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低俗屠夫吳淦的获刑聲明
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在专制国度，能被专制政权授予“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这个荣誉，是对一个公民最大的肯定，证明了这个公民没有做专制的帮凶，没有做奴民，起码他去捍卫争取了权利。梁启超说他与专制势不两立，我说不反对专制，我还是人吗？虽然他们想让我认罪和配合宣传来换取他们对我轻判，他们甚至答应只要我认罪，就可以判三缓三，都被我拒绝。我被判八年，我并没有悲愤与绝望，这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因为反对专制就意味着在监狱的路上。我被判我依然乐观的，因为有了互联网，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为专制独裁送终的队伍会越来越壮大。企图想用监狱来恐吓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阻挡人类文明进程的人将不得善终。暴政是因为缺乏自信心，心虚恐惧的表现，是穷途末路、图穷匕见的表现。民众觉醒了，专制结束的时期还会远吗？
我关押期间遭受了酷刑和各种非人虐待折磨，这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我呼吁国际社会能关注中国人权恶劣状况，关注中共对本国公民特别是对异议人士刑拘、罪名滥用、秘密关押、强迫上媒体认罪、强迫接受官方指定律师、酷刑虐待、剥夺各种公民权利等等严重侵害公民的暴行。
此次参与迫害及酷刑虐待我的人员有：安少东、陈拓、管建童、姚诚、袁溢、王守俭、谢锦春、宫宁、盛国文、曹纪元、刘毅、蔡淑英、林崑。
超级低俗屠夫吳淦的获刑聲明
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在专制国度，能被专制政权授予“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这个荣誉，是对一个公民最大的肯定，证明了这个公民没有做专制的帮凶，没有做奴民，起码他去捍卫争取了权利。梁启超说他与专制势不两立，我说不反对专制，我还是人吗？虽然他们想让我认罪和配合宣传来换取他们对我轻判，他们甚至答应只要我认罪，就可以判三缓三，都被我拒绝。我被判八年，我并没有悲愤与绝望，这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因为反对专制就意味着在监狱的路上。我被判我依然乐观的，因为有了互联网，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为专制独裁送终的队伍会越来越壮大。企图想用监狱来恐吓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阻挡人类文明进程的人将不得善终。暴政是因为缺乏自信心，心虚恐惧的表现，是穷途末路、图穷匕见的表现。民众觉醒了，专制结束的时期还会远吗？
我关押期间遭受了酷刑和各种非人虐待折磨，这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我呼吁国际社会能关注中国人权恶劣状况，关注中共对本国公民特别是对异议人士刑拘、罪名滥用、秘密关押、强迫上媒体认罪、强迫接受官方指定律师、酷刑虐待、剥夺各种公民权利等等严重侵害公民的暴行。
此次参与迫害及酷刑虐待我的人员有：安少东、陈拓、管建童、姚诚、袁溢、王守俭、谢锦春、宫宁、盛国文、曹纪元、刘毅、蔡淑英、林崑。
The New York Times Chinese -Traditional 紐約時報中文網
週二，網名為「超級低俗屠夫」的人權活動人士吳淦在法庭上以顛覆罪被判處八年徒刑。吳淦曾在法院和政府機構之外幫助組織抗議活動，支持那些指控官員濫用職權的原告和被告，將公開羞辱官員變為一種刺目的藝術形式。這一裁決表明，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像吳淦這種曾在官方容忍的邊緣生存下來的堅定活動人士如今正遭到警方、檢察院和法院的一致打擊，而國家新聞媒體往往在一旁為後者吶喊助威。
在審判前幾天，吳淦發表了一份聲明，稱他不會在聽證會上發言，並預測他將因拒絕配合走過場的審判而受到重判。他表示：「我永遠不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及今天的選擇而後悔。」
週二，網名為「超級低俗屠夫」的人權活動人士吳淦在法庭上以顛覆罪被判處八年徒刑。吳淦曾在法院和政府機構之外幫助組織抗議活動，支持那些指控官員濫用職權的原告和被告，將公開羞辱官員變為一種刺目的藝術形式。這一裁決表明，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像吳淦這種曾在官方容忍的邊緣生存下來的堅定活動人士如今正遭到警方、檢察院和法院的一致打擊，而國家新聞媒體往往在一旁為後者吶喊助威。
在審判前幾天，吳淦發表了一份聲明，稱他不會在聽證會上發言，並預測他將因拒絕配合走過場的審判而受到重判。他表示：「我永遠不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及今天的選擇而後悔。」
