淚往下滴，血朝上湧
文/章詒和
我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一邊從事戲曲研究，一方面為文學而準備。寫的第一篇文章是“憶羅隆基”。寫畢，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給丈夫（馬克鬱）審讀。他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專攻戲曲小說。就文學言，他是內行，我是外行。
我塞給他一支削好的中華牌鉛筆，在耳邊細語,道：“你看到有什麼段落或句子寫得還算好的話，就請在旁邊給我畫個圈圈，以資鼓勵嘛！”他笑笑。一笑之間，我們的關係頓時從夫妻轉變為師生。
近三萬字的篇幅，他坐著，我站著。他一頁一頁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見老公手裡的筆一動不動，我心裡涼了半截。看到最後一頁的最後一段，他畫了一連串的圈圈。我知道：這是專為“以資鼓勵”才畫的。瞅著這最後的圓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讓我坐下，嚴肅地對我說：“小愚，你有豐富的經歷和記憶。平時聊天，聽你形容個人兒或說件事兒，都活靈活現的，可到了紙上，你怎麼就乾巴啦……”說話的口氣,像訓孫子一樣。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麼嗎？”
“缺少語彙唄！” 我說。
“不是缺少語彙，是缺乏文學訓練。”
哦，原來我缺的是文學訓練！於是乎,我開始了馬拉松式的訓練。每天讀古詩古文古小說，又翻閱當代讀物。為此訂了許多期刊，包括《小說選刊》，《小說月報》。自認為比較好的作品，讀後還拿給老公鑑定。他有時像法官一樣,盯著我問：“你說說，這東西好在哪兒？”
一聽這口氣，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幾年下來，也還真閱讀了一些當下作家的文學作品，特別是中篇小說。其中一個中篇，題目叫《死於合唱》，看得我興奮不已，忙打聽這個叫“胡發雲”的作者是誰？書中描述的費普，是個民國時期的遺老遺少，從1949年起，他的日子從英租界移到了紅旗下。由少到老，一輩子都在努力改造舊思想，努力適應新環境。結果呢？家庭、職業、身份、地位、財產等等，身邊的一切都變了，可就是那份兒遺傳下來的精神狀態無法改變。正是這個文化的頑固性，讓費普歷盡坎坷，也讓我讀得熱淚滾滾。我自掏腰包複印了許多份“死於合唱”，送給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讀於教會學校並精通合唱的女友們。她們也是一樣的感受。只要我們湊在一起，就要說那篇“合唱”。
一晃多少年過去。
我與胡發雲先生會面了。但我們的話題，不是“死於合唱”，而是死於癌症。我喪夫數載，他喪妻也近兩年。由於親人死於同樣的絕症，我們的第一個話題便是病痛與死亡，這也是一個反复的話題。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長的冬日，似飄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堅強，他很快給亡妻寫了長長的悼文，以寄託濃濃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兒”傳過來的。我邊讀邊哭，字裡行間我聽到他的心碎聲。文中一段給病重妻子洗澡的細節，深深震動了我——
妻子說想洗個澡。胡先生跑了大半個武漢市，買來一個橢圓型的輕巧小浴缸，剛好可以放在病房裡。他灌滿熱水，把妻子抱起來放進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鎖骨處的輸液接口裹嚴實，再一處一處給她輕輕擦洗。妻子自嘲一句：“我變得這麼難看了。”胡先生笑著說：“我覺得不難看，那就是不難看。”然後又背誦了法國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動地的話—— “與你年輕時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容顏”。洗完後，他用了幾乎整整一瓶護膚霜給妻子全身上下輕輕塗抹了一遍，肌膚立時就滋潤鮮亮起來……
寫到這裡，胡發雲感嘆道：“五十一年的生命。三十年的相識。二十六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種下的花兒，眼見了一個女人一生的美。這種美，只有種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見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見其中綿延不絕的風韻。就像家裡那幾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淚落染樹，血流染枝。這篇悼文，讓我看到一種以生命的執著去完成宿命式的神聖愛情。
