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ral Horatio Nelson was born #onthisday in 1758. Here he is celebrated on a medal http://ow.ly/BT6rJ
- Horatio Nelson, 1st Viscount Nelson
- Born: September 29, 1758, Burnham Thorpe, United Kingdom
- Died: October 21, 1805, Cape Trafalgar
- Buried: January 9, 1806, St Paul's Cathedr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 Spouse: Frances Nelson (m. 1787–1805)
Suzanna Arundhati Roy[2] (born 24 November 1961) is an Indian author and political activist who is best known for the 1998 Man Booker Prize for Fiction-winning novel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1997) and for her involvement in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causes. Roy's novel became the biggest-selling book by a nonexpatriate Indian author.
Works
-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Flamingo, 1997. ISBN 0-00-655068-1.
- The End of Imagination. Kottayam: D.C. Books, 1998. ISBN 81-7130-867-8.
- The Cost of Living. Flamingo, 1999. ISBN 0-375-75614-0. Essay collection.
- The Greater Common Good. Bombay: India Book Distributor, 1999. ISBN 81-7310-121-3.
- The Algebra of Infinite Justice. Flamingo, 2002. ISBN 0-00-714949-2. Essay collection.
-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2. ISBN 0-89608-668-2.
- War Talk.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3. ISBN 0-89608-724-7.
- An Ordinary Person's Guide To Empire. Consortium, 2004. ISBN 0-89608-727-1.
- Public Power in the Age of Empire Seven Stories Press, 2004. ISBN 1-58322-682-6.
- The Checkbook and the Cruise Missile: Conversations with Arundhati Roy. Interviews by David Barsamian.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4. ISBN 0-89608-710-7.
- The Shape of the Beast: Conversations with Arundhati Roy. New Delhi: Penguin, 2008. ISBN 978-0-670-08207-0.
