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5天前漢清講堂作了一集《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中國貪腐的問題正是一主要的思考點。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之所以在80年代初，第二次入獄(10年)出來後，決定舉家回美國 (在中國36年)的源因之一是：鄧小平在得權之初，為鞏固政權，縱容高幹貪腐.....
//三十年來﹐共產黨的貪腐早已經遠超過蔣經國、鄧小平時代﹐形成一個「結構性貪腐」的統治集團﹐這個群體的利益﹐已經不是領導人個人意志所能撼動的了。習近平要學蔣經國的話﹐結局一定是被自殺、被失蹤或者被下台。因為中共黨內已經有太多人擁有太多權力太多財富﹐多到放不下手。就算這些紅二代三代、高幹、軍頭、、通通願意放手﹐那些憑著特權關係得到種種好處的其他人﹐也不願意放手。也就是說﹐整個中國社會裡﹐有太多人沈醉於當前的威權獨裁體制所帶來的利益﹐這些人寧死也不肯放棄自己的特權和利益﹐當然也就不可能讓習近平代替他們放棄特權和利益。//Hao Chuang11 小時很多人轉貼柯文哲說「香港繼續下去會變成六四﹐要中國靜下心來想一想﹐參考台灣經驗」那一篇﹐大多是罵他「未免太替中共著想」。
其實柯自己哪有腦袋能想？他的大部分「想法」都是東抄西撿來的﹐就以「會變成六四」和「應該參考台灣經驗」這兩點來說﹐大概都是明居正說過的：
明居正：習近平應該學習蔣經國路線：⋯⋯更多
李敦白（英語：Sidney Rittenberg；1921年8月14日－2019年8月24日），美國學者，1944年—1979年期間曾長居在中國，是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曾在延安工作，得以近距離觀察中共領導人[1]。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因先後牽涉蘇聯間諜案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團」而兩次入獄。1993年出版了《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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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李敦白:習近平作風民主但改革受阻
更新時間 2012年11月12日,
曾經親歷中國革命的美國老人李敦白表示，即將擔任中國國家主席的習近平有「民主作風」，他會為繼續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作準備。
李敦白是為數不多的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之一。
李敦白1945年作為一個有理想的年輕美國士兵來到中國，而且深受共產主義革命的影響，最後他成為新中國締造者毛澤東的翻譯。
現年91歲的李敦白對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劇變都有近距離的了解。他對路透社記者說，他認為習近平要推進重要改革會遇到很多苦難，原因就是存在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
李敦白目前生活在美國，他說他作為中共一名中層幹部曾經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一起去中國農村，在那裏見到了貧窮的農民。
李敦白在北京的茶座接收採訪時說，在延安的時候習仲勛是他親密的朋友之一，從習近平身上可以看到他父親的影子。他說習仲勛是老一輩中共領導人當中最具民主意識的領導人。
59歲的習近平據料將在周四正式接任黨的領導人，胡錦濤屆時將在十八大結束時將權力轉交給習近平。但是習近平也將繼承一個正在放慢的經濟，以及面對黨內外要求解決問題的呼聲，其中包括被認為危及增長和社會穩定的問題，諸如貧富懸殊加大、腐敗和政治不自由等。
當習近平在沿海的福建省主政時，李敦白曾經寫信給習近平請他幫助他作諮詢工作的兒子。他兒子的一個美國客戶在一項大型交易中面臨虧損。
習近平當時拒絕同一個相關公司的主管會面，說「他干涉商業交易不合適」。不過習近平後來還是促成了問題的解決。因此李敦白說，習近平是個對經濟事務有積極態度的人，他會為外國公司創造有利條件。
