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霖，林茹，任志強，高智晟，郭玉閃

從任志強到“李老師”，中國的納瓦尼們 像納瓦尼這樣高知名度的反對派領袖在中國是不可能存在的。早在進入公眾視野之前，他們就已經遭到封口和監禁，無法接觸公眾輿論。但中國的異議人士從未停止反抗。 袁莉 2月16日阿列克謝·納瓦尼在獄中去世當天，俄羅斯駐華沙大使館外。 Sergei Gapo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看過關於俄羅斯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納瓦尼的紀錄片《 納瓦尼》(Navalny)後，一位中國女商人給我發訊息說，「任志強就是中國的納瓦尼。」她說的是那位因批評領導人習近平而被判處18年徒刑的退休房地產大亨。 在納瓦尼本月不幸去世後，一位住在柏林的年輕異議人士在X上發文稱，「 李老師是最接近中國納瓦尼的人。」他指的是一位被稱為「李老師」的反叛網路紅人，他利用社群媒體分享有關中國抗議活動的訊息，現在已經在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還有其他人：2017年在政府看管下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以及因顛覆罪被判入獄14年、正在服刑的法律學者許志永。 可悲的事實是，中國並沒有類似納瓦尼的人，因為中國沒有反對黨，因此也沒有反對派領袖。 廣告 並不是因為沒有這方面的嘗試。許多勇敢的中國人挺身而出，反抗世界上最強大的威權政府。自2000年以來，非營利人道主義組織「 對話」記錄了中國48699名政治犯的案件，其中7371人目前在押。他們在中國公眾中的知名度都不如納瓦尼在俄羅斯的知名度。 2010年，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展示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影像，他於2017年在政府看管下去世。 Toby Melville/Reuters 在普丁總統領導下，俄羅斯極度不容忍異議。普丁把批評自己的人關進監獄，甚至追捕流亡人士。而在中國，像納瓦尼這樣的高知名度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早在進入公眾視野之前，他們就已經遭到封口和監禁。 「你能想像中國允許著名政治犯像納瓦尼一樣，透過各種直接和間接的方式持續接觸公眾輿論嗎？」已退休的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在X上寫道。 廣告 這就是中國異見者群體在悲痛和震驚中看到納瓦尼去世消息時的想法。他的死亡是個悲劇，他的人生是英勇的。但令他們難以消化的是，納瓦尼能在監獄裡寄出數百封手寫信件這件事。人們給他寫信，只需每頁支付40美分，還可以收到他回信的掃描件。網路上也發布了他最後一次出庭時身在柵欄後面的影片。 「儘管條件越來越惡劣，包括多次被單獨監禁，」我的同事安東·特羅亞諾夫斯基寫道，「他仍然在社交媒體上出現，而他流亡的團隊成員繼續發表對俄羅斯上層腐敗的調查。” 這些在中國都是不可能的。大多數中國政治犯的名字在網路上都受到審查。一旦被捕，就再也不會有他們的消息。沒有人可以去探望他們，只有直系親屬和律師除外，而他們的探訪也得不到保證。中國的政治犯無法與外界聯繫，只能在獄中自生自滅，即使正面臨健康問題的困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就是在政府看管下因晚期肝癌逝世的。 任志強，2013年。這位退休的房地產大亨因批評習近平被判處18年監禁。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有人把退休的房地產大亨任志強稱為「中國的納瓦尼」。他可能一度是中國政治犯中最受公眾關注的人物。他也曾經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社群媒體部落客之一，擁有近3,800萬粉絲。 2016年，在他批評習近平宣布中國所有新聞媒體都必須為黨服務之後，他的微博帳號被刪除。 去年，當我向一個年輕的中國人提起他時，那個人茫然地看了我一眼。任志強被封口時，年輕人只有15歲，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 我從2010年就認識任志強了。但自從他於2020年3月被捕以來，我就再也沒有與他直接聯絡。他的朋友也沒有。我們都對他的獄中生活缺乏第一手的了解。 就在被捕前幾天，任志強告訴我，由於懷疑有攝護腺癌，他已經定了要去做切片檢查。幾個月來，我從與他家人有聯繫的人那裡聽說，他的前列腺疾病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他每天晚上要起床十幾次上廁所。我不能聯繫他的家人，因為接受外國媒體採訪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麻煩。 高智晟是人權律師，在監獄中被關押多年，遭受酷刑，隨後在2017年失蹤。從那以後，家人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甚至沒有人知道他是否還活著。如今，很少中國人知道他的名字。 2022年，活動人士在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前集會，要求釋放人權律師高智晟。 Frederic J. Brow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他們的失蹤是一種常態，」2012年曾幫助律師陳光誠在美國尋求庇護的活動人士郭玉閃曾經寫道。 「（他們）被體制趕殺，被主流社會排斥與提防，被民間遺忘，」郭玉閃寫道。 「而且往往反抗越徹底，失蹤地也越徹底。」 郭玉閃是在2013年，也就是習近平執政的第一年，為一個向政治犯家屬提供經濟援助的組織寫下這些文字的。這樣的計畫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可想像。郭玉閃本人在2015年被關押近一年後獲釋，自此從公眾視野中消失。 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這樣一個受到嚴密控制的社會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擁有像納瓦尼那樣的影響力。共產黨最害怕的就是可能挑戰其統治的組織和個人。正因如此，它不喜歡宗教團體或非政府組織。它害怕那些它認為擁有對黨構成威脅的經濟實力和組織能力的企業家。 它撲滅任何可能發展為燎原之勢的星火。

http://bit.ly/2brIOQ5

被捕的 #維權律師 夏霖，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一年半前，夏霖為被捕的郭玉閃擔任辯護律師，後來自己也被帶走。

他的妻子林茹收到的刑事拘留通知書上，稱夏霖涉嫌「賭博」和「詐騙」。

被帶走後一個月，夏以「涉嫌詐騙罪」被正式拘捕。

「我無罪。」夏霖在最後的法庭陳述中，為自己辯護⋯http://bit.ly/2brIOQ5

【「被拘逾年半，中國維權律師夏霖案終將開庭】http://bit.ly/1UtXxeu
【「7.09」家屬：從受難者到行動者的一年跋涉】http://bit.ly/29mlYWA

律師夏霖和他的時代

「政治案法律化，法律案技術化」，以「技術派」路線與政治保持距離的律師，終被「技術化」罪名捲入政治漩渦，與這時代最嚴峻的問題迎頭相遇。

THEINITIUM.COM

義人“傳知行”創始人郭玉閃 (笑蜀)；中村康二(Koji Nakamura)，《 納瓦尼》(Navalny)