- Listening to Grasshoppers: Field Notes on Democracy. New Delhi: Penguin, 2010. ISBN 978-0-670-08379-4.
- Broken Republic: Three Essays. New Delhi: Hamish Hamilton, 2011. ISBN 978-0-670-08569-9
- Walking with the Comrades. New Delhi: Penguin, 2011. ISBN 978-0-670-08553-8
- Capitalism: A Ghost Story. Haymarket Books, 2014. ISBN 978-1-60846-385-5
Arundhati Roy, the Not-So-Reluctant Renegade - NYTimes.com
www.nytimes.com/.../arundhati-roy-the-not-so-reluctant-renegade.html
Mar 5, 2014 - It was July, and we were sitting in Roy's living room, the windows closed ... The 6th Floor Blog: Arundhati Roy on Gandhi, the Bomb and Being a ...
當一個作家從國民偶像變成公知
人物2014年03月19日
洛伊在新德里家中。
Chiara Goi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一直都有點煩那些說『你已經不再寫作了』的人，好像我那些非虛構作品就不是寫作一樣，」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說。
時值7月，我們坐在洛伊的起居室里，緊閉的窗扉把德里夏日的炎熱阻擋在外。這裡是上流住宅區約·巴格，坐落在16世紀墓葬群「羅迪花園」對面；近日來德里或許被緩慢發展的經濟、對婦女犯罪的上升與即將到來的選舉弄得頗不安寧，但這裡卻是風平浪靜。洛伊收養的流浪狗菲爾茜睡在地上，肚皮有節奏地上下起伏。一陣憂傷的鳥鳴從空中傳來，「那是犀鳥，」洛伊若有所思地說。
洛伊或許是因為她的《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而廣為人知的，這部小說描寫了跨越種姓、階級與信仰的兩段感情，一段導致了謀殺，另一段在亂倫中達到頂峰，直至近日，她才重返虛構寫作。那是一部小說，但她至今仍對小說主題秘而不宣。此外，她還在努力擺脫自己二十年來行動主義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並且要略帶勉強地擺脫一項「最後的任務」。這舉動比她抨擊印度佔領克什米爾、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發起的戰爭，乃至裙帶資本主義等等還要大膽。這一次，她的目標直指聖雄甘地。
一個名叫《新工具》(Navayana)的印度小媒體要她為新版《種姓的滅絕》(The Annihilation of Caste)寫一篇介紹文章。《種姓的滅絕》是進步領袖B·R·安貝德卡(B. R. Ambedkar)1936年的著作，他曾起草印度憲法並皈依佛教。這篇文章或許是當代對印度種姓制度最著名的一篇檄文，其中指責甘地只想廢除賤民階層，不想廢除種姓制度。安貝德卡認為整個種姓制度在道德上是錯誤的，是不民主的。讀過安貝德卡和甘地的往來爭論，洛伊對甘地的倒退立場深感失望。這篇為《種姓的滅絕》所寫的短小介紹開始在她頭腦中擴展，「幾乎成了一本小書。」其中涉及甘地的部分，她也不打算手下留情，這樣便很容易引發爭議。就連安貝德卡也遇到了許多困難。他的觀點被認為是挑釁的，因此只能自費出版。洛伊愈說這個話題，似乎就在這個「最後任務」的複雜困境中陷得愈深。
洛伊帶我來到隔壁房間，書籍和雜誌散亂地攤在她用來當書桌的一張餐桌上。大量安貝德卡和甘地的論戰文集堆積如山，書頁間還夾着書籤。攤開的筆記本上，可以看到洛伊用工整的小字寫着零散想法，在兩個巨人持續將近一個世紀之久的鬥爭中間充當微妙的中間人。
