月刊》最主要的貢獻是思想和文化方面。一九四九年底我到香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有第二份刊物，具有這樣的內容性質。《明報月刊》有廣泛的文化性和思想關懷，容量非常大，試圖做到通盤了解人類社會和文化。更難得的是，託香港言論自由之福，這一刊物竟延續五十年之久，而且還在向前走。這樣的刊物十分罕有。
江：兩岸三地知識人，怎樣發揮作用？
余：知識人的重要性，是中國很特殊的歷史。自先秦孔孟以來，中國的「士」或「士大夫」，即所謂的知識人，他們入世，是社會的一部分，負起責任。儒家的「道」一方面超越塵世，另一方面又正視人世，認為人生只此一回，要極嚴肅對待，不可草草混過。道家比較灑脫，但同樣肯定人生，不過要人不為世俗名利所困而已。道家「無為而治」，要求一個高度自由的秩序。
中國的「士」即使不做官，歸隱或著述，仍關懷社會。而西方，像希臘哲學家，雖然也關心社會，但偏重抽象思維。西方之出現知識人，一直要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才比較普遍。相比起來，中國早自漢朝，已有察舉制度，選拔治理國家的人才。這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西方統治階層，或是貴族、或是商人，或是武士，但都不是知識人。西方知識人的社會關懷、文化關懷，發源於宗教。但這個大問題一言難盡，我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討論很多，請參看。
江：您不說「知識分子」，而說「知識人」，用「人」這個字特別精準。
余：我以為稱「知識人」，比稱「知識分子」妥當，一九四九年以後，什麼什麼「分子」，都是被批鬥的對象，諸如反革命分子、勞改分子、右派分子、投機倒把分子等。日本人也稱「知識人」，中國也可用這個詞語。
我的意思——不是要知識人像過去「士」或「士大夫」那樣主宰社會體制，而是要他們發揮關懷社會和弱勢人群的精神，作為現代社會的批評者。以美國為例，也不是知識人領導社會。現在有所謂的「公共知識人」，很接近中國的「士」，他們和社會息息相關，不單擅長自己的專業。西方的人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如遊行、罷工等方式解決問題。中國的傳統不一樣，知識人的作用比起西方社會重要。當年「五四」運動和最近「六四」還都是知識人出頭領導的，他們把傳統「士」的基本精神轉化為現代社會中批判的力量。一直要等到進入民主社會以後，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落實了，才不必借重知識人。以現在中國大陸的情況而言，還是要靠知識人。現在的問題是，事實上當局為了維護政權，害怕知識人引起動亂。我知道共產黨的想法就是不要有任何動亂。最好防止動亂的方法是，讓人民有途徑表達不滿，促使政府各部門協力解決改善。這是西方的辦法。西方媒體報道問題所在，政府負責人必須面對它，解決它。如果一個政權不斷自我完善，就是一個最可靠最穩定的社會。如果以暴力壓制一切不同的觀點，就等於自掘墳墓，所以說中國仍處於秦始皇時代。
江：一九七八年以後，您就不再踏足中國，可對中國大陸那麼了解。這是很深的中國情懷。現在大陸叫「公知」（公共知識分子）的，是不是等於您所謂的「士」，他們具有社會責任感和良心，例如徐友漁、賀衛方、章詒和等。他們不是異議人士、民運人士，他們眼於文化思考，對當前社會問題提出看法和批評。
余：他們就是現代的「士」。從「士」的精神轉換而來；但他們不同於傳統的「士」，把皇權看得高高在上，而是把政權看做是平等的公共組織，可以平等對話。不過現代知識人也同時必須有高度責任感，必須對自己的批評負起責任，決不應信口開河。
（如欲閱讀全文，可選擇明報月刊iPad版，或到各大書報攤購買。）
（江青為旅居紐約和瑞典的華裔舞蹈家。）
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三聯，2008 對江青的舞蹈讚譽有加：
紙上極樂知悉胡菊人先生，是從《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這本書來的。
胡先生當年編過香港《明報月刊》。在台灣戒嚴時期，《明報月刊》可是查禁雜誌。那個肅殺年代，愛書秘密同盟裡，誰手上能掏出一本《明報月刊》，立刻就晉升群組老大，講話都帶回音。
（我在說我自己啦， 當時，我不只有三本《明報月刊》，還有兩本香港《七十年代》雜誌。之外，香港《南北極》、《百姓》雜誌各有一本。）
胡菊人
胡菊人
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
香港:百葉書舍 1977
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 胡菊人 1981 初版 遠景叢刊
這是明報的千字專欄文集 所以什麼都點到為主
譬如說 指出曹雪芹喜用"猴"字形容寶玉
第十五回 鳳姐說
"你是尊貴人"
"別學他們猴在馬上"
這可能牽涉到 "馬上封猴"等民俗的說法
“猴與馬”造型母題 參考 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
由鄭樹森傳的訊息，驚聞胡菊人2025年九月三日在加拿大去逝了，享壽91歲。他是我所識者之中最具風骨的人物，透過主編明報月刊、百姓等雜誌，引領人間正氣。我新出書《我的紅楓歲月》有一整章描寫他。記得约在1979年左右，在香港菊人跟我坐在朋友家地氈上聊到魯迅的短篇小說「藥」，兩人越談越興𡚒，他一口我一口讚賞其象徵手法，其以小見著，寫出整個國家的命運！是他鼓勵我寫極篇磨練小說筆法，刊登在他編的百姓雜誌上。朋友，好走。照片立者左起：胡菊人、劉國松、余光中，坐者左起相金銓、盧燕、陳之藩。
蔡登山主編的複印 《大人》月刊《大成》前《明報》社長胡菊人和陸鏗合辦的雙周刊《百姓》1978.8 ~1987 夏 (中間有中斷) 連載8年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6171983753211...0
1985年6月1日香港《百姓雜誌》刊出陸鏗的「胡耀邦的訪問記」2萬多字，我拿到該文全文影印稿，偷偷地交給他，毫不遲疑，一週後《自由時代》用掉半本雜誌的篇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