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專欄：沒有中美民主之爭，只有真假民主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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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 2014年09月07日 18:50
因為《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一篇馬屁文章：《民主的希望和未來在中國》，復旦教授蘇長和一夜成名。文章的結論，無非是中國民主一天天好起來，美國民主一天天爛下去。這結論沒啥新鮮的。我治史出身，讀過不少五零年代《人民日報》轉載的蘇聯報刊的反美雄文，也都這調調，即都強調蘇聯民主如何真實強大，美國民主如何虛偽沒落。但今天我們都知道了，所謂蘇聯民主到底怎麼回事兒。蘇教授文章引用習近平主席的話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但這點上他顯然自相矛盾，因為他吃的正是蘇聯喉舌當年嚼過的饃。
此類馬屁文章，本來不值一駁。它們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影響力。即便登峰造極如何新者流，其九零年代的馬屁文章今天又有幾人記得？相信蘇教授未必比何新幸運，讓人徒生「卿本佳人，奈何做賊」之歎。但我為什麼還要站出來反駁呢？無它，惟因其刻意炮製所謂「中國民主」、「美國民主」之爭，確實還有一定迷惑性，不能坐視。
萬事皆有標準，民主也不例外。民主形式確實受制於特定的歷史文化生態，往往因族群、國別不同而有不同。但無論民主形式如何千差萬別，民主基本原理尤其分權制衡、主權在民，是一定不能打折扣的，一定放之四海而皆準。這就是民主的標準。必須切實保障分權制衡和主權在民，才叫真民主。否則，無論形式如何光鮮，都毫無疑問屬於民主的代用品，屬於假民主。
刻意炮製所謂「中國民主」、「美國民主」之爭，要害正在于混淆民主形式的多樣性與民主原理的普適性，以民主形式的多樣性否定民主原理的普適性，取消民主的標準，為民主的代用品即假民主打開通道，用假民主狙擊真民主。
這即是說，原本無所謂中國民主、美國民主之爭，只有真假民主之爭。刻意炮製所謂「中國民主」、「美國民主」之爭，把真假民主之爭強行綁架到反美戰車上，把真假民主之爭扭曲為所謂國家利益之爭，所謂民族尊嚴之爭，利用還有相當市場的民族主義，來徹底妖魔化民主原理的普適性和民主原理普適性的捍衛者，誰敢為民主原理辯護幾句，誰就有所謂「美分黨」、「帶路黨」之嫌。就此而言，所謂「中國民主」、「美國民主」之爭，根本就是一個陰謀，一個話語陷阱，道德上極具欺詐性。而這才最讓人噁心。
其實，雖然蘇長和們口口聲聲反對照搬，但是眾所周知，今天中國的政治體制，從根子上說恰恰就是照搬而來的，當然不是從美國搬，而是從早被證明為野蠻和失敗的史達林時代搬來的。所謂黨天下，所謂議行合一，所謂不受法律約束的國家暴力即專政體制，不都屬於經典的史達林遺產？不都是割斷歷史的、突然就搬來的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對這赤裸裸的照搬，蘇長和們可有一字批評？不僅不見批評，反而指鹿為馬，一概歸為所謂“中國民主”，真滑天下之大稽。可見蘇長和們並非真的反對照搬，而只是拒絕民主原理罷了，尤其拒絕分權制衡和主權在民。
對蘇長和們刻意炮製的所謂「中國民主」、「美國民主」之爭，七十年前的《新華日報》早有果斷批駁。摘錄三段，且供蘇長和們對號入座：
第一段是《新華日報》1945 年 12 月 27 日 短評：《我們要看貨色》。內云：
國民黨市黨部負責人方治先生，在市府招待記者會上說：「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國家」。
啊呀呀！中國原來「已經」是「民主」國家了，而且還是「世界第一」咧，你說我們糊塗不糊塗，竟連這點國家的體面都還不曉得，還要這裡那裡，嚷著實現民主，不是有點「庸人自擾」麼？
可是，且慢，方治先生的話雖是這麼說，而為了「謹防假冒」起見，我們倒不妨來看一看貨色。不看貨色則可，一看貨色可就糟糕了。原來，下令查禁《自由導報》的就是方治先生。說法和貨色竟是這樣的不同!照這種說法和做法，所謂「民主」也者，豈不就是「官主」！所謂「世界第一」也者，豈不就是黨治﹂世界第一」！