窗外，太陽冷冷地照著，我心裡一片悲哀。世間最堅韌、最脆弱的關係莫過於夫妻了。夫妻？有誰懂得什麼是夫妻？小時候，父親談及羅隆基私人生活，曾說過這樣一句：“在中國，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沒見過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覺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點是婚前雙方要把所有問題提前談好，權衡的分量大於情感的砝碼。所以，婚後我和丈夫的關係平淡得像“獨聯體”——鬆散的聯盟。一人一間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書，經濟獨立，社交獨立。日子再平淡不過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後面的東西突然顯露出來，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著不斷哀求醫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換他的命！”兩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這兒不是醫院，這是虎口。我倆不能都掉進來，你要逃出去！從明天起，不許你來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無比憂傷的眼睛望著我，望著我。
丈夫的病越來越重了，那時我剛好寫完“憶張伯駒夫婦”的草稿。他掙扎著一天看一、兩頁，還在稿子上面做記號。並吃力地說：“小愚，你寫得比以前好多了。也還有很多問題，等我的病好了，我來給你改。”過了一個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經沒有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從枕頭底下抽出來還給我。說：“寫吧，寫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氣色還好。他坐起來拉著我的手說：“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後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樂。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視為人生的標準。小愚，對你來說，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這是你父親當年的叮囑，也是我的叮囑。我不擔心你的工作，只擔心你的生活。你什麼都不會呀。我死後，誰給你領工資？馬桶壞了，誰給你修？燈繩斷了，誰給你接？你一個人實在過不下去了，就再找一個男人吧！”我撲在他胸前，放聲大哭。
“死”是結束；“老病”是處在生死之間；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後，丈夫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靠輸液和“杜冷丁”活著。一個週日，他的兩個孩子都來探視。預感到來日無多的他，流著眼淚要求孩子：“你們今後要照顧好章姨！答應我，答應我。”其聲嘶啞，其情淒愴——死神來臨之際，夫妻訣別之時，我臨近花甲之年，懂得了愛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遺物，我發現一個紙夾。那上面的每一張紙，丈夫用鉛筆寫著同樣的一句話：今後最苦是小愚，今後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於通州的北京胸科醫院，算來去世已有六載。六年來，我雙腳不過四惠橋，兩眼不看東方紅。以往夫妻的共同節目如看大片、看球賽、寫對聯、下棋、聽戲，我全戒了。我一直以為人生只有兩件東西是屬於自己的，一是健康，二是情感。丈夫一步一回頭的離去，使我猛然醒悟：這個世界原來是什麼也抓不住的！我內心那份絕望的寂寞，從此與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細。
