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植芳小傳
賈植芳，1915年出生於山西襄汾，筆名楊力、冷魂等。1935年在北平上高中，參加「一二·九」 學生運動，首次被北洋軍閥當局逮捕，經親人保釋出獄後，赴東京日本大學學習；1937年棄學回國參加抗戰，1945年在徐州從事偽軍策反活動被捕入獄，日 本投降後獲釋；1947年因「煽動學潮」被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逮捕，一年後經親人保釋出獄；1949年後歷任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復旦大學教授，1955 年因「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蒙冤入獄11年，後回校接受「勞動改造」，1978年平反。
此後在復旦任中文系博士生導師、圖書館館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顧問；並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名譽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顧問、上海通俗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等職。
著有小說集《人生賦》、《賈植芳小說選》，散文集《熱力》、《暮年雜筆》、《彫蟲雜技》、《我的朋 友們》、《老人老事》，專著《近代中國經濟社會》、《中國新文學與傳統文學》。另有《賈植芳文集》（4卷）、《賈植芳回憶錄》、《賈植芳致胡風書札》、 《劫後文存─賈植芳序跋集》等，譯著《契訶夫的戲劇藝術》、《論報告文學》、《契訶夫手記》，回憶錄《獄裡獄外》等。
「醫院就像監獄」
不得已在醫院「扎根」的賈植芳，似乎討厭了這被四面牆包圍起來的空間。他說要「好了趕快回家」，又囑咐記者「把報紙寄到家裡，不要寄到醫院」，鄭而重之地讓侄女遞上一張名片。在四度入獄的他的眼裡，「醫院這地方不能住，醫院就像監獄」。
1996年底的一次「事端」，讓賈植芳的弟子張新穎至今難忘。那次是先生住院，他陪床，一如既往地 聽先生數說醫院的「不是」。起初賈先生還算平靜，卻越說越激動，「他說的還是醫院，我聽著，卻越來越像監獄了。到後來，已經分不清說的是醫院還是監獄，他 高聲罵起來。他罵醫生、罵護士，罵同病房的人，罵來看望他的人，見誰罵誰……」直到吃了鎮定藥安穩下來。很久以後，賈先生才向他說起，「那一刻出現了幻 覺，覺得就是在監獄裡」。
追憶文壇泰斗賈植芳 一生四陷囹圄 傲骨寫就人生
http://www.wenweipo.com [2008-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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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上海新聞中心記者：凌馨