說漂亮話的人，倒是應該提防，不要拿出貨色來，見不得人！
第二段是《新華日報》1945 年 1 月 28 日署名評論：《是不是代用品呢》。內云：
假造古貨，不過是騙術中的小焉者而已。一切騙子中最大的騙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於說空話來騙人，而且是善於製造代用品來騙人的！
法西斯國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樹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國家中也有國會，有輿論，但國會和輿論都在法西斯的統治包辦之下——是代用品！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最後一段是《新華日報》1944 年 5 月 17 日評論《民主即科學》。內云：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于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
所以，卜凱教授說得好：「民主方式即為科學方式，科學理論不分國界，對任何人皆可適用。」孫哲生先生也說：「中國不能與世界分離，我們要與世界各國圖共存，必須適應世界環境與潮流。」
今天的西洋鏡，早在七十年前就被自己祖宗拆穿，蘇長和們情何以堪？
壹週刊壹號人物
中國「新公民運動」的參與者劉萍、魏忠平和李思華在6月19號遭法院以「尋釁滋事」等罪名判刑，被判有期徒刑3到6年。國際特赦組織形容這起判決「荒謬」，認為劉萍等人只是舉行了一場小型集會、舉起標語、呼籲官員公示財產，不可能構成「尋釁滋事」。
而原先代理劉萍三人案件的人權律師浦志強，早在上個月就因參加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家裏舉行的「六四紀念研討會」，而被拘捕。今年年初，「新公民運動」的發起人─知名維權律師許志永，也被北京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
網子鋪天蓋地、越收越密，在中國，和平理性的社會改革方式，是否還有可能？
本刊曾在今年年初採訪新公民運動的理論建樹者，前《南方周末》首席研究員笑蜀，以下是當時的採訪稿。
像霧像雨又像風─笑蜀專訪
撰文：房慧真
攝影：蘇立坤
打了幾次電話約訪，都講不到幾句話，對方就急忙掛線。好不容易約好，我們提早到，久候卻落空，他說記錯時間，要改天。改天，約好的時間仍不見蹤影，我心裡七上八下，怕又要被放鴿子，電話打去，他以為約在另一個地點。充滿波折的聯絡過程，像一齣諜報片，好不容易本尊現身，笑蜀大而圓的眼睛像雷達似地轉呀轉，無時無刻不偵測、防備著。
今年五十二歲的笑蜀，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南方周末》的前首席評論員，以及中國新公民運動的核心人物。去年十月起，他來政大擔任半年的訪問學人，問他此行有什麼收穫，笑蜀皺起眉頭，「朋友出事了，這次哪兒都沒去，一點心情都沒有。」他的朋友，是中國著名的維權律師許志永，新公民運動的發起人，去年八月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被關押，一月二十二號受審，被判刑四年。
許志永被捕的消息，引起國際輿論的廣大關注。許志永和其他維權律師在二○○五年創辦「公盟」，為陳光誠、遭受打壓的上訪者、以及三聚氰胺毒奶事件受害者等種種求助無門的弱勢，提供法律協助。對當局，公盟呼籲全國人大盡快落實一九九八年就和聯合國簽訂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對民間，則在各地舉辦法律知識培訓班，教導民眾維護自身權利。
由於總是碰觸敏感議題，許志永曾多次被毆打、關押，「公盟」也遭受當局以查稅的名義取締。二○一○年公盟改名為「公民」，發起新公民運動。在二○一二年成功推動「教育平權」，由於中國嚴格的戶籍制度，讓在大城市工作的外鄉人，由於是黑戶，飽受歧視。「公民」主張讓無戶籍的農民工子女，能夠在地就學、考試。十萬人連署的廣大民意，迫使當局在年底調整政策。