這幾年，我與胡先生常通電話，一聊就是十幾分鍾乃至幾十分鐘。聊天中，我才知道他正式退出了武漢、湖北、中國三級作家協會，奉還他從來沒有接受過、也從未使用過的各類頭銜——他認為，這種無聊的頭銜有辱於一個作家的情商和智商。此後的他，成為一個體制內生存、體制外思考的作家。在武漢，他有兩套房子，都不算大。一套房子自住，一套養著收容來的殘疾貓和流浪狗。
電話裡我問：“你為什麼要收留它們？”
他說：“在街頭看見它們，單是那眼神就足夠打動你了。”有時，他把話筒拎得老高老高，讓我聽聽貓叫和犬吠。
夏季，我常勸他：“武漢太熱，來北京住住吧！”他的回答，就是簡單的一句：“我習慣了。”
冬季，論到他叮囑我了：窗戶關好沒有哇？穿暖和沒有？吃得如何呀？我們的交往稀鬆散淡，卻又像隔壁鄰居密切瑣細。我對未來一向悲觀，消沉又絕望。我在給他的信中寫道：“等我把所有的故事寫完，就去了斷自己：或向東行，沉沒於大海；或向西去，消失於沙漠。”——他急得直勸我，說：現實並不怎麼好，但我們還應該抱有某些溫暖的期望。
他的長篇小說《如焉》，我是通過朋友的推薦在網上看到的。很興奮！很久了，沒有讀到這樣一本直面現實的文學作品。全篇情緒飽滿，文字清淡，平靜的後面是思想的波瀾。我是用“兩晉無文，唯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當代無文，唯胡發雲《如焉》而已。”的話來評價的。有人說，評價過高。可無獨有偶，一位網友也發出了類似的評價，說：自己根本不知道湖北有這樣一個作家，讀了《如焉》，大有“孤篇壓全唐”之感。只要細心，你就都能從書裡隱約地找到“非典（Sars）”，蔣彥永，李慎之的影子。這是多麼敏感的事件和人物呀。
有記者問他：“害怕不？能承擔嗎？”
他說：“我盡可能承擔到我內心真實表達所需要的程度。不管它會給我帶來榮譽還是災難，順利還是坎坷。我非常深切地體會到了'你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的快樂。公眾會在心靈上引起震撼或疼痛的事件，一個作家也應該天經地義在內心有所反映，而不會因為恐懼而放棄。”
書中，有三個智者形象（衛老師、達摩及如焉的母親），寓意深刻。苦難與享受，征服與馴化，反抗與愚鈍，大都通過智者的對話及行為，來獲得歷史的解密和精神的驗證。作者以此寄託對理想主義和理性世界的充分想像。我們這個國家不缺乏說教者，缺少的正是能夠思想的思想者。所以他說，這本書“就是尋找歷史上失踪的思想者”。而愛情線索的精緻鋪排和智者的悲劇收場，則顯示了出這部長篇小說的審美價值和文學魅力。
《如焉》剛上市是很熱銷的。突然，峰迴路轉。國家新聞出版署一位副署長在2007年1月11日全國出版社負責人的“通風會”上，公佈的八本“2006違規出版書目”裡，除了有我的“伶人”，還有他的“如焉”。
有記者問胡發雲：“《如焉》被禁，你的第一感覺是什麼？”
他答：“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荒謬可笑，像一個頑童的惡作劇，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今天是e世紀的互聯網時代，這種動作除了挑戰大量讀者、媒體、評論家的智商與尊嚴外，一點正面意義都沒有。不講法理也不講學理的禁書方式，有點像暗夜在人身後打悶棍……我在《如焉》中說過——'當他們不讓你說的時候，就已經證實了你說的是實事'。這是一條屢試不爽的定律。可能他們汲取了以前做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但被白紙黑字記錄下來的一種教訓。我與朋友們開玩笑說，共產黨當年許多指示總是口耳相傳，或者把文件內容看清楚了，即刻把它燒掉或塞進嘴裡吃了，那時你是地下黨，現在你是執政黨，怎麼還搞地下黨那一套呢？”
頓時，《如焉》的銷量飆升，用胡先生自己的話來形容就是：這部小說其實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沒想到在它正要謝幕之時，又讓它得到了一次美麗轉身的機會。
胡發雲的下一部作品是寫文革的，或者說是與文革相關的作品。我勸他暫時放放，題材太敏感了，官方通不過的。他卻說：“十幾億人在十年間付出這麼慘痛代價的歷史事件，早就該有一百部一千部的作品了，可直到今天還沒有人真實地寫它，而這種荒謬性甚至都沒有人去置疑。我就要寫！”《如焉》的封底上摘選了普希金的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憂鬱，也不要憤慨”。這句話，他常用來勸慰我。而他本人其實是有憂鬱，也有憤慨的。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員還不點名地點我，說：“這個人的思想有問題。