「過去我因為自己的非虛構寫作陷入了麻煩，」洛伊說，「我曾對自己發誓『今後再也不寫任何帶腳註的東西了』。」迄今為止，她並沒有兌現這個誓言。「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收集想法，和各種問題搏鬥，被我讀到的東西所震驚，」當我問她是否已經開始動手寫這篇文章時，她說，「我知道，文章一旦發表，就會發生很多事。但這是我需要去做的事。」
洛伊在年近不惑之時成了印度最著名的作家。《微物之神》於1997年出版，同年亦是印度獨立50周年。那是聲勢浩大的民族主義和消費主義階段之初期，洛伊被視為印度品牌的代表。那部小說是她的處女座，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並贏得布克獎，賣出了600多萬冊。英國小報發表令人困惑的特寫，諸如《泡菜廠棄兒寫出價值50萬英鎊的書》；在雜誌為她拍下的照片上，她留着濃密的波浪捲髮，有着高聳的顴骨，背景是印度喀拉拉邦天然純凈的河流與繁茂的綠葉。當時喀拉拉邦剛剛開始成為旅遊者的目的地，洛伊小說中的故事就發生在那裡。
洛伊的國民偶像生涯在一年後戛然而止。當時印度右翼政黨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政府進行了一系列核試驗，這在認同印度教國家主義的印度人當中引發了廣泛讚許，其中很多人都屬於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洛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想像的終結》(The End of Imagination)，她譴責核試驗的支持者們沉迷於炫耀武力——正是對沙文主義的信奉令印度人民黨在印度獨立之後第二次掌握權力——但這些支持者們卻對大多數印度人所生存的苦難環境漠不關心。這篇文章還同時刊登在《展望》(Outlook)和《前線》(Frontline)兩本英語雜誌上，標誌着她公開成為一個政治作家。
洛伊的政治轉變令許多和她同屬上層種姓、說英語的印度城市讀者大為震怒，但也有許多人喜歡她的轉變。她的新擁躉之中，大多數人根本沒有聽說過她的小說；他們也不說英語，在這個國家因為信仰、種姓或種族被邊緣化，被印度的經濟增長大潮所拋棄。他們如饑似渴地讀着洛伊的文章，它們通過未經授權的翻譯得以傳播；洛伊有演講時，他們就成群結隊地去聽。「對《微物之神》的普遍憤恨是可以理解的——有這麼一個人，用英語寫作，還賺了那麼多錢，」洛伊說，「所以當《想像的終結》出來的時候，情況逆轉了，憤恨開始在說英語的人群中滋生，但這篇文章卻被其他人所接受。」
這些劇烈的反響令她驚訝。「《微物之神》和我這15年來的政治寫作並沒有任何矛盾之處，」洛伊說，「這是我本能的領域。」的確，她的小說中也探索了社會公正問題。但是對於她的批評者們來說，沒有了角色與情節的支撐，她的文章似乎有些迂腐，或者說，根本就是錯的，只是對充滿活力與意志的印度的廉價攻擊。就連那些同情她觀點的人也經常質疑她的名人身份，覺得她在政治寫作領域只是玩票。但洛伊從沒考慮過只把政治寫作當成副業。「如果當時我不就核試驗說點什麼，那就好像我在為它唱讚歌一樣，」洛伊說，「那時候我經常出現在各種雜誌的封面上。對此一言不發也會產生一種政治效果。」
2012年，洛伊從提沙監獄出獄後。
Manish Swarup/Associated Press
其後，洛伊的目光轉向了納爾馬達河上修建的一系列大型水壩。許多因這項工程要被遷走的村民展開抗議，就連印度最高法院批准水壩建設繼續進行後也沒有放棄。洛伊趕到那個地區參加抗議活動，寫下若干文章批評法庭的判決。2001年，一群男人控告洛伊和其他激進分子在最高法院外面圍攻他們。洛伊向法庭申訴，要求駁回控告。法庭同意了，但被她的申訴中所用的言辭所激怒——她指責法庭試圖「扼制異見，騷擾和恐嚇意見不同的人」——於是判處她蔑視法庭。「為示法律的寬宏大量，同時考慮到被告是女人，」法官讀道，「希望被告在將來獲得更多理智與智慧，為藝術與文學事業服務，」洛伊被判處「入獄一天」以及繳納2000美元罰款。
BBC電視台2002年的紀錄片《水庫/時代》(Dam/Age)中拍下了洛伊在城堡般的提沙監獄服刑前後發生的戲劇情景。第二天她出獄後便徹底脫胎換骨，從印度偶像變成了嚴厲的國家批判者。她把自己的頭髮修剪成極為樸素的樣式，令人不安地聯想到一個被放逐的女人，乃至好鬥的女權主義者。一家印度英文媒體嘲笑洛伊對大壩的批評，他們認為大壩是印度崛起的證據。其後她所有的作品都受到攻擊，她的譴責對象包括2002年古拉吉特邦對穆斯林的屠殺、一家名叫「吠檀多資源」的倫敦公司在奧里薩邦（如今的奧迪薩邦）開採鋁土礦的計劃、印度中部對土著人及納薩爾派極左武裝游擊隊採取的准軍事行動，以及印度在克什米爾的軍事行動，當時有50多萬名軍人進駐克什米爾，制止那裡占多數的穆斯林人口謀求脫離印度的行動。
