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5日 星期五

蔡辰洋、馮亦代 (1913-2005):臥底(章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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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00年成立寒舍餐旅管理顧問公司,2013年10月登錄興櫃,未來將推動上市櫃
資料來源:《蘋果》採訪整理 

蔡辰洋小檔案

生卒:1949/04/30~2016/01/15,享壽66歲
星座:金牛座
婚姻:已婚,妻為知名長笛家賴英里,與前兩任妻子育有3子1女(第2任妻子為鬼后影星王釧如)
學歷:德明專科學校畢
身分:寒舍集團創辦人
經歷:
.國泰建業廣告(奧美廣告前身)副董事長
.來來百貨董事長
.寒舍食譜餐廳負責人
.寒舍古董專業經紀負責人
興趣:喜愛任何美的事物,包括美食、古董
特質:氣質斯文、喜穿中式服裝,濃濃書卷味與藝術氣息
身家:逾50億元
資料來源:《蘋果》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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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亦代(1913年-2005年2月23日),原名貽德,筆名樓風浙江杭州人。作家、翻譯家、出版家。
1936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工商管理系。1941年到重慶,任出版機構中外文化聯絡社經理。1943年組建中國業餘劇社,任副社長(茅盾任社長)。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9年後,歷任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秘書長、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中國文學》編輯部副主任、《讀書》副主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此後,與學者章伯鈞等交往很密,但其實是政府的眼線。1994年與趙丹遺孀黃宗英結婚,被傳為佳話。2005年2月23日病逝於北京北大醫院
著有散文集《龍套集》、《書人書事》、《漫步紐約》、《悔余日錄》等,譯有(美)海明威《第五縱隊及其他》。

外部連結[編輯]

《悔余日錄》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臥底」章詒和



臥底




【作者簡介】章詒和,章伯鈞之女。1942年9月6日生於重慶,安徽桐城(今樅陽)人,1954年起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1960年起就讀於中國戲曲研究院戲曲文學系,1963年起就職於四川省川劇院藝術室。1968至1978年,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78至1979年,獲平反、無罪釋放,恢復名譽,後在四川省文化廳劇目室工作。1979年起就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碩士生和博士生導師。2002年至今,退休,寫作。
誰能相信,自父親戴上右派帽子以後,我家裡就有了個臥底。他就是翻譯家、出版家馮亦代,人稱“好人馮二哥”。
  我覺得自己經歷了許多事,心已變硬,情也冷去。不想“臥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將我擊倒在地。一連數日,淚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專家、學者朱正先生告訴我:情況確鑿,證據就是馮亦代在生前以極大勇氣出版的《悔餘日錄》(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書只注日期和頁碼)。讀後,全身癱軟,一張報紙都舉它不起。因為他的這個“角色”,與章家兩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誼以及那笑臉後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無論如何也聯繫不上。可證據就擺在那裡,你不信也得信,你無法接受也要接受。難道傷天害理之災,裂骨錐心之痛,就是我的命運?
  
