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爾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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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935年10月15日（88歲）
 中華民國江蘇省高淳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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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 | 畫家、美學家、散文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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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籍 |  美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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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校 | 江蘇師範學院（今蘇州大學）
正則藝術專科學校
蘇州美術專科學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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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作 | 《論美》
《美是自由的象徵》
《尋找家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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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 當代漢語貢獻獎（2007年）
在場主義散文獎（20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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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偶 | 李茨林
（結婚—結束）
樊繼卿
（結婚—結束）
浦小雨（結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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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女 | 女兒：高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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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泰（1935年10月15日—），江蘇高淳人。中國畫家、美學家、散文作家。「六四事件」後，經「黃雀行動」轉抵美國，現居拉斯維加斯。
1955年於江蘇師範學院畢業，分配至甘肅省蘭州市第十中學任美術教師。1957年二月，因在北京《新建設》雜誌上發表論文《論美》而遭到批判，後反右運動中被打為「右派」。冬天被開除公職，發配到位於甘肅省酒泉地區境內的夾邊溝農場進行勞動教養。[1]
1959年在蘭州為甘肅省博物館創作十年大慶宣傳畫，而免於一死。1962年春天解除勞動教養，經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的常書鴻幫助，於6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爆發遭到批判鬥爭。後在五七幹校勞動。
1977年平反。1978年春天調至蘭州大學哲學系，主持美學專業。年底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1982年回到蘭州大學任教。1984年因時任四川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蘇恆的邀請來川師任教。後又先後在南開大學和南京大學任教。1987年年底與浦小雨結婚。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在南京大學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羈押，先後被關押在南京娃娃橋監獄和成都四川省看守所[2]。1990年以「結束審查」名義釋放。1992年6月經「黃雀行動」悄然離開成都，7月11日抵達香港[3]。1993年輾轉抵達美國，現居拉斯維加斯。[4]
2004年5月，中國大陸的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高爾泰的自傳式散文集《尋找家園》。儘管文章內容經過了部分刪改，但這是他去美國之後大陸首次出版他的文集。其中部分作品此前曾在大陸的《讀書》雜誌發表。2009年，本書英文版由葛浩文翻譯出版，繁體三卷足本在台灣出版。2014年，在兩岸出版《草色連雲》，該書收錄了高爾泰離開中國大陸後所著十餘篇隨筆、兩篇訪談、兩篇答謝辭、一篇演講稿、兩篇附錄和讀書札記[5][6]。
參考文獻[編輯]
- ^ 不是寻找家园，而是寻找自由 ——读高尔泰《寻找家园》（余杰）. Radio Free Asia. [2019-04-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4-06） （中文（中國大陸））.
余杰解读禁书：
在荒凉的沙漠中幸福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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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 -《草色连云》
