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劇場」攝影集開印了，這是給自己領敬老卡的禮物，也是我送給街頭狂飆「衝組仔」朋友們的共同記憶。
2023.11.15
#他們用青春寫下台灣的日記
#紀實攝影要帶我們前往何方
第43屆的吳三連獎於11月15日在台北福華大飯店舉行贈獎典禮，本屆「藝術獎影像類」得主由攝影家 #謝三泰 獲得!
藝術獎影像類得主謝三泰致詞時表示，他是一個澎湖村落長大的小孩，出社會後為了滿足對攝影的興趣，一度選擇開計程車讓時間更自由，後來在高雄聽到詩人向陽的演講，向陽鼓勵他到自立報系上班，從此走上專業攝影之路。謝三泰說，是攝影改變了他的一生，以及對社會的態度與關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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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出生於澎湖漁村的謝三泰，從事攝影工作超過三十年，1987年在《自立晚報》開始攝影記者生涯，記錄台灣1980年代至今，經歷過台灣戒嚴、解嚴前後、總統民選等政治與產業變遷，在台灣民主運動盛行的那些年，參與了大大小小的戰役，更在1989年紀錄了六四事件發生前，廣場上的抗爭。近幾年，他則開始將鏡頭轉往庶民生活、弱勢族群、勞工等議題。
想像一個人，人生數十年時光都在拍照，那樣的情感究竟有多深？
#紀實攝影會說話
#時間越久話越多
翻閱每一本攝影集，細細品味每一張照片，你絕對可以體會，謝三泰不僅熱愛攝影，更覺得自己有一種使命，能夠透過自己的鏡頭去關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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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三泰哥，實至名歸！
照片來源 / 謝三泰
【六四30年】- 目睹六四屠殺，用30年青春紀錄歷史
五具遺體在大學的課桌上，一字擺開，鮮血淋灕，課桌上是血，地上也是血....他走到遺體前跪了下來，抑制不住放聲痛哭。心裏反覆念叨著：「永不遺忘，永不遺忘，永不遺忘......」
從那一刻起，大學青年教師吳仁華，發誓要竭盡全力記錄「六四」事件，記錄下每一名受害者的名字和苦難，同時記錄下每一個參與屠殺的人。這件事，他已經堅持了整整30年。
1989年至今，中國當局一直將「六四」研究視為禁區，嚴格管控和事件有關的資料和信息，導致研究「六四」歷史舉步維艱。
30年來，吳仁華傾注心血先後完成《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六四事件全程實錄》三本書。他利用自己研究古典文獻的專業特長，搜集「六四」死難者和戒嚴部隊的資料，成為「六四」歷史研究的權威學者。
【六四30年】紀錄觀點❌主題之夜
法國前駐華大使馬騰回憶“六四”所見所聞
作者
肖曼發表時間 29-05-2019 更改時間 30-05-2019 發表時間 00:44
198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希望繼續五四運動未完成的民主大業。網絡
中國六四事件30周年前，法國《世界報》刊登文章，介紹
前法國駐華大使Claude Martin馬騰對天安門事件的回憶說：那晚他“聽到了衝鋒槍的聲音”、“看到了馬路邊躺着一些人”，聽現場民眾講述“軍隊向樓房掃射”。
香港《蘋果日報》引述該文說：1989年6月3日下午6點，時任法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馬騰前往北京公幹。當晚，他和《世界報》駐華記者Francis Deron，以及一位朋友從王府井背面進入天安門廣場。
馬騰說：“長安街上到處都是坦克，廣播在高喊，離開廣場，政府禁止在廣場逗留，否則後果自負”。廣場上，馬騰看到眾多身着白色服裝的學生們，頭部綁着“我們要民主，我們要自由”的布條。
“那些身着白色服裝的學生，是準備犧牲的。他們所有的人，所有的，都認為今晚的結局將會很難”。馬騰說。
當天夜間，海淀開始槍殺的消息傳到了廣場。“之後，我們真的就聽到了槍聲。”馬騰說。當時廣場上和馬騰交流的學生希望他能留下來，見證發生的事情。但他被人群中的便衣警察強行拉走。接近零時，馬騰返回法國使館。
“我聽到了衝鋒槍的聲音，甚至在使館！
使館在15公里之外，我們都能聽到”。馬騰說，這個槍聲讓他無法入眠。6月4日凌晨，馬騰在齊家園外交公寓上看到長安街的部分路段：“從高處，我看到了馬路邊躺着一些人，但不知道死活”。
在木樨地的一些朋友們告訴馬騰，他們看到軍隊前進的場面，“他們甚至朝樓房掃射，朝陽台上的人開槍。他們給我看了照片。我們都知道，這是事實，這點沒有任何疑問”。
在天安門屠殺事件的幾個月之後，馬騰出任法國駐華大使。對於30年後的中國，馬騰認為，“中國封閉又倒退”且“非常專制”，“一個政權以這種方式運作，顯示了這個政權實際上對自己沒有完全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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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根本沒想到是坦克，是裝甲運兵車。再怎麼樣也不會想像居然在天安門，在北京，在中國首都的長安街上會有槍，有衝鋒槍、有機關槍的槍聲。完全沒有想到他們會用這種最沒有人性的手段去鎮壓這場民主愛國運動。」
https://www.storm.mg/article/1334606…
Web results
Aug 3, 2016 - 我們有很多人一天不拍照就會很痛苦，」從事影像工作超過30年的謝三泰，無時無刻都流露出自己對攝影的熱情。30多年來不僅拍下無數新聞事件， ...