1958:進了章家大門
  
  馮亦代是母親(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與父親並無往來。反右剛結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學習會上,母親見他一個人呆在旮旯兒,無人理睬,很可憐。散會後,二人一前一後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親快步靠近他,問:“亦代,你好嗎?”
  馮亦代說:“李大姐,我能好到哪裡去呢?”
  母親又問:“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讓母親很同情,分手時對他說:“亦代,有空來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鈞)歡迎你。”
  回到家中,母親把馮亦代的情況告訴了父親。父親說:“好呀,請他來呀。”
  他很快便來了,不僅章伯鈞歡迎他,全家都歡迎他。他一來,父親和他談天說地,母親給他遞上煙茶。馮亦代非常感動。他能從上午坐到下午,或從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還舒服。他頭一次來,父母就留飯。說是多一個人無非多一雙筷子。其實,馮亦代來,餐桌都要添一兩個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魚、火腿湯是常有的。再說了,我家的廚子手藝是有名的。喝上兩杯陳年黃酒,臉,紅紅的;心,暖暖的。馮亦代進入了酒飽微醺的境界。
  告辭的時候,他雖不能像羅隆基那樣,坐著父親的小轎車回家。但是,一到晚間,父親都會叫我:“小愚,你送馮伯伯到公共汽車站。”
  他住西四前紗絡胡同,我家住地安門,有13路可搭乘往來。月色下,細雨中,寒風裡,總是我挽著他。我們走得很慢,送一程,說一路,說海明威,談麒麟童,聊張大千。與一個如父如兄的人融洽親密,馮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馮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來了,比約定的時間早些。父親還在南書房收拾舊書,母親在客廳接待他。二人坐定,馮亦代看著茶杯裡的一片片淡綠淡黃。叫了聲:“李大姐……”遂哽咽起來。
  母親關切道:“亦代,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沒有事。”馮亦代起身,站到母親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說著,熱淚從面頰滾落。
  他走後,母親把這個場景講了出來。父親聽了,對我說:“小愚,知道了吧,這就叫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父母也需要馮亦代,誰也不能獨居海上孤島。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涼、閒談,微風送來幽幽花香,茶几上擺著茶點、汽水。我不是挨著“馮伯伯”坐,就是端個小板凳靠著父親。章伯鈞談興上來,海闊天空,評時政,講舊事,滔滔不絕。自1957年夏季,一座無形高牆,把章伯鈞、羅隆基阻隔在紅塵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飛翔。孤獨的他,太想說點什麼了,哪怕只有一個朋友。
  買到鰣魚,母親會叫他;螃蟹肥了,約他來吃;家裡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製的蘿蔔糕,章家給他留著。不久,三年大饑荒來了。父母照樣留飯。高價肉,高級點心,我們吃,他也吃。時間長了,馮亦代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飯,大家到了東飯廳,面對香噴噴的滿桌飯菜,他高聲道:“你們家的糧票,都叫我吃光了。”說這話的時候,用手指著鼻子,滿臉通紅。
  父親拍著他肩膀,說:“坐,坐,有飯大家吃。吃到無飯為止。”
  他在我家流的眼淚是真的嗎?人心,究竟是怎樣的構造?
  父親成右派之後,受降職降薪處分。但家裡依舊保留了許多的服務和警衛人員。馮亦代登門,是要在傳達室登記的。來的鐘點,走的時刻,所在單位等項內容,一一記錄在案,然後報告上去。要不然,聶紺弩怎麼不去拜訪詩好、字好、學問也好的陳銘樞呢?陳銘樞最欣賞聶紺弩,說聶的許多高論可入《世說新語》,可就是因為進門要填會客單,懂得情報的聶紺弩便沒有登門。1965年陳銘樞病逝,聶紺弩去了。
  會客單的作用,大了!沒過多久,上面就對常去章家的馮亦代,有了“興趣”和“關注”。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個叫彭奇的人與馮聯絡(前後共有彭、劉、張、王等四人與之聯絡——筆者註)。會見前,馮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宮”理髮店理髮,又帶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計劃。談話從從十點半至十一點四十,地點在彭的家裡。當天,馮亦代在日記裡寫道:“和他的談話是愉快的,他勉勵我必須使自己的心情舒暢,而達到這一點便必須信任黨,向前看。他說想過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這樣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黨,把自己從右派這個圈子跳出來,踏實地工作,不要表現自己,不要因群眾的一些意見而煩惱,而只要腳踏實地地工作學習和改造。他說我過去的毛病就在於不踏實,表現自己的'左'、進步,而不是有切切實實的收穫的。他的話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實上他上次對我說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實,我在想了之後,而且照他的話去做,不考慮同志們對我的觀感,特別是他們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進步這一點之後,我已感到和同志們的關係自然得多了,也比較有些自信(當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 pp. 41—42]
