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2日 星期三

姚明 Yao Ming;高耀潔:我的耄耋時光,


蘋論:姚明優於中共政權
2016年10月13日
姚明海拔有多高?一說是229公分;但根據中國CBA秩序冊的記載是223公分,無論是上述哪一個正確,他都是巨無霸;就像不同的航母排水量即使也稍有差別,但對一般人而言,都是艨艟巨艦。

怎麼看姚明都可以是中國形象的隱喻,高大雄壯有如中國的國力與幅員。他善於理財,投資項目包括運動經濟、音樂網路、城市規劃、紅酒廠商以及基金投資公司,他的身家約100.13億元台幣,也象徵了中國近30多年來的經濟成功,與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

禮貌待人謹言慎行

可惜中國只有外在少部分像姚明,其內在的品質中國政府完全比不上姚明。關注美國NBA球賽的人都知道姚明打球從不發脾氣、不出言不遜、不惡意犯規、不頂撞裁判、不批評隊友、不反抗教練、不嗑藥飲酒、不抽菸隨地吐痰、總是禮貌待人、風度翩翩、誠懇率真、言行嚴謹,這也是他獲選進入NBA名人堂的原因之一。
中國政府發財之後在國際上橫行霸道,經常以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姿態霸凌鄰國,包括台灣。南海九段線惹翻了一票東南亞國家,結果國際法院仲裁,中國大敗,被打臉一大巴掌。姚明在球場上絕不會這樣自取其辱,總是默默地服從裁判,表現球員的風度與品格,私下也沒醜聞和緋聞。中國反貪反出不可勝數的貪污、瀆職、性醜聞、欺凌百姓、假公濟私、強收民宅、賣官鬻爵、高幹共用情婦等不堪聞問的事件,遠遠比不上一介平民球星的姚大個兒。
姚明也頗有幽默感,從未像高幹那樣滿嘴仁義道德,開口閉口黨和國家,其實一肚子男盜女娼,權、錢、女色樣樣不缺。他在台北東吳大學分享人生經驗時說,他生涯最偉大、最強大的對手就是俠客.歐尼爾。他幽默地說:「當我要碰上他的那一天,出門時鄰居跟我打招呼的語氣,好像要幫我送行(送終)一樣。」俠客雖沒姚明高,但遠比姚明強壯,底盤穩固,體能驚人,因此得分超過姚明。俠客是美國的隱喻,是當今中國一時間無法超越的美國障礙,就像姚明遇到俠客。 

學其品格可獲尊重

哪一天,中國政府不學雷鋒了,不學焦裕祿了,學姚明的人格特質和品格素養,不但外表名副其實,內在德行也雷同姚明,那時的中國將會得到國際的尊重,是基於文化質量而非船堅砲利和黑道型政治。 

