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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文革“頭號造反派”聶元梓，從政治明星到政治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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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著名造反派聶元梓因呼吸衰竭於上週三在北京去世，終年98歲。她的葬禮於兩天后舉行，僅有約10名親屬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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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一天，聶元梓在北大貼出一張大字報，引發毛澤東的注意。這一事件也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聶元梓因此一躍成為政治明星，也自此陷入文革政治漩渦。在其餘生中，她一直與“頭號造反派”這一稱號帶來的名聲和恥辱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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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元梓曾觸及權力巔峰，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但好景不長，甚至在毛去世之前，她就已經失寵。史學家指出，“在文革初期，她是毛澤東打出的一張重要的牌，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悲劇。”當毛的繼任者們把矛頭指向文革時，她成為政治棄子，被指控迫害無辜，“受害者”包括鄧小平之子鄧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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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媒體對聶元梓的離世保持了集體沉默。下個月，中國將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時報駐華記者儲百亮寫道，或許在這樣的時刻，任何對於共和國黑暗時代的反思都是“不受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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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50年
聶元梓文革後的半生點滴
一個臭名昭著、十惡不赦的亂世狂女、北大災星、陰謀家、野心家是絕對沒有發言權的。她只能被監督勞改、批鬥、關壓、放逐。對她的唾棄、漫罵、污辱、是天經地義的。世間的污泥濁水，所有的屎盆、尿盆都可以往她身上潑，頭上倒。
聶元梓——1966年文革開始被毛澤東讚譽貼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而轟動一時的第一人。不過1967年就有人提出不把她打倒也要把她搞臭。有時候臭一個人比倒一個人更具殺傷力。
她現年95歲。本人文革初在北大上學時跟不上形勢，對她的大字報不理解，特別是她的講話聲音與江青很像，對她沒有好感。當年聽說她的自行車被盜，還有些幸災樂禍。歷史有時是最好的玩家，恰恰二十年後我與其相遇。她的後半生片斷耐人尋味。
六平米小屋
1987年春，原北大同學尹佔河和劉蓓蓓夫婦來對我說：“聶元梓從監獄裡放出來了，身體又不好，也沒地方住，沒有工資，看病還得自己花錢，怪可憐的，你看有沒有辦法幫幫她。”
我心想：人再壞，活還是應該活下去吧。便把我老師在東城區空著的六平米小屋門鑰匙交給了他們，也沒有多過問。過了沒幾天，聶元梓拄著雙拐，爬四層樓來看我。對於那個小屋挺滿意，一再表示感謝。她說目前第一是生存問題。我有些被觸動，便讓弟弟雅週得空去看看她。
大約三年之後的一天，聽到聶元梓提到那個小屋，她說：“文革的事我實在不想講了。今天就說說我假釋以後的事吧。1986年10月我被假釋，假釋就是讓我從監獄裡走出，放逐到大地上。沒有工資，沒有住房，沒有醫療單位。你們每個人試試，或設想一下，如果讓你們從你住的房子裡搬出來，你們怎麼過？