台湾允晨文化出版
高尔泰说：现在流落异国，扑面征尘。世路之崎岖，人心之诡谲，不异当年。而仍能有几个真诚的朋友，和一个温暖的家。并且仍能写作，我感激命运。
有的人，一生屡屡遭遇不幸，是命运使然，更是个性使然。他们是“畸人”，世人皆欲杀，怜才的人不知道在哪里。我在北大读书时，写的本科毕业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畸人》，从庄子写到郁达夫，那时，还没有读过高尔泰的故事，如果读过，他应当是这部粗疏的《畸人传》的压卷之人。
中共建政之后每一次政治运动，高尔泰都是受害者。一九五七年二月，他在北京《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论美》而遭批判，被打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甘肃夹边沟农场。一九六二年春，解除劳动教养，经考古学家常书鸿帮助，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再遭批判斗争，第二任妻子李茨林被下放农村，死在那里。一九七七年平反，次年调至兰州大学哲学系，主持美学专业，年底调至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尚未在北京立足，一九八二年又遇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当做“精神污染”赶出北京，回到兰州大学。但兰大已无法立足，又转到四川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每次都还未站稳讲台就被赶走。六四屠杀之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羁押，先后被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和成都四川省看守所，一九九零年以“结束审查”名义释放。他太过单纯，太过直率，太爱自由，不肯放弃人格尊严，又有一颗赤子之心，这一切足以让他被统治者视为危险分子，尽管他从来都不热衷于政治事务和权力斗争。
出狱之后，高尔泰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在狱中被审讯时，警察问到的事情，有许多除了朋友，没有别人知道，可见身边不少名为朋友的人是特务或线人。他仍冒着巨大风险，竭力帮助逃亡路上的友人。若再进监狱，恐怕不知何时能出来，何况这一次是跟妻子小雨一同“作案”，妻子体弱，断不能经受学者肖雪慧出狱后所谈的女子监狱的恶劣待遇。高尔泰动了逃亡的心思，与其寄希望于敌人的疏忽、朋友的谨慎或忠诚，提心吊胆地过无能为力的日子，不如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但他又觉得自己生存能力差（其实他的生存能力极强），不敢上路，拖了又拖。
一九九二年，香港支联会知道了高尔泰的情况，将他列入“黄雀行动”营救名单，派遣两名人员到成都接他。七月十一日深夜，他们到达香港，船靠岸处，不是码头。营救行动负责人朱耀明牧师开车来接，安排他们住在立法会议员张文光家中。主人将卧室让给他们，自己在客厅沙发上过夜。高尔泰充满感激：“素不相识，落魄中厚爱如此，我们诚惶诚恐，感动莫名。总是自问何德何能，有资格受此礼遇？盛情厚谊，也象征着香港这座英雄城市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我惭愧，因为我没做什么。木讷迟钝，不喜周旋，怕到人多处去，做也成不了气候。只因公安捉放，教委追打，不得安宁，作为人道救助的对象，才擦着些政治的边缘。才得以从封闭的国内环境，来到开放的外间世界。”
因为是非法入境，为转换身份，必须先去投案自首。这是法律程序。就这样，高尔泰与妻子一起进了香港北郊的新屋岭监狱。“好像是命中注定要再坐一次牢，逃脱了一个又进了另一个”，妻子是第一次，他却是第三次。三次坐牢，境遇都不同。英国治下的香港，是法治社会，十几天后，高尔泰夫妇获释出狱，拿到两张合法居留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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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之后，香港沦陷于赤祸，法治荡然无存，皇家警察成了“人民公安”——若干帮助过高尔泰及其他中国流亡人士的香港义士，被关进了监狱，而且是狱中条件恶劣。逆权运动失败之后，香港监狱人满为患，随着《国安法》实施，更多人仅仅因言论而遭监禁，香港当局对政治犯实施“去激化”项目，堪比新疆的“再教育营”。
高尔泰与“黄雀行动”主要策划人司徒华成了朋友。他的纪念司徒华的文章直接引用司徒华自传的书名《大江东去》。司徒华说，取“黄雀行动”的名字，是借用曹植诗句“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高尔泰到美国之后，司徒华访美，两人多次相见，形同莫逆。然而，司徒华在去世前出版的回忆录中透露了他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历史，如同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回忆录中透露当过青年党卫军的历史，“良心知识分子”的光环后，却有幽暗的人生履历。对于救命恩人，高尔泰忠于历史、忠于良心，不为尊者讳，如实写来：“总的感觉，先生当初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连分辨的机会都没。后来反抗，弱不敌强，不堪持久高压，心理疲劳过度，内心矛盾不可弥合，再回头已来不及了。创深痛巨，难以演说，能不令人唏嘘！”曾违心为中共画政治宣传画、得以苟活的高尔泰，对此“人生败局”心有戚戚焉。