歲月吼叫
謝三泰在1989年4月17日趕到北京天安門
他在那裡前後待了40天
從胡耀邦的亮照到毛澤東的污照
他用鏡頭紀錄了一場彭湃又悲憤的時代憾事
30年後. 三泰整理了這批照片
將他口中遺憾未完成的這組系列出版成書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音像紀錄永遠不嫌多
每一則記憶都是歷史的提示與警惕
時代的悲劇不容再發生在這個星球上
吼叫 可以是個名詞
它是過去式
提醒我們1989年發生過的這場運動
它也可以是動詞
是現在進行式與未來式
不停對着1989吼叫
叫回它的不屈意志
也叫回它不死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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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王丹 推薦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
回台灣後，我在出差核銷單裡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制要我回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裡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裡，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6月4日才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
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週年，這些塵封了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千萬分之一。——謝三泰
歲月會抹去很多痕跡，這是我們無奈而必須反抗的事情。而有一種反抗的方式，叫做記憶。而有一種留存記憶的方式，叫做攝影。三泰兄當年就在現場，他用自己的專業技術，對時間的無情作出了反抗。
中國有六四，台灣有二二八，二者儘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兩者，其實也有很多的相同。當年台灣黨外運動時期留下的那些珍貴抗爭照片，在那些人權鬥士臉上看到的堅毅、悲壯和神聖，在這本攝影集中的那些中國抗爭者們臉上也同樣可以看到。這樣共同的歷史影像，是極具有象徵意義的，它代表著，我們內心深處，有一些是共享的。這對未來，意義重大。——王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謝三泰
謝三泰，澎湖人。投身新聞攝影工作多年，曾任職於自立晚報、自立早報、黑白新聞周刊、新台灣周刊、勁報。以鏡頭記錄解嚴前後、520農民運動、國會全面改選、首屆民選總統、省市長等。
近年將焦點關注於庶民生活、勞工朋友、弱勢族群、環保等議題。
曾出版「勞動尊嚴」、「我的志願」、「舞蹈空間」、「走拍台灣」等攝影集。
曾展出「勞動尊嚴」勞工肖像攝影展、「我的志願」身障朋友圓夢肖象展、「身展台」身障藝人肖像攝影展、「點•台灣」社區再造等攝影個展，以及「唐氏症家屬照相簿」、「紅樹林生態之旅」、「港都勞工群像」等專題聯展。
目錄
自序
廣場上的四十天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也留下一個三十年未完的任務。
身為中國官方首次核准的第一批台灣記者團成員，對這趟採訪是既興奮又忐忑。出發前，同年4月7日才剛經歷了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憾，緊接著被任職的自立報系，指派前往北京採訪，掛念著自焚事件的後續，也還沒從失去好友的傷痛中平復，感覺不應在這時離開台灣，卻又不想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心情很是掙扎。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此行主要有三項新聞任務，一是亞青盃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亞銀年會是APEC的前身，1989年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蓉領軍，彼時蘇聯尚未解體，戈巴契夫訪中可是件國際大事。出發前即獲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北京學生們自發性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飛機一落地出關，等不及到飯店放下行李，馬上轉往天安門廣場，想在第一時間拍攝些畫面傳回台灣。那時廣場上的氣氛仍和平，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聯，哀悼、讚揚被視為「改革派」的胡耀邦，同時要求加速中國的民主腳步。