  這段文字至少明確了以下幾點: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質極其特殊,屬於秘密聯繫,垂直領導。要知道,經過反右運動,民盟中央實權已轉移到交叉成員(即中共、民盟雙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裡。馮的工作跳過了這些民盟中央頂級交叉成員,直屬某部領導。二、馮必須信任黨。三、馮必須心情舒暢,從右派圈子裡跳出。四、馮不要表現自己。五、馮不考慮同志們對自己的觀感。政治好比遊戲,有玩遊戲的,有給遊戲制定規矩的。玩得好,有實惠。玩到最後,你不玩都不行了,因為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後。馮是願意玩遊戲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給馮定下的遊戲規則。乍看,挺奇怪的:怎麼“心情舒暢”也成了一條規矩,細想,卻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鈞聊天,總不能一臉死板,談吐乾癟吧?人得輕鬆,輕鬆狀態下才能在“隨意”或“無意”中,把章引入預先設立的話題,套出所需內容來。“不考慮同志們對自己的觀感”,也是一條,當然啦,總往大右派家裡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應和反感,這就要頂住,就要不考慮別人“對自己的觀感”。
  馮亦代毫不遲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嘗試進入了角色:“彭奇同志說錯誤是犯了,現在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以後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計較個人,看到整個集體的前途,個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裡有吳晗同志的時事報告,去聽了,心裡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之感,對於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頭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 請不要誤會,這裡寫的“心裡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之感”,決非指吳晗報告的心得,而是在聽報告的場合裡,他探得某個或某幾個民主人士的“動態”。馮亦代是一旦有收穫,就惦記著匯報:“昨晚今晨都打了電話給彭奇同志,沒有在,中午他來了電話,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來了電話,心才安下來。昨晚的會有了個好開端,因此必須把情況和他談一下。”[1958.7.23.p44]
  隔三差五,馮亦代就向他的上線匯報。這是積極,但也不都是積極。自年輕時期參加青紅幫,參加國民黨,參加民盟,馮亦代的個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擔的這份工作來看,則是以往任何一個時期所沒有的。此刻,他像孤獨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領入了沙漠,沒有同伴,沒有路標。極目遠望,惟有一輪紅日,高懸於空。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只有獨自行走。況且他也力圖通過這條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轉變命運。幸而,他後面有一個能擺佈他、驅動他的強有力的存在。日記中,馮亦代為啥要隨時隨地鞭策自己,檢討自己,鼓勵自己?我想,他是要藉此消除或壓制來自心底的膽怯、猶豫和動搖。這是文人的特性。其內心深處,恐怕是對政治鬥爭的恐懼。上面自能揣度馮“惶惶不可終日”的心理,及時對症下藥。比如,推薦他看根據柯羅連科所作改編的電影《漫長的路》[1958.8.15.p60];比如,把馮請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談話,讓馮“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傾吐出來,而他(彭)也及時地幫助我,給我指示,我覺得我的思想開了竅”[1958.8.13.p59]。讓馮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經衰弱比較厲害,什麼事情都神經質得很”的時候,某部張副部長藉著做報告的空隙,接見了他。“他對我的態度,使我很興奮!”[1958.8.20.p64]
  1958年國慶節頭一天,他參加單位工會組織的聚餐,大概備受冷落,鬱悶而歸。深受刺激的馮亦代決定打翻身仗,決心用行動爭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一定要爭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麼時候呢?這就使我處於一種焦慮的心情中,彭奇同志這幾天沒有空,我多麼想和他談談!”[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與馮亦代進行有針對性的談話。談話中彭沒有回答摘帽子的問題,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還沒有政治掛帥,還沒有真正一切跟著黨的指示走,還沒有做黨的馴服工具……其次他談到目前的趨勢是一切打破常規進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縛在常規裡面不能符合當前政治運動的要求”。“我沒有做到一個黨的馴服工具應做的事。這一晚和他談到十一點鐘,從他家出來,我心裡又溫暖又愉快,因為他給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沒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給我剝了一層皮,是醜惡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為了不再埋沒蓬蒿,陷落泥淖,馮亦代咬牙也得幹下去了。
  