中国鱼翅消费降温 
根据野生救援协会的报告,广州鱼翅销量两年来下滑80%,零售价下跌一半。受访的餐饮业代表称,姚明的公益活动提高了消费者的保护意识。

高耀潔:我的耄耋時光

更新時間 2013年10月23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5:06
BBC英國廣播公司10月推出「巾幗百名談天下」(100 Women – Half the World Speaks)特別系列,通過互聯網、電視和廣播,從婦女的視角講述那些震撼人心的故事,了解當今婦女的生活、她們面臨的風險、挑戰、機遇。
「中國防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潔醫生自從揭露上世紀90年代中期河南農民因賣血 和當地的「血漿經濟」導致艾滋病蔓延慘劇以來,多次受到河南當地政府阻撓。高耀潔於2009年離開中國,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目前居住在紐約曼哈頓 上城。本文是高耀潔本人講述她決定離開中國的原因和過程。如今87歲高齡的她在美國將她知道的中國艾滋故事撰寫成書。
「中國防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潔醫生
「中國防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潔醫生
自2007年從美國領獎回來以後,我大多數的時間都花在整理這十幾年來我在艾滋病調查中所獲的資料。我對外界情況的了解也少了。不過,來找我的記者與艾滋病人有增無減。2008年1月就有58個艾滋病人來找我求助。
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法國駐華大使館打來的電話,對我說法國要給我發一年一度的「傑出婦女 獎」。我沒怎麼聽清楚,答說:「4月中旬,我要到上海參加《南方周末》的頒獎典禮,到時我們可以當面詳細談。」對方回答說好。不巧,《南方周末》主辦的這 個「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的時間被推遲,我就沒有去成上海。
一、離家出走
到了5月6日上午9時許,我突然覺得氣氛不對。我的電話又出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進來,電腦也出了問 題。我去小區門外超市買午飯時,發現小區內突然多了不少陌生人。他們目光異常,使我回想到2007年2月赴美領獎前被地方政府部分官員軟禁前的情形。我中 午飯也沒來得及吃,假牙也沒來得及帶,兩手空空,只取出電腦的硬盤(裏面有三本書稿),心想我不能放棄!我把硬盤放在內衣兜裏,匆匆從小區後門離開了家。 我這次外出,完全是為了保住這些記錄著艾滋病人生命和遭遇的資料,不能讓這些資料白白地消逝。2007年3月我赴美國領取「生命之音」獎時,儘管很多議員 出面留我居住美國安度晚年,我堅持要回國,一是為了這些材料,二也是為了我救助的艾滋孤兒們。豈料近兩年會出現這樣的生活呢?
我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非萬不得己,不會隻身出走在外,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從,只是為了把這些資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書)留給後人。蒼蒼大地,茫茫人海,何處是我棲身之地?。
我80多歲了,行走困難,離開家之後先到北京,又到成都,最後朋友把我安排到廣州郊區,住在一個農家小樓上,天天修改書稿。此處離大學城很近,有不少志願者和大學生來幫助我,他們每天都來兩到三人協助我,為書稿打字,這給了我莫大的安慰。
那時,我多次思考,多次流淚。我只是為弱勢群體說話,救助他們,一切活動都是自費,先後花去人民幣一百多萬元,我沒有向政府要過錢,也沒收任何人捐的錢,即便情面難卻時收下錢之後,改日再把錢還他。
我為艾滋病受害者吶喊,是一個醫生的職責,為什麼一些地方政府官員要對我進行各種打壓、造謠、詆譭並限 制我人身自由?為什麼對我的工作進行多次阻擾?甚至在農村疫區懸賞500元舉報我,阻止我進入艾滋村?我往貧困地區郵寄書籍、衣物,多次大量丟失,我的電 話經常打不通,我出門經常有人跟著。