印度迄今共經歷過四次戰爭，其中有三次是同巴基斯坦爭奪克什米爾，它成了洛伊的關鍵論題之一。2010年發生了一系列大規模抗議活動，其中有幾個十幾歲男孩與軍人對峙的情景，洛伊公開稱：「克什米爾從來就不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說，印度這個國家只是一個概念，和巴基斯坦一樣，只是印巴分離的產物，這番話越線了。印度的大多數改革分子也沒有走得這樣遠。洛伊很快發現自己成了一場全國性風暴的中心。烏合之眾向她拋石頭、電視台的報道車跟在她身後，出現在她門前。保守派電視台「Times Now」用慢動作播放她訪問克什米爾的短片，片中她邁着舞步般的步伐走過一條小道，拒絕回答記者的提問。鏡頭回到德里，「Times Now」召集了一群人，由電視台頗受歡迎的主持人阿納布·格斯瓦米(Arnab Goswami)主持，討論是否應該以煽動罪逮捕洛伊，節目中除了新聞標題和新聞，「憤怒」和「阿蘭達蒂」是最常出現的兩個字眼。討論組中唯一的一個克什米爾穆斯林哈米達·納伊姆(Hameeda Nayeem)指出，洛伊所說的一切都是大多數克什米爾人普遍相信的東西，這時她的話被格斯瓦米打斷了。在班加羅爾和昌迪加爾都有人對洛伊發起訴訟，控告她「反國家」、「反人類」，人們普遍認為她有一篇文章里寫道：「克什米爾應當從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印度人手中取得自由。」
7月份我到洛伊家中採訪她，她的公寓佔了一棟三層樓的整個頂層，這座樓擁有一切上流階層住宅的附屬設施——四周環繞着草坪、有高高的圍欄，還有一個小電梯。屋中能表明異見者身份的跡象寥寥無幾，她門上的貼紙寫着「最近這些日子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因為……」起居室里有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愛德華多·加利亞諾(Eduardo Galeano)的作品，這些書在印度都不常見，家裡沒有傭人，她完全一個人生活。或許最有說服力的是洛伊如何決定住進這棟房子，以前她每天都要騎着用一個盧比租來的單車路過這裡去上班。
洛伊原名蘇珊娜·阿蘭達蒂·洛伊(Suzanna Arundhati Roy)，1959年出生於印度東北邊境的山地小鎮西隆。她的母親瑪麗來自喀拉拉邦一個團結緊密的敘利亞裔基督徒社區。她的父親拉吉布是來自加爾各答的孟加拉印度教徒，在西隆附近一個茶園當經理，酗酒。這段婚姻並沒有維持很長時間，洛伊兩歲的時候，她和一歲半的弟弟拉里斯同母親回到喀拉拉居住。他們不受母親娘家的歡迎，搬到了泰米爾納德邦的奧提，毗鄰喀拉拉邦，住在洛伊外祖父的一棟鄉間小屋裡。
「後來發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洛伊說著笑起來，「我媽媽病得很重，非常嚴重的哮喘。我們覺得她要死了。她會讓我們帶着一個籃子到鎮上去，商店店主們會在籃子里放上食物，大都是大米和青椒。」直到洛伊五歲，全家人都住在那兒，外祖母和舅舅一直逼他們搬出房子（在敘利亞基督徒中，繼承法嚴重偏向兒子），他們拒不服從。最後，洛伊的母親搬回喀拉拉，借當地扶輪社的場地開辦了一所學校。
作為單親母親的孩子，洛伊和傳統敘利亞基督社區相處並不融洽，而是和那些低等種姓的人或達利特人相處更好。基督徒和高等種姓的印度教徒通常對這些人避而遠之。
洛伊在電影《安尼為此而付出》中。
Pankaj Rakesh
「我的許多想法都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她說，「沒有人注意我，要費心給我灌輸什麼東西。」後來她被送進勞倫斯學校，那是一所由英國軍官創立的寄宿學校，校訓是「永不屈服」。到那時再進行灌輸教育或許已經太晚了。洛伊當時十歲，她說自己關於勞倫斯唯一的記憶就是，自己在那時迷上了跑步。她的弟弟目前在喀拉拉邦經營一家水產出口公司，他對姐姐那個時期的回憶有所不同。「上中學時，她在高年級男孩中很受歡迎，」他笑着告訴我。「她還是個非常優秀的辯手。」