當年我65歲，拄著雙拐，沒有工資就沒有飯錢，實在不行我可以要飯。可是沒有住處怎麼辦？總不能住到大街上去吧。
走投無路的時候，一位原北大學生的中學老師剛剛去世，在東單燈草胡同住的6平米小屋空出來了，讓我去住。裡邊有一張床，一個桌子，一個蜂窩煤爐子。一個人在裡邊都很難轉得開，不過總算有了個窩兒。”
為了生計聶元梓四處奔波。
一家軍工廠要軍轉民，從山里來到北京辦公司。1987年秋的一天，雅週帶聶元梓和這家工廠談生意。工廠的人說就是想瞧瞧這老太太，和她談什么生意呀。談話中該工廠的人津津樂道地講到，上海手錶廠把收集到過去生產的上海手錶集中起來，擺在馬路上用軋道機軋得粉碎，以示下定決心與過去決裂，開始新的篇章。軍工廠的人表示他們也同有此心。
聶元梓聽完後馬上說：“這樣做是錯誤的。為什麼要軋碎？沒有必要么，把手錶發到農村去。不要以為農村都富了，偏遠地區有許多還很貧困。發給農村小孩子，能用的用，不能用的就讓他們去拆裝，也是學習麼。”
聶元梓的一席話令聽者膛目結舌。她走後工廠的人說：“這老佛爺銳氣不減當年。”
寫回憶錄插曲
聶元梓住的離我上班地方不遠，有時我去看看她，攀談起來感覺她不像傳說中的洪水猛獸、叱吒風雲的人物，有些事另有內情。便動意幫她寫回憶錄，可是當時她為生計，精力放在怎麼能掙到錢，沒心思寫回憶錄。在這過程中，沒想到我還要為我的付出而付費，還得接濟她的生活。經常要給她帶些小藥、蔬菜、水果、鍋、碗、瓢、盆兒，乃至桌椅板凳等。我曾幾次想罷了，不過她講的內容總是讓人還想听下回分解。
後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涂光群、上述北大中文系的劉蓓蓓以及軍藝的張老師出面幫助，她才認真起來。
大約1992年回憶錄講完北大社教運動，接著就是文革了。那天她剛從外邊回來，坐定後我開起了錄音機，可是她半天不說話，莫名其妙。後來總算開了口：“我想輾轉去美國。我在國內臭名昭著，沒人願意也不敢理我。寫了回憶錄也沒人看。到美國誰也不認識我，聽不到罵聲，活自己。”
“你又不會英語，到美國怎麼活呀？”我問。
“我可以當保姆。你不是吃過我做的飯嗎？在美國祇要有人聘我當保姆，我就有吃有住，就可以安穩地活下去。靜下心來，可以寫東西，揭示文革的本質以及教訓。我出去絕對不會做有傷國家的事情，我不是政治避難，只是為了全心全意地研究文革。”
對她這突如其來的念頭，我還沒完全反應過來，沒想到她又說：“文革中，1967年夏末我就想從深圳游海去香港。”
“這是真的嗎？”
“當年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一走了之。我得把孩子也帶走。我問他能遊多遠？他只能遊一千米，那怎麼行！再想辦法吧，這樣就拖下來了。”
“為什麼？你當年怎麼想的？”
“整個文化大革命，我就幹了一件事：牽頭寫了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給我帶來了太多的聲譽、高帽；同時也使我後半生招來了無窮盡的挫折與磨難。”
“人們只知道你得到的榮耀，你的酸楚是怎麼也想不到的，”我很感慨地說。
“是的。毛主席剛一肯定我們的大字報，心裡是高興的。的確有被釋放、很欣慰、喜出望外的感覺，說老實話沒有多久就感覺到味道不全對。我心中無數，陷入了一種非常被動的境地。沒想到運動越搞越大，越搞越亂，越來越難以理解。這哪裡是文化革命啊？是一種無政府狀態。當時的政府就是一個人的絕對權威，以及以他夫人為核心的小組……
當年各派組織的頭頭都是年青學生，許多內情他們不了解，我不能和他們講，在很小的範圍講了，當天孫蓬一（聶元梓的副手）就給捅出去了，遭到中央文革的報復，陳伯達六五講話，就是反聶動員令。
1967年七八月份，我竭盡全力穩定北大的局面，促兩派聯合，復課鬧革命，沒有成功。我就有了退下來的想法。在校文革常委會上，我提出辭去校文革主任的職務，並建議解散校文革。後來，我把對運動不可理解以及想退出來不幹了的想法和多年好友楊惠文（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白介夫的夫人）說了。她說：'你要是想退下來，最好是想個辦法，生病住院，或者找個地方貓起來，最好現在就不要出面了。'
我貓到哪兒去呢？……中華大地，已經沒有我容身之地。”
返校感慨，回望人生路
1999年的一天，原中國青年報編輯、作家陳徒手開車載著聶元梓去北大。先到了男生宿舍38樓，聶一進樓就拐到東邊，指著一間說：“我當年就在這裡被監管。”她還敲了敲門。隨後就去廁所，進到裡邊東瞧西看。我拉她出來說：“這是男生廁所！”她依然故我，轉了好一陣子才出來。之後又去另外一個廁所，在裡邊對著站在外邊的我們說：“這都是我打掃過的，那時候我弄得可干淨了。現在你們看這兒，那兒，太髒了！”不拉她走，她就要動手幫著收拾了。