我們上山，到貓空喝茶。熟門熟路的笑蜀，比我們更知道哪一家茶館好。行事謹慎的人，一定會先弄清楚周邊環境，「我非常小心，文章怎麼寫都行，但絕不介入集體行動。二○一○年許志永發起新公民運動，他很希望我能加入，我還是秉持一貫的態度，堅決拒絕。」
雖然堅決不行動，然而筆桿子也是力量，他在《南方周末》任職期間，在這個發行量超過一百七十萬份，歐巴馬到中國唯一指定受訪，中國最坦率敢言的報紙中，備受矚目的社論即由笑蜀執筆。《南方周末》的影響力加上微博的推波助瀾，笑蜀的數篇文章如〈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中國〉、〈組織化維權：告別維穩時代的必由之路〉等，在網上被大量轉貼、廣泛傳播，他被認為是新公民運動的理論建樹者。
「我在《南方周末》寫了上百篇社評，強調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以及公民社會的重要性。說白了，我就是在兜售這些觀念。」在中國緊縮的言論環境中，如何避禍？「當然有體制內的人看我的文章不順眼，但我這個人極其謹慎，我的文字抓不住任何把柄，箇中訣竅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多年來和他們交手的經驗，知道怎麼犯一個小錯誤，換來一個大的突破，然而也不至於付出太大的代價。」
「我這個人極其謹慎」，應該是訪談中出現最多次的一句話。笑蜀心防重，話題稍微來到自己，便馬上警覺地說，「你們應該多報導許志永和新公民運動，不要提到我。」只有等我關掉錄音筆，他才能稍微放鬆下來。一旦我又拿起筆來記，他就會馬上反彈，「你還記呀！別記了。」諜對諜，我只好放下筆，默記於心。
笑蜀是四川人，四川人多脾氣嗆辣，他說自己並非天性謹慎，「我是衝動的人，性子急得很。因為我學的是中共黨史，太了解那些腥風血雨的鬥爭，加上後來遭受一連串打壓，謹慎變成我的本能。」
父母都是老師，文革時期家裡被整肅得厲害，希望子女能遠離政治。少年時笑蜀喜歡北島的詩，一開始想讀中文系，考上廣州中山大學，因為歷史系有缺額，才轉讀歷史。畢業後，一九八四年被分發到武漢，在同濟醫科大學教中共黨史。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除了北京，武漢的學潮也鬧得很大，長江大橋、京廣鐵路都被堵，「我當時跟著學生一起上了大橋，命運在那時發生轉折。當局認為我是學生運動的幕後黑手，我的課被停七年，房子、職稱都沒了，只能領最微薄的底薪，我只好在家裡帶孩子，讓太太養家。」
當時學校的領導想讓笑蜀有將功折罪的機會，要他去寫批鬥自由民主化的文章，便可恢復職位。「我一看到那題綱就火冒三丈。我學黨史出身，簡直太熟悉他們反對的，都是以前共產黨自己提倡過的，出爾反爾，完全政治流氓嘛。我拒絕領導的好意，反而去圖書館翻舊報紙，我半年抄了二十萬字。花了一個月工資打印出來，找了很多出版社，沒人敢出。」
這本書叫做《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在一九九九年，以獻給中共建國五十周年的名義，由汕頭大學出版。出版後隨即被查禁、銷毀，出版社也被整肅。之所以觸動當局神經，是因為這本書摘選了一九四一到四六年，中國在蔣介石國民政府的統治下，共產黨在報刊上發表要求自由民主的言論。
例如毛澤東曾說：「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劉少奇曾說：「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謂奇招。笑蜀得意地說，「全都是史料，沒一句我自己的話。我想說的，毛澤東周恩來都幫我說了，我算準他們不能拿我怎麼樣。」像一條滑溜的鰻魚，笑蜀始終知道，要怎麼鑽過間不容髮的空隙。長期關注中國議題，政大公行系教授江明修說，「他是傳統文字獄下的『曲筆』寫法，有些明顯踩紅線的會被刪，而有些能用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方法偷渡闖關。」
中國著名維權人士萬延海說，「《歷史的先聲》在當時引起轟動，過了好幾年後，仍然一直有人提起這本書，影響深遠。」這本書讓笑蜀進了中央監控的黑名單，笑蜀說，「我被趕出大學，到北京《中國改革雜誌》工作三年，又被國保警察趕離北京。南方報業的朋友知道我的處境後，二○○五年我就到《南方周末》上班。」