洛伊承認那座寄宿學校也有好處。「它讓我逃走的時候更輕鬆了些，」她說。她父母的婚姻被認為是不體面的，之後的離婚更是恥辱，因此周圍的人們期望洛伊有比較謙遜適中的抱負。從她就讀的第一所大學可以看出她的前景——那是一所由修女經辦的學校，提供秘書培訓。但是，16歲那年，洛伊搬到德里，進入建築與規劃學校學習。
洛伊選擇建築，是因為這能讓她在入學第二年就開始賺錢，但也是出於理想主義。在喀拉拉，她結識了在英國出生的印度建築師勞里·貝克(Laurie Baker)，他以設計成本低廉、結實耐用的建築著稱，於是她也想做類似的工作。但她很快發現，自己在學校里學不到這樣的東西。「他們只想讓你當個承包商，」洛伊努力思考的問題是教授們無法解答的，「你的審美標準是什麼？你為誰而設計？就算是室內設計，那麼住在裡面的男人和女人們有着什麼樣的關係？城市變得愈來愈大，應當如何規劃？法律為誰服務？什麼樣的人才可被稱為公民？到最後，這一切對於我而言變成了非常政治的東西。」
做畢業設計的時候，洛伊拒絕設計一棟建築，而是寫了一篇論文：《後殖民時期德里的城市發展》(Post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in Delhi)。「我說：『現在我要告訴你們我在這兒學了什麼。我不想讓你們來告訴我我在這兒學了什麼。』」洛伊從身邊的同學們當中汲取反主流文化的營養，幾年後用在了電影《安尼為此而付出》(In Which Annie Gives It Those Ones, 1989)中。劇本是洛伊寫的，還參與了影片設計，並在片中亮相，飾演一個精靈般的角色，頭頂巨大的非洲式捲髮，名叫拉達，放棄建築行業從事寫作，但是沒寫完第一部小說就淹死了。
當時洛伊和家庭斷絕了關係。沒有錢住在學生公寓，便和男友格蘭特·達·卡納(Gerard da Cunha)搬進了附近的貧民區。為了順應貧民區保守的風俗，他們假裝已經結婚。「當一個想體驗貧民區生活的年輕人是一回事，」洛伊說，「對於我來說又是另一回事。那裡什麼人物也沒有，沒有任何矯揉造作的東西，那裡是我的大學，那段時期你會從絕對弱者的角度看問題。這些影響至今還留在我身上。」
畢業後，她和達·卡納在他的故鄉果阿短暫同居了一段時期，兩人分手後她回到德里。她在城市事務國家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Urban Affaires)呆了一段，認識了獨立電影人普拉迪普·克里什納(Pradip Krishen)，他邀請洛伊在電影《梅塞·撒伊卜》(Massey Sahib, 1985)中擔任女主角，影片發生在殖民統治期間的印度，洛伊飾演一個牧羊女。洛伊後來嫁給了克里什納，兩人其後合作創作了一系列項目，包括26集系列劇《巴爾加德》(Bargad)，反映印度獨立運動，但一直也沒有拍完。此外還有兩部電影長篇，《安尼》(Annie)和《電子月亮》(Electric Moon, 1992)。
克里什納的背景與洛伊截然不同，他是來自貝列爾學院的學者，前歷史教授，鰥夫，與父母和兩個孩子住在時尚的卡納克亞普利一座大宅里。洛伊搬進來後，他們住進了樓上一個獨立住宅。洛伊和德里的獨立電影界打成一片。那些前衛的電影題材深深吸引着她，但那是一個由精英家庭的後代主宰的圈子，她很快就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她用愈來愈多的時間教授有氧操，為自己賺錢，和在學校里認識的藝術家們呆在一起。
洛伊在電影《梅塞·撒依卜》中。
Sanjeev Saith
當她開始寫自己的小說時，正趕上電影《土匪女皇》(Bandit Queen)上映，它是根據女土匪普蘭·黛薇(Phoolan Devi)的生平故事改編的。黛薇出身低等種姓，後來成為著名匪幫頭領，經歷了匪幫的強暴，後來被捕入獄。片中把她塑造成一個犧牲品，決定了她人生的是被強暴的經歷，而不是反叛精神，洛伊對此感到憤怒。「看着部電影時我非常生氣，部分是因為我是在喀拉拉邦長大的，看多了這種馬拉雅拉姆語電影，每部電影——每部電影里都有女人被強暴，」洛伊說，「很多年來，我相信所有女人都會被強暴。後來我看到報紙上普蘭·黛薇說看了電影，感覺像是又被強暴了一遍。我看了電影改編依據的原著，發現拍電影的那些人自己添加了強暴戲。我想，你們把印度歷史上最著名的土匪改編成了歷史上最著名的強暴受害者。」洛伊對該片的影評《偉大的印度強暴騙局》(The Great Indian Rape Trick)刊登在如今已不存在的《星期日》雜誌上，痛斥《土匪女皇》的拍攝者，指出他們根本就懶得和普蘭·黛薇本人會面，也沒有邀請她參加放映式。