社會主義學院·費孝通
  
  畢竟馮亦代不是大右派,要想蒐集到大右派和大知識分子的動態,就需要為他鋪設台階。反右之後,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專門辦了一期“右派班”。學員個個大名鼎鼎: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費孝通、錢端升、錢偉長、儲安平、龍雲、陳銘樞、黃紹竑、譚惕吾、陳銘德、鄧季惺、林漢達等。派馮亦代到這個班裡來,不就一下子夠得著所有對象了嗎?聽到這個消息,馮寫道:“一方面由衷地對黨懷著感謝,因為給予我這樣一個可以加速改造的機會,一方面又覺得工作的責任很重,怕自己完不成黨交給我的任務。夜裡久久不能睡去,但心裡有個信念,黨既然信任我,交給我這個工作,我無論如何要不惜犧牲一切來完成這個任務。……彭奇同志給我打電話也說有什麼意見,我說沒有,的確沒有,因為這正是我報答黨、為黨工作的大好機會。”[1958.11.29.p130]與彭見面後,他又說:“我心裡十分愉快,感到黨給我的信任培養,這次再不努力工作,我真太不像個人了,我一定要盡我的力量,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工作是艱鉅而且陌生的,但想到黨會指導我怎樣去做,我便安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興奮。不要緊張,工作時一定得鎮定,這是個艱鉅的鬥爭,需要細心與機智,這是我最缺乏的……記住記住!”[1958.12.1.pp131—132]這期學員,真是各色人等,一應俱全。胡聊瞎扯,閒談熱議,成了馮亦代們(肯定不止他一人)施展手段的好時機。戴罪立功,正逢其時。馮亦代刺探的第一個對像是費孝通。這也是上面的鋪排,把他和費孝通、潘光旦等人編排在一組。假如,馮不是章伯鈞家的座上客,恐怕就會有另一種分組方法了。
  工作迅速展開。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有個極其複雜的內心世界。馮亦代在一番積極主動之後,接著就有掙扎:“這幾天睡得很壞,一睡就是不斷地做夢……趁看病之便,回編輯部去了一次,但心裡覺得不好受——好像那種負罪的感覺又回來了。”[1958.12.23.p147]用別人的血,去洗自己的罪,去洗權力者的手,能不痛苦嗎?馮亦代是痛苦的,但痛苦之後,他又上路了:
  1958年12月12日:下午去西苑人民公社勞動……後來和費孝通合成一組,因為他有繩子,而我找到了扁擔……[p140]
  1958年12月13日:回家之後就打電話給老彭,約定明天見面談談。[p141]
  1958年12月22日:上午還是和費(孝通——筆者註)潘(光旦——筆者註)合作讀文件……晚上打了電話給老彭,他不在,由老張接的,我請他給我個回電。我想和他談談。[p146]
  1958年12月25日:今天沒有大組會,還是自由結合的閱讀文件,我和費、潘、李(景漢——筆者註)三人把《關於人民公社的若干問題》念完了,一共歸併為十個問題,向大組提出。……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由老張同志約定明天晚上去談談。[p149]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去見了老彭,談了一個小時,把今後該做的談了,並知道學院在一月底放假……關心我的健康和家庭情況,心裡很感動。[pp149—150]
  1958年12月27日:下午去費、潘家裡,談了快兩個鐘點。[p150]
  1958年12月29日:上午學院中打掃寢室,我除了把休息室搞乾淨外,還幫著費、潘去做了一工,因為潘是一條腿,而費則受了涼,氣喘又開始了。回家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把情況和老張同志談了。[pp151—152]
  1959年1月19日:下午自由小組對筆記,我和費、潘、浦、李在一塊,沒有對完就下課了。回家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以後他來了電話,就在八點半去看他,談了些情況。[p164]
  1959年1月20日:下午在家寫材料,四點半前送出。[p165]
  1959年1月23日:今天是自己準備辯論的題目,我和費、潘、李三人合成一個小組。從討論和爭論中……晚上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p167]
  1959年1月31日:休息後,給費作錯誤認識提意見……晚上安娜回來了,把我的工作的情況大致告訴她。她說“這是黨給你的又一次考驗,你必須小心工作,不要再蹈以前飄飄然的覆轍”。[p170]
  1959年2月2日:下午則給孝通和張紀域所寫錯誤認識提意見。晚上寫一信給彭,送到他家裡。[p171]