從任志強到“李老師”，中國的納瓦尼們

像納瓦尼這樣高知名度的反對派領袖在中國是不可能存在的。早在進入公眾視野之前，他們就已經遭到封口和監禁，無法接觸公眾輿論。但中國的異議人士從未停止反抗。 袁莉 2月16日阿列克謝·納瓦尼在獄中去世當天，俄羅斯駐華沙大使館外。 Sergei Gapo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看過關於俄羅斯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納瓦尼的紀錄片《 納瓦尼》(Navalny)後，一位中國女商人給我發訊息說，「任志強就是中國的納瓦尼。」她說的是那位因批評領導人習近平而被判處18年徒刑的退休房地產大亨。 在納瓦尼本月不幸去世後，一位住在柏林的年輕異議人士在X上發文稱，「 李老師是最接近中國納瓦尼的人。」他指的是一位被稱為「李老師」的反叛網路紅人，他利用社群媒體分享有關中國抗議活動的訊息，現在已經在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還有其他人：2017年在政府看管下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以及因顛覆罪被判入獄14年、正在服刑的法律學者許志永。 可悲的事實是，中國並沒有類似納瓦尼的人，因為中國沒有反對黨，因此也沒有反對派領袖。 並不是因為沒有這方面的嘗試。許多勇敢的中國人挺身而出，反抗世界上最強大的威權政府。自2000年以來，非營利人道主義組織「 對話」記錄了中國48699名政治犯的案件，其中7371人目前在押。他們在中國公眾中的知名度都不如納瓦尼在俄羅斯的知名度。 2010年，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展示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影像，他於2017年在政府看管下去世。 Toby Melville/Reuters 在普丁總統領導下，俄羅斯極度不容忍異議。普丁把批評自己的人關進監獄，甚至追捕流亡人士。而在中國，像納瓦尼這樣的高知名度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早在進入公眾視野之前，他們就已經遭到封口和監禁。 「你能想像中國允許著名政治犯像納瓦尼一樣，透過各種直接和間接的方式持續接觸公眾輿論嗎？」已退休的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在X上寫道。 這就是中國異見者群體在悲痛和震驚中看到納瓦尼去世消息時的想法。他的死亡是個悲劇，他的人生是英勇的。但令他們難以消化的是，納瓦尼能在監獄裡寄出數百封手寫信件這件事。人們給他寫信，只需每頁支付40美分，還可以收到他回信的掃描件。網路上也發布了他最後一次出庭時身在柵欄後面的影片。 「儘管條件越來越惡劣，包括多次被單獨監禁，」我的同事安東·特羅亞諾夫斯基寫道，「他仍然在社交媒體上出現，而他流亡的團隊成員繼續發表對俄羅斯上層腐敗的調查。” 這些在中國都是不可能的。大多數中國政治犯的名字在網路上都受到審查。一旦被捕，就再也不會有他們的消息。沒有人可以去探望他們，只有直系親屬和律師除外，而他們的探訪也得不到保證。中國的政治犯無法與外界聯繫，只能在獄中自生自滅，即使正面臨健康問題的困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就是在政府看管下因晚期肝癌逝世的。 任志強，2013年。這位退休的房地產大亨因批評習近平被判處18年監禁。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有人把退休的房地產大亨任志強稱為「中國的納瓦尼」。他可能一度是中國政治犯中最受公眾關注的人物。他也曾經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社群媒體部落客之一，擁有近3,800萬粉絲。 2016年，在他批評習近平宣布中國所有新聞媒體都必須為黨服務之後，他的微博帳號被刪除。 去年，當我向一個年輕的中國人提起他時，那個人茫然地看了我一眼。任志強被封口時，年輕人只有15歲，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 我從2010年就認識任志強了。但自從他於2020年3月被捕以來，我就再也沒有與他直接聯絡。他的朋友也沒有。我們都對他的獄中生活缺乏第一手的了解。 就在被捕前幾天，任志強告訴我，由於懷疑有攝護腺癌，他已經定了要去做切片檢查。幾個月來，我從與他家人有聯繫的人那裡聽說，他的前列腺疾病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他每天晚上要起床十幾次上廁所。我不能聯繫他的家人，因為接受外國媒體採訪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麻煩。 高智晟是人權律師，在監獄中被關押多年，遭受酷刑，隨後在2017年失蹤。從那以後，家人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甚至沒有人知道他是否還活著。如今，很少中國人知道他的名字。 2022年，活動人士在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前集會，要求釋放人權律師高智晟。 Frederic J. Brow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他們的失蹤是一種常態，」2012年曾幫助律師陳光誠在美國尋求庇護的活動人士郭玉閃曾經寫道。 「（他們）被體制趕殺，被主流社會排斥與提防，被民間遺忘，」郭玉閃寫道。 「而且往往反抗越徹底，失蹤地也越徹底。」 郭玉閃是在2013年，也就是習近平執政的第一年，為一個向政治犯家屬提供經濟援助的組織寫下這些文字的。這樣的計畫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可想像。郭玉閃本人在2015年被關押近一年後獲釋，自此從公眾視野中消失。 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這樣一個受到嚴密控制的社會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擁有像納瓦尼那樣的影響力。共產黨最害怕的就是可能挑戰其統治的組織和個人。正因如此，它不喜歡宗教團體或非政府組織。它害怕那些它認為擁有對黨構成威脅的經濟實力和組織能力的企業家。 它撲滅任何可能發展為燎原之勢的星火。

“傳知行”創始人郭玉閃獲保釋

經北京“傳知行”創始人郭玉閃的代理律師李瑾證實，郭玉閃已於昨天（9月14日）獲得保釋。郭玉閃2014年10月9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名傳喚和刑拘，今年1月被正式逮捕，但罪名換成了“非法經營罪”。

（德國之聲中文網）被警方從家中帶走11個月後，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公共知識分子郭玉閃9月14日獲得保釋並回到家裡。郭玉閃的代理律師李瑾在接受德國之聲電話採訪時對司法機關的這一決定表示歡迎。她說："具體的我就不多說了，人出來就好。我因為在外地，沒有見到他，但聽說他精神還不錯，只是瘦了很多。"