2008年4月24日18時45分，20世紀30年代文壇最後一人、「七月派」重要作家賈植芳走完 了92載人生。他著作等身、桃李滿門，在最動盪的時刻曾四次入獄卻從沒違背自己的良心，正如他生前為自己寫下的文字一樣：「檢點一生，出入於黑黑白白之 間，周旋於人人鬼鬼之中，但心裡所嚮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從未熄止。」2008年農曆年前，病中的賈植芳最後一次接受《文匯報》採訪，一個多小時中，他 健言談笑。臨別時，賈先生循著老習慣要贈書留念，用顫抖的手為客人寫下贈言，那些扭曲、難辨的字跡，彷彿時間在這個九旬老人身上留下的印記。最後一眼，是 看到他在窗前揚著手說再見。
「喝水」、「吃糖」，甫一落座，賈植芳就招呼著侄女倒水、派糖。老人依舊好客，開著空調的病房甚 為乾燥，賈先生不時地喝口茶潤潤喉。除了每天都要喝茶，老人對煙酒的熱愛是出了名的，他也幾乎逢人都會講自己嗜煙酒。侄女桂馥說，姑父這兩年因為肺炎加 重，在家人的強迫下戒了煙酒。
「開心」坐監 笑言「牢飯」差
少了煙酒的樂趣，賈先生似乎更愛外出了。每逢周六，他都要帶著家人逛超市、喝咖啡，吃完晚飯才回 家。弟子張業松亦道，先生除非被限制了自由，否則總是喜歡到處跑。弟子說賈植芳喜歡的地方很多，老家山西、解放初住過的蘇州、流亡時到過的香港……。 2003年，88歲的他還特意到澳門「公幹」，無奈當時沙士兇猛，令他三遊香港的計劃未能成行，至今念念不忘，一再地問起：「你們到過香港嗎？」
坐監獄，總不會是什麼開心的事，但在賈先生看來，卻成了他一生中「開心」的經歷，因為「吃飯不要 錢，也不要房錢，還有保鏢」。他又說，長壽的「秘訣」就是「勞改把身體鍛煉好了」。他甚至「點評」了4次蹲監的伙食，「北洋軍閥、日本人、國民黨的監獄條 件都好，咱們的監獄最落後，吃不飽」；又說「還是人民民主專政厲害」，說完大笑起來。
四度入獄都是因言賈禍，四次罪名都是「政治犯」，一生被「政治」帽子壓著的賈植芳卻耿直依舊。對於自己晚年的生活，他直言「待遇很低，因為我有前科」。但他頗自矜的，仍是「一生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
賈先生反反覆覆地說，自己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但卻覺得「入了黨好像就不自由了」。他要做的，是「有獨立人格的社會知識分子」。解放後曾經「受上面指揮」陷害胡風等人的周揚，平反後四處向人道歉，賈先生第一個原諒了他，卻仍然不齒他的為人。
檢點一生 周旋於人鬼之間
世人最樂道的，正是賈先生的一生耿介，如他生前為自己寫下的文字一樣：「檢點一生，出入於黑黑白白 之間，周旋於人人鬼鬼之中，但心裡所嚮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從未熄止。所以合則留，不合則去，雖漂泊四方，心卻一念繫之，問心無愧」。先生故去，他的幾 代學生齊聚家中，陳思和、李輝、范伯群……堂前依然掛著身前友人贈送的一幅對聯：「倔強猶昔不易行不傲物，沉吟至今無伐善無施勞」。
「我與任敏結褵六十載」
樂觀豁達的賈植芳，也有難以化解的心結─老妻任敏6年前因病撒手人寰。為了照顧老人的情緒，晚輩們從不主動在先生面前提及師母，「偶然提起他就要淚下」。他說：「（任敏）跟上我受苦，還進監獄，把她放到青海去，兩人分開38年」，這個數字，他記得很清晰。
「她喜歡我有個性」
但賈植芳也有開懷的時候。說起自己的羅曼史，他總會講那段「沒有結婚證」的經歷，把「同居」兩個字 咬得很重，一臉的得意。問起「任敏看上你什麼」，他馬上自豪地答：「喜歡我有個性」。1942年，常在《七月》雜誌上讀到賈先生文章的任敏，傾慕他的才華 與之相識，又欣賞他的個性與之結合，從此相隨60餘載。在弟子們眼裡，他們是復旦最好的「模範夫妻」。沒有人會想到，這位平和的女性，曾經為了營救丈夫東 奔西走，又因為不願與之「劃清界線」被發配青海，在那裡戴過鐐銬、背過死屍，經歷了飢餓的生死邊緣。