這篇文章令洛伊的許多共事者逐漸疏離了她。克里什納和洛伊分手後，還對她保持着堅定的忠誠，他說這篇文章看上去像是對德里團結緊密的電影圈的一種背叛。洛伊則從這件事中學到了媒體的運作方式。「我密切關注着普蘭·黛薇身上發生的事，」她說，「我看到媒體是怎樣挖掘你，把你掏干，然後就丟在腦後。我幸運地從這件事中學到了這一點。所以等輪到我的時候，就提前做好了防備。」
第一次採訪相隔幾天之後，我在新德里機場再次與洛伊見面，她在人群之外徘徊，不理會投向她的目光。她拒絕了在克什米爾一次公共集會上的演講，但到那裡去旅行仍然具有政治色彩，因為一周之前，那裡有八名印度士兵在伏擊中被殺。洛伊和我在航程中遇到的旅客大都是去瞻仰阿馬爾納特神殿的印度教朝聖者，他們肯定也是這樣想的。在小飛機里，他們不時舉起右拳，同聲呼喚「Bom Bhole」，或「讚美濕婆」。在印控克什米爾的首府斯利那加，洛伊經常被克什米爾人攔下，他們想感謝她那些對抗印度政府的言論，還希望與她合影。通常她都會配合。
但大多數時候，她都躲避公眾的目光。洛伊呆在一個記者朋友的家裡，他和另一個記者在講手機，說著關於阿馬爾納特朝聖者與克什米爾服務人員之間爆發的爭鬥。洛伊分發著從德裡帶來的拉瓦薩咖啡，心不在焉地聽着。後來，她拒絕了參與拍攝一部關於納薩爾派游擊隊的新紀錄片的邀約，她寧願去寫自己的小說。
洛伊來克什米爾主要是為了看望朋友，但很難從這裡的衝突中脫身。幾天後，我們開車行駛在鄉間，溪流在綠色原野和鵝卵石之間閃現，不時出現身披偽裝、攜帶槍支的身影。有時是印度的中央後備警察部隊的分遣隊，有時是地方警察，偶爾也會看到鎮壓叛亂的拉什特里亞步槍隊，可以從他們扁平的帽子看出來。「我第一次到斯利那加來的時候，到處都是掩體，」洛伊說，「現在他們在城市使用電子監控，公開的警察力量都在鄉間。」
這一周的早些時候，在斯利那加，警察的監控已經非常明顯。洛伊被邀請參加庫爾拉姆·帕爾維(Khurram Parvez)組織的集會，他是查謨與克什米爾公民社會聯盟的成員，這個組織曾經大量報道克什米爾的萬人坑與非法殺害事件。集會上，40餘人盤腿坐在地上——他們是社會活動者、律師、記者和學生——帕爾維要他們關掉手機，把手機放在「腿部」，以免有人錄像，交給官方。
洛伊戴上眼鏡，她面前有一摞書，是過去15年間她的非虛構寫作精選集（由印度企鵝出版社出版，是盒裝的五本書，糖果色封面），給集會帶來一種即興的學術氣息。洛伊要觀眾們說出他們的想法。一個在距離斯利那加30英里外的鄉村長大的年輕律師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兩個女人被士兵強暴後，整夜都在兩個浴室隔間里發抖，因為羞恥，不敢回家，聽着對方哭泣。洛伊認真地傾聽着這個故事，以及其他類似故事，偶爾把話題引向克什米爾之外整個印度的分裂與分歧，包括印度中部的森林，2010年，為了創作新書《破裂的共和國》(Broken Republic, 2011)，她在那裡呆了兩個多星期，訪問極左游擊隊以及他們的部落聯盟。
阿蘭達蒂·洛伊於20世紀90年代初在家中。
Pradip Krishen
「當我在印度旅行，看到克什米爾人加入邊防安全部隊時，感到非常悲傷，」她說，「這個國家就是這樣做的，從國家的這一部分徵兵，然後把他們送到國家的另一個部分去打仗，對抗表面上和他們不一樣，但其實與他們面臨類似壓迫的人們，所以對話才如此重要。」
她拿起面前的一本書，是檸檬黃色的《聆聽螞蚱的聲音》(Listening to Grasshoppers)，從《自由》這一章中找出一段。在這裡，她描寫自己在2008年在斯利那加參加要求從印度獨立出去的集會。「這句口號像刀子一樣刺穿我，」她用安靜而清晰的聲音讀道，「就是這句：Nanga bhooka Hindustan, jaan se pyaara Pakistan。」——印度是個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國家；巴基斯坦對我們來說比生命更重要。「從這句口號里，」她說，「我可以看出受害者是多麼容易變成加害者。」
