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6日 星期二

盛振為、周木丹、 盧峻、蔡晉.....《英美法詞典》

張五常:法律精英被蹂躪,只有哭一場!

王夢雲龍
看了《南方周末》的一篇報導,失聲痛哭。題目是《被遺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說是什麼“被遺忘”,其實是“被蹂躪”。  
知道畫家林風眠文革期間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張畫,親手一張張泡到浴缸裡,站在上面踩爛,我哭過;知道鋼琴家劉詩昆的手指被紅衛兵打斷,我哭過;讀到翻譯家楊憲益孤苦晚年的報導,我心頭一酸;剛才讀那篇報導,讀到那個一目失明,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眼鏡,蜷縮在被子裡的九旬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學評論》都每期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時,我又哭了。要是世界上完全沒有人記得他,他不至於顯得那麼可憐。  用不著宣揚他們的成就,用不著複述他們的遭遇,用不著指出誰是罪魁。沒有什麼好說,只有哭一場。法律精英的命運與法治的悲愴---------------------------- 

●南方周末  本文是南方周末《被遺忘30年的法律精英》、《他們被忽視的代價》、《我們在傳承》三篇文章的集錄,個別文字有變動。
作者為記者萬靜波吳晨光謝春雷  


被遺忘30年的法律精英  一群老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足以讓我們警惕:有些忽略,會讓整個社會付出代價  一本詞典引出一群老人  這是一本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460多萬字,所收詞條已達到4.5萬多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的3倍。  

詞典的最後校樣已經完成。在沒有政府支持,沒有經濟資助,沒有鮮花和掌聲,甚至連正規辦公室都沒有的情況下,兩代學人在默默無聞中歷經九載寒暑的嘔心瀝血之作,終於接近了尾聲。  

國家司法部一位司長評價說:“這是個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國家權威的詞典,卻由一群無職無權無錢的學人和老人編撰,他們做了我們整個司法行政教育系統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這本書後面,有一群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老人。  
這是一些響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為法學權威的前輩名宿———   
盛振為,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東吳大學前校長兼法學院院長;  
周木丹,比利時魯汶大學1934年法學博士;  
盧峻,美國哈佛大學1933年法學博士;  
王名揚,法國巴黎大學1953年法學博士;  
蔡晉,東吳大學1933年法學士;  
許之森,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  
盧繩祖,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  
徐開墅,東吳大學1940年法學士;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49年法學博士;  
俞偉奕,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  
郭念祖,東吳大學1946年法學士;  
陳忠誠,東吳大學1947年法學士;  
周承文,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  
高文彬,東吳大學1945年法學士;  
……這行名單還可以開列很長,他們幾乎全是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生。  

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成立於上海,是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惟一系統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解放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之一。  

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  
該校校史上最值得誇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東京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於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急了,最後,蔣介石點名從東吳大學要人,其結果是———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該校。然而,這些20世紀上半葉中國法學界所能奉獻出來的最優秀人物,“1949年後,他們中留在大陸的,卻幾乎都做著與法律無關的事:英語教師,或者勞改犯—— —對師生而言,與東吳法學院的關係成了一種罪過。在1957年'反右運動',以及'文革'期間,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養中國的近代法律家———東吳法學院》,第293頁,康雅信著)  

這些卓有學識的才智之士,他們後半生是怎樣的?他們以及家人怎麼度過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他們的晚年  

由於編撰詞典的緣故,中國政法大學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訪這些老人。  
周木丹,年過九旬,被當今法學界喻為“羅馬法活詞典”。1929年受胡適推薦,留學比利時,成為1949年前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5個中國人之一。