  1960年8月5日:孝通和光旦都不住在城裡,所以均未達到目的。[p257]
  費孝通的性格是友善後面含傲氣,平實裡頭有嚴謹。他對晚輩後生是熱情的,也是愛護的。但對同輩,如果你不是學者、教授,則有所選擇,很可能會客客氣氣地冷淡而去。要成為知己,就更為不易了。對像章伯鈞這樣的從政者,他是不大看得起的。父親藏書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費孝通眼裡,章伯鈞不過是“玩書”。言外之意,章不讀書。我在報紙上看了他關於“玩書”的談話,一點也不生氣。學者理所當然地讀書萬卷。章伯鈞乃“馬路政客”(反右批判語),理所當然地不學無術。那麼馮亦代呢?非學非仕,搞西方文學,沒去過西方;搞翻譯工作,沒有過像樣的作品。就憑這麼個低起點,要獲得頂級學者費孝通的認可,還要能夠跨進費家門,比接近一向慷慨大度的章伯鈞,不知要難上多少倍。用心機,細思量,登門時“帶了幾條鹽魚去,做去​​訪之由頭也”[p168]。聚餐後,“去王府井大街,陪孝通買藥……”[p182]藥買不到,第二天自掏腰包“到八面槽給孝通去買藥……”[p183]又“去國際友人服務處買了兩罐果子醬給孝通送去”[p204],還“送《十八家詩鈔》”[p221]。費孝通的親人病逝,他到“嘉興寺殯儀館,替孝通去打聽一下骨灰盒的事情”[p209]。費孝通夫人腿腳有了毛病,他“去北線閣中醫研究院給費太太打聽風濕性關節炎門診事,又到協和醫院去問了一下”[p211]。他能“把他(孝通)托洗的衣服拿去(洗)了”[p326]。除此以外,馮亦代還給費孝通搞些文娛活動,如通過老劉“給費(全家)弄電影票《雪崩》[p251]、《萬水千山》的戲票”。[p257]。
  更為重要的是,馮亦代能判別出費孝通和章伯鈞對個人政治前途的不同態度。費是進取的,章則消極得多,甚至繼續玩他的“一貫兩面派手法”(反右批判語)。針對費孝通的上進要求,馮亦代常給費的發言、檢查、思想匯報正面提出意見。這一手,比幾條鹽魚厲害多了!1959年2月26日下午,政協禮堂開座談會,費孝通發了言,馮聽得極其認真,既挑出某些字的毛病,又誇他“對於如何篡奪黨的領導權”一段講得真好。第二天,“張執一部長請了他們幾個搞社會主義的人吃飯,他(費——筆者註)很興奮。”[p187]中國戲曲的劇種有三百多個,成就最高的是崑腔(崑曲之前身),人稱水磨腔,一句十八彎,婉轉迤邐,真是動人。馮亦代下的“水磨工夫”最終打動了費氏夫婦。春暖花開的日子裡,馮亦代受邀“在他家吃了午飯,和費太太一直談到五時才坐車回來。他家院子裡的桃花盛開,丁香都已露青了,一派春色……” [pp204—205]當然,費家庭院的美景是背景,引出費孝通的談話興致才是“關目”。一回到家,他不忘的仍是“送一封信給彭、劉”[p205]。
  如此盡心賣力,上面也未必完全滿意。就在送果子醬的那天,馮亦代在費家從上午坐到下午。能坐那麼久,是因為他接受了特定任務。所謂的特定任務,今天看來就有點可笑。即在國內外發生大事或有了新政策的第一時間,需要蒐集民主人士、知名學者的態度、言論和反應,提供上去。請看當時的日記:“在他家吃了午飯,和費太太一直談到五時才坐車回來。……送了一封信給彭、劉。晚上想了想最近這一段時間的工作,覺得缺點很多,特別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夠敏感,如這次的阿伊問題,等老劉提出了,才認識到工作中根本沒有想到這點,其次則是談話的辦法不多,不能得到對方確切的意見,這兩方面都是需要急起直追,加以改進的,晚上把這些意見告訴彭、劉。”[1959.3.24.pp204—205]的確,難為馮亦代了,父親對中東問題是最關心的。這也是他和羅隆基就國際形勢爭論不休的話題。馮到我家做客,根本無須誘導,章伯鈞會自動打開話匣子,無奈費孝通是學者。
  馮亦代都打到費、潘家裡去了,成為坐探。活兒能白乾嗎?於是上面讓彭奇請他到“森隆晚餐”,飯桌上,詢問到馮亦代的經濟情況。這令馮“十分感動”,說:“黨對我是仁至義盡,自己如不再好好改造,做好工作,真成忘恩負義之徒了,夜間想了許多對不起黨的地方,心裡很難受,久久不能入睡,到清晨四時就醒了,以後就再睡不著了。一定要絕對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做好黨交給我的工作,對得起黨。”[p161]繼而,彭又與馮亦代“談瞭如何幫助馮浩(馮之子)的升學問題和馮陶(馮之女)的入團問題。……這次談話使我很興奮”,“日益體會到黨對我的援救的那種溫暖的關懷。”[pp197—198]老劉知道馮亦代喜歡藝術,多次請他一家人看歌劇《茶花女》[p235]、僮劇《劉三姐》[p257]、越劇《小忽雷》[p275]、蓋叫天的京劇《武松打店》[p328],再後來,老​​劉還與馮氏全家觀賞芭蕾舞劇《天鵝湖》[p326]、舞劇《魚美人》[p301],馮亦代特別對兒女講了戲票的來歷,叫他們也跟著感動:“感謝黨給我們的照顧。”[p301]
  是溫暖,還是殘酷?總之,馮亦代的生活完全轉變了。回家尋情,出家尋夢。有誰知道他尋的是什麼?
  
