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9日 星期五

黃武雄 (三);"鄉愁"分享......「廣設大學沒什麼錯」(完整版2015);贈久別重逢的摯友林一朗:一些中學經驗、手繪圖


"鄉愁"分享......

The oboist Henrik Chaim Goldschmidt plays En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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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自由時報登出一篇廣設大學與教改的文章。
那是簡縮版,以下貼出完整版。
/黃武雄 201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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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設大學沒什麼錯」(完整版)
/黃武雄 2015/12/27
一、
廣設大學沒什麼錯,錯在浮濫升格;教改沒什麼錯,錯在沒有好好落實。
日前在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上,王如玄嚴辭批評教改、批評廣設大學,指責這是李遠哲的錯,要陳建仁答覆。陳建仁在會上只為當年(1995年)李遠哲所召集的教改會做些辯護,指出教改會於次年提出報告書後就解散了,教改如何落實,全在教育部手上。
當時及其後幾年(迄2000年)都一直是國民黨執政,教育部如何面對這本報告書?如何執行?有沒有落實?這些才是關鍵。要李遠哲去扛起教改的責任,其實是一場政治鬧劇。2003年李遠哲公開為教改道歉,是因他以高標準要求自己。
辯論會停留在責任歸屬,背後似乎隱喻兩黨皆默認廣設大學是錯的,默認教改是錯的。
但「廣設大學」有什麼錯?!教改有什麼錯?!
二、
1994年台灣十八歲的青年,進入四年制大學的機會還不到18%。譲更多的年輕人不必為了擠大學窄門,困頓在補習班年復一年;譲這大學窄門的壓力,不致往下擠迫,扭曲中小學教育,戕害一代代孩子的心智。這樣的訴求有什麼錯?!
廣設大學在當時是民意所趨。根據同年聯合報民調的結果,支持者近八成。教改之前,「大學窄門」是無數學生與家長的夢魘。
只有紓解升學壓力,教育才能回歸正常。廣設大學,是1994年四一〇教育改造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目的不只在紓解升學壓力,更在釋放學生心智,並藉此提升全民現代知識的水平。
當時四一〇教改的訴求是:台灣應該在五到十年之內,譲青年入大學的機會,從18%提高到美國的54%,甚至達到加拿大的60%。
教育的本質是人才培育,是發展人的心智;不是人力規劃。太早強調競爭,對學生分級分類,會扭曲人格發展,同時也帶有階級壓迫。這是反教育的。另一方面,進高中大學,抑或進技職系統,應依學生個人志向,非由政府強行規劃。
很多人批評教改訴求既要「廣設高中大學」,就是要「消滅」技職學校。這是一大誤解。正好相反,四一〇教改主張進職校,必須是學生興趣所在,而不是因進不了高中。這是人民的教育選擇權。也只有這樣,職校品質才不致浮濫,職校畢業生才會受到社會珍惜。若供過於求,職業尊嚴必遭踐踏。看看從六〇年代,台灣為培養初級勞力,大肆擴充學店式的技職教育,造成人浮於事,與學非所用,多少人為了餬口擺地攤度日,就知道其為害之烈。
教改訴求,包含李遠哲召集的教改會報告,更主張把技職融入高中課程,作為選修,讓所有高中的青年都兼備「動手做」的能力。這是全人教育的一環,有助於縫合知識與技職的落差。
如果大學能提供好的教育,譲想進大學的人進大學,去接受現代知識的陶冶,去拓展他們的知識視野,人民的知識水平便會大幅提升。這重要的投資也將回饋於社會,增強未來的國力。
三、
廣設大學不能忽略新設大學的品質。師資若逐年招攬滯留海外的年輕博士回國任教,甚至接受外籍人士申請,中上等的師資可不虞缺乏。全面提高新設大學的品質,不是不可能,但政府必須投資,並審慎處理。這是當時民間教改論壇重要的議題。
那些年我擔心的是:教育部對廣設大學,會便宜行事用一貫升格私校的方式搪塞。早在1991年,我為文並藉「笑罷童年」的影片,分析若大量升格高職或專校為大學,必然降低大學的品質,無法真正紓解升學壓力。