雖然李敦白沒有見過習近平，但是他認為習近平的性格可能會使他傾向改革，他引述了在浙江了解習近平的人的一些描述。習近平曾經在浙江擔任黨委書記。
那些人都說同樣的印象，即習近平非常平易近人，很容易共事，作風很民主。李敦白說，習近平從不打擊他不喜歡的人或他的對手。
不過李敦白對於習近平是否能夠實行改革保持謹慎，習近平要考慮在政治局常委中達成共識的問題。因此李敦白說，問題就是習近平能夠做多少。
李敦白說，因為習近平不是像鄧小平或毛澤東那樣的強勢領導人，他不能向他們那樣隨心所欲，他不需要爭取領導班子當中的多數，目前不清楚習近平在這方面能有多大作為。
他認為習近平推進經濟和政治改革會遇到掣肘，因為那會涉及許多利益集團，他們不願意輕易放棄權力，因此習近平實施改革會遇到困難。
因此李敦白說，除了反對改革的阻力，還有現在掌權的人當中存在的一般慣性或惰性，因此他估計在新領導層中不會出現推行劇烈變革的情形，但是會有漸進的變化。
李敦白本人在中國政治中也經歷了起伏，他曾經兩次被誣告受牢獄之災，他在監獄中度過了16年。一次是因為斯大林對毛澤東說他是特務，還有一次是因為他同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爭吵。
李敦白在1980年正式脫離中共。李敦白說薄熙來倒台可能會成為改革因素。他說薄熙來的醜聞是個好事，因為該事件揭出黑幕，讓人聯想是否還有其他類似黑幕，促使人們對此採取戒備和防範措施。
李敦白說，關於薄熙來倒台導致中共危機或者權力交接面臨挑戰的想法是不對的。他說高層多年來對如何處理薄熙來一直存在分歧，最後將他拿下恰恰說明高層達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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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中文版
中共首名美籍黨員李敦白逝世：毛澤東政府裡的神秘外國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中國生活了35年，成為共產主義革命顧問和政治犯，後又向前來新興中國市場牟利的西方資本家提供諮詢，從而積累大量財富的美國軍人、語言家西德尼·裡滕貝格(Sidney Rittenber)，於週六在亞利桑那州斯科茨代爾去世，享年98歲。
他的家人發布聲明證實了他的死訊。
經過卡夫卡式的怪誕曲折，裡滕貝格成為了一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家，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忠實助手，作為毛澤東政府裡的神秘外國人，他以李敦白這個中文名在中國廣為人知。但他引發了毛的多疑，還得罪了毛的妻子，結果以間諜活動和反革命陰謀含冤入獄16年。
獲釋後他回到美國，利用自己在中國積累起的淵博知識和豐富人脈，建立了自己的資本主義帝國，為包括微軟(Microsoft)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電腦巨頭邁克爾·S·戴爾(Michael S. Dell)等企業領袖提供諮詢服務，幫助他們從中國巨大的、不斷成長的經濟中獲利。在中國，他仍然受到歡迎，他帶領企業家組團旅行，把他們介紹給這個國家的權勢人物。
“他的故事引人入勝，或許最好理解成現代中國的縮影，”作者加里·里夫林(Gary Rivlin)於2004年在《紐約時報》上寫道。“他從身陷囹圄的僑民搖身一變，成為收費不菲的國際中間人，反映出這個國家的轉變——從一個封閉的共產主義國家轉變成一個肆意賺錢的社會，擁有一批新的企業家，他們的夢想與硅谷之類的地方並無二致。”
李敦白是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一個顯赫家族的叛逆子孫，曾經加入美國共產黨後又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甫一結束，他就以一名陸軍二等兵的身份來到中國。
他精通中文，堅信馬列主義理想，在意識到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腐敗透頂後，決心參與到重大的歷史變革中去。
從1945年到1980年，他在中國的大部分時間裡，都與中共高層領導人過從甚密。他曾經徒步45天，在山區根據地延安找到了他們。他與毛澤東打牌、論道，跟周恩來談美國和哲學，與毛的妻子江青跳舞，還認識了毛的核心圈子，包括排名第三的領導人劉少奇。這些人一起看勞萊與哈代(Laurel and Hardy)的電影。