我想來想去,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權衡了利與弊,我想,本人若無聲無息地死去,我手裏的資料便石沉大海, 而且外界一無所知。最後我決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幫我聯絡,請他向我2007年在國外認識的朋友打了個電話,說我已經離開了家,無處可歸,需要出國。7 月中旬取得聯繫,7月下旬開始辦外出手續。國外的朋友轉托在美國的華人組織,請他們派人來接我。
離開國內時有大學生送行,臨上飛機前,其中一位大學生送我到機場入口處,他交給我一個字條,他說:「奶 奶,你到飛機上再看……」。我上了飛機打開一看,字條上寫的是他的個人感悟和憑良心做人的信念。8月7日晚上十點離開了廣州白雲機場,途中三次轉機,8日 抵達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塊巨石落了地。接納我的是山東同鄉,住在他們家裏,他們全家都對我的生活照顧得不錯,特別他家的三個孩子給我增加了快樂,其他諸位 同人們幫我工作與生活, 如郭醫生等,在那住了七個多月,我非常感謝他們。
這是我近幾年出版的書,因同一種書有修訂增版或外文譯本,故稱三本 (高駿攝)
這是我近幾年出版的書,因同一種書有修訂增版或外文譯本,故稱三本 (高駿攝)
二、寄居紐約
我離開家後,在國內外輾轉多處,最後到紐約。2010年3月,我被哥倫比亞大學聘為訪問學者,由外地搬 往紐約,因為身體原因,有中國留學生陪我居住,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們經常來看望我,特別是懂中文的東亞研所所長來的最多,我每次生病住院,他都赴醫院探視我,為我將要出版的「艾滋病相冊」寫序, 令人深深的感謝!更促使我有信心盡力的、作好我要做的防艾工作,把書稿修改的完好、出版,讓世人知暁中國艾滋病血傳播的真相。
在此期間,我兩次因血栓住進醫院,2011年我在紐約的長老會醫院做了心臟病手術。美國這裏的急診,及 時認真。2012年8月我出醫院。出院後的29天裏,醫生和護士9次來我家「家訪」。最後一次,一個醫生來家訪,看到了我房中「高耀潔星」的獎牌,他用手 機查了下我的經歷,就開始坐在我家一直跟我說話,我也聽不懂,只是看他很高興,意思說,能夠為我服務,他非常高興。我們兩個人比手畫腳地溝通著,我覺得可 滑稽,他能夠將這些艾滋病人的故事告訴更多的人,我也很高興。
在紐約期間,幸遇慈善機構和善心人,幫助我支付高昂的醫藥費,並把我的生活安排的很好,解除了我的後顧憂慮。世界上還有很多朋友和陌生人關心我的生活,特別是紐約留學生們,在我工作中幫助很大,因為我不會打字,多位留學生幫我攥寫回復郵件等工作。
哥大的留學生們也為我舉辦講座,請我介紹中國艾滋病疫情。自身體康復以來,我總共做過3場講座。中國艾 滋病疫情的歷史,令人感嘆唏噓。有公共衛生界權威專家將此艾滋病事件定位為「世界公共衛生史上罕見的重大災難性事件」。各地艾滋疫情被隱不報或少報,真相 被封閉了。十年、二十年時間不知道病名、死了多少人更是不得而知。迄今艾滋疫情真相仍是不敢完全揭開,國內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有艾滋病,其實不然,全國有 很多艾滋病傳染者身份沒有揭開,還有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他們隱藏在茫茫人海之中,已成為鮮為人知的艾滋病病毒傳染源。當今 感染死亡已在千萬人以上。(1995年周口王淑平醫生統計過因賣血感染艾滋病者在500萬人以上,還不包括輸血者在內,見2010年第一期《開放雜 誌》。)十幾年過去了,輸血感染的艾滋病者大量出現分散各地,他大於賣血者10倍,我說的這些數字並不誇張。
後記:
我於2009年5月6日單身逃出我的家。若不是被軟禁、無法繼續工作,一個80多歲的老人非不得己,絕不會單身出走言語不通、生活不習貫的海外,每想起、談起此情此境,淚水奪框而出……
自古人生誰無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頭這些關於中國艾滋疫情的真實資料被湮沒。去年上半年三本書全出版了,還修訂增版了。《高潔的靈魂》出了英文版,並獲得香港笫四界優秀圖書獎。
寫此文時我心情非常難過,不過最大安慰是我出來時在硬盤中帶出的三本書稿,全出版了,還有照片集是最後的一本書,目前,我正凖備校對稿。本人己86歲,身體因病不支,多時躺在牀上工作……留在人間的時間不多,應當讓大家知道我這個人平生的遭遇,以作紀念。
(責編:李莉)
   2013年09月24日15:33 PM