高尔泰的女儿从小受父亲牵连，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受尽世人的白眼与蔑视。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南开大学，却因为父亲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沦为标靶，而被株连，取消录取名额。女儿不堪刺激，患上精神分裂症。那已是一九八零年代，有人说一九八零年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黄金时代，但对于高尔泰来说，文革并未结束。一九八九年，高尔泰被捕入狱，风声鹤唳中，女儿的病加重。后来，高尔泰决定流亡，却无法带患病的女儿同行。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临走那天，高尔泰送女儿去三姑妈家，他们乘坐公车，然后走路到牛市口。在一条偏僻街道上，女儿说：“爸爸，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父亲要女儿放心，话刚出口，却发现有一种诀别的意味。父亲答应给女儿写信，女儿轻轻说了三个字：“我等着。”此一场景，常常在高尔泰梦中出现。“那地方，我以前只偶尔路过，疏远感都很强烈。打那天以后它变得非常亲切，连那渗透一切浸润到心底的灰色，也透着一股子土厚水深的乡土忧郁：好像‘故乡’这两个字的全部涵义，都集中到这个小小的点上。”
拿到香港的证件后，虽可合法居住，但香港形势复杂严峻，在获得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之前，安全仍无保障。朱牧师安排他们住在海边一处秘密地点，再三叮嘱不能与外界联系，尤其是不能同大陆联系。高尔泰要求写一封简短的家书，朱牧师说不可以，“这不光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和其他人的安全”。高尔泰不得不违背对女儿的承诺。十月初，他们在市内遇到一位故人，委托对方打电话回去报平安。几天后，这位朋友来到他们的秘密住处，告知其女儿已不在人世。
后来，高尔泰在《没有地址的信》一文中写到女儿自杀的经过：“整整三个月，你在家里天天写信，愈等愈焦躁，旧病复发，来不及送医院，突然失踪。第二天在郊外的树林中，找到你归还给大自然的躯壳，才知道你已在前一天走了。那年你二十五岁。”这几句话，有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悲凉，让人想起明代诗人高启的“客中忆二女”一诗：“每忆门前两候归，客中长夜梦魂飞。料应此际犹依母，灯下看缝寄我衣。”
得到自由，却失去女儿，对于父亲来说，这自由何其沉重。女儿之死，父亲有责任，高尔泰是一位最不幸的父亲。但真正的凶手，是株连九族的极权政府。在美国，像梭罗那样做一个不服从的公民，不必承受太大代价；在中国，即便像高尔泰这样并无具体政治诉求、也不从事政治活动、只是追求个人创作自由的画家和作家，却被当做国家的敌人，祸及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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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是永远的边缘人，他曾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及诸多名校，但结果都是被驱逐出门，他从来未融入学术体制或文学圈。在中国如此，到西方亦如此。著名翻译家葛浩文（莫言的译者）主动联系他，翻译他的作品，他却对其在翻译过程中任意删减表示不满，并与出版社产生分歧，导致书出版后寂静无声。他公开批评作为中共党员和作协副主席莫言对言论自由的蔑视，更批评诺奖评委会一边强调文学与政治无关、一边又强调得主有批判专制的倾向，“两个强调，都是曲解。两种曲解，互相矛盾”。
还好，高尔泰不是“百无一用”的书生，他有“手艺”在身——画画。这门手艺，曾让他免于死于夹边沟劳改农场，他不讳言那段耻辱的历史。到海外后，他一开始也想靠买画为生，“有这手艺，只要足够勤奋，又有一个好的经纪人，生活不成问题”。但很快发现：“接受市场的要求，为经济动物制造精神快餐，也如同当年接受权力意志，为政治动物复制膜拜的偶像，都是一种屈服，一种自我否定。这种生存困境，由于事先没有想到，毫无思想准备，更感到难以承受。”
高尔泰到美国后接的第一份工作，是星云法师请他画一批佛教画，一百幅，每幅润笔一千美金，一共十万美金，可以生活好几年。一开始，他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画，却被寺庙方认为太粗糙、太简单。星云法师对他说，弘扬佛法，还得大众喜闻乐见。他只好回答三个字“知道了”，然后按照买主的喜好画写实版本。要迎合大众的趣味并不难，俗套故技，驾轻就熟。但他猛然惊觉，“知道了”这三个字，当年为共产党画宣传画和毛像时，他也说过，三个字的重复，“意味着转了一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几十年的挣扎，几万里的奔逃，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背景的巨大变故，都毫无意义。荒谬感，魔幻感，无力感，无意义感，一时云集。集成一朵更加沉重的、漂泊的云”。他感激星云法师的收容与救济，却不甘奔逃万里，以这样一种形式的自我放弃作为终点，完成这件订单后，他在美景豪宅中寝食不安，很快告辞而去。
后来，高尔泰又应邀到台湾花莲，为星云旗下的寺庙画巨幅壁画，有如当年米开朗基罗应教宗之邀为圣彼得大教堂作画。用鲁迅的话说，这是“遵命文学”，自我发挥的空间和意志有限。在创作过程中，他更发现佛门的勾心斗角——他连使用自己喜欢的颜料的权利都没有，他拒绝用主人提供的颜料，连电话都被切断。画完之后，很快告辞，因为不喜欢“雷音寺”。
美国艺术界的商业运作，也是高尔泰无法接受的：“据说要打开局面，就得进入主流。我办不到。从西到东一路过来，看了许多画廊、美术馆、博物馆、设计学院之后，感到我这个出自另类生态的野马，要学会在这个自由竞争所形成的复杂湍流中游泳很难。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有个语义场和文化基因的问题。加上笨。”他离开人声鼎沸、商机无限的纽约法拉盛，因为那里“似曾相识，一片肮脏拥挤，四面乡音，使我想到历次运动和群众监督：我的‘四十年家园’”。
高尔泰与妻子“像两只迟飞的笨鸟，‘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来到新泽西海边的森林，就像是再一次逃亡。那段日子：“生计成了问题，但体验到一种解放。写了些文章，画了些画，小雨还翻译了一些童话。换不来钱（稿费极低，有等于无），只为喜欢。这是过分奢侈，玩一场玩不起的游戏。中国古人隐居，都是回到故乡。即使贫穷如陶潜，也是有个将芜的田园可守。他因脚踏实地，所以能此心悠然。我们存款无多，蛰居异乡，天天要吃饭，月月要付账单，钱愈来愈少，想悠然也难。”