李敦白於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將黨宣部門的新聞稿譯成英文，並擔任國際領導人公報與往來的中文翻譯。他與毛和紅軍一同踏上征程，見證了內戰、中共在1949年的獲勝，以及毛的北京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獲釋後他回到美國，利用自己在中國積累起的淵博知識和豐富人脈，建立了自己的資本主義帝國，為包括微軟(Microsoft)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電腦巨頭邁克爾·S·戴爾(Michael S. Dell)等企業領袖提供諮詢服務，幫助他們從中國巨大的、不斷成長的經濟中獲利。在中國，他仍然受到歡迎，他帶領企業家組團旅行，把他們介紹給這個國家的權勢人物。
“他的故事引人入勝，或許最好理解成現代中國的縮影，”作者加里·里夫林(Gary Rivlin)於2004年在《紐約時報》上寫道。“他從身陷囹圄的僑民搖身一變，成為收費不菲的國際中間人，反映出這個國家的轉變——從一個封閉的共產主義國家轉變成一個肆意賺錢的社會，擁有一批新的企業家，他們的夢想與硅谷之類的地方並無二致。”
李敦白是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一個顯赫家族的叛逆子孫，曾經加入美國共產黨後又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甫一結束，他就以一名陸軍二等兵的身份來到中國。
他精通中文，堅信馬列主義理想，在意識到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腐敗透頂後，決心參與到重大的歷史變革中去。
從1945年到1980年，他在中國的大部分時間裡，都與中共高層領導人過從甚密。他曾經徒步45天，在山區根據地延安找到了他們。他與毛澤東打牌、論道，跟周恩來談美國和哲學，與毛的妻子江青跳舞，還認識了毛的核心圈子，包括排名第三的領導人劉少奇。這些人一起看勞萊與哈代(Laurel and Hardy)的電影。
李敦白於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將黨宣部門的新聞稿譯成英文，並擔任國際領導人公報與往來的中文翻譯。他與毛和紅軍一同踏上征程，見證了內戰、中共在1949年的獲勝，以及毛的北京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李敦白與紅衛兵一道譴責所謂的“當權派”官僚，向群眾高聲宣講。他的演講和記者招待會被發表在紅衛兵的報紙上。當時一張廣為人知的照片顯示，毛澤東在給李敦白的毛澤東語錄簽名。另一張照片裡的李敦白站在講台上，舉著這本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勸誡群眾，捍衛毛澤東思想。
照片拍攝後不久，李敦白自己遭到毛澤東妻子江青的告發，表面上的理由是參加秘密會議、密謀推翻政府。1968年，他再度在沒有聽證的情況下被監禁，這次是在一間7步長、3步半寬的黑暗牢房裡被單獨監禁十年。他的妻子要接受勞改，子女被送去和親戚生活。
在李敦白第二次入獄期間，文化大革命讓這個國家陷入混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不佳，由他的妻子和其他三名頭目組成的所謂的“四人幫”掌握了更大的權力。李敦白說，此時的中共已經成為昔日中共的“影子”。
“精神不在了，黨只是一台對政府和人民行使權力的機器，”2012年李敦白對《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稱。“官員腐敗和逐利在文化大革命前很少見，現在變得普遍化、體制化。”
毛澤東去世、江青被捕後，李敦白於1977年獲釋，走出監獄的他對共產主義不再抱有希望。他於1979年回美國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訪問，他將此行描述為“度假”，為的是看親戚、講課，還有，暗中同卡特政府討論將他的回國事宜。他回了中國，地位沒有降低，還得到一份重要的學術職位。
但他很快再次離開中國，前往美國進行他所說的為期五個月的訪問。他的妻子和他同行，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子女後與他們團聚，並獲得了美國姓名與國籍。他保留了自己的美國國籍，很快適應了新的生活。他的回歸被廣為報導。他上了電視和廣播訪談節目，做了演講，報紙和雜誌還對他進行了專題報導。