「任敏！你要好起來」
但賈植芳耿耿於懷。2000年任敏病危，賈先生緊緊握著任敏的手，大聲叫著她的名字。「任敏！任敏！任敏啊！以前別人整我們，我們沒有辦法，現在好了，我們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你要好起來！」老妻奇跡般地康復，但卻沒能撐過2002年的冬天。
賈先生深情地為亡妻親擬了輓聯：「緣識古都，奔走黃河，尋覓鐵窗，相濡病榻側，不忍思，風雨白頭六 十年，再相逢，非此岸；讀梓東海，育苗西漠，農桑北地，煮字刊南港，休莫提，艱難攜手春寒路，家中婦，天地間。」他把任敏的遺像擺在家中，每天早晨和她一 起喝牛奶、吃早飯，中午喝些小酒，陪老妻說說各種各樣的趣事、往事。就在接受採訪前兩天，賈先生的新書《歷史背影》出版，賈先生對侄女說的第一句話還是， 「把這本書擺在你姑姑的遺像前」。
生前抱憾：「我的朋友們都死了」
身在病中的賈植芳，常常回憶往事。而他想得最多的，就是那些自「五四」起一路同行的朋友。一生坎坷，他可以釋懷「都過去了」；對於友人，他卻道：「我還活著，我的朋友們都死了」。如今斯人亦逝，唯有他一字一句留下的回憶，仍在見證那些穿越世紀的情義。
「硬骨頭」的胡風分子
1937年初，賈植芳首次給胡風主編的雜誌《工作與學習叢刊》投稿。1939年賈植芳到重慶，書信 告知同樣在渝的胡風。其時胡風已是知名左翼作家，被視作繼魯迅之後的「五四」文化擎旗者。面對這樣的「名人」，賈植芳卻「性情比較孤傲，不願意拜會名 人」，亦未在信中寫明住址。胡風跑遍重慶大小報館，終於在3天後見到賈植芳，兩人從此訂交。
應該攀交的時候，賈先生選擇了迴避；但到了1955年，面對可能因胡風事件受到的牽連，他卻硬是 「黏」了上去。當上海市高教局長試圖「挽救」賈先生，要他「交待」與胡風的關係時，他答道：「我們舊社會裡共過患難，他在最困難的時候幫助過我，就是這麼 個關係。」從此便開始了長達25年的牢獄生活。
賈先生不後悔，卻有怨恨。「說胡風是反革命，哪有這回事！」他突然用力拍了一下椅背，好像就要跳 起來罵人。他不願回憶與胡風交往的細節，只是反覆地說，「胡風是冤案」，直到侄女衝著他的耳朵大喊，「現在已經平反了，他們都知道了」。半生歷劫，賈先生 最介懷的，是這位相交一生的老友精神崩潰淒然而去。
為獄友邵洵美糾正訛誤
1960年冬，賈先生偶然與「海上孟嘗君」之稱的出版家邵洵美同監。身患氣喘病的邵洵美對出獄甚感 絕望，曾鄭重其事向賈先生囑托兩件「後事」，請他一定寫篇文章。這兩件事，其一是1933年英國文豪蕭伯納訪滬時，邵洵美負責接待。因蕭伯納不吃葷菜，遂 在素菜館「功德林」宴請，「用了46塊銀元，由我自己出錢付出。參加宴會的有蔡元培、宋慶齡、魯迅、楊杏佛，還有我和林語堂。但當時上海的大小報紙的新聞 報道中，卻都沒有我的名字，這使我一直耿耿於懷」。至於另一件，則是邵洵美與魯迅之間的誤會。「我的文章是我自己寫的，但魯迅先生在文章中說我是花錢僱人 代寫的，這真是天大的誤會！」1989年5月，賈先生專程著文回憶與邵洵美的「獄友」生活，並履行了27年前的諾言，糾正了邵洵美掛懷不已的兩項訛誤。
一方淨土 悼念賈植芳伯伯 （彭小蓮）
胡風分子、詩人冀汸的女兒殷殷給我打電話，她說：「賈（植芳）伯伯去世了。」「什麼時候？」「就剛才。」我一下被嚇住了，就在幾天前，我剛去醫院看望了他，進門只聽見賈叔叔大聲地說：「小蓮，你怎麼沒有給我帶水果來啊？」頓時引得邊上的人都哈哈大笑。