不久前,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百年文庫”叢書,作者都是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百年中國學術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叢書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學大家,薛波怎麼也沒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上海南昌路282號,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樓道陰暗,木質樓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響,牆角到處是蜘蛛網。  周木丹就住在二樓一間十幾平米的房子內。一台黑白電視,一個單開門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錢家當。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範學院圖書館。從此,在距離故鄉上海數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過20多年近乎青燈黃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進入安徽大學。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後,由於沒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現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兒家,由於行動不便已坐上輪椅,而上海居所終年不見陽光,到女兒家也只是實現了在戶內曬曬太陽的願望。  

在哈佛大學博士盧峻先生家裡,惟一的電器是部巴掌大的電扇,12元錢買的。90多歲的盧峻一目失明,戴著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的眼鏡,蜷縮在被子裡。有病了,不敢去醫院,也吃不起藥。誰能想到,這位早已臥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學評論》都每期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  

面對另一位1944年獲得東吳大學法學士的老人時,薛波發現:他上衣的五個釦子,竟然都不一樣。也許,1930年代曾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區法院法官,1957年後執教於上海向陽中學的蔡晉先生,是晚景最為淒涼的一個。他和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一個小房間,竹屏風後面,一張床板,很薄的被子,這就是他的臥室,里屋住孫子和孫媳婦。一個破舊奶粉罐,裝著蔡晉的全部“貴重”物品。  

病重後的蔡晉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區醫院裡。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負責人為其疏通,是難以入住的。即便這樣,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個封閉的陽台裡。  彌留之際,薛波去醫院看他,目睹了難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獨地躺在陽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護工的休息處。  

當《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接近尾聲時,蔡晉溘然長逝。陪伴蔡先生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東吳大學法學士證書之外,還有他親自審訂的《英美法詞典》稿件,49頁,輕輕地放入他的靈柩內。  

被改變的命運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訪了數十位東吳學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過去。  

盛振為,東吳大學首任華人教務長及後來的法學院長,曾著有《證據法學》、《英美法的審判制》等。後被打成“反革命”,被判處在甘肅勞改10年,後因宋慶齡說情,6年後才被釋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歲,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秘書,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犯送上絞架。1952年後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陽湖脩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1980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最後他沒要。  
俞偉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間,他埋頭治學,繼續攻讀獲碩士學位,抗戰勝利後從事律師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後,因有參加東京審判的同學留在日本美軍基地工作,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鬥,一度連生命都無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後回老家湖州鄉下做村文書。1980年代末,被聘到當時的杭州大學教書,成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專家,“寫的英文,就像報紙上印出來的一樣。”曾長期住在團結戶裡,共用廚房衛生間,每間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法學博士,在街道副食門市部工作了許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學任教。  
徐開墅,抗戰後的東吳大學教授,1979年後,他以上海社科院無編制的特約研究人員身份,為上海的法制重建殫精竭慮。1999年去世時,一些人才知道———他當了30年的中學教師。  

“他們是無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國政法大學那間小小的詞典編輯部裡,《君主論》等名著的中譯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他今年81歲了,也是東吳大學畢業生中不多的從事法律教育的幸運者,他因接觸蘇聯法律較早,幸而躲過了那場災難。  

潘先生談到動情處,他甚至落淚了,為他那些受難的師長和系友。  他們被忽視的代價  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但這些東吳遺老平均年齡已逾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30年後,我國在這方面後繼乏人。今後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先生深為憂慮。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1993年,薛波正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究生,某天在查資料時,他和同學突然發現:國內居然沒有一本適用的英漢《英美法詞典》。  
這實際上擊中了一個要害:我國當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著上千年曆史的英美法,是與大陸法並行世界的兩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說, “它被廣泛應用於美、英及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目前,聯合國國際法院運用的司法程序依據英美法;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同樣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國沒有英美法詞典,我們誤譯了很多東西。”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用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一個完備權威的英漢法律詞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護權———一個世界通用的法律術語,卻被我們譯成居留權,而且寫進憲法,一錯30年,從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後到1982年,三次修憲,錯譯均沒有被發現。到1985年修憲時才得以改正。  