再后来，妻子小雨考取美国邮局的工作，挣一份工资，“当正路牲口，来养活我这个野狗去了”。不久后，高尔泰又得到国际作家议会资助，到拉斯维加斯大学，也变成“正路牲口”，他感叹说：“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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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远离海外民运，是因为有过切肤之痛。刚到美国时，一位受港支联委託、代理他们难民事务的民运人士，坚持要他加入该民运组织。高拒绝了，说不相信你们那些头头。这话很得罪人，以至于移民局通知办绿卡的信寄到对方家，对方转告办手续的地点，让晚上八点到达。电话来时，另一位友人在，告知绝不可能是晚上八点，让再问，再问还是。晚上八点，朋友载他们去，却发现移民局早已下班。民运圈中，不当追随者，就是敌人。从此细节可见，海外华人社群的基本素质，未必高于中国国内民众；海外民运的平均素质，未必高于海外华人。高尔泰感叹：“不少流亡者，在国内志同道合，一出国便成陌路，在报刊杂志上互相扯皮抹黑。遍地英雄领袖黑手先知，似乎历史的巨浪回归大海以后，那顶端飞溅出来的泡沫，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很错愕。”
短短三十年，极权大国崛起，快得出人意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流亡者价值错乱，内斗刀刀见骨。诸山头相继瓦解，诸中坚各奔前程。以前大喊抓特务，一个都没抓着。后来卧底亮相，反而风光无限。不少人低头认错，以求回国发展。有的争当国师，有的与网络警察为伍。白云苍狗之间，好像大家都羞于承认，自己是曾经的反抗者了。
海外民运的低落，与大的国际环境有关，与参与者的素质和人品有关，也与思想观念僵化与肤浅有关。高尔泰曾与一位慷慨激昂的民运朋友讨论民族主义问题，对方坚决反对西藏、新疆、台湾独立，说“那些地方，历史上都是中国”。高反驳说，“历史上你是中国人，现在你独立地选择了做美国人，你用逃跑来坚持你独立的权利，又怎么能藉口历史，不许别人独立？”对方说：“不，我是永远的中国人！”高尔泰说，“那也是你的选择。这是你承不承认别人也有选择权利的问题。愿不愿意同你合伙，要由对方自主决定。这就是民主，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此种常识，在海外华人社群却没有被普及和接受。
当年被关押在夹边沟时，劳改营没有围墙，因为在戈壁沙漠中不可能逃亡，逃亡者很快成了干尸。到美国之后，高尔泰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从洛杉矶到纽约，再到新泽西海边，然后定居拉斯维加斯。他说：
我这辈子，和沙漠有缘。青年夹边沟，中年敦煌，老年内华达。变化不可逆转，唯有沙漠无恙。有时面对海外的沙漠，恍若身在海内从前。
如同法国作家加缪将一般人望而生畏的沙漠列入他最心爱的十个词之中（其他的九个词是：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荣誉、苦难、夏日、大海），高尔泰自比为“沙漠植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稀疏憔悴渺小，赖在连天砂石中绿着，绿是普世草色，因起连云之想”。漂流之苦，首先不在失落，而在于同外间世界文化上的隔膜。而真正的勇者，能在孤独中创造和突破。高尔泰将他的写作视为像维塞尔和莱维那样的犹太集中营幸存者的与以往的战斗。“我们没有大屠杀博物馆，没有受难者纪念碑，我们的奥斯维辛没有遗址。只剩下几个幸存者星星点点的记忆。在烈风中飘零四散。保存不易，忆述更难。流亡中写作，字字艰辛。”
高尔泰说，人生的归宿在路上，而不是在深深的沙发之中。他青年时代热爱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诗歌，堪称他的生命写照：“茫茫海上/孤帆闪着白光/它在寻求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它抛弃了什么/在那自己的故乡/大风大浪/桅杆轧轧发响/它要的就是这个/它这样才得安详。”
- ^ 飛翔的百靈. 無.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161 [2021-09-01]. ISBN 978-986-221-67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9-01） （中文）.
- ^ 流亡者訪談錄. 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 2005 [2021-09-01]. ISBN 978-988-97378-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9-01） （中文）.
- ^ 中時電子報. 書 人物－中國美學家高爾泰在流亡中寫作 - 《旺到報》. 中時電子報. [2019-04-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10） （中文（臺灣））.
- ^ 草色連雲. 當代名家. 允晨. 2014 [2021-09-01]. ISBN 978-986-5794-24-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9-08） （中文）.
- ^ 草色连云. 思享家. 中信出版社. 2014 [2021-09-01]. ISBN 978-7-5086-4319-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9-08） （中文）.
- ^ 移至：7.0 7.1 飞沙走石 岂将红柳折--记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张成觉 博讯新闻，简体中文新闻. www.boxun.com. [2019-04-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08）.
- ^ 高尔泰、金雁并列在场主义散文奖_资讯频道_凤凰网. news.ifeng.com. [2019-04-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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