致力於經濟社會問題研究和維權

郭玉閃北大政治經濟學碩士畢業，2004年和維權律師許志永、滕彪一同創立"公盟"。2007年郭玉閃離開公盟並創立非政府組織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致力於調查研究稅制改革、教育平權、法制改革以及社會轉型中自由與公正、公民參與等問題。同時，他也為《第一財經》擔任特約評論員。

在2008年"毒奶粉"事件以及2009年的"鄧玉嬌刺官"等事件中，郭玉閃都參與了維權活動。2012年4月，郭玉閃和傳知行工作人員 參與營救被長期非法監禁的盲人律師陳光誠，幫助其逃離東師古村並逃進美國駐京使館。

傳知行在幫助被非法囚禁的陳光誠逃至美國駐華使館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取締、刑拘、批捕

一年後的7月18日，傳知行研究所被北京市民政局以"沒有在民政部門註冊"為由取締。只有傳知行社會經濟諮詢有限公司得以作為企業繼續運行。

2014年10月9日，郭玉閃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名傳喚和刑拘，並關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之前他曾公開表態支持香港佔中行動。今年1月3日，北京警方以 涉嫌非法經營罪將郭玉閃正式逮捕。傳知行行政主管何正軍同日也被當局以涉嫌非法經營罪逮捕。４月１５日，兩人同案被移送海淀檢察院審查起訴，並移至海淀公安局關押。8月中旬，郭玉閃、何政軍被指涉嫌非法經營罪的案子第二次被檢察院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

取保候審

郭玉閃的律師李瑾對德國之聲說："郭玉閃就是第二次退偵期間被取保候審的。從法律角度取保候審並非終結，而是變更強制措施。"李瑾希望郭玉閃的案子不會再次進入審理程序，而是能夠就此告一段落。

據先前披露的的起訴意見書，郭玉閃等人被指成立傳知行社會經濟諮詢有限公司，利用"德國博爾、諾曼、美國CIPE、加拿大PI等境外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及美國使館提供的資金，針對中國稅制改革、教育平權、法制改革、社會民生等多個社會領域進行調研，撰寫相關領域調研報告及文章，在大學等社會場所開辦演講會，編制演講稿文集。郭玉閃、何正軍負責將調研報告、文集非法印刷成書籍並進行發放。2007年至2014年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諮詢有限公司印製非法出版物圖書1萬9千餘冊（已鑑定）。"傳知行公司則指出，這些研究資料均係免費贈閱，從未收取分文。

李瑾律師表示，傳知行現已不能正常運轉。郭玉閃將在家中休整，陪陪家人，暫時沒有更多的打算。

義人郭玉閃

笑蜀 2014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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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是10月10日的那個黃昏，我正在景美溪邊散步，突然想起已經一個多星期沒聽到閃電俠的聲音了。此前一天我曾私信他，也居然沒迴音。這不合我們交往的慣例，不禁心下忐忑。當即打電話，第一遍沒人接，第二遍沒人接，第三遍還是沒人接。無奈放下電話，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上心頭： 

出事了。一定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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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馬上就得到確切消息，閃電俠在10月9日凌晨被北京警方以「尋釁滋事」的罪名刑拘，期限不知。

預感出事，這不是第一次。自從2012年4月，他傳奇般地衝破國安的重重防線，把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送入美國駐華使館之後，他自己的生活就被徹底顛覆了，再沒有一天平靜的日子——連續幾個月軟禁於他是家常便飯，沒被軟禁的日子，也都有國保時刻的陪伴。

那時我們就知道，報復遲早會來，無論他怎麼低調。不是不報，只是等待最合適的契機。

閃電俠，真名郭玉閃。北大經濟學碩士。民間智庫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曾跟許志永、滕彪一起創辦知名的維權公益組織「公盟」。當然，他最震撼人心的創舉還是救援陳光誠，為此獲名「閃電俠」，馳名江湖，也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對這代價，出手救援陳光誠之前，他就有了準備。人們都知道他救出陳光誠那電光火石的一剎那，卻不知為那一剎那，他費了多少心血。剛開始並沒有多少人知道陳光誠，關注陳光誠。他扛着攝像機，找到一個一個朋友做專訪，讓朋友們談陳光誠，做成視頻傳播。他在微博上小心翼翼地擴散陳光誠的話題，一次次被註銷賬號，又一次次重開賬號，不屈不撓，經年累月……

2005年8月，陳光誠為反抗臨沂暴力計生赴京向郭玉閃求助，從那時起，他們就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誼。陳光誠被處五年徒刑，刑滿再次被囚，成為郭玉閃心中的隱痛。每次對我談到陳光誠，他都禁不住熱淚盈眶。他甚至打算找一票武林高手，去陳光誠的家鄉東師古村強行解救；還策劃挖地道，通到囚室把陳光誠劫走，怎麼挖，從什麼位置開挖，他都有縝密規劃。我現在還記得他對我談到地道計劃時的那份投入。他還提到，據說臨沂當局聽到這風聲嚇壞了，特意給陳光誠囚室的地板澆上一層厚厚的混凝土。

「你想過後果么？很可能人沒救出，你自己倒被抓進去了。」我曾這樣給他潑冷水。他想都不想，一句話衝口而出：

「我認了，求仁得仁。」

我突然聽見自己心裡咯噔的一響。什麼叫義薄雲天，什麼叫俠肝義膽，那一刻，我真懂了。江湖人稱閃電俠，那閃電不是別的什麼閃電，正是義的閃電。

這是郭玉閃的另一個俠義故事。2009年，視「公盟」為眼中釘的北京警方，借口「公盟」所謂「偷逃稅」查封「公盟」並羈押公盟負責人許志永。出納庄璐遭株連，一度鋃鐺入獄，深受創傷，出獄後悄然返回福建農村老家，切斷了與所有北京同仁的聯繫。深懷內疚的郭玉閃，設法籌到一筆補償金，大海撈針般找到庄璐下落，千里迢迢趕去，把錢送到她父親手上，再三再四道歉。庄父本來也滿腹怨氣，這時不禁大為感動，前嫌盡釋。

郭玉閃深服儒學，尤服一個仁字。仁是儒學的靈魂，也是郭玉閃個人價值觀的靈魂。如果說西方文藝復興是基於雅典的人文傳統，那麼儒學中的仁，便是郭玉閃心中的雅典。但他不是把他的雅典掛在嘴上，不是把他的雅典當作旗幟來搶佔哪個山頭。而僅僅用作自己的行為規範，知行合一。  