據介紹,中美入世談判多次陷入僵局,與雙方是用兩種概念說話有很大關係。而在實踐中,因沒有嚴謹的英美法律詞彙漢語對譯詞導致的教訓,同樣不在少數。  

1990年代中期曾發生過一件事,國內某銀行給美 ​​國方面開了十幾張匯票,因具名問題,美方最多可以領取100億美金。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國律師在哪裡?最後,高宗澤律師(時任中國律師協會會長)臨危出征,最終不辱使命,為中方挽回了損失。但辦案經費也高達人民幣九位數。  

薛波們的工作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詞典該怎麼編?誰也沒經驗,就摸著石頭過河。最初,在中國政法大學某間宿舍內,從早上8時到深夜,幾十名年輕的法學者奮戰了兩年,一些初步成果,終於辛辛苦苦做了出來,但拿給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學養的前輩學者們一看———幾乎都過不了關。  

這不是他們的個人問題,在把英美法教育傳統人為割斷幾十年後,要想重新接上這條法律文化的血脈,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從一個偶然的機會了解到:一批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前輩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適的審稿人找到了!  
嚴謹和精神的力量  5年過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拜望老人們的情景:在盧峻先生那間小屋中,盧先生顫巍巍地坐起來,斜靠在破舊的藤椅上,薛波說:“不管什麼原因,世人可能會忘了您,現在也確確實實忘了您。”老人的聽力已嚴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邊說, “但您不僅有精深的學問,您還是一個時代學術高峰的象徵,請您務必要參加我們的工作。”   

風燭殘年的老人靜靜地聽著,渾濁的淚水從眼眶中流出,“我答應你。 ”   在華東一帶,薛波共找到了14位老者參與《英美法詞典》的編輯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還有許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師工會監事,解放後一直以中學教師為業)、蔣一平(1979年前為新華書店店員,1980年代後成為華東理工大學外語系主任)……   審稿老人的平均年齡為84歲,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奉獻。  

老人們以極其嚴謹的治學態度投入了工作。一個例子被薛波們引作範例:僅為了審訂一個詞條———UnitedStatesofAmericaLaw(美國法),盧繩祖先生就為其寫下了2000多字、長達6頁紙的註釋。結果,近90歲高齡的老人得了腦痙攣,被送進醫院。  
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顫抖,已無法將字寫清。他便委託80多歲的夫人———1930年代的經濟學學士,將改正後的稿件一一謄抄。  
為了校訂一個詞條,盧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請到家裡商榷,當著薛波的面,兩位老人竟然激烈地爭執起來。  
王毓驊先生目力已衰,必須藉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沒有陽台,每次看稿,都必須往8里外的女兒家。  
而潘漢典先生在手術前的48小時,仍掛著尿袋審稿。  

是什麼使得這些耄耋老者不計功利地投入到這項事業?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而言,詞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罷,都已是“寂寥身後事”,即使可能會有的現世聲名,也與他們無干。  “不為什麼,我就應該干。我作為一名比較法教授,中國有這樣的事,我當然要去做。”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  
潘先生母親在抗戰中家破人亡,去世時,留給了他兩句話:“你要做一個有益於社會、仗義執言,無愧于你父母的中國人。”   

潘先生以促進我國法學和法制建設現代化為目的,致力於介紹當代外國法學,投身英美法詞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說:“其他,我沒什麼好說的。” 
幾乎沒人要求署名  留給薛波的是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  

他多次向記者提起老人們在上海第一次開會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幾個東吳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個小會議室裡,5月的上海已經很熱了,會議室沒空調,房間悶得要命,老人們卻討論得很熱烈。會後,薛波要找一家好點的飯館吃飯,老人們死活不答應,“很好了,很好了”,每個人都這麼說,最後進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飯,10塊錢,老人們卻吃得很香。  