我們已經反复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由此，我聯想到第一本書（《往事並不如煙》，香港版更名為《最後的貴族》）被禁，完全是因為一位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把它定性為“反黨宣言”，而告狀的竟是民主黨派元老的子女。事情再明白不過了：從1957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間，我就是被黨內外左派認定為的一個右派。右派就右派——別人覺得可恥，我備感光榮，終於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誰也不能以此為由而剝奪我的公民基本權利。我決定拿出性命來討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我發表聲明：誓言要以生命維護自己的文字。胡先生在網上看到了。他支持我，只是勸我別真的生氣，說：“你現在吃要吃好，喝要喝好，睡要睡好。”許許多多的朋友都對我這樣說，素不相識者也通過各種方式帶來真摯的問候。人心如水，恩義如山。一本書的命運跌宕起伏，而世間至戚關懷，更令我戴德難安。我不是沒見過世面，也不是沒有經歷過風浪，那些無數顫栗不安的夢幻和萬念俱灰的破滅，卻始終沒能給我胸膛裡按上一顆平常心。淚往下滴，血朝上湧，為了起碼的尊嚴和良知，我拼了。
寫作是自語。從前的文人和今天的作家，都是語言文字的囚徒。他們提筆都是有話要說，有興趣去說，還有人愛聽他們說。對我這樣一個“生非容易死非甘”的人而言，唯有寫作才能進入我的骨肉，激活生命。身處孤獨無援之地，燈下展卷時的一點點溫暖，便真的感到了富足。幾十年來，我們不是把文學綁在革命戰車的車輪上，就是把寫作搭在改革飛機的翅膀上，期待借助於文學的力量讓車輪轉得更快，叫飛機飛得更高。對於這樣的責任感，我承擔不了，也承受不起。昔日的歲月籠罩了我一生的路，我只能做到舊夢重溫，重溫舊夢。用心靈呼喚已死的心靈。“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是極度缺乏現實責任感的，是個時代的落伍者。我想——大隊人馬迎著朝陽高唱進行曲的同時，偌大的社會能否容許像我這樣一個可有可無的人，坐在路邊低吟詠嘆調呢？
當然，也應該讓胡發雲先生寫他的“文革”長篇。
在被無視和被傷害的歷史裡繁衍不息，人們真實地活著比獲得成功更為重要。
此為《如焉》（香港版）序言
2007年2月13日於北京守愚齋
2016年10月修訂
2007年2月13日於北京守愚齋
2016年10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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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專文：一九四九後，北大最好的一撥人
章詒和 2015年09月21日 06:00
絕美的北京大學。（來源：大美北大微博）
由於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結識許多畢業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們都在七十開外，不少人已為黃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馬克郁。人走了，人情在，我與他的同學始終保持著聯繫。
有人說：1949年後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撥，是（一九）五五屆的學生。我的先生恰恰就畢業於1955年。他們這一班分別來自北大、清華和燕京。1949年後，大陸政權為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從教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謂的院系調整。於是，他們一齊來到了北大。
在這個班裡，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沒出息。沒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徹底變成一個玩兒。玩法也別致：能把《離騷》從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戲，既演金玉奴，又扮趙高。
