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kill a few. they call you a murder. To kill a million, they call you a conqueror, go figure!
正義個咖ㄘㄥ！
林滄敏當理事長的「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分別在2012、2013年以「場地費」為由向中央政府請領了245萬、294萬元補助款，難道不是事實？
林滄敏當理事長的「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拿彰化縣立體育場（縣長卓伯源）廢棄10年的舊章，自己做了假的單據，向教育部領走這幾百萬，難道不是事實？
林滄敏當理事長的「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在2012年以向彰化縣立體育場租借場地的理由，向體委會領了245萬餘元；但彰化體育場卻只拿到20萬8千元，難道不是事實？
林滄敏當理事長的「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在2013再以同樣的理由，向教育部體育署領了294萬餘元；但該年彰化體育場卻只收了曲棍球協會2萬3千元，難道不是事實？
林滄敏當理事長的「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在得知被偵辦之後，自己趕快在2014年初繳回這兩年領的5百多萬，難道不是事實？
這，難道不叫詐領補助款？
林滄敏唯一的辯解就是，自己這個理事長只是掛名，會務不干他的事。把責任都推給秘書長李淑惠；這和馬英九把詐領特別費的責任推給余文，有什麼不同？
林滄敏現在還是「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的理事長；李淑惠現在還是「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的秘書長。
正義個咖ㄘㄥ！
段宜康敗訴判賠 林滄敏：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
(19:31更新內文)前國民黨籍立委林滄敏前年被綠委段宜康爆料在擔任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理事長期間，涉嫌以不實單據詐領補助款，經林滄敏事後提告請民事賠償，今天台北地方法院判決出爐，段宜康敗訴，必須與彰化縣長魏明谷…
WWW.CHINATIMES.COM|作者：中時電子報
曹旅寧撰《黃永年先生編年事輯》北京：中華，2013
黃永年"一篇誣蔑胡適竊書的奇文"，《北京日報》理論周刊，2003.8.11
黃永年（1925年10月－2007年1月16日），江蘇江陰人，中國知名文史學家，著有《唐史史料學》、《唐代史事考釋》、《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論》、《古籍版本學》、《古文獻學四講》、《學苑零拾》、《樹新義室筆談》、《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等書。
生平
黃永年1950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後為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黃永年是呂思勉的學生，童書業的女婿。他曾任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中國史研究編輯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等。
- 作者： 黃永年 述 曹旅寧 記
- 出版社：中華書局
- 出版日期：2011
內容簡介
目錄
黃永年先生教我讀書買書
辛德勇
在上大學之前，我沒有見到過幾本中國古代文史書籍，除了因舊時村學通行而在市面上還廣泛流通的《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只翻閱過一本近人林大椿編纂的《唐五代詞》，瀏覽過《史記》的大部分本紀和列傳，也看到過一兩本《漢書》的人物列傳。1977 年考上大學，被從文科考生當中錯招到理科唸書。那時，不僅根本沒有轉系調換專業一說，學校甚至還滿校園張貼告示，嚴禁像我這樣缺乏“專業思想”的學生，私自偷聽其他科系的課程。在這種情形下，雖然不甘心就範，也只能在課下自己跑到圖書館去讀些想看的書，但既缺乏相應的預備知識，又沒有老師指點，只能是順手胡亂翻檢，完全沒有頭緒。後來能夠找到初入書山的路徑，都仰賴業師黃永年先生的點撥教誨。
本科畢業後我去讀碩士、博士學位，專業方向本來都是隨從史念海先生，研治歷史地理學。業師史念海先生是我國歷史地理學科的創建人之一，學術泰斗，但面對像我這樣懵然無知的門外漢，具體怎樣來引入文史研究領域，史念海先生由於年事已高並且事務繁忙，顧不上對所有事情都一一指教；有些基礎工作，是請黃永年先生來協助完成，閱讀文史書籍，就是如此。