跟郭玉閃相處，最深的感受就是他的仁厚、仁義、仁愛。用他的話說，就叫做「老派的道德」。在世風日下之今日，這「老派的道德」何等的清新，何等的珍稀。這也是他為什麼會朋友遍天下的原因。

經歷了法國大革命洗禮的作家雨果，曾有精闢總結：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雨果所稱的人道傳統，乃至西方整個的人文傳統，跟閃電俠理解的儒家之仁，是能夠全面接軌的。以仁為本，重建中國的政治倫理尤其中國的反對倫理，為中國政治尤其中國的反對政治奠定仁的價值基座，即人道的、人文的價值基座，一直是郭玉閃努力的方向。

仁者，愛人也。因為愛，因為悲天憫人的情懷，本來經濟學出身的閃電俠，大半精力都投入到人道救助之中。2008年，「三鹿奶粉」醜聞襲擊中國，舉國震怒。政府和企業都急於卸責，受害的三十萬結石寶寶像皮球一樣任人踢來踢去，補償費用和後續治療均無着落。郭玉閃挺身而出，出任受害者援助團的總協調人，儘力促成結石寶寶基金會的建立。為此奔波全國各地，跟救助小組一起搜集、訪問、核實全國各地的結石患兒，兩年間籌款數十萬元。

最新的經典之作，則是他跟知名網友肉唐僧發起的「送飯黨」：在淘寶開設網上集市「肉鋪」，凡在肉鋪拍賣成功者，均以溢價部分捐助失去經濟來源的良心犯。 集商業與公益於一身，運用市場機制將「送飯」常態化，堪稱中國公民社會的奇蹟。不僅調動十多萬網民參與，不僅讓肖勇、許萬平等十多位良心犯得到大額救助，最重要的突破在於，讓那些良心犯的受難史能夠曝光，能夠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其精巧的籌劃和精密的管理，更是對公民政治社會的後續開拓極具啟迪意義。

 誠如作家吳祚來所說，「國家的缺憾（甚至是政府的罪錯），由郭玉閃這樣的民間義士善人們修補了，他使這個社會顯出人性的光芒。」但是，當不仁、不義成為一種暴利產業，並不惜以國家暴力來維護，所有的仁，所有的義，就都會被當作威脅，所有的義人就都會被當作敵人。等待着義人們的，就往往是囹圄。義人閃電俠，又如何能幸免於難？

那個電話，至少暫時是撥不通了。但撥不通的豈止那個電話，被消失的豈止郭玉閃一人。從去年3月以來，多少兄弟、多少義人，一個接一個地從我身邊消失。多少個熟悉的電話，再也無法撥通。起初我還能精神抖擻地為他們四處求援，能夠大小報章為他們寫文章呼籲。但後來實在太多太多，終至於顧不過來，而且越來越感身心俱疲，大小報章也越來越審美疲勞。對義人的迫害，居然在這國成了新常態，漸漸地讓人們不以為怪。

而愈是成為新常態，人們愈是疲乏和沉默，仁的沉淪、愛的沉淪、義的沉淪就愈是沒有忌憚，迫害就愈是沒有底線，迫害滋養的仇恨和暴戾就愈是蔓延。這國的希望，也就愈是黯淡。而這局面，應該不是閃電俠、不是囹圄中的義人樂於見到的吧？

因而，掙扎就成了我們的義務，成了我們日常的主題。

笑蜀，本名陳敏，曾是《南方周末》報紙高級評論員和《炎黃周刊》雜誌編委。

The Journalist and the Emperor

By NORIHIRO KATO October 2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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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 Early last month, a quarter century after Emperor Hirohito’s death in 1989,Japan’s 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 released the official record of his life. The 61 volumes contain a great wealth of previously unavailable material and some fascinating trivia: Who knew that the imperial family has been exchanging Christmas presents since at least 1907? The Japanese media have been digging in.

I haven’t waded through the books, but scholars are already noting that they studiously avoid addressing Hirohito’s part in Japan’s actions leading up to and during World Wa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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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uple of weeks ago, the historian Herbert Bix wrote in an op-ed for this paper that he had received an email from “an employee at one of Japan’s largest newspapers” asking him to comment on an embargoed excerpt from the record of Hirohito’s life. “But there was a condition,” Bix explained. “I could not discuss Hirohito’s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in World War II.” And so Bix refused, he said. Some 70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the subject is considered taboo in Japan’s mainstream media.

Which only makes it that much more remarkable that almost four decades ago, a Japanese journalist named Koji Nakamura asked Hirohito the question no one dared to ask. On Oct. 31, 1975, a few weeks after a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Hirohito and his wife held a public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palace. Nakamura, who participat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ndon Times, was one of the very few reporters called upon to ask an unscripted question.

“At the White House, your majesty referred to ‘that most unfortunate war, which I deeply deplore,"’ he began. “May we interpret this to mean that you yourself feel responsible for the war itself, including the fact that Japan waged it in the first place? In addition, may I ask you to share your thoughts about so-called war responsibility?”

In a sense, the question was pointless. Hirohito did not answer anything meaningful: “Since I have not delved much into literary matters, these little tricks of language are beyond me, and I am unable to answer such a question.”

Yet this was a moment in postwar Japanese history without parallel. Although Hirohito lived for another 14 years, to my knowledge, he held no other press conferences; if the journalist had remained silent, the emperor would have died without once being publicly asked by a citizen of Japan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his catastrophic failures. Nakamura’s question may have gone unanswered, but he deserves a place in history simply for asking it.

Instead, he has been all but forgotten. The one reporter to have touched on Nakamura’s challenge to Hirohito is David Tharp, the only non-Japanese participant at that 1975 press conference.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the next morning in the English-language Mainichi Daily News, he said Nakamura had “swept aside” the “ultimate taboo in Japanese newspaper circles.” He described the reaction of their Japanese colleagues: “It was the one question that seemed to freeze the reporters with collective interest. Pens poised over notebooks as if for lack of knowing how to move for a brief instant.” He added, “Then there was what appeared to be a mutual relaxation because the question which everyone secretly was tensed to hear had finally been asked.”

I spent the past month trying to track down information about Nakamura. I have been unable to contact David Tharp, and an email I sent to the chief of this paper’s Tokyo bureau went unanswered. I did succeed in meeting a few former colleagues and acquaintances, though, and gleaning a few facts about the first half of this unusual journalist’s life.