婚後，我倆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廟，我第一次聽說「密宗」，啥也不懂，就一個勁兒追問講解員。他朝我使個眼色，意思是叫我「閉嘴」。回到「避暑山莊」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開講了。他講解的「密宗」，聽得我一愣一愣的。
他的沒出息，還表現在不能「與時俱進」的行為態度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市場經濟如狂潮一般吞沒了整個社會，到處流傳著「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要開張」的民諺。北大校方也積極投入了商海，把學校漂亮的圍牆拆了開店鋪。我的先生得知後，氣得呼哧呼哧的，在電話裡學說：「聘請侯寶林為客座教授、推倒南牆開商鋪酒樓，是咱北大兩大恥辱。」為了解氣，他寫了好幾首打油詩。
我的先生就是這樣的沒出息，可見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樣人。程毅中，傅璿琮，白化文，李思敬，金開誠，劉世德，沈仁康，沈玉成，徐樞等，都是他的同學。職稱、職務均堪稱一流--學者，教授，作家，中華書局總編，商務印書館副總編，某民主黨派中央副主席，可說是個個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條件的。他們的先天條件來自1949年前。
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較為全面的傳統教育，像大學長程毅中先生四歲啟蒙，《四部叢刊》是一部一部讀完了的。他與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為四人宿舍寫了副楹聯。上聯是「四皓鬚眉輸我老」，下聯是「五陵裘馬看誰肥。」沒貼幾天就受到批評，楹聯取了下來，我先生忿忿地說：「乾脆改成『學習政治，政治學習』吧！」
為什麽最沒出息的學生，能把《離騷》倒背如流，把個「密宗」說得津津有味呢？這就是名師的厲害了。系統地接受名師培養和指點，是他們成材的後天條件。講楚辭的是游國恩先生，講語言學的是羅常培先生，開中國文學史課的是浦江清先生、林庚先生和王瑤先生。現在北大文科學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爾．蓋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清華園裡的「雙清」，卻是無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
浦江清畢業後就被吳宓推薦到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做陳寅恪的助教。工作期間的他，居然自學了梵文、天文學，不可思議吧！開中國語文概論的是魏建功先生。擔任五五屆學生的助教，則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周祖謨、吳小如。因為老師講課的正題，講義上都寫得清清楚楚。
於是，課堂上的「神聊」與「胡侃」，便成為學生聽課的主要內容。老師的許多真知灼見，是從「聊」與「侃」中傾瀉出來的。北大提倡的獨立性和獨創性，在教授們身上有著鮮明又獨特的表現。
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當時一篇最紅的文章，叫《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本最紅的書，叫《三千里江山》。它們被官方定為範文，列入中學語文課本。清晨，我在家裡讀著課本，大聲背誦這些紅色名篇。父親聽了，皺著眉頭說：「不背《古文觀止》，背這些東西！」在北大中文系課堂，吳組緗教授對學生們說：「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了政治，而非文學。」
老師有個性，學生也有特點，師生關係亦非同尋常。浦江清先生身體不好，早上起不來。學校把他的課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後兩節，即使這樣，浦先生也起不來。到了鐘點兒，見老師沒來，就由兩位同學到燕東園浦宅，伺候老師穿衣戴帽，再用一輛女自行車前推後擁，把老師載到課堂。
浦江清會昆曲，講到元明戲曲一段，則喜吟唱。他授課認真，遲到的時間是一定要補上的。於是，到了下課的時候，他還在那「堙妨岱咿呀」的沒完沒了。學生們早就惦記著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湯。誰個不急？怎地不慌？當時的課代表白化文，便謅出一詩打油：「教室樓前日影西，霖鈴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聲咽處，迴腸蕩氣腹中啼。」