姚明:改變中國的“高度”


當姚明緩緩走進設在上海優雅的米氏西餐廳(M on The Bund)裡的採訪間時,他需要俯下身來才能穿過那道為普通人設置的門。相對於他的個頭,就連那裡擺放的椅子也顯得太小。這位中國最偉大的籃球運動員(同時也是中國頭號體育大使,或許還是中國所有健在的人中的頭號名人)不僅個頭高——7英尺6英寸的他就像天安門廣場,生來就是為了讓凡人相形見絀的——他那留著獨特平頭的腦袋也給人以異乎常人的感覺。
只有上海這座遍布摩天大樓的城市才能讓他稍顯矮些。當姚明望著上海金融區陸家嘴那高聳如雲的天際線時,他的身高感覺就不那麼突出了。一場颱風的尾巴正在席捲上海,吹散了往日的有毒霧霾,127層高的上海中心大廈(Shanghai Tower)清晰可見。這座大廈即將成為這個執著於在摩天大樓方面領先全球的國家的最高建築。姚明凝視著這座起重機林立的大廈,說道:“它讓我感到自己很渺小。”
姚明個人對“小”並不排斥。我問他開的是什麼車,他說自己有一輛路虎攬勝(Range Rover),因為大多數車對他的身材來說都不夠大。他有些遺憾地說:“說到挑選自己的車,我可沒有​​多少選擇餘地。我倒希望自己能開一輛迷你(MINI)。”
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作“姚明”並不總是件容易事。他的身材替他做出了很多決定,從開的車、從事的職業,到他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此外,中國共產黨也替他做了不少主。
故事得從現年33歲的姚明還沒被母親懷上的時候說起。姚明的父母都很高。他母親身高6英尺2英寸,他父親身高6英尺10英寸,因此中共“鼓勵”他倆從事籃球職業。那個時候,共產主義體制對每件事都有決定權,從群眾吃什麼(或者吃不上什麼),到誰該與誰結婚。布魯克•拉爾默(Brook Larmer)在其2005年出版的著作《姚明傳》(Operation Yao Ming)中寫道,姚明的父母被“撮合”成了上海個頭最高的夫婦。
拉爾默援引姚明母親以前的籃球教練的話說:“我們一直在跟大姚和大方(姚明的父母)說,'你倆都這麼高,應該在一起。你們能夠互相理解。'我們還跟他倆開玩笑說,'想像一下你們的孩子會有多高。'”
中國的科學家們甚至想出了一些有趣的方法,來預測他們那些高個子同志到底會長多高。姚明說,醫生對他最終身高的預測很準。他說:“我十二三歲時,他們量了我的手。”他指的是一種通過小孩子的“骨齡”(基於對兒童腕骨的監測,來預期他們骨頭髮育成熟的年齡)來預測他們最終身高的技術。他表示,自己曾經效力的上海東方大鯊魚籃球俱樂部(Shanghai Sharks)仍在使用這種方法。姚明已經買下了這個俱樂部。
再一次,上海體育主管部門從一開始就知道,小姚明以後會長成個大高個。拉爾默說,姚明出生時重11.2磅,身長23英寸,幾乎是那個時期中國新生兒平均大小的兩倍。
雖然當時鄧小平已經終結了中國此前所走的共產主義道路,但國家仍認為,有責任幫助小姚明實現打籃球這一天賦的使命。在他們的鼓勵下,姚明9歲就進入一所有國家背景的體校。
姚明對此並不反感,而且他小時候也沒怎麼特別反對過家長給他的硬性指示。談到他的父母,姚明是這麼說的:“年紀越大,我就越傾向於接受父母對我的(人生)指導。我感謝他們賦予我一個非常自由的青少年時代。在上學和打籃球方面,他們並沒有給我壓力。他們只是一再囑咐我(不管做什麼都)要有耐心、有毅力。這是他們唯一對我要求很嚴的地方。”
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我很快認識到,姚明的人生哲學就是接受自己無法改變的現實。這一人生哲學指引他走向職業籃球、走向美國,甚至指引他在超級大國關係中扮演起他現在的角色。“我的信仰是接受現實。如果你無法改變某件事,那最好是努力去接受它。”
姚明就是這樣接受了他自己的身材、以及與之相伴的天賦和各種不便。2002年,姚明那異乎常人的身形幫助他成為了NBA 2002賽季的“狀元秀”,這是任何中國運動員之前無法想像的成就。作為那年NBA聯賽所有新球員中最搶手的一位,姚明開始追隨美國體育巨星“魔術師”約翰遜("Magic" Johnson)和沙奎爾•奧尼爾(Shaquille O'Neal)的腳步。姚明在休斯頓火箭隊(Houston Rockets)打了9年,多次入選NBA全明星隊(NBA All Star Teams),憑藉自己的實力成為了一位明星。
但姚明那高高的身材也給他帶來不少麻煩。他下半身多次受傷、特別是腳部,這些傷使得他無法進行連續、大量的移動。因此,他在30歲的時候就不得不過早結束NBA職業生涯。他是否擔心,隨著年齡增大,內臟器官也可能出現問題?他說:“我曾經擔心過這點,但我無法改變它。”這有點像再也不能在上海的街道上漫步(不管走到哪他都會被人團團圍住)或者開一輛迷你:這是他無法左右的。
那麼,他怎麼看待國家的作用呢,他痛恨中國的社會決定論嗎?姚明說:“沒有政府,就沒有今天的我,我恐怕早就失去了方向。”
那麼他如何看他在國際關係中扮演的角色呢?姚明說話輕聲細語,生活上潔身自好,還富有自嘲精神。他登上美國體育舞台的時候,中國也努力在國際地位實現同等程度的躍升,從一個國際“賤民”崛起為一​​個世界超級大國。姚明在無數美國人真正關注的領域取得了成功,他產生的影響遠遠超過一個乒乓外交使團。他讓人們開始仰視、而不是俯視中國。不過,要充當“增進中美兩國相互了解的窗口”——一位前經紀人之語——是那麼簡單嗎?