Nakamura was born in 1918. When he was 13 he got a job as a gofer at the Mainichi newspaper offices in Kobe. In his free time, he took English classes at the YMCA’s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and the Palmore Institute. In 1942, Mainichi sent him to Manila to work at a new local newspaper. He stayed after the defeat of Japan in World War II, as an interpreter for soldiers accused of war crimes; many could not speak English.

He wrote about this experience after he returned to Japan in 1949. From those writings it appears that in addition to interpreting at trials, he also translated the letters that soldiers wrote “in a special prison with a gallows” immediately before they were hanged. It was his task to take dictation of their final wishes.

He was well aware of the brutality of the Manila massacre of February 1945, in which Japanese soldiers slaughtered some 100,000 civilians. The fundamental horror of that event, he wrote, stemmed from the fact that Japan’s militarism, pegged to a cult of the emperor as a living god, was devoid of any respect for “the value or the sanctity of human life.”

I’ve pieced together a timeline of the assignments Nakamura took as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until he died of stomach cancer in 1982, at the age of 63. I’ve gathered enough of his writings to see that the question he put to Hirohito at that press conference in 1975 stemmed from his awareness, based on his own experience, of just how much wrong this other man had done. I know I can never assemble a proper record of Nakamura’s life — certainly nothing as hefty as the official life of Hirohito. And yet for me, the fact that Nakamura asked that one question is as great a contribution to history as those 61 volumes, which seem so determined, like Hirohito himself, to avoid answering it.

Norihiro Kato is a literary critic and a professor emeritus of Waseda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was translated by Michael Emmerich from the Japanese.

問裕仁天皇一個不該問的問題

加藤典洋 2014年10月20日東京——上個月初，在距1989年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去世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候，日本宮內廳(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發佈了的官方傳記。這部61卷的傳記包含了大量此前無法為世人獲知的珍貴史料，以及一些引人入勝的細節：誰會知道，皇室家族至少從1907年開始就在聖誕節互贈禮物了呢？日本媒體一直在從中挖掘素材。

我還沒有看完這套傳記，不過，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書中沒有談論裕仁天皇在二戰之前和戰爭期間在日本一些做法中的責任，而是刻意迴避了這部分內容。

兩周前，歷史學者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在為本報撰寫的一篇觀點文章中說，他收到了「日本一家大型報紙的工作人員」的電子郵件，請他對裕仁天皇傳記正式出版前一段不可外傳的內容發表評論。「但有一個條件，」比克斯寫道，「我不能談論裕仁天皇在二戰中的『角色與責任』。」比克斯說，自己因此拒絕了這個請求。在這場戰爭結束了近70年之後，該話題仍然被日本的主流媒體視作禁忌。

因此，有一件事就更加不同尋常：近40年前，一位名叫中村康二(Koji Nakamura)的日本記者問了裕仁天皇一個無人敢提的問題。1975年10月31日，裕仁天皇和皇后在美國之行的幾周後在皇宮舉行了一次公開的新聞發佈會。作為倫敦《泰晤士報》(The London Times)的代表，中村康二是少數獲得即興提問機會的記者之一。

「天皇陛下，您在白宮說，『我深深地為那場不幸的戰爭感到悲痛，』」他開始問道。「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您對戰爭感到負有責任，包括日本率先發動了戰爭的事實？另外，我想問陛下對所謂的戰爭責任是如何認識的？」

從某種程度上看，這個問題未能達到目的。裕仁沒有做出有實際意義的回答：「由於我對文學沒有過深入的研究，對於這樣的字眼，我並不明白，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然而，這仍然是日本戰後歷史上一個絕無僅有的時刻。儘管裕仁天皇此後又活了14年，但據我所知，他再未舉辦過新聞發佈會；如果這名記者當時選擇了沉默，那麼在裕仁天皇有生之年，將沒有任何一名日本公民公開要求他為自己災難性的失敗承擔責任。中村康二的問題或許是沒有得到答案，不過，單是因為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就應該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然而恰恰相反，他幾乎被徹底遺忘。只有一位記者提到過中村康二對裕仁天皇的這次挑戰，那就是新聞發佈會上唯一的非日籍與會者戴維·撒普(David Tharp)。在第二天早上發表在英文版《每日新聞》(Mainichi Daily News)上的一篇文章中，他說中村康二「拋開了日本報界的大忌」。他描述了那些日本同行的反應：「唯有這個問題似乎讓擁有共同興趣的記者們呆住了。在短暫的瞬間，他們的筆停留在筆記本上方，似乎不知道如何移動。」他接着寫道，「然後似乎彼此都放鬆了，因為大家背地裡都害怕聽到的這個問題，終於被提出來了。」

過去一個月里，我在努力搜尋有關中村康二的信息。我一直未能聯繫到戴維·撒普。我給本報的東京分社社長發了一封郵件，但未收到回復。不過，我的確成功地見到了中村康二的一些前同事和熟人，搜集到了這位不同尋常的記者前半生的一些事實。

中村康二生於1918年。13歲時，他得到了在《每日新聞》位於神戶的辦公室當勤雜工的機會。在空閑時間裡，他在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YMCA）的外語學校和帕爾默爾學院(Palmore Institute)修了英語課。1942年，《每日新聞》將他派往馬尼拉新辦的一家地方報社工作。日本在二戰中戰敗後，他仍留在那裡，為被控犯有戰爭罪的軍人充當翻譯，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會說英語。

1949年回到日本後，他寫到過這段經歷。從這些作品來看，除了在庭審時做口譯員外，他還幫忙翻譯即將接受絞刑的士兵在「一座設有絞刑架的特別監獄裡」寫的信。記錄他們的臨終遺願是他的工作。

他很清楚1945年2月發生在馬尼拉的大屠殺暴行。在那場大屠殺中，日軍殺害了大約10萬名平民。他寫道，這次事件根本上的恐怖之處源於一個事實：與把天皇當做活着的神來崇拜密不可分的日本軍國主義，完全缺乏對「人生命的價值或神聖性」的尊重。

1982年，中村康二因胃癌去世，享年63歲。我拼湊出了一份時間表，列出了他擔任特派記者期間接受的任務。我還搜集到了他足夠多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在1975年的新聞發佈會上向裕仁提出那個問題，是源於他從自己的經歷中意識到裕仁做了多少惡。我明白，我永遠無法搜羅出一份像樣的中村康二的生平紀錄——當然比不上官方公布的裕仁的一生那麼詳實。然而，對我來說，中村康二提出了那個問題，而這一事實對歷史的貢獻與官方傳記同樣重大。似乎和裕仁天皇本人一樣，那部61卷的傳記鐵了心地決意避免回答這個問題。