1996年吳京上仼教育部長,果然提出「第二國道」的構想,要大量升格公私立技職專校。四一〇教改聯盟到教育部前抗議,要求好好廣設公立大學,並指出公私立學校不同的定位:「公立學校提供人民就讀的機會,私立學校發展特色。」兩者定位混淆,必定弊端叢生。
以美國這種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來說,大學生有八成就讀公立大學,台灣到2015年的今天仍只三成多。
政府不能逃避籌設公立大學的責任,不能便宜行事,只靠一紙升格的行政命令,便把提供人民就讀機會的責任推給私校。
教改之前,很多私立專校是高職升格的,品質有很大問題,尤其從1970年代起,許多人辦私立高職是為了賺錢,學店處處林立。這樣的高職升格専科,專科升格技術學院,技術學院升格大學,品質必然粗糙;況且私校收費又數倍於公立學校,大量升格後的技術學院及大學如何能吸引年輕人就讀,如何能紓解升學壓力?進這樣的大學,又如何能提升人民現代知識的水平?
第二國道的構想發佈之後,我偕時仼教育立委的王拓去與吳部長陳述利害,可惜吳部長堅持如故。潘朶拉的盒子一經打開,教改便走上不歸路。很多私立專校背後都有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員在支撐。「第二國道」一經通車,這些升格的技術學院與大學便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阻斷其後籌設新的、優質公立大學的可能。
四、
往事已矣,今天面對大學浮濫的現實,我們不能只譴責過去。平心而論,能譲我們的青年有大學可去,本身就是好事。大學的平均水準也許降低,但同年齢層的知識水準還是提升了。這究竟是國家之福。
由於大學浮濫,很多人喜歡嘲笑大學生程度太低,一度「大學指定考試十八分都進大學」變成了膾炙人口的笑話。但這有什麼好笑?
作為一個教育者,我看到的是:大學指考十八分,是因在中小學沒有受到好的教育。這是教育者的責任,是國家的責任。教育的目的,不是對孩子筆手劃腳、分級分類,而是譲每一個孩子都得到最好的內在發展。如果我是大學的辦學者,我會努力讓這些程度偏低的學生,在進入我的學校四年之後脱胎換骨,變成一個能思考、有視野的知識青年。這是辦學者與教授者的責任。
1970-72年我曽在密西根一所州立大學教書。這是州立大學,任何一個州民只要中學畢業,就有權利進入州立大學。沒有人會嘲笑學生程度太低。相反的,我們教微積分的教授都被賦以一項任務:即使學生連國中數學的交叉相乘都不會,我們也要在一年之後譲他學會微積分。
事實上,我自己做到了,一些同事也做到了。這是我們拿薪水的教授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作為教育者,我們不能嘲笑學生。
大學浮濫的問題,不在於很多不明事理的人用嘲笑的口吻說「阿貓阿狗都進了大學」,而在於我們提供了什麼樣的大學品質。
未來如何提升大學品質,如何回歸公私校的定位,才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不够水準的私立大學應該回歸巿場機制,但在某些私校退場的同時,我們不應藉此又縮減學生進大學的機會。為了長遠,更要伺機提高公立大學的學生人數比。
批評教改,不要忘了教改之前我們的孩子所受的苦。1974年我去彰中試教,就有一位教過的學生因三次聯考不上而自殺身亡。這不只是一個特例。類似悲慘而令人痛心的現象,在當年時有所聞。
不要美化過去,不要把教改汚名化;不要說教改之前,台灣的教育有多好,不要說因為教改,台灣的學生才變得有多苦。這些只是蔑視事實、自欺欺人之談。
今天很多孩子因教改而在一個相對壓力較小,競爭不那麼嚴酷的環境中長大,人變得比較擅於思考,心地變得比較柔軟。與上一個世代不一樣,他們更知道相互欣賞、相互鼓勵。
不論當時教改的進程如何粗糙,教改多少還是釋放了年輕世代的心智。因為他們,台灣社會開始有了內省與反思。他們年輕的手,正一步步在推動社會,譲台灣走向一個前所未有、可以講道理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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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師的中學的一些經驗。