幾乎沒有人要求署名,儘管他們都知道,這一定會是一項青史留名的事業,“千萬不要署名,我年輕時就這樣。”潘漢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盧峻先生時,盧先生拉著兩人的手多次叮囑,不僅如此,就連600元審稿費盧先生都捐給了編輯部。  他們銘記著東吳大學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誰來承認他們的價值  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幾乎每位老人的心靈都受到深深的傷害。  
除了 ​​寶貴的時光,被剝奪的,還有他們的才華和智慧。學者以學和思為業,然而他們卻被迫停止學習和思考了近30年。薛波曾多次到過每位老人的家,幾乎每個老人家裡都看不到書,那時是不敢有,現在則是沒錢買。審稿時有時為一個詞甚至要去開架書店查閱。“並不是我有什麼能力說服了他們,而是他們的生命被埋沒太久了,他們已經感到,自己的才學將隨著身體的衰退而喪失,他們無法拒絕生命的召喚!”   

老人們的奉獻,唱響了一曲生命的讚歌。“他們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榮譽、尊嚴和承認。”薛波說,“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他 ​​們努力工作,是在響應他們內心深處的悸動。”  盧峻先生去世後,在葬禮上,他女兒再三向薛波致謝:“謝謝你們,我父親一生的價值,通過你們得到了承認!”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晉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興,他臉上浮現出一種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說話,他看著我的眼神,明白無誤地告訴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學,奉獻於社會,很高興他的存在對他人有價值。”   

可是,幾乎沒人關注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薛波曾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西裝革履,面目清秀,一個曾經的翩翩英俊少年。誰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淒涼。  

不是所有東吳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請。一位耶魯大學法學碩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絕:“我一隻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這麼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難以理解的現象。一位東吳老人把自己的專業知識,甚至遭受的苦難,全都忘得乾乾淨淨,薛波說:“她越平靜,越不反省,我越覺得我們的可憐,是什麼力量能使得一個人徹底轉向,把過去生活的所有痕跡都抹掉,一點也不剩下?”   

受牽連的除了他們,還有他們的家人。  蔡晉先生的四個子女,除了一個在上海,其餘都在新疆、貴州等地,具體情況薛波沒有問過,可以想像的是,作為“舊法統人員”子女,他們的命運又會好到哪裡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時,老先生孫女正好在場,她很不高興,“你們來找我爺爺,要是他累病了,誰來照顧?”“是啊!”薛波也這麼想,“來尋求老先生幫助,又沒錢給,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們能幹嘛?”   

盧峻先生有三個孩子,女兒是音樂學院的教授,退休快10年了,一直伺候父親,一天都不能離去,“我還是個搞藝術的”,私下里她對薛波委屈地說。薛波想了很久,然後回答說:“您這是在為國家盡責。”眼淚刷一下就流了出來,她點頭:“我也是這麼想的。”   

遺憾和擔憂  
近幾十年來,我國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才發現問題的嚴重性。  

早在1957年,哈佛博士、東吳大學法學院末期院長楊兆龍就在《文匯報》刊文指出:“過分強調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視了它的專門性和科學性;將黨外的'舊法出身'的人士估計得很低,認為他們不可能或者很難改造為對新社會有用的法學人才;不信任黨外的法學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們。”  

而隨著1952年東吳大學被撤銷,英美法教育在中國大陸被迫中斷了。  
讓人痛惜的是圖書館,早在1935年底,東吳法學院圖書館已擁有法律類圖書達兩萬多冊,被稱譽為“遠東最佳法學圖書館之一”。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這些圖書也被師生們轉移隱藏起來,但在1952年後,該圖書館遭到了破壞。那些圖書再也沒有完整地收集起來。  

到了1980年代,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1990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審查,就全部由這些東吳遺老完成。他們平均年齡已逾80。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30年後,我國這方面的人才後繼乏人。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以及他的東吳同班同學李浩培先生都有這種顧慮,1984年,倪先生往海牙國際法院就職時年已79歲,1993年,李浩培就職時更達到了88歲高齡,離任時已屆91歲。  