到章伯鈞家臥底
  
  馮亦代輕易走進章家門,上面很滿意。為了有利於工作,某部搭台架橋,將其調入民盟中央辦盟刊。這樣,就有了更寬的接觸面,也有了更多的表演機會。
  馮亦代的特徵是:對所有人都好,善意溢於神態。這大概也是被他的工作性質所決定的。他關注的人大多為民盟中央成員和文化精英,政界人物有羅隆基、葉篤義、費孝通、潘光旦、錢端升、浦熙修、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儲安平、劉王立明​​、陶大鏞、李景漢、吳景超、張志和、譚惕吾等。文化界人士有錢鍾書、黃苗子、吳祖光、丁聰、董樂山。但重點只有一個,那就是章伯鈞。《悔餘日錄》裡,由於匯報父親的文字密度太大,又太顯眼,馮亦代就以“章”、“李”、“章李”、“李章”、“立早”、“地安門”等字詞輪換使用。越到後來,“地安門”出現得越多。
  章伯鈞不同於費孝通,不煩勞朋友買藥,洗衣,買果子醬,打聽醫院,張羅骨灰盒。由於馮亦代長於編輯業務,章伯鈞又懶於寫思想匯報。所以,父親有幾次請他幫忙代勞。遇到這個情況,馮亦代事先還要請示。“上午和彭通了個電話,十時去章家,給他抄了份'認識',到四時才回家。”[1959.2.11.p177]章伯鈞不思上進,連羅隆基都不如。他把時間都用來買古籍、藏字畫、玩古董、聽戲、聚餐、聊天。看書,也是看線裝書或德文書。對此,馮是有記錄的:“十時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點半才離去,看了他的日本畫的收藏,都是複印品,但印刷是十分精緻的。他收藏了一本哥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紀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蝕銅版印的,畫得十分樸素,但刻工十分精細,看了使人愛不釋手。”[1959.3. 21.p203]又如,“晚去李章處喝蛤蚧酒,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發熱。”[1961.12.24.p343]
  的確,到章家臥底,馮亦代用不著帶鹽魚,他要帶的是腦子、記性。因為呆的時間長,章伯鈞議論多,有時還遇到其他右派分子,馮亦代便覺腦子不夠用了。在1959年2月10日的日記裡,他寫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陳銘德,談了一下午才回來,寫了封信給老彭。必須練習自己的記憶力,而且在記憶言語中能夠有所分辨,這是做好工作的關鍵。”[p176]“從上午九時半出門,十時到達,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聽他談話,要記住這些話真困難,是前後不連貫,但也有一根無形的條,那就是不滿意。但不是那麼明顯的。”[1959.3.3.pp190—191]本是朋友串門,章伯鈞說話自然無主題、無中心,東一錘子、西一榔頭。馮亦代不能當場記錄,事後追記,難免疏漏。
  為提高職業水平,他很注意研讀相關書籍。比如,一次“去東安市場逛書店,買了一本《一個肅反工作者的手記》,回來即一口氣讀完,十分有興趣”[1959.4.6.pp211—212],“看了一本好書,是索菲諾夫的《捷爾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對於契卡一段,更須好好研究,從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1961.3.13.p308]他還閱讀了尼基福羅夫的《布爾什維克的地下活動年代》等書籍。人的興趣是惟一可以保持終生的東西。瞿秋白從容就義前,惦記的是家鄉的豆腐,說“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在黑黑的牢房,書寫白白的豆腐。他的靈魂由一個政治人物還原到情感柔軟的書生,讀後不覺淚下。於是,我真的奇怪了:馮亦代——一個搞歐美文學的人,讀這些蹩腳貨,何以總是屢屢地“令人興奮”呢?
  “誰知我汗血功?誰憐我千里才?”馮亦代的勞動強度也夠大的。比如1960年3月16日這天,大概是公佈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之際。馮亦代馬不停蹄,上午去看王達仁,下午三時看錢端升,原定五時去陳銘德家,後來,在錢家呆得過久,才作罷。但第二天,上午去看陳銘德,下午三時去章家,一直到晚九時半才回家。第三天,就忙著匯報。再說了,馮亦代的工作也身不由己。每一步,都是上面鋪排好的。比如1960年10月10日,原擬去找章,電話中知道章伯鈞有事,“便得另日去看他,通知了老劉同志”[p275]。又如1961年6月13日:“晚上原擬去地安門,但打電話去,他們有客就不去了,這幾次都不湊巧,總是碰到他有客在座,所以要談的總談不起來,今天則又有客。工作推不動有些心焦。”[p322]
  告密是一個人內心裡陰暗成分的表現,實質上是人性的扭曲。馮亦代的性格是在那個年代的製度性黑暗中,一點一點扭曲的。暗中所為之事,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真不知恥嗎?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會說:“我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發給一個勳章報上刊登出來是不可能的,這樣不啻是告訴別人自己是個什麼人,而且以後就不用再想幹這一行了。”[1961.8.19.p335]但是,他的政治觀念在一系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徹底轉變了。覺得自己真的錯了,組織是對的。所以,一旦讓他為組織做事,自會感到無比榮耀。即使告密也光榮,因為那是“保衛黨的工作”[p258]。這樣,“恥”就轉化為“榮”了。