加藤典洋(Norihiro Kato)是一名文藝評論家，同時也是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的教授。本文由Michael Emmerich自日文翻譯為英文。
翻譯：王湛、陳亦亭

高智晟再次被抓；陳秀娟Ａ學生午餐費至少千萬元

高智晟是人權律師，在監獄中被關押多年，遭受酷刑，隨後在2017年失蹤。從那以後，家人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甚至沒有人知道他是否還活著。如今，很少中國人知道他的名字。

【地方中心╱綜合報導】最貪女校長，狠Ａ學生午餐費！繼苗栗寒酸營養午餐及花蓮花崗國中「白菜門」午餐爭議事件後，雲林縣大成商工女校長陳秀娟被爆五年內向團膳業者強索回扣至少千萬元，任學生每天吃營養不足又寒酸的爛菜。檢調前天搜索該校及業者後約談陳秀娟等九人，昨凌晨訊後將陳依涉背信罪嫌聲押獲准。教師團體痛罵陳秀娟：「再怎麼貪，也不能動到孩子的餐費！」



高智晟接受美聯社採訪視頻公佈後又再次被抓
( 博訊北京時間2015年9月24日 首發- 支持此文作者/記者 )      
    
    博訊記者獲悉，9月23日，美聯社公佈對著名維權律師高智晟的視頻採訪之後，高智晟於24日再次被抓。24日下午1點左右，多位國保搜查高律師居住的陝北老家。     在美國的對華援助協會會長傅希秋牧師在24日晚上22時左右發出信息說：“可靠消息，就在美聯社公佈高律師採訪後10幾個小時北京時間24日下午1點多黨國國寶多人開始搜查高律師居住地陝北老家。如先前所料，高律師又一次被失踪。他跟我講，他做好了各項準備了。為我們的好弟兄禱告。上帝給他力量使他繼續剛強壯膽。 ”
    

    
     [博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支持此文作者/記者 (博訊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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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英，張秀哲《勿忘臺灣》《臺灣先鋒》，張寬敏，陳柔縉。張深切《里程碑》

玉山社出版公司

17分鐘  · 

那個時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張超英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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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身體依然健康，只是父親的心、父親的靈魂、精神和熱情，已被摧殘殆盡，被趕去另一個不存在的世界。

Wei Yi Tsai

  · 【張超英談父親】

　　記憶中，祖母常常深深嘆息，以臺灣話形容父親：「四十幾歲，就按呢去了！」

　　「去了」？事實上，父親的身體依然健康，只是父親的心、父親的靈魂、精神和熱情，已被摧殘殆盡，被趕去另一個不存在的世界。

　　一直到父親去世，父親過了三十多年自我封閉的日子。他把自己關在中山北路的老宅裡，足不出戶，不見任何一位朋友。嚴格說，父親也不與家人往來。我們祖孫三代住在同一座大宅，但父親把自己再關進大宅裡的書房。吃飯時，偶而會出現，但永遠面無表情。我的長女出生，呱呱墜地的聲音也未能敲開父親的心門；他既沒有對我說半句恭喜的話，臉上也看不出一絲笑容，連摸一下小孫女都沒有。

　　一九四八年以前，父親不是這樣的人。不僅不同，而且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

　　父親的革命同志張深切在其著作《里程碑》中如此形容父親：「我們同志中最活躍的，可以說是張月澄，他多才多藝，而且比我們有錢，所以富有活動力。他是臺北人，先在嶺南大學讀書，後來轉入中山大學法科政治系，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和英語，面容有點似托洛茨基，如果除掉了少爺脾氣，便是一個好革命家。」

　　張深切是名作家王詩琅筆下的「革命家，也是思想家、哲學家」又是「劇作家、導演」，張深切對父親的描寫，可以相信是既真實又懇切。

　　一九○五年，父親生在富裕而人丁單純的家庭。祖父張聰明開採煤礦致富，膝下僅父親一子，極盡培育之能事。父親也不負祖父期待，小學唸完四年級，祖父即送他到日本京都，由當時唸醫學院的杜聰明先生代為照顧、引導。畢業後，以優越的成績考上臺北一中（今建國中學），是清一色日本權貴子弟的中學。

　　在中學，父親因受日本學生歧視性的欺侮，對臺灣人的二等公民處境很是憤慨，萌生壯志，輟學轉往香港英屬拔萃書院就讀，勤學中英文，立志要讓臺灣人有朝一日脫離日本統治，昂首做一等公民。這個魂繫救臺灣的心志，貫串他的前半生。而以他當時的認知，他認為能救臺灣的，只有「祖國」中國。所以，二十歲那一年，他毅然前往中國，先是進廣州私立嶺南大學，後又轉入中山大學政治系就讀，並在廣州參與黃埔師生的革命行列，寄望中國革命成功，進而回頭來救臺灣。

　　父親在他的回憶冊《「勿忘臺灣」落花夢》裡，曾多次提及，他和同志們手無寸鐵，又發現中國自顧不暇，完全忘記臺灣還深受著帝國主義的蹂躪，於是把革命工作鎖定在宣傳臺灣的問題上，做他所謂「文章報國」的事業。

　　於人，父親以他與生俱來的廣交能力，結交國民黨黨政要人戴季陶、甘乃光、廖仲愷的子女廖承志和廖夢醒，以及革命詩人郭沫若、知名作家魯迅，喚起他們注意臺灣人所受的苦難。父親翻譯的《勞動問題》一書，還請魯迅寫序，序文〈寫在《勞動問題》之前〉編入魯迅的《而已集》。

　　於文字，父親寫成兩萬字的《勿忘臺灣》小冊子印發，也在《廣州民國日報》連續發表「臺灣痛史」。

　　於金錢，父親出資刊行《臺灣先鋒》雜誌，對同志們也多有援助。

　　於組織，父親糾合同志組成「臺灣革命青年團」，繼之以此組織名義，散發傳單，將六月十七日日本在臺灣始政的這一天，改為「臺灣恥辱紀念日」。

　　我在書上目睹的年輕父親，渾身幹勁，充滿革命救臺灣的熱情，他暗自抱著「事若不成死不還」的信念，也知道從事反總督府的運動，若被緝捕，免不了要判刑入獄，但父親說，果如坐牢，「也是自己甘心情願的」！