那是個網路通訊不甚發達的年代，數位相機還未上市，為了這趟採訪任務，我扛了一整個「簡易暗房」上路，包括簡便的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和加起了百餘卷的黑白、彩色和幻燈片三種不同的底片，最重要的，還有一台當時美國聯合通訊社（AP）獨家研發出的滾筒式相片傳真機。我必須自己沖洗底片、沖印照片，再透過傳真機將照片傳回台灣。飯店房間裡的廁所就是我的暗房，光是一張5x7的相片，單色掃描傳真最短也要耗費上七分鐘，那時上網還是靠電話撥接，萬一中斷了，就得重頭再來過。每天都花很長時間傳照片回台灣，常引起飯店關切，尤其當時下榻的都是國營飯店，動靜多少都被監控中，常傳真到一半傳來敲門聲問，「謝先生你在做什麼？」，要不就是傳到一半被斷線，逼得我好幾次都拎著傳真機到其他同業的飯店裡求救，箇中辛苦是現在數位相機、甚至手機即拍即傳的年代難以想像的。
除了那三件主要新聞任務，剩下時間我都到天安門報到，第一次感受到緊張氣氛是4月19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中共高層居所的中南海新華門前，為確保領導人的安危，中共出動武警驅散了這些高呼口號的學生，這是北京學運首次出現暴力驅離的動作，不過，我並不害怕，帶著在台灣街頭征戰的經驗，這樣的場景並不陌生。台灣1987年解嚴後，各式民主運動綻放，街頭請願、抗議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我恭逢其盛，歷經了520事件等街頭運動的洗禮，帶著在台灣的實戰經驗，看著北京剛萌芽的民主運動，心情是無所畏懼的。
但扛著專業相機在廣場上畢竟醒目，常有人跑來問我「你打那來？」，不想引起太多注意，我多是回答「我是南方來的記者」，偶有人回「你是外省人！」，頓時不知如何回答。某次遇上廈門大學的學生，主動問會說閩南話嗎？兩人就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前，自在地以熟悉的另一種語言交談著。
中國官方報紙沒有任何學運新聞，一個「外來者」單槍匹馬在廣場上跑新聞，消息來源得仰賴「路透社」，意謂「路邊打探來的消息」，才能大略得知學生們的動態。一直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成立後，學生們在廣場上刻著鋼板，印刷文宣刊物，統一對外發布消息，才有了較明確的訊息來源。不過，也因學生們進入組織性請願的階段，讓中國官方緊張，加速了日後驅離的動作。
四月的北京夜晚是很有寒意的，抗議的學生們忍受著飢餓、裹著綿被取暖，「飢餓可忍、無民主不可忍」，他們在大字報上寫著，看著令人覺得不捨。為了更瞭解學生們的生活，我跟著學運領袖王丹回到了就讀的北京大學，王丹帶著我去看他們的沙龍（言論學術廣場）和宿舍，小小的二、三坪的間擠了六至八個人，分睡於上下舖，北大生們的物質生活是拮据的，但心裡卻有著遠大的理想。王丹的父母是老師，當時曾問他參與學運爸媽擔不擔心？記得王丹回答跟父母深談過，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他們是支持的，只是那時恐怕誰也沒想到，這場運動會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五月中，學生們絕食愈演愈烈，廣場上抗議人數愈來愈多，各式耳語傳言不斷，不時聽說解放軍已經兵臨城外，隨時準備以武力驅散鎮壓，風聲鶴立之際，記者們的安危也令人擔憂，尤其是像我這樣拿著相機的攝影記者目標更是明顯。台北報社不止一次希望我能撤離，尤其在中共當局宣布戒嚴後，天安門上的管制區不斷擴大，現場不時發生小暴動，人們流露著害怕及不信任的眼神。報社明白表示不會再提供金錢，以切斷奧援逼我回台北，不只一次抗議，強烈表達想留在新聞現場的意願，但在身上只剩一百多美金和一張回程機票下，不得不妥協。5月23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肖像遭三名工人損毀，我拍下最後一張照片傳回台北，帶著任務未完的遺憾，於隔天搭機離開北京，從新加坡轉機回台灣，距離我第一天踏上天安門廣場，總共四十日。
回台沒多久，六四事件爆發，天安門染上了鮮血，從新聞上得知王丹等學運領袖被捕，輾轉聽說某些認識的中國記者失蹤，我的心情五味雜陳，為廣場上那些為自由民主奮鬥犧牲的年輕學子感到難過，也惋惜自己錯失了見證重要歷史時刻的機會，但也忍不住想，若我仍在廣場，想必現在的處境會大不相同。
在我的記者生涯裡，採訪天安門學運是一趟沒有完成的任務，回台灣後，我在出差核銷單裡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制要我回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裡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裡，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了它。
在一次為攝影博物館所做的口述訪談裡，張老師看到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也聽我說了當時的經過，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六月四日才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周年，這些塵封了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是當時的一句標語，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千萬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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