採訪到中段，盔甲逐漸軟化，笑蜀衝動、感情用事的內裡逐漸顯露。雖然他說小錯誤可換來大突破，不至於付出太大的代價。事實並不盡然，一路上他付出的代價並不小。在相對開明的《南方周末》安身幾年，到了二○○八年發生四川大地震，又來到命運的轉折點。「我是首席評論員，不用出去採訪，但因為四川是我的家鄉呀，我忍不住自己跳下去採訪。」
《南方周末》關於川震豆腐渣校舍的報導，指出不僅是天災，也是人禍，震動中外。「有個四川教育局的官員肯說真話，接受我的獨家專訪。沒想到我們得罪一個最致命的人物：當時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豆腐渣校舍百分之九十是他當四川省委書記時建造的。報導踩到他的痛腳，聽說他看完報紙整個撕掉。當時的報社是命懸一線，隨時會被關掉。」
相識於川震採訪期間，笑蜀的台灣好友，前台北市民政局長林正修說，「當時有一些《南方周末》的年輕記者，到川震做深度調查，不敢掛名，怕出事。笑蜀講義氣，通通掛自己的名，像個大哥扛下來。果然他後來就出事，被趕出《南方周末》。」
離開《南方周末》後，笑蜀說，「過著閒雲野鶴、看山看水的生活，沒什麼不好。」直到二○一三年，新公民運動的核心人物：許志永、富商王功權，以及去年初聲援《南方周末》新聞自由的郭飛雄，相繼被抓。一向明哲保身的笑蜀，也在去年因為公開聲援許志永，被公安帶走，拘留了四十八小時。
笑蜀說，「烏坎事件時當局沒鎮壓，讓許志永以為出現了縫隙，開始搞街頭遊行。沒想到去年開始一連串抓人。我原本只打算寫寫文章，現在兄弟們都進去，我不能不講義氣，只好出來扛了。」
二月底訪問學人的期限就要結束，回到中國，等著這條漏網之魚的，不知道會不會是更細密的網子。傍晚我們搭纜車下山，暮色中，笑蜀的臉忽明忽滅，閃爍不定。他感慨地說，「學了一輩子的歷史，沒想到，歷史永遠沒有一個準則，在無預期間，一切都發生了。」這歷史，像霧像雨又像風，比老謀深算的笑蜀，更捉摸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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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6月03日 17:59 PM從廣場學運到新公民運動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研究員笑蜀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我的六四心路那年6月4日的凌晨，一夜未眠的我孤獨地走在武漢的大街上，心中充滿悲傷。我總幻想會從街角突然殺出一支隊伍，人人高唱國際歌，抗議剛剛在北京發生的大屠殺。但是，大街風平浪靜。接下來的幾天，除了校園有過小規模的集結，大街上始終風平浪靜。街上看不到期待的場景，我便試圖從報紙上找到蛛絲馬跡。財經向來是我的短板，但那時我看報紙看得最多的是財經，因為我相信經濟危機就在眼前。頭幾年的確如此，國民經濟各項指數，都印證山雨欲來。沒想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中國經濟的活力一下被激活，並一路增長至今。也許還有國際壓力可以指望？但這其實更不靠譜。中國市場的閘門一開，各國投資便蜂擁而來，如今都是公開的秘密了：最諂媚中國政府的境外勢力，就是美國資本家尤其華爾街。各國政府包括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曖昧，也是盡人皆知。但不是還有海外民運麼？某次政治學習，領導宣布要對單位的傳真機實行管制：派專人二十四小時守候，收到任何傳真都得報送領導審閱。據說這是全國統一部署，因為有海外民運組織宣布通過傳真對國內發動宣傳戰。這讓我似乎又看到了一點星光。但是，海外民運後來的情況……，就不用說了。整個八零年代，彷彿流光溢彩的泰坦尼克。六四則如堅硬的冰山，把一切撞得粉碎，一切的光榮，一切的夢想。從激情的甲板上，突然被拋落杳無人蹟的海上，所有掙扎都被證明為徒勞，所有呼喊都激不起一點漣漪。那種焦慮和絕望，在此後的很多年中，都不敢回想。這是個不斷製造心理創傷的國度，卻沒有任何療傷機制，我也是心理災民的一員——在我曾經執教的那家醫學院，我是絕對的另類：六四後持續一整年的“雙清”，全校才兩個“雙清”對象，一個黨內一個黨外，黨外那個就是我。