北大雙清，朱自清（左）浦江清（右）。（百度百科）
明鏡出版的周紹昌《行行重行行》，記錄了劃右勞教的放逐生涯。
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也極其豐富。我的先生與周紹昌同系不同級，因為都來自天津，都愛唱京戲，後來又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便湊到了一塊兒，保持了一生的友誼。
這一屆學生是1949年後入學的，由於他們接受太多的傳統，由與他們出身大多非工非農亦非軍（指解放軍），由於他們崇尚學術而鄙視政治，由於他們不是中共一手培養長大的，有了這麽幾個「由於」，這些學生在紅色政權及其政工幹部的眼裡基本上都不屬於無產階級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學習成績優秀的，就更不受「待見」了。這一點，充分表現在畢業分配工作和繼之而來的反右運動裡，比如成績極其優異的程毅中，畢業後分配到陝西省西安石油學校當一名語文教師。
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托人去問。浦江清知道後，向系裡說「程毅中不用考了，從西安回來就是了。」但「教授說了算」的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沒兩年，教授的話不管用了，管用的是黨政幹部和既是教授也是黨政幹部的人。
到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北大中文系劃右的師生比歷史系的要多許多，為什麽？歷史系的翦伯贊和中文系的楊晦同為中共黨員，同為系主任，但在劃右問題的態度與掌握上卻十分不同。這是其中的一個因素。當然，到了更高一級的領導，江隆基與陸平在劃右的態度與掌握上，也是有著十分的不同。三十多年後，楊晦先生去世，在校方準備追悼會之際，在中文系學友當中竟傳遞著一張條子，上寫：「誰也不准去。」何以如此絕情寡義于老師？因為當年的老師曾寡義絕情于學生。真可謂一報還一報。
五十年來政治形勢的變幻無常與激烈殘酷，使學生們也有著不同的政治傾向，差異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做到了某民主黨派的中央副主席。1989年夏季，他居然擁護戒嚴部隊。我的先生在《光明日報》上讀到他的表態擁護戒嚴的文章，氣得在家中破口大駡，並告訴我當年其人在北大作學生時就屬於「狗黨」。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是中性的，其特徵是不黨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學問，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趕時髦，文化上的時髦不趕，政治上的時髦就更不屑了。
他們也追懷昔日時光，但不像我去寫什麼惹禍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們頂多寫兩句詩，詩句褪盡火氣，詠歎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邊小聚，說的也都是學問。他們真的對現實沒有一點看法嗎？功底扎實，治學嚴謹的他們，回想起大半輩子充滿失落和挫折的經歷，內心無不充塞著難以言說的慨歎與傷感。同一個人生，可以有多少種過法，可誰也沒有想到人生過成這個樣子：小心翼翼，碌碌無為，還有畏縮恐懼。早知如此，自己幹嘛考北大、讀清華、上燕大呢？這畢竟不是「不給乾飯，咱吃稀飯」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義。
1957年就讀於北大的年輕學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結局是被開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勞教、勞改。有名的像譚天榮，無名的像周紹昌。一個人的好時光，就那麼幾年。可像周紹昌這樣——剛畢業或還沒來得及畢業的，勞動改造長達二十餘載的大學生，並不在少數。1979年，右派問題雖然獲得「改正」，可事業，健康，愛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社會終於有了學術空間，這些被名師栽培調教出來的「50後」，在五十來歲的年紀，才浮出了水面。可沒幹幾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發回家，去過「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難怪程毅中曾對我的先生歎道：「讀一輩子書，真正從事專業只有幾年，有的同學一輩子都沒派上用場。我們是被拋棄的一代。」儘管謹慎、內斂的程先生，沒點明是誰拋棄了他們。