黃永年先生開設有目錄學課程，學校裡很多文史專業的研究生都來選修，教室裡座無虛席。這裡面有很多同學，基礎比我要好，了解目錄學對於文史研究的重要性，其中有一些人也了解黃永年先生在這一領域的精深造詣，我卻只是按照導師史念海先生的強制性要求，懵懵然走入黃永年先生的課堂，在聽課學習的過程中，才逐漸理解到學習這門知識的重要性。
根據文獻的性質、史料來源、撰述旨趣和時代早晚等項特徵，來掌握並區分辨析各種典籍的史料價值，是學習目錄學知識的主要用途，這也是目錄學課程所要講述的核心內容。這些知識，說起來很重要，初學起來卻十分乏味，若非遇有良師引導入門，很多人對此都是望而生厭，以至終生無法得其要領。
在並世學者當中，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有什麼人在這方面具有比先生更為通博的學識，但至少很難有人會做到像先生那樣，將這門看似枯燥不堪的學問，講得如此妙趣橫生，滿堂溢彩。先生講述目錄學知識，能夠吸引學生的地方，語言詼諧幽默，其實還只是表面原因。在大學的講台上，從來也不缺乏語言生動的教員，能夠講成時下萬眾尊崇的明星學者，但隨著學生水平的提高和見識的增長，其中頗有一些“名嘴”，很難持續獲得學生的敬重，原因即在於缺乏足夠的深度。假若僅僅是就書目而論書，目錄學課程難免會被講成余嘉錫先生痛加貶斥的所謂“書衣之學”。先生講述這些內容，則有兩項明顯與此不同的特徵，即一是重視將每一具體的文獻，都置之於學術源流的背景當中，來闡述其內容和性質；二是注重揭示各種文獻在某一具體歷史研究領域當中的史料價值。這樣來講述目錄學知識，想法本來很平常，並沒有什麼過人之處；難得是這樣的做法，不是隨便什麼人想要做就都能夠做到。
經、史、子、集四部典籍，包羅萬象，清楚每一部書在學術源流中的位置，需要全面了解古代學術文化史，這已經很不容易做到；再要講出這些典籍在當代各個文史學術領域內的史料價值，又需要普遍了解這些領域所要研究的對象和主要問題，包括有重要意義的前沿進展，其對講授者學術視野和能力的考驗，可想而知。黃永年先生講授目錄學，能夠得到各個專業學生普遍持久的敬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先生能夠為我們提供這些從事專業研究所終生需要的基礎知識，從而引領我們找到步入學術殿堂的正確途徑。
在掌握相關的目錄學基本知識之後，黃永年先生特別強調，一個人能否通過研讀史料而從中發現有價值的問題，再通過分析相關史料來很好地解決問題，除了個人的天分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每個人能否靜下心來細心讀書。先生文獻學知識廣博，熟悉各種史料，而且自己還收藏有很多稀見善本古書，分析問題時運用各類典籍得心應手，出神入化，卻一貫主張，研究歷史問題，要以讀懂讀好常基本典籍為主，特別強調要花大力氣讀正史。在歷史研究中重視從史料入手，首先是要重視悉心研讀基本史料，而不是刻意找尋生僻新鮮乃至怪異離奇的史料；或是讀書不分輕重主次，氾濫無所歸依，這是先生在講課中向我們傳授的治學要訣。像歷代正史這一類傳世史料，雖然疊經披覽，但仍蘊涵有取之不盡的歷史信息，有待研究者識別利用。在這當中，有些史料價值，是隨著研究者視角的變化而不斷顯現出來的；有些是隨著相關研究的進展而被重新認識到的；還有很多，則主要是由於前人讀書不夠仔細而被埋沒，或者被錯誤理解，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要想充分利用這些史料，一個最簡單但也最為可靠的辦法，就是仔細讀書，尤其是留意哪些容易被人忽略的細節。先生研治隋唐和北朝歷史的重要創見，就大多都是這樣細心讀書的結果。先生曾經幾次和我談過，他之所以能夠針對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觀點提出許多不同看法，就是緣於在陳寅恪先生已有的研究基礎上，更用心地細讀兩《唐書》等正史，以及《資治通鑑》和《冊府元龜》這樣一些基本史料。
黃永年先生治學強調從史料中發現問題，從細微的現象和具體的史實入手切入問題，同時也強調分析和論述歷史問題，眼光一定要開闊，手段要盡可能豐富，先生要求學生系統學習目錄學知識，其中一項重要目的，就是用以開闊研究視野，豐富研究手段，在這樣一個側面或者說是在基本點上，形成比較全面的研究素養。每一個人的研究，都會有所側重，但先生主張，一個研究者，不管主要從事哪一領域的研究，不論是某一時期的斷代史，還是某一部門的專門史，都要首先熟悉整個中國歷史的基本史料，同時也都要盡可能全面了解所有各類文獻，然後才是與每個人具體專業關係最為密切的“專業文獻”。
通過跟隨先生學習目錄學課程，我對各類文獻史料，逐漸有所了解；更為重要的是，正是遵循先生指教的這些讀書路徑，我才逐漸具備了起碼的文史研究基礎。雖然真正領會和掌握的目錄學知識，直到現在，也還極為膚淺，卻已經在嘗試研究問題時，得到諸多收益。