專訪盲人"白求恩"："這不是友誼的體現"
德國盲人學者薩布利亞‧坦貝肯（Sabriye Tenberken）創辦了中國境內最成功的盲童學校，在西藏施教多年，也曾被中國授予「國家友誼獎」。如今，她和伴侶多年的努力正面對功虧一簣的危險。針對這些問題，她接受了德國之聲採訪。
德國盲人學者薩布利亞‧坦貝肯在她所創立的盲童學校（資料圖片）
德國之聲：20年前，您前往西藏，並在那裡建立了一所盲童學校。這一切是如何開始的呢？
坦貝肯：我曾在（波昂大學）亞洲研究專業主修藏學。大學期間，我創立了一種藏語盲文。我在1997年前往西藏，為了向當地政府和盲人們介紹這種盲文，同時也為瞭解當地情況。
我發現西藏有很多盲人--成年人和兒童，這和當地的高海拔、強日照不無關係……。當時，西藏還鮮有盲教活動，我開始為組織、進行盲教努力。對我而言，重要的是，這些盲童可以在開始常規學校教育前先做準備，因此，我本來沒有想建立自己的盲童學校，而是建立一種"學前班"。
那之後，我遇到了保羅（Paul Kronenberg，坦貝肯的工作與生活伴侶），保羅是荷蘭人，他的業務背景與我很不同……。他對於我的倡議很感興趣，我們一起在西藏成立了盲教中心。對我們而言，非常重要的是讓盲童獲得自己解決問題、融入社會生活的能力，讓他們對比其他學生，在一些領域早一點"起跑"。
80名盲童在我們這裡學習後進入了中國常規學校教育系統--小學、中學和大學。從全中國範圍內看，和其他省份相比，我們在讓盲童們融入社會、成功地融入社會方面做得最成功。……很多我們的學員獲得了獎項，一些甚至能擇校上大學，因為他們在高考中的分數夠高。這是巨大的成功，如今這為什麼會成為問題，對此我們非常不解。
德國之聲：我們聽說，您不得不離開中國，您創辦的盲教中心也面臨被關閉。您能具體介紹一下情況嗎？
坦貝肯：在六個月的時間裡，我們一直試圖進入西藏，以便聯絡安排盲教中心的交接工作。而在（之前的）合同要到期3周前，我們得到了入藏證（前往西藏的旅行許可）。在西藏，官方不願意接待我們，但我們堅持要和地方合作夥伴會面。……我們當時不理解當局的這種躊躇，並且一直感覺，他們在迴避我們。
與此同時，我們非常享受與同事、學員和前學員們的合作。特別是那些我們曾經自己教授的學員們，他們如今都已經30來歲，組建了自己的家庭，擁有了自己的職業。電影《盲視》中的男孩Dachung--當時他只有14歲，是（電影裡孩子中）年齡最小的--如今經營著一家有近15名盲人員工的企業、三家按摩所、一個每天登台表演的樂隊和一個盲文車間。
一切都顯示，無論有沒有我們的參與，為了西藏的盲人，這個項目都應該繼續下去。然而當我們拿到要簽署的合同時，我們驚呆了。這裡面不是之前說好的政府財政支持，而是要廢止合同。
其中寫道：各類項目都將結束；我們的西藏合作夥伴將決定如何處理盲校不動產以及家具、車輛等；盲校學員將被分到相關殘疾人中心；我們要放棄對於我們圖片和書籍的版權；我們不能向公眾提及我們在過去19年裡所從事的工作。
這對於我們而言非常令人震驚，因為我們在上份合同中明確地加入這樣的條款：如果"盲文無國界"和西藏自治區殘疾人聯合會停止合作，一切活動將在當地政府的保護下、按照現狀和現在的師資力量繼續進行。由於西藏沒有第二家像我們這樣的專業盲校，我們理所當然地以為，為了盲人的利益，一切都將繼續保持下去。
然而，我們沒有預計到當地政府的虛弱無力，沒有預計到他們並不真正支持我們的方案。我們的格言"讓盲人變成殘疾人前，讓他們變得強大起來"(Empower the blind before they become disabled) 沒有被作為要求接受。恰恰相反，現在他們要關閉一切，讓盲童去那些阻礙他們可以真正融入社會的殘疾機構。
我們一直以為，盲教中心在沒有我們的情況下也將繼續運轉下去。對於我們而言，我們留不留在中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從事的盲教活動可以繼續進行下去，我們培訓的師資可以繼續在那裡施教。因為這個項目非常成功，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國際上。
德國之聲：在過去數年裡 ，您的盲校曾在中國多次獲獎。為何當局態度突然發生了轉變？您或者盲校曾經受到過來自當局的警告嗎？
坦貝肯：沒有，我們從沒收到過警告。我們也問自己，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一個曾經受到過如此多褒獎的項目，為什麼會被終止。
針對這個問題，存在幾個猜測：
其一是，中國殘疾人組織從北京方面得到很多資金支持，他們用這些錢建立了一些無人問津的殘疾人機構，這些機構沒有相應的師資，將盲人、聾啞人聚集在一切，缺乏具有針對性的教育培訓。這些機構也沒有為孩子未來融入學校教育、社會、職場做準備，孩子們就在那裡呆上10年，沒有接受繼續教育的機會。因為這些機構一直空著，當局可能想通過我們中心的學員去填補這些機構。
其二是有關我們中心的樓房。我們在近20年前買下了位於拉薩市中心的該樓。可以想像，這樣的房地產在19年裡大幅升值。……有一些當地商人猜測，這裡可能涉及一起骯髒的地產醜聞。我們不知道這是否是真的，但西藏自治區殘疾人聯合會要自己處理盲校不動產的條款令人尋味。
其三是所謂的"西方教學方法"。但事實是我們的教學方法是有效的，那這種教學方法就應該是沒問題的。更何況，這種教學方法是我們在西藏和這裡的人員一起摸索出來的，西方根本就沒有，因此對我們"過於西化"的指責非常值得質疑。