任何時候，賈叔叔都是要讓大家快樂的人，他像一個做脫口秀的演員，隨便你怎麼笑，他就是唬著一張沒有表情的臉。笑聲依稀還在，可是人怎麼已經走了？我們 都堅信他是要活到一百歲的呀！我趕緊給胡風先生的孩子發了短訊，曉山立刻回信了。這時，我正在通知上海其他胡風分子。小顧（征南）叔叔說﹕「啊呀，小蓮， 你說好上星期天是要帶我去的，你就是在那裏瞎忙，我……唉……」他沒有說下去。羅飛叔叔急得話都說不出來，他說：「我心臟不行了，一會兒給你打回去！」只 有何滿子叔叔是冷靜的，他停頓了一下說：「老賈心臟不好……」後面就沒有聲音了。
以黑色幽默面對荒誕人生
記得第一次去看賈叔叔的時候，他在贈送我的書上題簽的是：賢侄 小蓮留念。那是一九八○年代初。那時我還不大明白我怎麼成了他的侄女。後來，殷殷跟我說，你到全國任何有胡風分子的地方，稱說是「分子」的子女，都會被接 受，都會有好吃好住。他們這些人，即使在上個世紀，互相之間也不稱呼「同志」，他們稱呼為「兄弟」，於是我順理成章地成為賈叔叔的侄女了。後來我走遍全國 各地的「分子」家，果真被招待得像侄女一般，我被這一份溫暖和親情折磨了很久很久。
冀汸叔叔比賈植芳年輕，所以他的女兒管賈叔叔叫「伯伯」，我父親（編按：彭小蓮父親彭柏山是一九四九年後接替夏衍的第二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在一九五 五年被打成黨內級別最高的「胡風分子」。）比賈叔叔大六歲，我稱他為「叔叔」。賈叔叔跟我說：「我沒有跟你父親說過話，我只聽過他作報告。他是當官的，我 們這樣的小民，就坐在下面老老實實地聽嘛。不過，你父親還不錯，還是一個讀書人。」
我聽他的補充，哈哈大笑，這算是他對父親很高的評價了。賈叔叔也領會了我的笑聲，朝我眨了眨眼，又說﹕「我在日本當流亡學生的時候，在書店看見你父親的小說翻成的日文書，魯迅先生給他寫的序。」
「胡風分子」相識恨晚
其實胡風分子之間大都不相識——這是一群很奇怪的朋友——一直到文革結束以後，這群因為戴著「胡風分子」帽子的人，都很想看看被打成一個集團——胡風反 革命集團裏的都是些什麼人，用何滿子叔叔的話說：「一看，哎喲，真有相見恨晚的感覺！」後來，他們自覺地「團」在一起，這讓這些老人的晚年比任何人都多了 一份溫馨。
現在回想這些事情，年輕的一代幾乎不能相信，所有的罪行和證據，竟然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舒蕪《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 ——舒蕪交出他與胡風多年的通信所構成的，其中包含舒蕪本人斷章取義、上綱上線的分析，再加上同日《人民日報》編者按語的評論，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就在 全國展開了。胡風先生信中涉及的詩人和作家，後來都成了「分子」。當時誰都不知道編者按語是毛澤東主席親自撰寫的，但是按語中的「雷霆萬鈞之勢，絕不可等 閒視之」的氣氛，已經籠罩了整個國家。五五年六至七月，《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作為單行本的小冊子，僅僅在上海就印刷達八次之多，數量為六十萬冊。 官方正式文件公布的資料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共九十二人被正式逮捕，其後有六十三人被隔離監禁，七十三人停職審查；二千一百多人被株連。