*黃武雄 父親原本為我取好的名字。我在家男孩之中排行第二,故有仲字。

但偶作中昭,又是父親的政治意識留下的㾗跡。


我長大後,父親曾如此解釋:昭和時期,亦心存中華,故名中昭。及至二二八事變之前,他對國府已完全絶望。年輕時他在九州帝大讀獨逸志文學(德國文學),擅長數國語言,唯終生不學華語。

父親亦擅長中文書法,深懂漢文,但不學華語。
黃武雄新增了 2 張相片
這是少年時期家居附近的手繪圖(見下圙一)。1954-1960,我讀中學,住在台中市南區。
事隔半個世紀,我憑記憶手繪,用來寄贈久別重逢的摯友林一朗。
一、
我自小隨著父母,在西部平原南遷北徙,讀了六個小學。
1948年,家住豐原新町,在瑞穗國小以父親喜好之名仲昭(中昭)*入學。翌年遷往嘉義垂楊國小,在番仔溝附近生活。
三年級下學期,轉至台南,名字改回黃武雄,原因是日治時期出生時,正值皇民化運動,這是被允許的名字。國府來台之後,身分證當然要根據日治時期出生登記的本名。三下我恰満八歲,須申辦身份證,學藉因而回歸出生時的名字。
1951年春天,轉讀台南的公園國小,我並不知道「黃武雄」才是戶籍本名。轉學第一天,講台上坐著滿頭灰髮的男老師,面容和藹,臉圓圓的,有點黑。他依學生名單點名。
叫到黃武雄時沒人回應,他連叫三遍,然後瞪著我說,「你不是新來的嗎?」
我說「是。」
於是他說:「那麼你就是黃武雄。」就這樣,我的名字從黃仲昭變成黃武雄。
很多年後,我讀薩依德(Edward Said)的回憶録《鄉關何處》(Out of Place)。他提到巴勒斯坦人的名字,留有被統治者的烙印。台灣被殖民四百年,我尤有同感。
小學四年級,我轉回母親的故郷新竹,讀了新竹國小。小五則因祖父過世,隨著父親奔喪,再轉至父親的家鄕朴子,讀朴子國小。
六下到當時號稱「文化城」的台中,轉讀自由路的大同國小。
就這樣,我轉來轉去,總共讀了六個小學。
為什麼必須這樣南遷北徙?直接的原因是家境起起落落,間接的原因,則是大環境。葉石濤分析過台灣知識份子在國府統治下的慘淡生計,是有普遍性的。
二、
幸運的,父母在台中定居六年沒有搬遷,正是我讀中學的六年。1954-1960,這是我少年的幸福歲月,雖然家境依舊起伏不定。
中學六年都住在南台中。但家也搬了両三次:安靜的德恆巷、有趣的有恆街,到台中國小對面的巷內。
毎天我走一個小時的路去上學。從台中南區,穿過鐡路下的涵洞,偶經平交道,沿自由路往北,經台中公園,再走田野到育才街的台中一中。
1950年代的文化城,車輛極少,不像今日嘈雜,空氣更是乾淨。上學放學的途中,我常一個人靜靜的走,靜靜的看,靜靜的想,一路觀察市街的人與景物,心思馳騁在難以界定的疆域。那是孕育少年心智最好的時機。
即使是烈日當空,走得滿頭大汗,但清新的空氣,帶著綠川與樹籬的香甜,用手背拭去臉上與頸背的汗水,全身依然舒暢。每天長時間徒步來回於家與學校之間,鍛鍊了我還算強壯的腿力。不只是心智,身體也因來回步行而成熟。
很多年後,我重遇少年友伴林一朗,憑藉腦中的記憶,手繪少年時期的南台中。圖中標示「九姨的家」就是有恆街租居的地方。九姨是林一朗的媽媽,一位美貎、有童心、氣質又很好的女性,我很喜歡她。
我的母親人稱八姨(見圙二)。那時南台中有十姐妺,相知結拜,過從甚密。循此因緣,我在初二那年搬進九姨的家,結識林一朗一家人。
/黃武雄。2017/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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