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傳承與學習
「美國很近,花蓮很遠,台灣的醫師寧願去美國。」因著這句話,改變了我一生的路徑和經驗。
這句話,先在我的右半腦盤旋,使我感覺羞愧,又在我的左半腦激盪而產生了意志力的抉擇,使我決定來花蓮接替門諾醫院薄柔纜院長,去關懷一群弱勢的台灣人,這就是我傳承與學習的開始。希望讀了這本《微聲盼望:薄柔纜醫師獻身花蓮偏鄉醫療四十年》的讀者也能和我一樣,有感性的回應和理性的作為。
其實,在一九九三年的感恩節,薄院長已經退休回美國了。不幸的是,當無私的外國宣教師們都告老還鄉之後,門諾醫院就出現了危機,本地醫師和代表教會利益的行政主管發生衝突,雙方甚至大打出手,最後十幾位醫師出走開業,使得醫院頓時失去重心,員工也人心惶惶,擔心醫院隨時會關閉。
我就是在這個危急存亡之秋、不了解狀況下,接下了這個使命。薄院長聽到我願意接下醫院重擔時,就回來花蓮歡迎我並親自把印信交給我。而他心裡也明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願意多留半年,幫助我啟動為蓋新醫院的勸募活動,使醫院得以復活,取得醫師和社區的信賴。
對我而言,這就是佳美腳蹤的傳承,而為了這個傳承的學習,我也曾花時間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修得醫院管理和醫療政策的碩士,也去普林斯頓神學院修習宣教學(Missionology)。
二十一年後的今天,門諾醫院還能在花蓮為弱勢人群服務,數算恩典,我們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尤其在這本《微聲盼望》即將出版之際,遠見天下文化的同仁和林天來總經理的協助,讓更多人知道以前阿兜仔醫院的故事,是非常有意義的。
愛,永不止息
早年,外國宣教師在異地台灣做「醫療傳道」,確實不是件簡單的事,死亡率還滿高的,他們用愛心奉獻自己的生命,就像書中述說搭車經過蘇花懸崖時的危險,得了肝炎在宿舍休息一個月,在炎熱高溫、高濕度的環境下,對從寒溫帶出生的人,在肉體上確實是件很難熬的事。
薄院長需要長期使用阿斯匹林,使他愈老愈重聽,薄師母也因此患了風濕病和腦幹的中風。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九○年間來門諾醫院服事的女性宣教師中,竟然有十位先後罹患乳癌,儘管最後在故鄉病故,但她們的愛永不止息,連最後的奠儀都還捐給醫院的慈善急難救助金。
他們在花蓮生活簡樸,省吃儉用,還想盡辦法從世界各國的慈善機構找資源,在山地各部落做免費的巡迴醫療,設置牛奶站為兒童補充營養,設置眼科診所為當時的流行病砂眼做防治,並在花蓮找地蓋醫院做為住院醫療和開刀場所,訓練當地少女護理教育,充當照顧醫院內和社區醫療站的愛心護士。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代,更訓練本國(有台大、中國醫、高醫)的住院醫師,也讓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學生來台灣學習熱帶醫學。這些事情薄院長在本書中均有詳述。
宣教師們來門諾醫院服務時間最長的是薄院長,前後有四十年之久,另外魏海蓮公衛碩士和馬素珊護理師終身未婚,都服務了三十六、七年。他們都能講流利的國語,薄師母為了要帶領台語的聖經班,還講古典的台語。他們來台灣,除了守護弱勢族群的健康、醫治疾病、教導公共衛生之外,也嘗試著介紹他們認為最有價值的信仰——基督教,給這些接觸過的人,希望他們不只得到身體的醫治,更要得到心靈上的醫治,也就是心靈的平安。
真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帶給您一些感動!尤其學醫的同學或年輕的醫師。薄醫師很謙卑,本來他覺得自己的一生沒什麼值得讓人學習的,但是我一直鼓勵他寫下一點東西留給後人,就像他的父親薄清潔先生也寫了兩本在中國宣教時的歷史經驗,現在他終於寫好要出版了。出版這本《微聲盼望》,是盼望台灣人能多學習早期宣教師安貧樂道而不自私的精神,如此一來,台灣的社會就不會有貪財的官吏、貪心的商人,更沒有貪心的教會或廟寺。
從我個人的傳承過程中,我也學習了很多,向他們學習在花蓮過簡樸的生活……。已經快二十一年了,我也將結束我的服事,告老退休,如果你也有所感動,就多介紹朋友看這本書或送朋友這本書,一起為淨化台灣社會而努力吧!