直到一九六五年，這個案子才送上法庭。這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都已經被關押了十年之久。但是最後只有三個人正式判刑：胡風先生十四年，詩人阿 十二年，賈植芳叔叔十二年。其他「分子」免於起訴。我們認真審視這個事件的話，發現事情十分荒誕。原來他們不是在一個平等的條件下論爭現實的。陷害是一開 始就被確定的，這完全是不合乎法律的。有意思的是，這樣違反法律的事情，卻又用法律的形式來解決。正式開庭，依然出示證人，而證人的供詞是被事先審查過， 並且指定證人必須背誦證詞。阿先生在天津出庭的時候，如臨大敵，警察全部出動。因為阿先生堅持自己無罪，堅持認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人為的，是捏造的。 胡風先生雙手攏在自己的袖子裏，站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他還想保持一份人的尊嚴，因為他不願意讓人看見他戴著手銬！
「我沒有背叛朋友」
面對荒誕，賈叔叔竟然用黑色幽默，用自己的生命面對它，開了一個玩笑。
賈叔叔用插科打諢的方式向我憶述被拉出去判刑的那一天：「一九六五年的一天，他們在叫一千七百八十三號……原來上午那個老法警來了，他跟我說就是你，你 還不結案啊？你不懂規矩，你上去。我後來上了車，他們問我吃過飯了嗎？我說我沒吃，他就給我一碗飯，還有一碗青菜，一個豆腐乾，我都吃了。他問我吃飽了 嗎？我說沒有。他說要吃飽，只有死刑犯才讓他吃飽。我想死都要死了，那就吃它個飽，不要做個餓死鬼。後來他說你在這裏等一下，不到兩點鐘，來了兩個青年幹 警。他們說，走，走。把我送到一個武警大廳，一到裏面，已經坐滿人了。一個審判長說，把這個老反革命賈植芳帶上來。
「胡風應該是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十四年，他們跟我說：『罪犯服法……』我聽成『伏法』，即把胡風槍斃了。我想怪不得不槍斃我，已把 胡風給槍斃了。我想胡風都槍斃了，我不要聽了。我想多少年了，搞了這麼一個結果。於是隨便他們講，然後他們問我，上訴不上訴？我說不上訴！判決書要我簽 名，我看都不看就簽了。他媽的這個混蛋，我們過去為了追隨共產黨，監獄進進出出，餓肚子。後來宣判完了，就把手銬給我戴上。我感到蠻光榮。」
「為什麼感到光榮？」
「我不是舒蕪，我不做那些下流事情。我沒有背叛朋友。災害期間，我腿腫得不得了，那會兒就把我帶到提籃橋監獄，把我帶到病號間，現在我不用麻煩人家了，我多少年跟共產黨的關係到這裏結束了。蠻光榮。」
幽默裏包含了智慧
當這個吃飽了不做餓死鬼的賈叔叔，在面對死刑的可能時，他的坦然和幽默，實在讓我笑不出來。可是他就是這樣一路走了過來。二○○三年春節，我去給他拜 年，正趕上「分子」何滿子叔叔夫婦、小顧叔叔都在那裏。我一進門，賈叔叔就說：「你最近拍的電視劇，我看了。不錯。」我一聽就笑了，不知道他是裝糊塗還是 真有點糊塗，或者是沒話找話說。我什麼時候拍過電視劇啊？他說：「怎麼不拍拍你爸爸的事情，這不比什麼故事都好看嗎？」「沒有你這樣的人物在裏面，還有什 麼會好看的？」「那就把我和這些『分子』都拍出來啊。」於是，邊上的「分子」都笑了。
可是我卻笑不出來了。我知道，賈叔叔的幽默裏總是含著思考。後來，我和朋友魏 時煜一起把攝像機對準了他們。但是在對準賈叔叔的時候，因為在同期錄音，我不敢笑出聲，只有停下拍攝時才讓放肆的笑聲爆發。賈叔叔還是舉著那支骽，吸一 口，然後繼續往下說。我只好大叫著：「等等，我機器還沒開呢。」在那裏，他似乎比在自己家還自由，因為賈叔叔的個性，他把所有的約束都給打碎了。