美國官員對他的歡迎引發了人們的懷疑，認為他從頭到尾都是CIA的特工，但他對這種看法嗤之以鼻，並且從來沒有人拿出過證據。但他在中國仍受到歡迎，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和妻子以帶美國人來中國遊歷為生。
此後有了一次突破，電腦天地公司(ComputerLand)的董事長聘請李敦白幫他與前來訪問的中國商界領袖高級代表團搭建關係，並為美國產品和服務的中國市場營銷提供諮詢。他認識很多中國商界領袖和政府領導人，也充分了解官僚系統，能夠告訴客戶什麼地方有陷阱和捷徑。
他創辦了裡滕貝格聯合公司(Rittenberg & Associates)，這是一家為在華做生意的美國企業設立的諮詢公司。他接受了華盛頓州塔科馬港市太平洋路德大學(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的漢學教職，並為商業周刊《戰略新聞服務》(Strategic News Service)撰寫中國市場相關文章。讀者包括蓋茨和戴爾。
多年來，他的服務項目吸引了數百家風投和美國公司，包括微軟、英特爾(Intel)、保誠保險(Prudential Insurance)、寶麗來(Polaroid)和李維斯(Levi Strauss)。他每年到中國出差六次，在北京有一套公寓。
“他可能一直是個貨真價實的共產主義者，但也是個十足的資本家，”前英特爾高管戴維·施里格利(David Shrigley)2004年對時報稱。他表示，上世紀90年代，李敦白幫英特爾在中國開辦了一家半導體廠。“他對真正在發生的事情有一種非常微妙的理解，事實證明這對我們極其寶貴。”
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想做生意，官員們亦讚揚美國人聘請他們稱為共和國之友的人擔任顧問。這還讓李氏夫婦獲得了意外之財，他們在華盛頓州福克斯島購置了一棟俯瞰普吉特海灣的房子，在華盛頓州貝爾維尤買了一套共管公寓，並在亞利桑那州斯科茨代爾買了一棟房子。他們的朋友包括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邁克·華萊士(Mike Wallace)和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牧師。
在2013年《金融時報》一次充滿反思的訪談中，李敦白對他支持毛澤東一事表示後悔，稱他“集大英雄和大罪犯於一身”，並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感到沮喪。
“我參與了讓無辜好人受害的行動，”他說。“那是製度化的欺凌和栽贓陷害，我當時看不明白，因為這個政權的一切都對我有利，我感到自己身處一場爭取人類進步、自由和幸福的運動之中。我感受不到他人的遭遇。這是一種腐敗，這一切正是被這種腐敗毀掉的。”
李敦白1921年8月14日出生於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他的父親西德尼是查爾斯頓市議會主席，祖父是著名南卡羅來納州議員。她的母親出身俄羅斯移民家庭。1937年從查爾斯頓波特軍事學院(Porter Military Academy)畢業後，他拒絕了普林斯頓大學獎學金，轉而就讀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他在那裡主修哲學，於1941年畢業。
1940年，受美國共產黨的言論自由、種族平等綱領和勞工運動根源吸引，他加入了該黨。在沒有放棄共產主義理想的情況下，他同意了黨的要求，於1942年退黨，同時被陸軍徵召入伍。
軍隊發現他的語言才能後——他此前在預科學校學過法語和拉丁語，而在教堂山德語成績優異——把他送到了其在斯坦福大學的語言學校。到1945年，他的中文已很流利，是年他到達中國昆明，擔任軍法主官的譯員。
1946年退役後，他加入了上海的一個聯合國救助機構，在那裡結識了一些共產主義者，他們呼籲他加入這場運動。隨後他便跋涉到了延安，開始了他和毛澤東的長期往來。
他的生平可見於厄夫·德拉斯寧(Irv Drasnin)、唐·塞勒斯(Don Sellers)和露西·奧斯特蘭德(Lucy Ostrander)的紀錄片《革命者》(The Revolutionary)，以及他和前《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駐華記者阿曼達·貝內特(Amanda Bennett)共同撰寫的回憶錄《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我幫助那些為新中國效力的人是對的，”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但我把黨當作真理的化身，對黨給予不加批判、毫不懷疑的忠誠卻是大錯特錯。”