出來以後，她還在感慨之中。她說：“1969年6月我以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身份參加“九大”，是從江西鯉魚洲幹校押送回北京的，是被批判的對象。會後回校就被關在這棟樓，房子內的窗戶釘上木板，糊上紙，無一絲陽光透進。當年我負責打掃這棟樓裡的好幾個廁所，我可以稱得上是打掃廁所的專家了。”
接著我們去當年她的住地。怕被人看見，她躲得遠遠的讓我去敲門。她的老鄰居看到她，跑過來，一把拉住她拽進院子。兩個老鄰居聊了好一陣子，拉著的手始終沒有分開。從房間出來，聶往自己的故居望去，院子長滿高高的草。
最後我們去了東操場。這裡是文革風雲起點，1966年7月25日、26日中央文革反工作組，鬥張承先在這裡，1978年聶元梓也是在這裡被批鬥後，押解入獄。今天她在操場上輾轉徘徊，臨走還不時地回頭張望。
1999年還有一天，馬列主義理論家、史學家鄭仲兵老師來，他一開始就說想讓聶元梓寫懺悔錄。啊？聶的回憶錄費盡周折剛剛完成初稿，我正是覺得社會對她太不公正，誤解太深；想讓她把真相說出來，摘掉扣在她頭上烏七八糟的帽子才幫她寫回憶錄的。鄭老師卻要她寫什麼懺悔錄！
研究文革的人很多，像鄭老師那樣全家遭受迫害，深知上下內情，有豐富理論知識儲備，又不間斷地傾聽、調查、研究、思考，著實難得。鄭仲兵是大歷史觀，文革既然已經發生，不管它對與錯，好與壞，其內容廣泛、時間長久、形式奇特、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都是空前而且可以說是絕後的。文革中每個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參與者。
文革為什麼會發動，為什麼發動得起來？為什麼搞成這個模樣？難道不值得總結、思考、研究嗎？特別是親身參與者更應該回顧、反思、懺悔這個國家、民族為什麼這樣走過？不能只歸結為四人或五人就一推了之，即便你當年是受害者。一味地喊冤叫屈，自己一貫正確，哪怕是真實的，但只停留在這個層面是沒有意義的。
我和聶元梓重新開始思考並著手寫續集。對於鄭老師提出的如下兩個問題討論了許久。
1、對立雙方尊奉的是同樣的主義，朝拜的是同一座神像，使用的是同一套語言，為什麼在具體問題上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2、基本的道德底線，人性基礎怎樣崩潰的？
對文革反思
2000年冬，在寫回憶錄收尾時，聶元梓談到生死：
“從15歲離家出走參加革命，我出生入死不知道多少次了。不過自殺的念頭只有一次。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上我想吊死在廬山，以自殺表示我的抗議！最後我沒有那麼做。俗話說的好，忍字頭上一把刀，為人不忍禍自招。
我的後半生怎麼活過來的難以言說。
1968年秋，工、軍宣隊進校後，對我的批判無所不用其極。謝靜宜在大小會批我，侮辱人，損人，斥責我，惡毒地辱罵我，她的嘴跟刀子一樣狠狠地傷人。殺人不見血，此之謂也！
從那以後只要有風吹草動我就在劫難逃，我的罪名像走馬燈一樣轉。”
回憶錄大體寫完後，她長出一口氣說，“寫回憶從始至終我堅持的最基本原則就是說真話。”
她說：“最初我有氣，對專案組、對北大、對牆倒眾人推，以及一些極不負責的傳謠的人心存憤怒。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我不斷地傾聽、學習、思考、反芻過程中，對同樣的事件、人物、我逐漸較寬容、客觀了。對於那些強烈反對過我，以及我反對過的人也試圖換位思考，重新認識。
不斷地反思，使我認識到對許多事情的分析不能脫離我國在人類文明史上所處的時段。歷史的教訓廣義地說，我們這一代每個人都有責任，無論你是迫害人者還是被迫害者。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有責任真誠地總結那段歷史的經驗教訓。
我寫回憶錄一個非常的意義是為那些在文革中受我牽連，而遭遇不幸的人們還其清白，在文革那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許多事情極其複雜，其形勢也變化莫測。許多人站隊站在支持我的一方，但是他們不知道我早已是上邊的眼中釘。所以在歷史進程中他們中許多人受到株連，被打成'三種人'、'反革命'、'5.16'等等。
似乎我的問題不說清楚，他們的包袱也難以卸掉。我有責任把我經歷的政治事件如實地寫出來，還歷史本來面目。使無辜受害者得以解脫。我要向那些因為我的錯誤而遭受不幸的人們表示深深的道歉。”
片刻之後她接著說：
“對於那些批鬥過我、看管過我、整過我的人，包括用匕首刺傷我的人，不管是學生，還是工人，我一個也不記恨，連他們的名字，我都不願意去記住。我恨他們幹什麼？他們是上當受騙才整我的，他們不明真相，以為我是一個大壞蛋，所以才會對我特別恨。
當然，具體到個人，有的人對我比較溫和，有的人對我特別嚴厲，我都不往心裡去，這是當時的大形勢。我自己也曾經上過當受過騙。只是我覺悟得稍微早一點兒，清醒得稍微快一點兒，我怎麼會責怪像我一樣虔誠地投入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以為是為了反修防修、為了革命江山永不變色而同'敵人'做殊死鬥爭的年輕人呢？他們當年不過20多歲，他們對於過去的所作所為，現在也一定會有所思考。