賈叔叔又吸了口骽，變得稍微嚴肅一點：「斯大林也好，希特勒也好，你不聽話，我就把你殺掉。毛澤東是搞群眾專政，叫你寂寞難忍，寂寞得受不了，就自殺 吧，就說你是畏罪自殺，所以我就不自殺。我天天脖子上套著一塊大牌子，上面寫著『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賈植芳』。小孩子圍上來問我，人家牌子上都只寫一 個名字，你上面怎麼寫了兩個人的名字？我說，他是我朋友就一起寫上去了。大家一出校門，就都把牌子摘下來，他們帶著包包去學校，摘下牌子就放在包裏。我從 來不帶包，提在手裏也重，我就掛著牌子往宿舍走。工宣隊說，賈植芳，你還掛出癮來了！『你們給我掛的呀。』『拿掉它！』其實，是後來上面說不要掛了，影響 不好。我也不知道影響誰了。」
遠大的精神境界
二十多年過去了，從我踏進賈叔叔的小屋那天起，他就再也沒有搬走。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水泥單元樓宿舍，幾乎所有的「分子」都是這樣生活著。不論他們 的著作在書架上排了多少本，不論他們得到多少個文學獎，不論他們建樹了多深學問，他們的生活依然是簡單、樸素和淡泊的。沒有一件豪華的家具和擺設，貼牆是 一大排書櫥，裏面塞滿書。賈叔叔把我的書也放在顯眼的位置上，那不是因為我，而是因為我寫了那個時代，寫了他們的故事，寫了一本他認可的書。
有一個教授離開上海調往北京的時候說，即使在上海的大學裏，大家見面仍不是談股票和買房子，就是談自家的孩子，沒有什麼學術氣氛，不像北京。真的很遺 憾，上海就是給人這樣的印象。但是，我是幸運的，因為父親的朋友，這些「分子」給了我一份很珍貴的饋贈——那就是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精神境界。
一代人慢慢地都走了
「到了七九年，我到北京去看蕭軍。我頭上還戴著帽子。我是去開會收集資料的。我叫那個講師到師範大學查資料去，藉此把他打發開，就去找蕭軍去了。我說﹕ 『老蕭，你還認識我吧？』他說﹕『怎麼敢忘記呢？胡風家裏的那個賈植芳。』他說﹕『你在我這裏吃個便飯。』他老婆在生病，我說﹕『算了吧，咱們就見見面。 再見面就是開追悼會了。』我再碰到蕭軍，頭髮都白了。不久訃告就來了，向遺體告別。
「小蓮，我們這代人慢慢地都走了。前幾年，我還到龍華開追悼會，這幾年都不去了。最多送個花圈。咱們這個追悼會，還講黨籍……還有待遇。掛個照片，級別 高的站在第一排，都是老頭子，低個頭。我說，不要低頭不要哭……。小蓮，你記住我的話，追悼會天天在開，牆上掛的肖像也天天在變，一個一個都死了。那個釘 子不變，照片在變。釘子還是那口釘子，下回，我掛在那個地方，你站在這個地方。都是這樣，這個地方就是平等的，每個人都要到這個地方來的。」
說這話的時候，是二○○三年夏天，我和魏時煜帶著賈叔叔和何滿子叔叔回訪提籃橋監獄。天很熱，那時候我還沒意識到重新面對關押過他們的監獄，他們是什麼感受。那天氣溫三十八度，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居然在炎熱的大太陽下走著，他們看上去那麼冷靜。
監獄的政委對我們說：「監獄裏面不能拍攝，不能參觀。」
賈叔叔問：「能看看我當年關押的地方嗎？」
政委說：「不行！但是我可以帶你去看看我們的展覽廳。」
賈叔叔微笑著問道：「那裏有我的照片嗎？」
政委說：「沒有！」
「那就不看了吧！」
政委有點尷尬，這是在監獄裏啊。我這才體驗到賈叔叔的幽默，體會到他個性中的力量。但是我緊張得不敢對他的幽默發出笑聲。
「我從來沒有當過官，我是讀書人」