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
香港——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下個月就91歲了。一部題為《革命者》(The Revolutionary)的紀錄片，講述了生於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成為毛澤東窯洞牌友的歷程。
在那以後，他兩次身陷共產黨的監獄，長期忍受孤獨的煎熬，“你坐在那裡，與隨時可能發作的瘋狂對峙，你心裡明白，你戰勝不了它，它就會戰勝你。”
即便用最平實的字眼來形容，也得說李敦白的職業軌跡很有趣。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他作為美軍的語言專家來到中國。戰爭結束後，他留在中國，參加了共產主義革命。
中國一家官方電視台講述，李敦白是在服役期間突然覺悟共產主義的。當時，一名醉酒駕車的美軍下士撞死了一個黃包車夫的孩子，國民黨政府卻只給了車夫14美元賠償，得知此事，李敦白怒不可遏。
在最近一次在TedX上接受采訪的視頻中，李敦白說，他覺得自己當時是在“滿足歷史的需要”，心情也非常激動，因為有機會“觸摸歷史的脈搏”。
李敦白這個中文名字是英文姓氏“裡滕伯格”(Rittenberg)的音譯。1946年，他跋涉到了共產黨游擊隊佔據的山區根據地延安。他說，自己抵達延安的當天，就見到了毛澤東，並漸漸認識了他，以及窩在延安的共產黨核心領導成員。晚上，他們會打撲克牌、騎馬兜風、看勞萊和哈迪(Laurel and Hardy)的喜劇電影。
李敦白奉命把領袖們的講話潤色、編輯成完美的英語，之後還翻譯過一些毛澤東的文章。毛主席甚至還在李敦白的那本紅寶書上簽了名。李敦白還曾在新華通訊社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前身北京廣播電台工作過。
李敦白始終承認，自己當時堅定地支持認同共產黨，尤其認同共產黨對窮人的扶助。
在接受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採訪時，他說共產黨“當時一塵不染”，指出領袖們最初生活簡樸、飲食節約。
1948年前一直充當共產黨根據地的延安地區，現在已經成了一個旅遊名勝。不過無論是這個地方，還是那段歷史，都已經經過了淨化。
2010年，李敦白對《紐約時報》記者黃安偉(Edward Wong)說，“他們幾乎毀掉了這座中國革命歷史的博物館。我覺得真的很荒唐。”
他說，“當地導遊不允許任何人批評毛澤東。”
李敦白經常被人問起自己對毛澤東的看法。他形容毛澤東“融大英雄和大罪犯為一身。”他說，毛澤東待人冷淡、講話緩慢，而且是“我見過的最好的傾聽者。”他說，毛澤東有時也會“十分搞笑。”
1956年，李敦白娶了一名中國姑娘，王玉琳。之前他不顧朋友的勸阻，寫了一封情書向她表白感情。他們相守至今，育有三女一子，現居華盛頓州福克斯島。
李敦白前前後後在中國呆了34年，經歷過共產黨的革命勝利、大躍進的恐怖，以及緊隨其後的飢荒和文化大革命。多年來的歷次採訪當中，談到那些年的惡行和破壞時，他表現出來的情緒是悲傷、愁苦、憤怒，甚至是恥辱。
李敦白在自傳的序言中說，他像其他人一樣，“走上共產主義道路，原因是希望建立一個更好的新世界。”
“但同時，我也希望清晰地描繪隨之而來的罪惡，”他寫道。“我見證了罪惡，與罪惡並存。某些情況下我還曾參與其中，這讓今天的我感到恥辱和羞愧。”
他與記者阿曼達·貝內特(Amanda Bennett)共同撰寫的這本自傳題為《紅幕後的洋人》(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他第一次身陷囹圄是因為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說他是美帝國主義派來破壞中國革命的間諜，要求毛澤東逮捕他。
獄卒對他用藥，讓他一直焦慮暴躁、無法入睡。“他們以為你會崩潰，然後招供，”他說。“我崩潰了，可我沒什麼好招供的。所以場面有點尷尬。”
他第二次入獄是因為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下令。
在一次採訪中，他形容江青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此時他的妻子插嘴說，“可怕的女人。”