黃勝雄
門諾醫院暨相關機構總執行長
作者序(摘錄)
我的信心旅程
我的一生,就是我的信心旅程。我的父母,是我開始觀察的榜樣。
我的母親還是少女時就受召宣教,離開鄉下老家,獨自到明尼蘇達州湖山鎮求學,然後到芝加哥。這對當時的傳統農村女性來說,是跨出了很大的一步。她的一生,不論環境如何,都活在對上帝的信心裡面。她的座右銘是「專心仰賴和順服」。我的父親是一個旅行宣教師,但他早先所受的宣教呼召引導他的想法和計畫。
堅定的信仰
他們結婚後,宣道委員會沒有出錢送他們到中國,他們就從家鄉教會和社區募集款項。在沒有固定支持的情況下,他們自力去中國開始一個新的事工。幾年後,宣道委員會接受了他們所開拓的工作,並派遣更多的人手。我的父母在第一個服務期間失去了兩個男孩,卻在首度休假後又再回到中國,這些行為的動力,都是出自他們的信仰;讓我們孩子(兩個姐姐和我)離家去念住宿學校,和稍後再回中國時,將姐姐琳達、潔西留在美國,也是信仰的操練。這段間,歷經土匪入侵搶劫,以及在大蕭條多年期間,有些月分的經費削減或中斷,都更加強了他們的信心。
一九三八年春天休假期間,我正值十一歲,我們參加在南達科他州佛里曼鎮附近的一些奮興會。正是這時候,我接受基督為我的救主。九月以後,回到中國,父母把我送在離北京不遠的通州華北美國學校,當時我念八年級。
雖然剛開始難免被人捉弄,或有些地方需要適應,但對我而言不算是大挑戰。我真的很喜歡這一年,儘管因為通州和我們家之間正有戰事,讓我們這些差會出來的孩子,無法在聖誕假期那一個月回家。
我喜歡每天的教堂禮拜和星期日晚禱。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學校有一個非常良好的培育氛圍。
隔年夏天,我在家裡,是大名縣唯一一個宣教師的孩子,日子過得很空閒。我們經歷了洪水,目睹一場軍隊前哨戰,眼見日本軍隊的卡車載運他們的陣亡者,聞到從火葬場吹來的煙味,以及在夜間看到曳光彈飛越房子上方。再次,我參加我們家的晨更和晚禱。這些經驗,以及我父母沉著的信仰,一起促使我變得成熟。
國際情勢日益緊張
一九四○年,國際形勢變得更加緊張。在亞洲,意謂著要和日本對峙。
我在朝鮮平壤外國學校讀高一,後來又回到那裡念高二,但第一學期後學校關閉,我回到通州。因應美國政府的建議,差會決定,即將休假的家庭和其他的婦女及兒童應該回美國,這時是三月。
爸爸要留守,媽媽決定要和他在一起。我贊同她並且說我可以住在親戚家,也能夠照顧自己,那時我十四歲。
我的姨丈山姆和姨媽寶琳戈林住在堪薩斯州牛頓鎮,邀我去住他家。我姐姐潔西當時也與他們一起生活。他們有一個兒子,名叫鮑勃,比我小兩歲,歡迎我去當「兄弟」。
他們是一對有愛心的「養父母」,曾在我們的中國差會服務過兩個任期,了解中國背景。
所有這些經驗,一步一步,幫助培養我的心靈成長和信仰。
在復活節,我在伯特利學院門諾教會接受史馬克牧師施洗。在牛頓高中我完成了高二學業。
一九四一年秋天,我回到牛頓高中。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我的父母被日本當囚犯拘留。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沒有他們的消息。
最後終於透過瑞士紅十字會得到他們報平安的信,但我們也知道日本軍隊的暴戾,還是很為他們擔心。
此外,門諾的和平立場,到戰時變成「不愛國」。在牛頓高中,門諾的學生遭遇言語的謾罵,所幸沒有實體受害。但,在我心中,毫無疑問還是具良心的反對者,或說是和平主義者。
薄柔纜
門諾醫院創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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