我從來不知道這些「分子」改變了我多少；我從來不知道我會在對他們的採訪中，學到了多少；更沒有意識到，因為他們，我對痛苦有了重新的理解。二○○二年 春天，我去看（王）元化叔叔，他非常感慨地說：「你要去看看老賈啊，他現在退休工資只有一千元多一點點，還不如一個技術工人。我託人給他送了西瓜去，聽說 他感動得都要流淚了。」我趕緊去找何滿子叔叔，說我們一起去看看賈叔叔吧。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何叔叔堅決地說：「不去，我春節剛去看過他，他很好！」於是 我轉述了元化叔叔的話。何叔叔更加是一臉不屑的表情。
「不可能！你想想這是老賈的性格嗎？什麼時候會掉淚？胡說八道。不去，不去！」
但是，我還是去了。一看賈叔叔依然坐在他那把破藤椅裏，雙腳擱在另外一張條凳上，拿著一本紀德寫的《從蘇聯歸來》。他看見我走進去，只是扔下書，連姿勢都沒有改變，問：「小蓮，要喝水嗎？不要，那就隨便找個地方坐吧。」
「賈叔叔，你退休工資只有一千多塊錢啊？」
他奇怪地看著我，似乎懷疑我為什麼為了這樣一個問題從大老遠的靜安寺跑到復旦來吧。他幾乎沒有反應過來，我著急了，再追問他：「是嗎？」回答很簡單：「是的。」「憑什麼？」「因為我坐了二十五年牢，教齡不夠，只能算一般教師退休，所以大家都是這點錢，我怎麼辦？」
我完全楞住了，他身旁的學生解釋：「是賈先生自己不要的。因為他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解放前一直幫助共產黨，坐過日本人的牢，還坐過國民黨牢。學校要給他作為離休幹部辦理，那待遇完全是不一樣的。他不要！」
我大聲問：「為什麼不要？你跟錢有什麼好過不去的。」這時候，賈叔叔顯得有點不耐煩了。他說：「我不是幹部！我從來沒有當過官，我是讀書人！」
賈叔叔回答我的話，何叔叔也曾經說過：「我們不要做官。我們是讀書人，我們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意味著什麼？沒有權，沒有錢。但是，我們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和思想！」
我把採訪賈叔叔的提問修改了，原來有一個問題：你後悔成為胡風分子嗎？我知道，他永遠不會後悔，即使在文革期間，那麼多人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著胡風這個 名字，但是賈叔叔還會對那些譏笑他的孩子說，胡風是我的朋友。這份黑色幽默裏蘊含了多深刻的思考，體現了多麼強大的人格力量。
其實賈叔叔很了解胡風先生書生氣太甚，政治上幼稚，容易被傷害。
「馮雪峰在開國前在上海的，後來北京打電話叫他到北京去。他回來後跟我們講，毛澤東同志把他叫去，問上海文化界的情況。毛問他，聽說胡風他們有一幫人？ 馮雪峰聽這個話覺得很奇怪，就對我們講。我一聽這話就警惕了，我想怎麼把一個把文學社團看成一個政治集團？毛都是從政治權術方面看問題，不是從文化方面看 問題。那時候，一直不給胡風安排工作，胡風很苦悶。我就勸他不要和他們爭什麼了。我買了一本英文版的《十日談》，我勸胡風翻譯一點書，好好寫一本魯迅傳， 不要去管他們。」
賈叔叔的幽默原來是建立在他政治上的成熟、敏銳和深刻上。他是一個大智若愚的人。你完全不會想到，他那麼輕鬆的笑聲裏，積蓄了準確的觀察和思考。
人生就是遊戲
我終於忍不住問，我要賈叔叔親口告訴我。
「跟胡風做朋友，你後悔嗎？」
「我不後悔！」
「如果沒有這個朋友，你的生活會是怎麼樣的？」