李敦白總共在中國的監獄里呆了16年。現在他苦笑著說，“我倒不想抱怨，可是時間真的太長了。”
李敦白在1977年獲釋，1979年回到美國度假，並曾為《紐約時報》撰文講述自己的第一印象。1979年《紐約時報》也曾報導過他引人入勝的故事。
1980年，李敦白攜家人徹底地離開了中國。
這部紀錄片的製片人露西·奧斯特蘭德(Lucy Ostrander)說，她產生拍攝這部電影的念頭，是因為讀到了加里·里夫林(Gary Rivlin) 2004年在《紐約時報》商業版發表的一篇介紹李敦白的文章。
文中詳細介紹了希望拓展中國業務的美國企業爭相聘請李敦白擔任顧問的故事。從那以後，英特爾(Intel)、Nextel、微軟(Microsoft)等公司相繼成為了他的客戶。
李敦白表示自己總能接觸到中國的商界和政界領袖，他說，“在中國我們幾乎可以見到任何需要見的人，因為他們都很好奇，都想見我。”
華盛頓風險投資人約翰·查古拉(John Zagula)就曾向李敦白求教。查古拉說，“如果說他的獄中歲月留下了傷痕，他也通過某種方式把這些傷痕變成了對自己有益的東西。他很關鍵，有人脈，而且會用黑莓(BlackBerry) 。他完全跟得上時代，了解世界的動向。”
去年，一位BBC記者問李敦白，今天還有沒有共產黨。
他回答說，“按照我了解的任何一種定義來判斷，都已經沒有了。今天沒有多少道德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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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Sidney Rittenberg; Amanda Bennett.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Simon & Schuster. 1993年. ISBN 9780671735951 （英語）.
Sidney Rittenberg; Amanda Bennett. 《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 林瑞唐譯. 台北: 智庫文化. 1994年8月11日. ISBN 978-957-8829-11-4 （中文（台灣））.
圖書
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 /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雅瑪達.伯納(Amanda Bennett)作 ; 林瑞唐譯
Rittenberg, Sidney. ; 李敦白 (Rittenberg, Sidney) ;
1994[民83]
人文. 6.
Sidney Rittenberg; Amanda Bennett. 《紅幕後的洋人: 李敦白回憶錄》.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ISBN 978-7-208-06483-6（中文（中國大陸））.
圖書
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 :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口述歷史 / 李敦白口述 ; 徐秀麗撰寫
Rittenberg, Sidney.; 李敦白 (Rittenberg, Sidney);
2015.
作者介紹
目錄
序
美国之音中文网
曾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成为中共党员并熟知当年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美国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8月24日去世。2016年他在亚利桑那州的家中接受VOA专访时谈及香港问题，他说，#香港 是个悲剧。香港要求中央给他们更多的权，自治，你要不闹的话，我可能还信任你，愿意给你多点权，你一闹，他们要独立，那更厉害要压它。那你要告诉年轻人不要争取，那也不容易。中国不会允许香港有自由，怎么可能？只要有政权，它不可能的。这不是见了自由女像就掉眼泪的，不是那样的人。他是权，管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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