他說:“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屍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經消除了那種腐朽的感傷的情緒,我覺得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1960.8.3.p256]他自認為“是在第一線作戰”[p288]的“一個保衛工作者”[p258],於是,心中“也就釋然了”[p335]。靈魂裡也沒了恥感。他忠心耿耿,在日記裡把“臥底”工作,叫“家裡”的工作,列在首位。他所熱愛的文學及翻譯工作,則被排到了末尾。但到了某個時刻,他又有些清醒。1961年12月19日,他在劇場見到作家楊沫的丈夫馬建民(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一見面,馬校長就希望馮亦代能去北師大講講現代英美文學。回到家中,他在日記裡嘆道:“'半生誤我是虛名',拿什麼講呢?近十年來簡直什麼也沒有看……這苦味只有自己知道了。”[p342]
  人生有信條,思想有取向,行為有準則。那麼,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當告密成為一種政治榮耀和義務之後,告密者的心裡,就不會有負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對頭號大右派章伯鈞,馮亦代生髮出的是蔑視與鄙棄(儘管消受了你的好煙好酒和飢荒年月的好茶飯)。優越感的來由極其簡單:我受組織的信任,你受我的監視。你是右派,我已不是。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复叮囑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認為馮很有可能還會因為出色的告密,而產生成就感和歸屬感,要知道他是在為政治權威盡義務。日記裡對同類的鄙視,俯拾即是:
  章伯鈞今天來學習了,見了我寒暄一番,說“我沒有領導好,使你們出了偏差”,還是當時副主席的派頭。[1958.12.16.p143]
  下午去章家,聽了一下午的廢話,但有一句話,卻使我十分注意,那就是他說在思想上必須力爭上游,我不知他指的什麼?……晚上寫了信給彭。[1959.2.18.pp181—182]
  晚上去章家,聽他的廢話,到十時半才回家。[1959.4.24.p221]
  上午十一時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時才回來,我真討厭他的資產階級面目,但為了工作,我必須處理得好,同時這也是給我的反面教材,對我改造有好處。立場黨性就是在這種方面得到考驗。[1960.1.26.p233]
  晚去地安門,瞎談一氣。[1960.9.2.p263]
  我想,馮亦代在日記裡,對父母用辭輕蔑也許還有一個因素。這是他不願意說出來的。那就是章伯鈞對他的譯作評價不高,有過多次批評。
  父親看了他的幾篇譯作後,說:“亦代呀,翻譯水平最後還是要看你的母語水平。你的中文要從底子上好好弄一下。”他的臉驀地紅了,什麼都沒說,大概也沒跟老劉說。
  母親則認為他的字寫得太差。說:“亦代,你的字怎麼沒骨頭?”馮亦代隨即說:“李大姐,你來教我寫字吧。”
  “我找些碑帖來,你先臨摹一段時間。”母親說罷,沒幾天就把碑帖給他準備好了。
  父親借給他的古書,馮亦代是還的。母親借的碑帖,不還。催了多次,他只是笑著說:“我還在練習呢!”二十年以後,母親每提起這件事,都氣呼呼的,心疼得要死。
  樹要皮,人要臉。文人要緊的是文字、文章,此乃臉面、體面之所在。父母揭了他的短,雖屬無意,但馮亦代還是很受傷。所以,朱正先生認為在他的日記裡“對章的敵意是很深的”。怎麼能沒有敵意呢?
  父親總是直呼其名地指責人和事,特別是三年大饑荒時期,其批評之尖銳不下於聶紺弩。1957年前,毛澤東就知道章伯鈞在背後罵共產黨。因此,馮的密告材料相比於其他監視章伯鈞的人,數量、質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績了!大概到了1961年,上面便不叫他做無償勞動了。“晚上和老劉同志談了將近二小時,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裡給了我一些費用,老劉同志說有什麼個人的花費,也可以用。不過我總覺得能夠不用家裡的錢最好。”[1961.8.7.p332]某部內部舉辦電影晚會和乾部晚會,破例叫他參加[p324、p353];贈送最熱門的世乒賽票[p312];之後是調整工資,恢復十五級每月124元[p340];老劉多次與他和他的家人吃大同酒家,1961年的新年前夕,劉馮兩家人吃全聚德烤鴨,他“心裡十分感動,喝得醉醺醺的”[p291 ]。如此看來,他們幾乎成為同志加戰友了。馮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長期性和工作對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年7月2日,老劉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開的問題”[p254]。他立即表態:“為了工作,公不公開不是問題。”[p254]
  盡了心力之後,馮亦代覺得自己應該申請加入共產黨。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請。以後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活得像個布爾什維克……我想總有一天我會爭取到這份光榮的。”[p281]1961年4月25日, “想再次申請入黨。”[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記裡,他寫明“黨的四十週年誕辰的時候,我拿什麼獻禮的問題。我想再提一次入黨的申請,把我的餘生無條件地獻給黨,獻給革命。”[p323]不知為什麼,他的申請始終未獲批准。
  