「不會比這個更好。文化大革命連劉少奇都打倒了，老革命都打倒了，周揚四條漢子也進了監獄，我說毛主席五五年把我們抓進去了，六六年我們差不多都出來 了，卻把四條漢子抓進去了。文化大革命以後，把四條漢子放出來了，把四人幫又抓進去。監獄大家輪流坐。我們是勞改第一期畢業，是老資格了。你說，我怎麼會 感到幻滅？人生就是遊戲，我念的中學是美國教會學校，只想回家結婚，娶個媳婦。這個時候，人就很容易感到幻滅，這叫虛無。我大學也沒有念完，高中念了三個 月就被開除了。我只有初中文憑。我那個不安分，在『一二．九』運動被抓進去，但我不是共黨黨員，我和他們沒有關係，我當初就是要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封建統 治，反法西斯。到抗戰的時候，我在日本是流亡學生，受日本警察監視，後來回國參加抗戰，國共合作。後來在國民黨那裏當個編輯。內戰的時候，我又被國民黨抓 進去。終於解放了，你都看見了。」
患難夫妻鶼鰈情深
賈叔叔與任敏阿姨的情感老而彌篤。任敏阿姨從青海勞改回上海之後，就沒有了醫療保險。後來她病得很重，住進醫院以後，一天的醫藥費就要五百多元，這時候 大家也都看明白任敏阿姨的病是很難治癒的，可是沒有人敢告訴賈叔叔真相。只有醫生暗示賈叔叔不要花這個錢了。那時候，真的是賈叔叔經濟上最拮据的時候。賈 叔叔不想跟大家爭論，他裝作什麼都聽不見，就是不肯動搖，堅持治療！正在這個時候，出版社給賈叔叔送來了一萬多元稿費，他連點都來不及點，把錢壓在學生的 手裏說：「快，快快，給醫院送去。」賈叔叔唯恐醫生不再支持他，親自找到醫生跟他們說：「我和任敏來上海時，手裏只有幾個銅板，一捲鋪蓋，現在是有一個像 樣子的家了，我大不了再拿幾個銅板回老家去住。」最後賈叔叔的真情打動了上帝，任敏阿姨活下來了，可惜成了植物人。賈叔叔在學生的攙扶下到醫院，他緊緊地 握著任敏阿姨的手，大聲叫道：「任敏！以前別人整我們，我們沒有辦法，現在好了，我們一定不能自己打倒自己啊！」所有在場的人都嚇呆了，閉著眼睛、不能動 彈的任敏阿姨淚如泉湧！
賈家的奇蹟 任敏阿姨出院回家以後，賈叔叔每天都走到任敏阿姨的床前，對著完全是植物人的任敏阿姨，一點一點匯報自己一天的生活。說完後再走到她的床尾，把任敏阿姨 冰涼的腳握在手心裏，慢慢地把它搓熱，為她捂好被角，這才走到自己的床前。每天如此，一直堅持到任敏阿姨去世。就這樣，在任敏阿姨去世的半年前，有一天她 突然醒過來了，賈叔叔叫她，她對著賈叔叔點頭；跟她說話，她也有反應了。 奇蹟永遠在賈叔叔家發生！ 賈叔叔的眼淚，在五五年被捕坐牢以後，只流過兩次，一次是胡風先生去世，另一次是二○○二年的十一月尾，任敏阿姨去世時。那時，大廳裏擁滿了幾代賈叔叔 的學生，大家在為師母送行！賈叔叔在學生的攙扶下走進來，走到夫人的遺體面前時，誰都沒有想到，這個八十多歲的老人，突然「啪」地一下在夫人面前跪了下 來，大家拉都拉不住他，老人哭了。他說：「你跟我苦了一輩子啊……」 生命就像賈叔叔對我詮述的那樣，有一天，他不會再感到幻滅。在他九十二歲高齡，在他思維依然那麼敏捷的時候，二○○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他的遊戲結束了，那 麼殘酷，卻是那麼瀟灑。我記住了賈叔叔的話：「不要哭泣，站在我的相片面前不要哭泣，這個地方就是平等的，每個人都要到這個地方來的。」 二○○八年六月一日於加州 （作者是內地電影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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