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的話】
民國41年，我獨自來台北討生活，在當時最熱鬧的「第一劇場」周邊，沿著延平北路二段、保安街找工作，我就一家、一家店面走進去問，有沒有需要人的？
走完整條商店街，都沒有老闆要用我。於是我又轉進兩側延伸的巷弄裡，向那些沒有招牌門面的商家詢問。最後找到一家店，這家店沒有招牌也沒有陳列商品，裡面分成兩半，一側靠牆擺著一條長桌，上面堆滿了要修理的電器，有電晶管的音響，也有電風扇。另一側則是陳列著許多玻璃瓶，裝滿了五顏六色的糖漿，是店家煮來要賣給冰店的。
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糖漿店與電器行」的店員。
那間店，店堂門上著4塊木板，要開店時，我就把它們卸下，用腳踏車的內胎綁在一起靠在騎樓邊。
在那間店，我要製作糖漿，用一個兩手環抱那麼大的鍋子把糖漿煮稠了，將香料、顏料倒進大鍋裡用一個大杓攪動，調勻後，再把糖漿灌進一支支玻璃瓶裡。
那些玻璃瓶都是老闆向「酒干倘賣無」的商人買來的，我也要去負責洗那些瓶子。我每次洗完那些瓶子，就覺得兩隻手好癢好癢，不知道那些瓶子本來是裝什麼的啊！
我洗完後，灌完糖漿，再一瓶瓶地貼上標籤。
不煮糖漿不洗瓶子的時候，我是電器行學徒，出門收人家壞掉的電風扇來修理。
那時候，台北市民樂街，到寧夏路一帶，有很多的妓女戶，妓女戶是「修電扇」業者的大客戶。他們都是一個長房間隔成一小間一小間的，沒有窗戶，只有頂上裝著一台電風扇，所以很悶熱，電風扇就整天開著，很容易壞。
妓女在妓女戶裡走動穿的都很清涼，我去收電風扇時，總是面紅耳赤，羞得抬不起頭來。所以我很快地這個區域小有名聲，妓女們都喚我：「紅面仔。」
有一天，我又在那幾條巷子裡穿梭著，從那一間間小小的木板隔間裡，扛著壞掉的電風扇走出來。眉毛滴著汗，水淋淋地看到一個妓女坐在巷子口的刨冰攤，正大口大口吃著一盤五顏六色的冰。
「唉啊！那不是我煮的糖漿嗎？」我急起來，看到自己親手製作的糖漿一瓶瓶站在攤上，兩隻手臂都發癢了，顧不得肩膀上還扛著電風扇，趕緊站到妓女的面前，拼命地對妓女擠眼睛，示意她別吃了。
後來啊，她加緊吃啊，在我面前快快地吃光一盤冰。
我到現在還是不吃刨冰啊！
【春明的話】
現代人已經習慣用錢思考，凡事都講求速度方便，越來越懶惰。以前台北到宜蘭有三條路：濱海、北宜跟火車。如果走濱海的話，可以慢慢晃過一個接一個的漁村；走北宜的話，每轉一個彎，都有不同的小村落，每個村落都跟社會、跟馬路有很綿密的關係。
現在，直接從台北隧道一穿，就到宜蘭；從宜蘭一穿，就到台北，久了之後，人節省了時間，卻少掉了很多該認識的東西。
我有一次跟一位生物系的教授去中央山脈調查山椒魚的生活史，出錢贊助這項計畫的人，要求要跟著上山，他們都是律師、醫師、議員等等有身份地位的人，約七、八個人。登山不是遊山玩水，是有危險性的，我們請了三位原住民朋友來幫忙挑東西、開路。後來我們迷路了，我們只好在山上多留一天，等原住民朋友分頭去找路。這時，這些本來在城市裡看起來很了不起的人，在山上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當時如果沒有原住民朋友回來帶路，一定會發生危及生命的事。
所以說，生活就是教育，原住民就算不識字，也能在山上險惡的環境裡生活得很好。
現在學童大概很少走路上學。我以前從家裡到學校，沿路就要經過棉被店、作紙錢的、作掃把的、賣豬肉的、打鐵的店。這些地方，光是聽聲音就很精彩，像打鐵店敲打鐵砧和風櫃的聲音，聽起來很美妙。
我小時候，每個小孩都有自己的陀螺，所以就認得好幾種樹，這是樟樹、那是烏、相思樹等等。我們知道要找哪一種木材，陀螺才會轉得又穩又久。我們跟你們最大的不一樣，就是我們是用腳在讀地理，用自己的腳走遍自己的家鄉，認識家鄉的很多事物和人。
【關於春明】齊邦媛談〈魚〉
我當初（一九七二年）萬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書組，被區萬里先生稱為「苦海」的挑戰，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最有意義的工作成果之一。為達到改編的理想，恢復國文課本應有的尊嚴，讓每一個正在成長學生的心靈得到陶冶與啟發，在那個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僅要步步穩妥，還需要各階層的支持。
【關於春明】齊邦媛談〈魚〉
我當初（一九七二年）萬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書組，被區萬里先生稱為「苦海」的挑戰，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最有意義的工作成果之一。為達到改編的理想，恢復國文課本應有的尊嚴，讓每一個正在成長學生的心靈得到陶冶與啟發，在那個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僅要步步穩妥，還需要各階層的支持。
在政治高階層，我們必須尋求一些保護。我曾以晚輩的身份，拿著新舊國文課本目錄拜望早年教育部長陳立夫、黃季陸；也以學生身份去看望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王世杰，希望他們在輿論風暴之前，能對我們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為他們自己是文人從政，對文學教育和學術尊嚴也有理想。我尤其記得黃季陸先生，對我侃侃而談民國以來，國民教育的種種利弊得失，他很贊成政治退出語文教材，一談竟是兩小時，還說歡迎我以後再去談談我們編寫的進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聽教益。老國民黨有不少被歷史定位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穩定社會中以書生報國之心從政，卻生不逢辰，生在政爭的中國。