此外，我向那些對於我這個在井底石下掙扎的人，依然信任，並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們表示衷心地感謝。”
多年來聶元梓接受過無數次採訪，她在講述過程中不斷地反思文革。在她90歲生日前與我聊起往事，口氣恰似看破紅塵：
“關於我為什麼牽頭寫那張大字報，你知道嗎？其實這不重要，關鍵是毛澤東為什麼如此高抬這張大字報，以及為什麼出現毛肯定了這張大字報以後的多米諾效應。
文化大革命實際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運動。領導層從上到下內心都是反對的。周恩來竭盡全力應對，林彪開始還真的把毛給唬住了。只有最基層，特別是在讀的學生熱烈擁護，而且也就是開頭的一兩年。
文化大革命首先毛澤東要負責。他感受到了黨的領導層中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不民主作風、脫離群眾、壓制群眾等方面的問題。當然他也有擔心大權旁落的考慮。不過，這場運動總書記，以及全體黨中央委員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四人幫'利用黨的錯誤攪混水，同時也利用毛年高、不接地氣而謊報民情，以實現從中奪權的野心。”
聶元梓在講述過程中對文革的評論與她的個人遭遇不無關係。她在不斷地申訴毫無結果的情況下，一天她對我說：
“關於林彪，最近我有新的考慮。從他後來對毛以及外逃的表現，我想他可能一開始就反感毛發動的文革，他對毛的吹捧並不由衷，對我肯定是很反感。何止是林彪，當年的工作組成員以及許許多多文革中遭遇不幸的人，從上到下都恨我。他們不敢也意識不到，或者是形不成去恨毛。在他們心里文革似乎是我發起的。嗐，第一把火可以說是毛從我挑起的。不過他們反對我與'四人幫'以及追隨者反我完全是兩碼事兒。
文革所以發生不奇怪，問題是這場浩劫持續了十年之久！沒有監管的體制，這就難免出現黨、政、軍等政府機構滋生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不民主、脫離群眾、搞特權等腐敗現象，也難以避免決策失誤。
沒有民主，下情難以上達，上達了也不見得能夠解決。司法不獨立，以人代法；'罪犯'無說話的權利，輿論一律；沒有人權概念。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對這些都應該認真反思。”
回憶錄反饋幾則
1998年冬飄著小雪，時任北京圖書館館長任繼愈老先生拄著拐去看望聶元梓。同年季羨林出版《牛棚雜憶》，該書受到中央首長，著名學者，社會精英地熱捧。全書多處痛斥聶老佛爺。這位聶爺見任老來了，便把對牛書的意見一股腦向任老傾訴。任老心平氣和地鼓勵她頑強地活下去，抓緊時間寫東西，因為感覺到聶當時的處境，寫書困難重重，便對她說：“你寫東西時不用潤色，別想太多，先寫出事實來就好，得抓緊時間了。”
在以後十幾年裡，任老經常關心聶老，多方面資助，每到新年還給她寄賀片，關心她的身體健康，鼓勵她寫東西。任老的鼓勵增強了聶寫回憶錄的決心。《聶元梓回憶錄》剛剛出版（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聶就送給任老一本，任老看完以後，讓她一定要送國家圖書館，並強調盡快送去，至少一本。
有時我會把聶元梓講的內容轉述給別人，一次與北大哲學系教授陳葆華老師聊起聶講的一段往事，陳老師非常驚訝。她說：“原來是這樣啊！當年她怎麼沒有跟我們說呀？我們還一直以為她與上邊有私下聯繫對我們保密，萬萬沒想到她有那麼大的冤屈。”
直到《聶元梓回憶錄》出版，她們才見到面，兩人哭得泣不成聲。因為買不到聶的書，陳老師自己花錢複印了許多本送人。
聶元梓總想去見見文革中站在對立面的北大哲學系教授孔繁。回憶錄出版後，兩人見面相互道歉，感人至深。孔繁一再對我說，他與聶在哲學系一直配合默契，相處很好。臨別時，孔繁給聶資金，勸她多多保重身體。當年聶送孔繁的賀卡提字：“孔繁 不凡之人 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前不久，我們的一個朋友問她：“抗日戰爭紀念章沒發給你？還是對你抗日不認可呀。”
中共某年決定向參加過抗日戰爭者發紀念章，就連國民黨人士也發了，但是沒有發給聶元梓。她肯定是參加了抗日戰爭的，所以她曾經努力去爭取，未果。但90歲以後她想開了。
她淡淡一笑地回了一句：“人民認可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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