黃永年先生講授的另外一門有關歷史文獻的基礎課程，是古籍版本學。當年在學校上這門課，由於自己基礎較差，為多拿出一些時間來學習目錄學知識和歷史地理專業知識，只聽了兩堂課，就私自溜走開了小差。真正向先生學習版本學知識，已經是調到北京工作、開始買舊書以後的事情。
孔夫子有言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如同目錄學知識一樣，黃永年先生的版本學知識，也完全出於自學。所不同的是，先生的目錄學知識，是在讀書的過程中逐漸獲得的；而他自學版本學知識，除了閱讀相關書籍之外，還有一條重要途徑，這就是在舊書舖裡購買舊本古籍。由於先生治學強調讀常見書，購買古書，並不是為寫文章尋求稀僻史料，只不過是作為一種文玩而已。然而，正是通過這種樂在其中的賞玩，先生才無師自通，掌握了豐富的古籍版本知識。同先生的這種經歷多少有些相像，我能夠在博士畢業工作後還提起興趣跟從先生學習一些版本學知識，首先也是因為想買舊書的緣故。
先生買舊書，包括的門類範圍雖然很寬泛，但在性質上都是側重“正經正史”性的基本典籍，這正與先生讀書的側重點相吻合。由此可以看出，雖說先生宣稱買舊書只是一種業餘雅好，實際上還是寸步不離其治學的旨趣。其實也正是通過經常摩挲翻閱這些典籍，先生才對歷史文獻具備了大多數學人難以企及的廣泛而又具體的認識。輪到我買舊書的時候，這類堂堂正正的基本典籍，在舊書店裡已經很難遇到有特色的版本，但我還是遵從先生指教的路數，用比較低廉的價格，買到一些富有學術價值的重要典籍。譬如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的乾隆原刻本、陳澧《東塾讀書記》的最早刻本，就都是以極為平常甚至可以說是非常便宜的價格，從舊書店中幾乎無人過問的書堆裡細心搜尋到手，並得到先生的嘉許。不過，由於這類書現在實在太過稀少，我買舊書，更多地還是在遵從先生將消遣與治學結合起來這一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首先去關注那些具有獨特史料價值的文獻。這一點雖然與先生購書的重點，略微有所不同，但我一直恪守師訓，絕不以利用這些孤密罕傳的生僻文獻，作為治學的重點，而是注重在傳世基本典籍的源流背景下來認識這些稀見文獻的獨特價值。
古刻舊本，由於傳世稀少，其中有一部分書，很早就具有文物性質，而其文物性逾高，價格逾貴，學人也就逾難購藏。身為一介書生，黃永年先生向我傳授他的切身體會說，買舊書千萬不要與人爭強鬥勝，花大價錢買舊書，並沒有太大意思；尋覓舊書很大一個樂趣，就是在常人不注意的書籍當中，發現有價值的好書。清人學術著作，過去不受古董家注意，常人也很難認識其價值，價格相對比較低廉，因而成為黃永年先生藏書當中頗有特色的一項內容。先生對清代學術之熟悉，如數家珍，在研究中引證清人的研究成果，可以信手拈來，毫不花費力氣，我想和他這方面豐富的收藏，應當有很密切的關係。我自己也正是在如法行事購買一些清人學術著作的過程中，逐漸加深了對這些內容的了解和認識，對我研究學術問題，給予很大幫助。
按照我的理解，黃永年先生雖然說買舊書主要是出於賞玩的目的，但這種賞玩是以他豐富的目錄學知識作為前提條件的，即這種賞玩更多地是著眼於特定學術內容書籍的版刻，相對來說，多數藏書家首先看重的版刻形式，在先生這裡應居於稍次要一些的層次。譬如先生基本不收藏明代的朱墨套印本，就是由於這類書大多內容太過平常而且校勘質量往往比較低下。我開始買舊書的時候，北京書肆上這類明末朱墨套印本，價錢還不算很貴，我還能夠對付著買上一兩部。有一次在舊書店裡陪侍先生買書，我指著一部凌家或是閔家的朱墨套印本詢問先生說，這書刻得很漂亮，我是不是可以買一部留下把玩？先生斷然批評說：“辛德勇，你是唸書人。過去正經唸書人的書架上，要是擺上這樣的套印本，是很為人不恥的，所以你不要買這樣的書。”顯而易見，先生購買收藏古籍，純粹是唸書人的路數，他是賞玩唸書人關注的書籍。屈指數算，我在北京逛舊書店買古書，也有十五個年頭了，至今篋中仍未存有一部朱墨套印本書籍（套印歷史地圖除外），就是因為在老老實實地依循著先生走過的軌轍。
先生從年紀很輕時就開始買舊書，直到去世前幾個月，還委託友人楊成凱先生，在北京代買過一部書籍，但他多年來一直是精挑細選，只擷取很少一小部分精品，從未放手濫收，因此，藏書的數量，並不算很多。但是，在常年徜徉於舊書店中挑選書籍的過程當中，經手經眼無數古籍，這必定會大大豐富先生的文獻學知識。所以，雖說先生買舊書的直接動機是出自賞玩，但先生的古籍文獻目錄學和古籍版本學研究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建立在這種自娛自樂性學人消遣的基礎之上。在先生的指點下買舊書，使我對此深有感觸。其實，從本質上來講，不僅是研治版本目錄之學，黃永年先生讀所有的書，做所有的研究，首先都是出自他求知好奇的性情。有真性情，也才能做好真學問。
2007 年3月1日記
刊《書品》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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