在編審委員會中，我最需要資深委員的支持，當時代表編譯館最資深的編審者是洪為溥先生。我初到館時，他對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作人文社會組主任頗感懷疑，甚至反感。經過幾次懇談後，對我漸漸轉為支持。討論第三冊篇目時，我大力推薦黃春明〈魚〉。沒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過，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開會，能不能讓這個案子復活，再討論一次？」
屈先生說：「還討論什麼呢？投票也通不過。」
我說：「我為它跑票。」
我第一個去跑的就是反對最激烈的洪為溥先生。他的辦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間，窗外都對著舟山路台大校牆外一棵高大豐茂的台灣欒樹，太陽照在它黃花落後初結的一簇簇粉紅色果子上，美麗中充滿自信。他說：「這篇文章講小孩子騎腳踏車，在山路上將買給爺爺的魚掉了，回到家反反覆覆不斷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相當無聊，怎麼講呢？」
我想起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本語文教學書，讀到一位中學老師寫他教初中課本選了莎士比亞《馬克白》（Shakespeare's Macbeth）一段：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on it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這碎步中爬行，
直到註定時刻的最後一秒。
Creeps on it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這碎步中爬行，
直到註定時刻的最後一秒。
這位中學老師問學生：「為什麼連用三次『明天』？」學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點：活得很長，會有許多明天。老師聽完後說：「你們想著，那麼多明天可以去騎馬、打獵、釣魚，馬克白因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惡事，所以他的許多『明天』是漫長難捱。」用一個簡單的字，一再重複，它所創造的意境，老師大有可講之處。就像〈魚〉，小孩不斷重複「我真的買魚回來了」，也有令人玩味低迴之處。
下一次開會時，屈先生果然將上次未通過的幾課提出再討論，洪先生突然站起來說：「我們的學生百分之八十在鄉鎮，對〈魚〉中祖父和孫子之間的感情應是很熟悉，這樣樸實的情景會讓他們感到親切。」第二次投票通過，我記得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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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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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巨流河》，齊邦媛著，標題為板主自擬。
【春明的話】鍾楚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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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雜誌》創刊前，我和大頭（陳映真）說：雜誌不能太灰，稍微綜合一下會比較好。所以建議雜誌訪問鍾楚紅。那時大頭還問我：「這個人是誰？」
《人間雜誌》創刊前，我和大頭（陳映真）說：雜誌不能太灰，稍微綜合一下會比較好。所以建議雜誌訪問鍾楚紅。那時大頭還問我：「這個人是誰？」
一直以來鍾楚紅形象都很好，那時候她本來要拍〈莎喲娜啦．再見〉改編的電影，後來不是她。
後來大頭與我一起去飯店和她見面，做了一段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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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訪問刊登於《人間雜誌》第一期，內文鍾楚紅被問到喜歡的小說家：
「是他的（睜眼，指著黃春明）。他寫的，是一般人沒有寫的。如此，他寫下層的，小的人物，說出他們的悲哀，他們生命裡獨特的力量與命運，為他們的不幸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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