從痛苦與慘烈中一旦清醒過來，襲上心頭的是受騙的感覺。接著，就會不停地問自己：這不是「新」社會嗎？「新」社會的人生之路，為什麽這樣難走？我們不是被「解放」了嗎？「解放」後的日子，為什麼這樣難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先後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見，絕無僅有。每一部憲法都標榜公民的權利，可我們真正享有了嗎？從譚嗣同的砍頭到林昭的處決以及周紹昌們的忍辱負重，用百年的血淚，換來的就是這麽個國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對。其實，不少經歷過苦難的人，包括畢業于北大、清華的知識份子，並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而是響應了官方的號召?向前看。除了私下發牢騷，平素更多關心的是學問、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們的功底好，文字好，記性也好，為什麼都不寫寫過去五十年，寫寫自己的大半生呢？
周紹昌是個例外，他拿起了筆。
他給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詩「禮贊落葉」─2002年春，為悼念他的同學、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詩中，描寫了一個跪在海灘揀拾貝殼的小女孩，貝殼在太陽下閃著光。
我不懂詩，便打電話去問：「那個揀貝女孩是誰？」
「是你。」不等他往下說，我慌忙掛了電話。
大哭，無所顧忌地哭，好在沒人聽見哭聲，也無人看到哭相。以後，每年的五月，周紹昌都有題為「悼克郁」詩寄給我，信封還沒來得及拆，眼眶就先濕潤起來。怎不傷感？就像我平素常說的，如今誰還惦記誰呀。到了2006年的5月，周紹昌把詩的題目改為「憶克郁」，並解釋道：今天來看他，祭奠故人；面對人生，改「悼」為「憶」。
一次聚餐，閒聊中周紹昌對我說：「我要寫點東西了。」我知道，他說要寫點東西，決不是一種打算，而是決定。
我沒猜錯。不久，他拿出了題為「旻姑」的一篇散文，文章的篇幅不長，在恬淡的敍述中，寫出了一個有文化修養、性格開朗的女人怎樣被環境窒息而亡，最後的情節是患有高血壓症的旻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勞動中一頭倒地，再也沒有爬起來。但我堅持認為，她決非死於疾病，而是死於中國酷烈的政治環境。文字乾淨，情感也極有節制。讀罷，我把它推薦給辦期刊雜誌的馮克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說「好。」經過一段時間，馮先生在電話裡訴我：「旻姑」已刊於2006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溫故》第七期。
同期刊登的文章，還有陳丹青的「笑談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榮的「沈從文--寂寞的教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幾通信劄》以及拙作「可萌綠，亦可枯黃--言慧珠往事」等篇。捧著這一期的《溫故》，自己著實高興，為周紹昌高興。
過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馮克力先生的電話，說：「《溫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衝衝問：「封？是因為我的文章吧。」
「不是。」
「不因為我，那又是因為什麽？」
「我也不知道。」馮先生這樣回答。
對話結束了，我卻一整天都在琢磨《溫故》被封的緣由。肯定是因為我——這是我得出的最後結論。只不過馮克力怕我難過，不肯告訴我罷了。我把這個消息立即轉告周紹昌，他非常震驚。說：「好好的一本書，招惹誰了？」於是，他更加勤奮了。
其實，我早知道：從《往事並不如煙》一書遭禁，我所有的文章都被「盯」上了，連人也「盯」上了。有例為證：某上海報紙刊登的一篇散文「章詒和大姐」五個字。送審後，總編把這五個字用紅筆勾掉，說：上面打了招呼，任何傳媒不許出現「章詒和」。看來，我就是個瘟神，走到哪裡，哪裡就「油燈打翻，店鋪關門」。