　　父親與同志林文騰、張深切、郭德金等多人於一九二七年果真被捕，遭監禁一年多，史稱「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事件」。隔年父親被判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五年，禁止出境。而在島內，則又被列為「要視察人」，意謂行動不得自由，既要事前報准，又有日本特務警察全天候跟監。

　　禁足令一結束，父親形容自己「歸心似箭」，立刻再到中國，轉入上海暨南大學外交領事系就讀。不久遭逢一二八上海事變，其時家姐超雄甫出生，父親即攜帶家眷避去東京，並蒙特准進入東京帝大研究院，在東京帝大鼎鼎有名的神川彥松教授研究室當博士研究生，前後三年，寫成三十五萬字的日文巨著《國民政府 外交及外交行政》。這本書卻也為父親差點招來一紙發行禁令和警視廳不時的監視與搜查。

　　父親是獨生子，結業後，祖父很自然嚴禁父親再涉入政治，命令他專心做生意。父親離開東京帝大後，往返臺、中、日三地，確也幫祖父做生意，而且專營日本大財閥三井株式會社在上海的煤炭買賣，賺很多錢。但父親同時還在為臺灣和祖國默默效力。驕傲的是，反對總督府運動史上著名的「鴉片事件」，一般熟知是蔣渭水醫師（他亦是我父母的證婚人）的傑作，把臺灣總督府企圖在中部種植鴉片的消息訴諸國際，遏止了總督府惡毒的如意算盤計畫；這個事件，父親是居幕後獻策及作業的人。父親在本書對拍電報給國際聯盟及籲請國聯派員來臺視察等過程，有第一手的詳細記載。

　　另外，父親也以一圓日幣象徵性的租金，把我們在宮前町九十番地（即現今臺北中山北路二段一一四至一一八號）的家供做中國駐臺總領事館。父親說：「我想這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我的住宅屋頂可以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光輝的『祖國』國旗，能可翻揚於臺灣唯一的空中，算也是值得一種的欣幸。」

　　抱著這樣純真赤情的父親，把臺灣的遠景和希望寄付給中國的父親，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卻像一把血腥大刀，砍向他的靈魂。父親如一枚炙熱燃燒的火球，驟然墜入冰河，從此沉寂在酷寒的大海。

　　二二八發生當時，父親因臺灣長官公署工礦處長包可永是他在東京當研究生時的舊識，而出任公營工礦公司轄下的紡織分公司的總經理。父親精通中、日、英語及臺灣、廣東、上海話，又嫻熟公司經營，使得協理幾乎成了名譽職。

　　父親家境富裕，又深受日本教育，痛惡貪汙，但從「祖國」派來的人要貪，父親便成了他們的擋路人。二二八爆發後，公司內有二十一人聯名密告，指父親唆使臺灣人衝進公司打中國來的職員（工礦公司紡織分公司舊址在現今衡陽路的金石堂書店）。過不了多久，父親突然被特務抓走，關在警總情報處（即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地窖，今天的西門町獅子林廣場）。事有湊巧，保密局臺灣站站長胡寶三的弟弟胡品三，時為警總少校，常來我家走動，意在追求我祖母的養女。那一天，他剛由東本願寺出來，撞見父親被蒙住雙眼綁去，很驚訝說：「張先生，您怎麼也在這裡？」於是趕緊奔告祖父。

　　許多菁英在二二八之後被綁走，一部分的人救不了，根本問題是不知道被誰綁去，綁去那裡。父親所幸有胡品三告知，祖父才開始營救父親。據家人事後說，只有錢也救不了，完全是靠很高層的關係才救出父親；靠的不是祖父在臺灣人圈子裡的關係，這個圈子已經自身難保。據說靠包可永和陳儀的關係，後來陳儀下條子要放人，但承辦人不放，一口咬定有二十一人聯名，不可能錯抓。解嚴後，經友人在警備總司令部，查得父親的罪名是「叛亂嫌疑」，應處死刑。最後還是由參謀長柯遠芬親自去帶父親出來。

　　前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也曾受誣關在東本願寺過，張副院長形容那裡是「一個只有『人間地獄』可以描寫的地方」。父親自那個人間地獄出來以後，就不再多講話了。我記得他被放回來的那一天，滿臉鬍鬚，形容沮喪，匆匆吃完飯就進房休息。此後，不斷有悲慘的消息傳進家裡來，許許多多父親的親朋近友不是失蹤，就是被抓。一位家姐超雄的同學，家住迪化街，也來告訴我們，她親眼目睹四十一部卡車行經延平北路，車上疊滿屍體，雙腳朝外，簡直就是古代遊街示眾的搞法。從那以後，父親愈來愈鬱悶，愈來愈封閉自己，直到晚年。他的眼神永遠看見人又似沒見著人一般。他既是活的死人，也是死的活人。

　　我這樣寫著父親，心底無限割痛。也深有感慨，世人所知父親事蹟無多。父親在終戰當年十月從上海返臺，臺灣局勢仍不穩定，家裡決定父親先避居北投別墅，他便在那裡動筆寫這本書。那時我已是初中生，常常騎腳踏車經圓山明治橋（現已拆除）去北投探望父親，一個禮拜兩、三次，對父親執筆伏案的情景仍歷歷在目。父親親筆記錄自己波瀾壯闊的半生，書稿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完成，八月出版，但不久書又因故收回煙滅。

　　今天能由我的好友張寬敏醫師提供珍藏的舊本，重新製版再刊發行，除了讓父親半生念茲在茲救臺灣的愛國精神，不至灰滅，且身為人子，可以減輕些許遺憾之外，也渴望這本書能夠啟發後來者，所謂的中國「祖國」是一場惡夢，呼籲中國「勿忘臺灣」更是一場「落花夢」。臺灣人只有緊靠自己，團結一致，赤誠護衛臺灣，才能建設臺灣為永遠美好的家園。（本文於二○○四年完成）