我還要說的是，我們一直非常支持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一直認為該聯合會在世界上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中國殘聯創始人（鄧小平的長子）鄧朴方和現在的殘聯主席（張海迪）自己也坐輪椅，也是支持殘疾人融入社會生活的。怎麼會讓盲人去那些妨礙他們獨立生活、融入社會的機構呢？
德國之聲：近來，中國政府對NGO（非政府組織）的態度有所變化。您認為，發生在您和盲校的情況是否也與中國收緊對NGO的管控有關？
坦貝肯：確實，很多NGO面臨麻煩，中國當局不希望其繼續留在中國。然而這和我們沒有關係。我們（"盲文無國界"）本來也是要離開中國的，本來也是想要把項目交給當地人員、中方合作夥伴的。因此，這個新的NGO法和這件事沒有關係。
德國之聲：對於拉薩盲校的孩子們，這些變動意味著什麼呢？
坦貝肯：對於他們的未來，我比較悲觀。這些變動意味著，他們無法進入常規的教育系統，無法上大學，無法學習英語等……，而他們都是很有天賦，很願意進入學校學習的孩子。
此外，由於我們的職業培訓農場將被關閉，這讓孩子們在職業教育領域的選擇變得更少。我認為，所有盲人都要學習按摩的說法非常錯誤，毫無道理。也有盲童希望當記者、當面包師、自己做項目等等。我認為，關閉這樣一個為盲童提供很多職業培訓機會的農場，是不負責任的。
德國之聲：迄今為止，您得到柏林政府的支持或者打算支持的信號了嗎？
坦貝肯：沒有，畢竟這起事件還沒有最終決定。……可以確定的是，這件事涉及的不是一個政治決定，不是關於中國的西藏政策，而是一個關於盲人的問題。
此外，很多德國外交官、歐盟外交官，也包括荷蘭駐華大使，積極為這個項目奔走，他們也明確表示，這個項目在中國、世界都具有榜樣作用，希望不要結束這個項目。這當然是好事，因此目前還沒有最終結果。
還有，我不也認為，這個決定（結束項目）是來自北京的。恰恰相反，我們得到北京向我們表達支持的信號。我認為，這是一起地方事件。……當地的殘聯此前根本就 沒有注意到關閉項目帶來的危險，現在突然發現原來有這麼多反對力量。這很好，應該讓他們繼續聽到這種反對聲音。
德國之聲：您現在的個人打算是什麼呢？如果項目保留，您還打算回到中國工作嗎？
坦貝肯：當然，如果我們（薩布利亞和保羅）再次接到邀請，我們還會再到中國。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個項目邀請，而這個不容易。
我要說的是，我們在西藏持續生活了12年，西藏是我們的一個故鄉，就這樣剝奪我們繼續在那裡生活的權利，不是友誼的體現。在中國，經常會提到"友誼"，我們也得了中國政府頒發的"友誼獎"。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如此的對待，真的是友誼嗎？ 我們等入藏證等了半年，到了西藏也一直不被接待，直到入藏證馬上就要過期了，在最後12個小時裡才能進行對話。新西藏殘聯主席上台後發生的這些和之前的良好合作形成鮮明對比，也完全不是友誼的體現。
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導，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
- 日期 16.08.2017
- 作者 王凡 (採訪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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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709大抓捕」中被捕的維權人士吳淦，早前被控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周一於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閉門審理。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張千帆在《金融時報中文網》撰文，質疑國家機器在行使權力過程中不謹慎，又認為吳淦不是顛覆國家政權的罪犯，「而是積極踐行權利、守護憲法、監督政府的模範公民」。
吳淦-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Wikipedia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吴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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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淦（1973年2月14日－），網名：超級低俗屠夫，福建福清人，維權人士，網絡名人。 ... 2015年5月20日，吳淦因在南昌抗議江西高院不讓參與「樂平冤案」律師閱卷，而 ...Translate this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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