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Books 胡適日記全集
| By 胡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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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新文學運動及教育思想)
1999年暑期我上網多篇胡適之先生的短文......
胡適、戴明對話經營管理(1999/07)
緣起：
我極欣賞胡適先生。我以為，如果依古代傳統，稱孔子、孟子、朱子……，我們得尊稱他為「胡子」。
他精采的一生及作品，對整體中華文化會有深遠的影響，我們這講座很特別，是從胡適的一生作品，來談他對文化、學問、做人、對政府、學校等方面"經營管理"思想，以及這些如何與戴明思想作一對話的。
戴明（1900-1993）或許聽說過胡適（1891-1962）大名（待 考），然而胡適大概從未聽過戴明。不過，我以為胡適是少數有淵博知識系統的人，他又是極有影響力、前瞻的人、在文化上、政治、教育上，都極有成就，也留下 大量的作品和紀錄，成就很了不起。我們可以從多重角度來看胡適的遺產，例如從文學、哲學、史學、文化批評、教育家或行政家（外交官等），來考察胡適的種種 貢獻。我們今天的觀點比較特殊，是從行政學及管理學來談"胡說"。
首先，胡適遠比戴明博學的多，雖然胡適也勸人為學要如「金字塔」般求博求精，但基本上胡適是學者，他在論事、問世（做校長、大使、院長……） 都有貢獻，而戴明是管理顧問、「統計研究顧問」及兼任商學院教授。不過，他倆都是「美國製」的，都是受實用主義影響的，都相信「產官學」新經濟的重要。對 胡而言，他的產業是文化業及農業，而戴明的產業基本上是各行各業，尤其是工業。不過這樣比較，是得不出洞識力的。 我想，我們要看這兩位「愛國志士」終生要做的大事業之「一以貫之」之道才好。胡適的人格發展及歷練，都比戴明要平衡的多。胡適是紳士；戴明對有些大公司的 負責人等，則有「見大人則藐之」的「自卑感」這些只是小缺點，我以為他倆的人格，基本上都達到「情感－理智－意志」上平衡的發展。
對很多人而言，胡適的志向是自由，無為，容忍。戴明在這方面上多少能與胡適會通。我們姑且來看胡適一以貫之的精神：考據學（判案），與此對照，戴明也研究過統計學在法官決策系統的考量。
（1）胡大顧問
胡適極了不起，他1921年7月－8月到商務編譯所當顧問一個半月，作出極有內容的企業診斷，包括工作附加價值分析，最了不起的是推薦道德、學問、能力皆強的王雲五任副所長自代、組織、薪資分析、委員會設立、休假、圖書室/實驗室……等，指出商務員工皆無系統觀，無人知道全局、他們對待來賓、對待員工之道，也只是口惠不至……。
我覺得胡的日記中，留下他作為"顧問"的極佳個案與風範，包括只收五百元（一半，約當時商務員工的最高新，偏低）當"短工"酬……。自己有自己的方向（年30歲就了解「今之學者為己」），勸雲五老師做學問要有問題，焦點……。
真是了不起！顧問報告分（一）設備，（二）待遇，（三）政策，（四）組織，萬餘字，其先後次序安排與今日看法不同，甚有意思。
又請注意，商務老板夢旦先生素來對胡適的做人、學問極為欣賞，並了解商務的出版業務，必為中國之主流，掌握甚大的教育資源潛力，因而更需要有高手下海來經營才能達成此目的。
胡適墓誌(1999/08)
不知為何與胡適的墓園失之交臂，每次來去南港，總是匆匆忙忙。1999年會比較不一樣了，因為偶然寫點《胡適經營學》，想用我的看法，讓胡適發揮十全的功夫。（大陸清算胡適思想時，分九類別(方向)向胡適射亂箭。唐德剛以為胡適對禪/佛的偏見，算得上第十類，我想，這太小看胡適思想了。我的《經營學》比較可能補成胡適的”十全”武功。）
中研院的朋友力邀我去南港，並會簡介胡適墓園的平實之風，最近我看了些照片與資料，多少可以先做點功課。
我在《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十二冊的第七十二頁，看到＜胡適墓誌＞：
「這位為學術文化進步，為思想言論自由，為維護民族的尊榮，為增進人類的幸福而勞心焦思，不惜耗盡自己一切生命力量的人──胡適先生──安眠在此地。」
該文有一按語，對我們更重要、有趣。當然，或許有人可以考據一下，真正的墓誌文字，究竟是由哪些人修改而成的：
「這是胡適先生（民前二十一──民國五十一年）的墓。這個為學術和文化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 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遷，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 將永遠存在！」
有意思的是，該文給胡適的不朽論，竟不是胡的三不朽（楊聯陞先生在給《陳世驤先生選集》作序敬輓，就是用胡適的話來破題的--該文功力不凡），或是像我們在＜華爾街院長＞中了解的，B. Graham的墓誌銘是刻了他與胡適都極喜愛的丁尼生 (Alfred, Lord Tennyson 1833)詩歌 “Ulysses”的句子。Wikipedia article "Ulysses (poem)". （詳《努力、探尋、發現、永不退讓、不屈服》）