討論持續了幾個小時，話題擴展到全球資本主義和其後變化，之後又回到克什米爾。克什米爾人對巴基斯坦有認同感嗎？有些人有，有些人顯然沒有。女性在克什米爾自決的鬥爭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她們在這個屋子裡的發言都讓人很難聽清，她們該怎樣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頂着夏日的炎熱，這個團體分裂成幾派，變得愈來愈疲憊和激動。洛伊決定用「巨蟒」(Monty Python)的電影《萬世魔星》(Life of Brian)里的一個笑話結束討論。
「電影的主角布萊恩問一群游擊隊員，『你們是「猶太人民前線」嗎？』」洛伊模仿着英國口音，「對面其實是反對組織，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絕對不是。『我們是「人民反猶太前線」』」這個笑話巧妙地諷刺了種族黨派之爭，讓洛伊自己開心地笑起來，也改變了室內的情緒。我們走出房間，走在小巷裡，不同的小組似乎相處得很融洽。後來，一個剛讀完虛構寫作學位的年輕人告訴我，這場談話無法被寫下來，令他感到很失望。
除了甘地的書，還有很多事令洛伊從小說創作中分心。5月，納薩爾游擊隊殺死了至少24人，包括一個組織了殘忍的右翼民兵組織的議會政治家，洛伊曾在新書中批評過他。媒體很快要求她發表評論，但她拒絕開口。「於是他們發表了我的一篇舊訪談，假裝是新的，」她說。
「我需要直接說出的東西都已經說過了，」她說，「現在我覺得，如果開口無非是通過不同的細節，再次重複自己。」我們坐在她的起居室，她頓了一下，知道下一個問題是問她的新小說會有多麼政治化。「我不是那種會使用小說黨手段的人。我覺得小說本身就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東西。它不像電影，它不是政治宣傳冊，不是一句口號。我過去在政治領域思考的方式如同必須被打破和遺忘的蛋白質，直到它成為皮膚上冒出的汗珠。」
但最近的印度，出版也成為充滿風險的行當；法庭法令被用來阻止圖書出版，或強迫下架，就算顯然非政治的書籍也會遭此待遇。最近，印度企鵝出版公司受保守印度教團體壓力，把溫迪·德尼格(Wendy Doniger)的《印度教徒：另一種歷史》(The Hindus: An Alternative History)全部化為紙漿，該團體對該書發起了訴訟。企鵝公司也是洛伊的出版商，她覺得有必要抗議。
洛伊對最好的朋友也不願透露新小說的內容，但她堅持說，這本書象徵著她與自己所有的非虛構寫作以及她的第一部小說徹底決裂。「我不是在試圖寫另一本《微物之神》，」她說，「新書里有更多概念性的困境。寫一本關於家庭的書要容易一些——《微物之神》就是這樣的——會有更清晰的心緒。」在着手寫作安貝德卡與甘地的文章之前，她正開始為小說而畫畫，這是她在創作的早期階段喜歡做的事，通過畫畫來理清結構。然後就通過手寫來寫作。然後坐在廚房的桌邊，在筆記本電腦上修改，她把這個步驟稱為「打磨」。
「我不去什麼特殊場合，」我問她寫作時有沒有什麼重要的程序，她答道「我只是不想感覺到有人在我身邊呼吸」。
《微物之神》出版後，她開始把一些版稅送出去。她的父親看到她在《梅塞·撒伊卜》中出現後重新和她取得聯繫，不排除動機是想從她這裡弄些錢，她把他送進了一處養老院，他於2007年去世。2002年，洛伊收到了一份藍南基金會的獎金，她把這35萬美元捐給了全印度的50個小型組織。2006年，她和朋友們興辦了一份信託基金，她將自己非虛構寫作的全部所得投入進去，支持印度全國的各種進步事業。
「我對成為職業作家根本不感興趣，不就是寫了一本書，還不錯，然後就一本一本接着寫，」洛伊思考着《微物之神》如何限制了她，又令她獲得自由，「我有一種恐懼：因為你出名了，或者因為你做成了什麼事，所有人就希望你一直做同樣的事，做同樣的人，把你凍結在時間裡。」洛伊是指她生命中的那個時刻，她厭倦了自己的那些形象——從迷人的印度偶像到迷人的印度異見分子——於是她剪掉了頭髮。但你可以看到，站在新立場上，她說的還是同樣的話。關於甘地和安貝德卡的文章意味着她在轉向新方向之前，先要把過去的抱負做個完結。「我不想要那麼沉重的包袱，」洛伊說，「我想輕裝出行。」
本文內容版權歸紐約時報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譯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