1978:他結束了黑暗
  
  1967年,父親和他都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關進機關的牛棚。母親天天下午去探視,去的時候,不忘帶些吃的。第一天,因為毫無準備就拿了一塊紅薯。此後,母親就專門去買些罐頭、水果、餅乾。父親總把這些食品藏得好好的。他悄悄對母親說:“亦代和我關在一起。很奇怪,他的老婆和孩子怎麼不來看他?”“一次都不來看?”母親問。
  父親說:“是的。所以,你送來的東西,我要乘人不防備,偷偷給他一半。”
  我和馮亦代有單獨的往來。看展覽,看戲,一起吃飯,一起逛動物園。他送我許多書。如巴烏托夫斯基的《金薔薇》、錢鍾書的《管錐編》、愛倫堡的《人生·歲月·生活》。大概是1959年,上海滑稽戲《滿意不滿意》來京,在東華門的兒童影劇院演出。全劇用上海話對白,他見我不懂,就在耳邊當起翻譯。一路看下來,很辛苦。我喜歡他辛苦。1963年年底,我要去四川工作了。父母捨不得我離開,他也捨不得,到火車站送行。我也憂傷,時間一點點積攢著依戀和難捨。到了四川,給父母寫信的同時,也給他寫信​​。即使到了監獄,也不忘問候他。在給母親的信裡,總要附上一句:“馮伯伯好不好,還來咱們家嗎?”母親忍不住了,在一封回信裡說:你現在是犯人,不要詢問別人的情況。我知道,這裡指的別人,就是馮亦代。
  1978年我出獄回京。他陪母親一道在火車站接我,見我消瘦又憔悴,他眼圈紅了。母親告訴我,每年父親的誕辰日,馮亦代都會陪自己到老山紀念堂掃墓。這一年的十月初一,我和母親去掃墓,馮亦代早早到了。見到我,他說:“你回來了,這是我最後一次祭掃。”
  他的目光望著遠處,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語:“伯老,真是好人,他對我真好。”
  1980年代,他主編《讀書》雜誌,鋒頭極健,像完全換了一個人。每一期都送給我,我們也恢復了通信。幾十年間,馮亦代給我的信函有數百封,但自這段時期起,他的信越寫越好,因為他走出了陰影,也結束了內心的黑暗。比如1980年8月的一封:“……人總得憑一些希望生活,哪怕是一些虛無漂渺的希望,而生活下去。少年時我有各種美好的希望,我迷戀於一個新的社會,最美滿的高度的精神生活。十年動亂,使我幻滅,哀莫大於心死。但是你回來了。我似乎又有了希望。我是搞文字的,我希望有個傳人,我一直喜歡你的靈氣,所以我希望你是一個動筆的人……我到車站去迎你,看見你那雙呆澀的眼睛,我真想抱著你痛哭一場。我怕你這十年的坎坷毀滅了你的靈性。我知道一個人幻滅的痛苦。我要彌補你心靈裡的傷痕。這就是我新生的希望。”接著,他去美國訪問,又給我寫了長信,說:“飛機在高空長驅又盤旋,我想起了受苦而可愛的小愚……”
  1990年代,馮亦代與演員黃宗英結婚的前幾天,把我叫到位於小西天的家中。髮如雪,鬢已霜,屋裡響著小提琴曲,我總覺得他有什麼事要告訴我。在送我出門的時候,突然激動起來,握著我的手說:“小愚,我人生的最後一本書,你來給我出版吧。”
  洪荒之後,馮亦代於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對冤魂遍野、落英凋謝,他悚然而驚,開始正視自己以密告為能事的歷史,悔疚不已。他無力探究一生,只有公開那段日記。他所說的最後一本書,難道就是這本《悔餘日錄》?他沒有勇氣直面我,選擇公佈於社會,也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馮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會形勢也起了巨大變化。但成功的光環無法銷蝕有恥有痛的記憶。一個人不論你做過什麼,能夠反躬自問,就好。
(本文來源:愛思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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