最近聽說，官府列出了一張「敏感人物」大名單，依據敏感程度分一、二、三個級別。我是第一級裡的第一名。每隔一段時間，上邊就向傳媒出版單位電話宣讀一遍名單，像點名一樣。是呀，大權在人家手裡，人家想點你就點你，想禁你就禁你，隨時可以侵犯你。但是，我會繼續寫下去，會在內心保持那不滅的「自由」火焰。
行行重行行，人生是走不完的旅途。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只要政治上不幸了，你便無路可走。經過了「無路可走」的絕境，周紹昌踏上了精神救贖之途。在不長的時間裡他寫出了長篇回憶錄《行行重行行》(明鏡出版)，全書記錄下自己劃右勞教的放逐生涯。
我拿到複印稿，一天就讀完了，並且知道他早在1999年就動筆了。應該說，書中沒有深刻的哲理，沒有眩目的文采，沒有聳動的情節，一切都是那樣的淺顯，淺淡，淺近。他只寫人的命運如何在生命的欲望中延伸，他只寫經歷過許多事以後，如何把冷的熱的一起放進心裡掩藏好。1958年1月26日，章伯鈞、羅隆基、曾昭掄、錢端升、費孝通等人在民盟中央大會議室，由胡愈之主持並代表官方宣佈為右派分子的時候，宣佈章、羅等人受到降職降薪處理，仍保留部分職務（即保留勤雜、廚師與四合院）的時候，（1月28日）周紹昌作為外文出版社的右派分子提著自己的行李捲，離開不滿六個月的女兒，登上一輛麵包車，被民警押送到北京自新路半步橋的收容所。上車前，他用心環顧了那熟悉的機關大樓。而下車後，迎接他的則是一排排的鐵欄杆。進得通道，見一個人雙手把住欄杆，向新來的人高喊：「歡迎，歡迎！」那是強為歡聲的悲號，那是令人驚悚的奇特音顫。伴隨著關閉鐵門的金屬巨響，監獄的含義，全然無須法學家的詮釋了。
從那一刻起，周紹昌的心突然緊縮在一起，重重地、重重地沉落下去。
幾天後，周紹昌再次提著的行李捲，被押送到河北清河（茶澱）勞改農場。所謂農場，原來就是一片荒地。他在書中這樣寫道：「興許是荒地的景色過於單一，望不到頭，更走不到頭。三十里路，仿佛就是古人說的『無涯』了。地球是圓的，而我們就像蹬著球的狗熊，腳下踩著的球在轉，而自家卻總是踏在球頂的一個點上，老也走不到頭。」是的，很多人沒走到頭，因為性命到了頭。周紹昌是走到頭的，但用了二十一年。
勞教隊並非清一色的右派，是雜牌軍。盲流，慣竊，壞分子，成員五花八門；年齡也從五、六十到十五、六。氣質、素養、年齡、背景相差懸殊的勞教人員的混雜對於管教是最為有利的。大家來頭不一，相互鄙夷，抱有非我族類的天生戒心，小有磨擦就密告檢舉。但周紹昌還是能從中感覺到一種人類共同的悲哀，看到每一個人其實都想從對方的眼裡搜索到友情。到了深夜，透過窩棚上蘆席窄窄的縫隙，能看到一絲星光。周紹昌伴著星光入睡，每個夢都是隨著星光去追逐失去的歡樂與溫暖。有誰知道右派分子前途怎樣？今後如何？就像元人趙禹圭《折桂令》裡所言：「醉眼睜開，遙望蓬萊，一半煙遮，一半雲埋。」
勞教期屆滿，就打入留場就業隊，繼續勞動改造。隊裡有個右派分子姓徐名淦，原是人民美術出版社的資深編輯，對中國連環畫的編輯出版有開創性貢獻。一次，徐的夫人來探視。勞教就業人員全體動員起來，收拾出一間土房，用被單當門簾，拿草袋堵了窗戶，從伙房打了開水，凡是當時能辦到的，都盡力辦了。幾天後夫人離去，徐淦先生寫下一首詩。其中的兩句是：「毫無慍色嫌泥腿，猶有柔情憐白頭。」詩句被周紹昌牢記在心，每次吟誦，都感慨萬端。我曾經也是囚徒，故書中極平靜的描述，在我讀來也是慘目驚心。
「改正」後的周紹昌曾這樣說：「想到祖國的河山，不知怎麽總有淡淡的一絲哀傷的憂鬱。」是這樣的，從這裡走出去的人，大概要背負著一生一世的饑寒。2007年的五月四日，他寄來題為《詛咒》的詩，全詩八行。如下：
推拂不開的心的詛咒
那陰影老是糾纏不休
因為它們呵至今還在
不休地搖動巫的魂幡
用唱著歌的跺著的腳
一心想扼住春的喉嚨
捂住你的嘴蒙他的眼
卻推拂不開心的詛咒
每個人的內心都蘊涵著精神需求，這是天性。地之興衰，人之顯晦，在生存需要獲得基本滿足以後，這種精神需求就會覺醒，壯大起來，並成為人生主要追求目標。林昭在《種籽--革命先烈李大釗殉難三十年祭》一文裡這樣寫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一面』地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沖決，是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我認為，這當是真正的北大精神！
當黑暗不再是內心陰影，生命不再畏懼死亡，即使太陽快要落山，明知前面就是墳墓，那又有什麼要緊！
章詒和與《一半煙遮，一半雲埋》。
＊作者為北京知名作家。本文選自作者舊著《一半煙遮，一半雲埋》（星克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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