以謙遜出名的姚明不認為自己有那麼大的影響力。當我問他,你是否就像1972年訪華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那次訪華恢復了中斷數十年之久的中美關係)那樣重要時,他說:“我不清楚那件事。”但他承認,NBA在美國文化中有著很高的曝光度,他現身NBA後,“人們便可從中了解到中國人是如何生活和交流的。”姚明說,此前“美國人通過毛主席、鄧小平以及李小龍(Bruce Lee)了解中國人的,但李小龍其實是一位華裔美國人。”
扮演13億中國人的非官方發言人這一角色,是否有難度?“最難的就是,我必須考慮我說的話是不是兩種文化都接受。你是一名美國記者,當我與你交談時,就必須努力找到一種平衡,說一些中間立場的話……我的工作就是設法找到共同點,迴避差異。”
姚明相信,他能夠根據身處的環境自如地為自己披上恰當的文化外衣。他說:“骨子裡我是個中國人,但在美國……你必須讓自己成為美國人。我去休斯頓的時候,我就把自己當成個休斯頓人——我不認為我是一個去休斯頓的中國人。但現在,我已經結束了在那裡的職業生涯,回到上海我就必須表現得像個本地人。”
這種變色龍式的做法聽上去很累人,但姚明似乎習慣了。“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想成為自我​​,說一些真正代表自我的東西,”他說。“但每個人也都需要知道他自己肩負的責任。我願意接受並且努力承擔責任。我總是在我的個人目標和我的責任之間尋找交集……(因此我能夠)接受責任,並將其作為(我自己的)意願。”
我想知道他的這種泰然是否源於東方哲學,或是儒家思想?但姚明似乎只是天生就相信,接受現實也是一種英勇之舉。他說,自己沒有研究過哲學。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他為打籃球而犧牲掉了大部分本該在校園裡讀書的時光。直到現在,30多歲的姚明才有機會作為上海交通大學(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的一名本科生在該校攻讀經濟學。他與家人一起住在上海。我們見面的那天,他剛剛送完3歲的女兒去學前班,那是他女兒第一天上學前班。姚明竭力避免讓女兒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不過中國媒體已在猜測她未來的身高,因為她母親葉莉曾是中國國家女子籃球隊的球員。
除了經濟學以外,姚明還兼顧政治,並對自己政協委員的身份感到自豪。我問他是否是黨員?他詼諧地問道:“什麼黨?”姚明接著說道,許多政協委員並不是中共黨員。
姚明當然不怕表明立場——他呼籲人們不要喝魚翅湯,並直言北京方面需要採取措施解決空氣污染問題。他說:“天氣問題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它是那種會迫使我們政府作出某些改變的問題。但這需要時間。你來自底特律,你小時候那裡的空氣又是如何?我們不能只是關閉所有的工廠了事。”
隨著運動生涯逐漸結束,姚明還在中國慈善領域開闢了新天地。他創立了旨在幫助2008年四川地震災民的“姚基金”,希望在支出方面變得更透明(儘管該基金目前還沒有透明到實際披露自身資產規模的程度)。但在談到是否有計劃譜寫亮麗的商業生涯、使之足以匹敵自己過早結束的運動生涯時,他卻沒有太多可說的,只是指出自己的想法還“不成熟”。姚明向商人的轉型迄今還沒有真正啟動。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明確的:賺大錢是他最終計劃的一部分。當我問他是否希望以一種有利於社會的方式賺錢時,他給了我明確的答案。他說:“賺錢本身就有利於社會。”他提到中國一句老話: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那麼,他對國家目前的狀況滿意嗎?正是在國家的幫助下,他才變得如此出名。姚明說:“文革結束以來,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們不能止步不前。在上海、北京,人們很富足,他們有可口的食物、漂亮的衣服和很好的學校。但精神上的富足是你無法買到的。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他接著說:“我們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姚明出生時,鄧小平為了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說了同樣的話。自那以來,中國已經找到了賺錢的竅門。但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喪失了靈魂嗎?姚明說:“這是中國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未來會有一個轉折點,我們已經很接近那個點了。”
可能是因為他的高大,或者更有可能是因為他如此自信、謙和和泰然,我很難不相信他說的話。姚明改變了世界看待中國人的方式,這絕對不只是高度的問題。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駐上海記者。張嫣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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