有一天我太太回家說，單位有同事悄悄問她：你先生捲入動亂，是不是因為想出位？我聽了半晌無語，不知是何滋味。《歷史的先聲》中的六四迴響那樣窒息的環境中，如果沒有正事做，如果不能轉移注意力，自己不被憋死，也一定要被憋瘋。我必須設法走出這末路。機會來了。六四之後，組織上的反攻倒算是所謂“雙清”，理論上的反攻倒算則是所謂反和平演變。文革殭屍理論藉機紛紛復活，氣勢洶洶地登上大小報章的主要版面。有一天係部領導笑瞇瞇地找我，問我想不想接幾個課題？我頗納悶：我作為當時的“牛鬼蛇神”，居然也有機會？看了課題指南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教育部開列的課題指南，鼓勵高校政治課老師炮製“反和平演變”的雄文。聽命者一律升職加薪，實則就是大規模收買。係部領導也擺明了告訴我：我的問題很嚴重。但如果我能接幾個課題，寫幾篇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可設法找黨報發表，以此向校方證明：我已“洗心革面”。回頭是岸，則不僅我過去的問題一筆勾銷，說不准還會受重用。又過了十多年，我早已離開了醫學院，老領導也早離休了。我回武漢看望他時，他才告訴我，當年我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不僅面臨審查、停課，甚至有人想就此把我送入監牢。當時的課題指南沒打動我，反倒激怒了我。列入指南的幾百個課題，都是批判自由民主的所謂虛偽性。而我原本就是教黨史的，最清楚的就是中共曾經怎樣信誓旦旦地向全國人民承諾自由民主。於是我決定用一種最客觀也最有力的方式來回擊，便有了《歷史的先聲》（1993年編，但拖到1999年9月才出版）。這本書不止搜羅當年中共的民主高調，其中一個板塊，更與六四相關。該板塊的諸多篇章，譬如《睽睽眾目豈容狡辯，屠殺學生罪責難逃》，譬如《學校要做民主的堡壘》，譬如《爭取自由解放的中國學生》，譬如《希特勒的法寶應該收起來了》等等，都是隱喻六四。當時的我還有對學生運動殘存的一點希望。基於這殘存的希望，停課七年好不容易復課之後，我在講台上依然大講特講自由民主。每堂課的頭一刻鐘，我會給學生講應試要點，其他時間就都屬於自由發揮，都是結合某章節的主題，拋開書本講我知道的歷史真相，講中外比較。但坦白地說，收效甚微，沒多少學生真的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只是前程，只是掙錢。我不得不承認，八零年代的學生狀態是一去不復返了。更有一年年末，教務處通報批評我在課堂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指控的具體內容與我實際講課的內容完全不符，我去討說法。教務處最初說是退休老教師組成的教學督導團舉報的，後來教務處承認是學生信息員告的密。這一次的抗爭表面是我贏了，教務處灰溜溜地收回了通報。但我即便贏了也一點勝利的感覺沒有。 “雙清”期間，我的很多學生被保衛處帶走，威逼他們交代我的問題。甚至不惜離間師生關係，騙他們說我已經出賣他們，他們沒必要再為我扛。但沒一個學生上當。後來羅列的罪狀，只有我手寫的大字報，和電視台拍到的我走在遊行前列的鏡頭，人證為零。學生出來之後，反而第一時間告訴我學校審問他們的情況，提醒我要提防。對比今天的舉報，我不禁寒心。校園還能有多大希望？在校園的堅持還有多大意義？我不得不質疑自己的選擇。其實也已經由不得我了。大約在2001年末，還是那位老領導找到我。沒有客套，他直截了當地說，這回他真扛不住了，這回跟我過不去的，已經不是校方而是警方。因為《歷史的先聲》、《劉文彩真相》兩本書，我被列入黑名單，當局不許大學給我提供講台。如果我不想一輩子靠邊，最好跳槽。我馬上提出了辭職。如果說六四是我心的流浪的開始，那麼這回，則是我第一次被逐出體制，是我身體流浪的開始。我不認為自己失去了什麼，反倒認為走出了圍城，有了一種解放的感覺。剛過春節我就去了北京，到《中國改革》雜誌做編輯。國保尾隨而至，要我規規矩矩，否則，隨時把我趕出北京。觀察了三年，他們斷定我確實不可救藥，終於兌現了把我趕出北京的諾言。 2013年1月我出差北京，又一次被他們驅逐，遣返的路上，我開玩笑說：我還要回來的，我已經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他們馬上斬釘截鐵地回答：那不可能。