“我們在傳承”   
作為《英美法詞典》的主事者,薛波已在中國政法大學3號樓323房內度過了近10個年頭,這個十餘平方米的房間,既是編輯部、辦公室,又是會議廳和接待間,很多時候還是薛波的臥房。人說“十年磨一劍”,但十年都快過去了,詞典還沒有出版。  

在近十年的時間裡,薛波經歷了幾乎所有能想像到的以及想像不到的困難。  
沒有錢,且不談稿費,僅是買必需的國外原版書就用了幾十萬。最缺錢時,電話都打不起了。他曾滿世界地尋找援助,從國內的若干科研機構、律師樓、大小公司,到國外的基金會、富商,為了省下郵資費,連寄往國外的信件,都要由朋友帶出國後再寄。  

這是項艱辛而瑣碎的事業。他一人幾乎身兼了所有必須的“職務”,如果那也是職務的話,從策劃,主編,到總聯絡人、債務人、辦公室秘書、會計、資料複印員、電話接線生、值班人、運輸司機— ——僅為了把初稿帶到上海給東吳老人們審校,薛波數十次往返於京滬之間。5年來,光裝送稿件的旅行箱,就拖壞了好幾個。  

最讓參與者們感慨的是目前國內學術界的浮躁,以及對基礎研究的漠視。現任教於中國農業大學的車雷講師參與此工作6年,他認為:“這樣一項耗時多年的工程,付出與回報是嚴重失調的。而當今有些領導更喜歡短、平、快地出政績。同樣,時下也沒有一位當紅學者願花如此精力去當詞典的主編。工作太基礎了,評定職稱沒用,甚至不算學術著作。”   

與此相應的是奇低的稿費標準。現在連普通的漢譯英稿費,都已達到了千字200-300元,法律類理應更高,而這本詞典仍只有千字20元。全書460萬字,數百名一流法學者的8年心血,只抵得上22萬元稿費。  

同樣還有某些官方機構和官員對文化事業的冷漠。在近10年的時間裡,這個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基礎文化建設項目,沒有得到任何官方資助。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曾多次親筆寫信請求有關部門支持,但結果往往是這樣:“我們的經費有限,如果給了錢,很多關係不好協調。”   

由於嚴謹的審訂工作的需要,詞典的出版週期一次次往後拖,然而,一位大學副校長居然說:“什麼書要編7年?”這位副校長不知道,除了日本的《英美法詞典》外,美國由梅隆基金會贊助,密歇根大學組織編撰的《中古英語詞典》,用了70年時間,耗資2200萬美元才出版完成。出版後,那些長期生活在中古時代語境中的法學者們,幾乎已無法適應現代生活。  

關山重重。要換了一個人,也許早就放棄了。但在薛波看來,這些困難都算不了什麼,“是我們自己要承擔的”,“和東吳老人相比,我已經很好了,我還有精神享受。”   

這些年下來,薛波39歲了,仍孑然一身,個人已負債40萬元。  
支撐他這麼做的到底是什麼?  
他自己的說法是:“這是命運,一個人只能做他要做的事。”  
當年一起共事的伙伴們早已星流雲散,各奔東西,只有他還在堅持著自己最初的抉擇。當年有同事突然要出國了,根本沒想在走前請大家聚一下,當著大家的面,薛波痛哭失聲,他覺得:“友誼、理想彷彿一下被背叛了!”   

薛波清醒地認識到在當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巨大難度,儘管有些悲觀,有些灰調,但一旦認准了目標,就決不放棄。他曾想編完詞典後,就出國去,但後來他想,“幹嘛要出去?”   
薛波是幸運的,他不僅找到了東吳老人,還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師友,他們是:黃風、方流芳、何家弘、朱勇、金海軍……這樣的名字同樣有長長一串。  

“要是有了錢,一定要替老人們在上海買個好點的房子。”這是薛波的願望,但直到現在,老人們的審稿費用都還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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