所有心情：

6玉山社出版公司和其他5人

花王的臉 偷偷在改變

2014年01月30日  

花王在台灣已是老牌子，在她的出生地日本，更老。花王現在有洗衣精、洗髮精、洗面乳，產品琳瑯滿目，1890年面世當時，花王只是一塊「石鹼」的商品名。
「石鹼」即日文的香皂。19世紀下半葉，日本已經有很多歐美舶來的石鹼。一位叫長瀨富郎的24歲年輕人，1887年在東京開了「長瀨商店」，專賣一些「洋小間物」，像是洋菸、火柴、皮鞋、洋傘、帽子、咖啡和洋酒等等，其中石鹼最孚人氣，美國的「蜂印」化妝用石鹼更是大牌子。
很快，長瀨老闆不想只當個賣外國香皂的商人，他聘請一位藥劑師協助，跨足石鹼製造業。有了產品，接下來就要取個響亮的名字。當時稱洗臉用的香皂「顏の石鹼」，長瀨老闆靈光一閃，想取名「香王」，發音和「顏」一樣，都念「ka-o」。長瀨富郎很慎重請來精通漢詩的書道家永坂石埭一起商量，永坂先生建議「華王」，讀音和香王相同。一經激盪，華跟花兩字相通，長瀨富郎隨之提議「花王」，兩人終於意見一致。
老牌都有個讓人難忘的商標圖案，森永有天使，仁丹有翹鬍子元帥，花王則是有個半月臉，也來自長瀨富郎的發想。他進口一款鉛筆，商標是星月，因此得到靈感。不過，百年的花王半月臉易容多次，早期濃眉老成，新近大眼俏麗。最早的半月臉還會吹氣，吐出「花王石鹼」四個字，伴有星星，長瀨認為如此設計有高品質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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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比賽轟動全台

日本時代一開啟，花王跟著就來台灣了。本來由一家台北站前的化妝品代理商「大崎公司」經銷，到三○年後期，花王在現今台北西門町設「出張所」（類似辦事處），1940年更設立「台灣花王株式會社」，之後改造台中沙鹿的一座糖廠，生產香皂和食用油，大概有300位左右的台灣籍員工。
早期花王和台灣更可愛的因緣還有1937年的有獎作文比賽。花王送出大獎，要請6位小朋友同遊日本半個月，結果，吸引了全島小學生投出5500多篇稿子。最終得獎名單出爐，其中有兩個台灣小孩，一位是新竹竹北六家公學校（今六家國小）的郭清棟，另一位是台南市媽祖宮公學校（今安南區海東國小）的林文穎。
掐指推算，郭清棟和林文穎現在頂多也是88歲，或許還可以找出他們，跟大家說說當年從大阪玩到名古屋、東京，再轉回京都、奈良，那趟花王帶給他們驚喜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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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商標圖取自花王官網
《老牌子到台灣 陳柔縉》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40130/35612051/%

張超英

張超英口述 陳柔缙執筆《宮前町九十番地》台北：時報出版，2006

張英超不提他在日本出版的著作，或許是自謙，或許是因為主題是介紹台灣之文化與社會習俗的，回到台灣，似乎是多餘的。其實不然，譬如說，龍山寺為什麼佛道雜收呢？他在日文書解釋：當時統治的日本，將民間道教定為非法的邪教，必須清除之，所以龍山寺收容之…….。這其實不是本文的要點。

我很佩服的是，以作者的家世，竟然能當完三十幾年的公務員，兩度退休；姑且不談諸如他59歲去學開飛機之壯志。這本書，貫穿著如何對台灣的前途有好處的苦心，它也給我們一台灣家族的關係簡圖，執筆者陳柔缙，很擅長此道，所以政治大學的台灣企業家族研究小組，都必須向她請教，請她去交流。

宮前町九十番地 台湾をもっと知ってほしい日本の友へ / 張超英 陳柔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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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	「勿忘臺灣」落花夢
作者	：	張秀哲
編者	：	陳柔縉審定
出版社	：	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	：	2013-02-27

  一個不肯受到殖民政權綑綁的臺灣知識份子
為尋求臺灣自主之路而漂浪的人生

來自一九四七年的聲音，二二八紀念出版！
張炎憲、李筱峰、曹長青 專文推薦

日治時期
●他曾豪氣以一圓日幣把中山北路豪宅租給中國當駐臺領事館
●他曾經與蔣渭水聯手阻止日本在臺灣開放買賣鴉片政策
●魯迅幫他翻譯的《國際勞働問題》寫序
●蔣渭水、杜聰明是他的結婚介紹人
●革命同志張深切說他，長得就像托洛茨基，如果除掉了少爺脾氣，便是一個好革命家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對於十幾歲的張超英來說，父親張秀哲從此成為沉默的存在，他滿臉鬍子地被家族從警總營救出來後，從此封閉在自己的書房。一九四七年八月這本《「勿忘臺灣」落花夢》出版了，但很快又因故收回煙滅。此後的父親成為一個活死人，餘生抑鬱以終。
只有在《「勿忘臺灣」落花夢》裡，張秀哲是一個不同的父親，是個活躍的革命家。這本書裡，他如夢一樣地回憶了自己在一九二○、三○年代的年輕歲 月，以熱情與豪氣在中國宣傳臺灣解放，反對殖民統治，即使入獄也未曾後悔。他交遊廣闊，在廣州組織「臺灣革命青年團」，與魯迅、郭沫若、戴季陶、甘乃光往 來，自費印行小冊《勿忘臺灣》與雜誌《臺灣先鋒》，革命是他的事業。
《「勿忘臺灣」落花夢》重新出版，彷彿是皆已離世的父子兩人，透過出版繼續在時空對話，其中更有許多珍貴的一手文獻，可以窺見當時日治時期臺灣知 識份子的心靈世界，以及對日本、中國的觀察。張秀哲自己在書中緒言提道，這本書是「臺灣解放運動的一頁史實速寫」，「在已往數十年來，是不能在臺灣自由公 開赤裸裸的寫出來！況且先前在帝國主義者蠻行統治的時代，極端壓制之下，都是沒有機會公開發表的，而同志們都星散了，也沒人肯用功寫出來的。」如今，就是 它再度現身的時刻，也是張超英心中真正父親的復活。

溫紳

我 的好友張寬敏醫師曾提供「勿忘臺灣落花夢」珍藏舊本，重新製版再刊發行，除讓張秀哲半生念茲在茲救台愛國精神不至灰滅，且與身為人子的被其家教過之張超 英，因此可以減輕遺憾 ，為台灣留下至為寶貴的見證...張寬敏醫師不幸於日前高齡辭世，訂今(25)日上午10點在台北市首座天主教堂，台北市民生西路245號天主堂（聖母無 原罪主教座堂），舉行追思出殯儀式，回顧他生前常常公開慨歎「台灣人迄今還是奴隸」，如今斯人安息主懷，還是希望在天之靈能庇佑台灣故土~

「勿忘臺灣」落花夢 - TAAZE網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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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仁綜合醫院 POJEN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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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民生西路245號天主教堂 - Google 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