胡適的墓誌銘「…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 存在！」是西方式的表現法。我們可以分宗教和愛國兩方面來談「光（明）」。宗教上，基督教或耶和華最先給世界光的。世俗上講，因中國處於落後地位，許多” 留學生”去西方，也是要求”曙光”的，這與自認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的胡適，尤其適切。
墓誌銘其次說了這兒安息的人，是「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崇，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而致身死的人…」
我們先談「敝精勞神」。胡適晚年清醒的時間的三分之二，都是用來送往迎來的，所以寫文章要移到三更半夜才能享受（或盡責，他寫文章要考據是有使命感，示範作用和自勉的）。
近來大家多偏向於談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和言論自由上的貢獻，尤其是《自由中國》雷震案與台灣的自由發展史更有密切的關係。其實，「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正是他一輩子的宗旨。胡適為雷震案固然「苦心焦慮」，其實他一輩子也常在救朋友，如陳獨秀入牢，周作人的審判等等…
「民族的尊榮」可能是指胡適任大使及辦《獨立群論》談國事（......抗戰，所以存民族之命脈…）
我想重點應是他為「學術文化之進步」：在學術及文化上，胡適是有歷史的獨特地位及貢獻的。
*2008年補--最近看到中國某書專題談羅先生 妙的是 根據極少數之資料可以大言不慚"研究"之.....
胡適的學習型文明(1999/08)
九０年代興起「學習型組織」或「智識管理」等等方面的探討熱潮。
其實胡適等人所領導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其真義為採取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是更廣義的社會、文明之改造。因此，胡適的模式是可以從「組織與學習」的角度來研究的。我們可以從《胡適口述自傳》的第八章＜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來了解它。下述是他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所下的定義（用企管的術語，叫做目的說明書(Purpose statement)）
「通過嚴肅分析我們面臨的活生生的問題；通過由輸入的新學理、新觀念、新思想來幫助和解決這些問題；通過以相同的批判的態度對我國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們這一運動的結果，就會產生一個新的文明來。」
他在第十章又說：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有四重目的：
- 研究問題，特殊的問題和今日迫切的問題；
- 輸入學理，從海外輸入那些適合我們做參考和比較研究用的學理；
- 整理國故；〔把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做一番有系統的整理〕
- 再造文明，這是以上三項綜合起來的最後目的。
有意思的是，人們大約每隔十年，在海內、外，都會對這一活動實施改頭換面的新訴求（例如蔣介石的「倫理、民主、科學」）和學術性評估研討。而關於中國的轉型，究竟是要考慮「生產方式」或只就文化而言，這仍是見仁見智的。
我們如果從「學習的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的觀點，來談胡適的「師長、朋友、文章」在中外學術、文化、教育界、政界、產業界等的互動，就是一首「學習型文明」的史詩。我們可以談談這個共同體價值觀的建立，做人處事（立德、立言、立功）風格的建立及其績效（成績單）。
我們也可以就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追蹤並了解其進程。當然，這牽涉到海峽兩岸廿世紀的文明總評估，工程浩大，但卻是應該做的，而且可行的事。
不過，我們別忘了我們的議題的基本假設或許可能有根本的瑕疵，因為要將「學習」要從個人推廣到組織、社 會，很可能因為太複雜而流於空泛，正如許多人不信「總體經濟學」或「組織學習」般（很難印證）。我的意見是這一假設，或可以給我們思考一些根本而重要的問 題。從學術上看，這是一大膽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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