我們絕不允許。專政之下無平反無論北京三年，還是離京後去到南方，我的身份都是媒體人。 《歷史的先聲》和《劉文彩真相》出版引爆的震撼，尤其當局對這兩本書的恐懼和對我的打壓，讓我領教了傳播的巨大空間與能量。這不是大學的三尺講台能夠比擬的。告別體制後，我選擇以媒體為業。剛開始，我以為只是職業的轉換。萬萬想不到，這會帶來幾乎整個思維方式的轉型。六四的血腥記憶揮之不去。但漸漸的，我不再認同平反六四的主張。剛闖入言論場，我以強烈的道德義憤，尖銳地抨擊幾乎所有我能見到的罪惡，為我視野中的幾乎所有受難者呼籲。為宜黃血拆的鍾家姐妹呼籲，為重慶釘子戶呼籲，為黑磚窯的奴工呼籲，為川震中的死難孩子呼籲。罪惡比我想像的還更廣泛，這個國家無時不在製造六四，無處不在製造六四。從早年的蘇區肅反，到文革，到六四，再到今天形形色色的國家暴力，背後是同樣的幽靈作祟，那就是對權利尤其對生命權極度鄙視的暴力文化，以及建立於暴力文化基礎上的專政體制。所以，我不再相信什麼六四平反。八零年代可以平反冤假錯案，那是因為八零年代的確呈現了體制自我改革的空間，而且全國人民都在體制內，體制的合法性並沒有破產。但隨著六四一聲槍響，體制合法性掃地以盡；胡溫以來的剛性維穩，更將專政之惡發揮到淋漓盡致。體制積重難返，以致不可能承受平反六四帶來的任何衝擊。專政之下無平反，這在今天已無可置疑。今天不是要不要給六四平反的問題，而是必須首先終結專政的問題，即必須首先轉型的問題。六四昭雪只能是轉型的結果至少是階段性結果，不可能指望平反六四成為轉型的起點，專政體制決不會答應。就此而言，即就目標而言，我是更激進了。從劉曉波到許志永但無論如何激進，我始終忘不了當年六四凌晨，我走過空曠大街時的感受。我不能不承認，“人民”真的不在我們這一邊。人民的神話於我早已破產，但我也不相信，只靠所謂先鋒隊即少數先知先覺，就能與專政體制抗衡，就能改變世界。政治是實際的，有幾分實力說幾分話。只是存量，只是三五個人七八條槍，就會永遠邊緣化，沒資格參與實質的博弈。關鍵在於增量，增量只能來自社會，來自作為最大多數的普通人。但不是傳統的所謂依靠人民，不是民粹主義的人民至上，而是怎樣從虛無的人民升級到具體的公民，怎樣從人民社會升級到公民社會，這成了我思考的重心。恰好媒體生涯也讓我能夠觸摸到真實的社會，給了我巨大的想像空間，讓我認識到生活的複雜和隱藏在復雜生活中的豐富的可能性。一扇扇天窗朝我打開，六四之後一直折磨我的悲愴、孤獨和絕望，漸漸煙消雲散。從此，推動社會運動、呼喚公民社會，就成了我筆下的主題，也成了我、許志永和企業家王功權的最大共識。我們三人既是私交，也是精神上的共同體，在幾乎所有轉型問題上，我們都不謀而合。我們堅信，中國必須改變，但必須是新的改變：必須是基於愛的改變而不是基於恨的改變，必須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改變而不是搶占自己的基本盤，必須是盡可能追求最小成本的改變而不是不計代價，必須是精確制導的改變而不是大呼隆。我們都對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尤其對不擇手段煽動底層造反的共產革命模式深惡痛絕，所以歸根結底，都要求手段和目的相統一的陽光的、文明的改變。這些主張落地，即為許志永2012年5月發起的新公民運動。這裡有個有趣的現象：零八憲章的首批簽署人以50後、60後為主，多數親歷六四，劉曉波是他們的代表之一。新公民運動則以70後、80後為主，多數是六四後成長起來的，許志永是他們的代表之一。不僅世代上接續，思想上也有接續。如果說零八憲章是對六四後中國向何處去的總回答，強調的是中國必須憲政；新公民運動則是對如何推動轉型、如何實現憲政的具體探索。即零八憲章和新公民運動，分別是六四一代人和六四後一代人，對以民主改革為總訴求的六四學運的總迴響。六四學運是失敗了，但歷史沒有停止前進，每一個世代都在前一個世代的基礎上開闢著自己的道路，前仆後繼。25年前的六四凌晨，我躑躅街頭，那是心的流浪，絕望的流浪。 25年後的今天，我的身體還在流浪，沒有歸宿。但我的心不再流浪，我已經有了自己確定的方向。我也不再幻想大街上突然殺出一支隊伍，我自己就是一支隊伍，我充滿了自信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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