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被單獨秘密羈押、精神折磨5個月後，2016年6月，林榮基得到一個機會：他可以回香港。條件是，先回去一天，到銅鑼灣書店取電腦，把電腦連同電腦裡的讀者資料帶回深圳，交給國安。完成任務，就可重獲自由。
那一刻，國安其實已經通過他人掌握了書店的讀者名單資料。林榮基在被審訊時，看到過這些資料，已清楚這一點。也就是說，他知道，就算他此刻把電腦交給國安，大概已經不會造成更多傷害。
他應允了，回到了香港。
但就在香港短暫停留的那一天裡，他猶豫了。
他背著電腦，在已經從香港開往深圳的地鐵上，中途下車，在三根菸後，做出了完全相反、也改變他一生的決定：找議員，面向全港，開記者會，公佈真相。
他事後寫下萬餘字，非常細緻的筆記，回憶當時每一步的轉折，他如何猶豫、思考，最終怎麼做出決定。
*
十年之後，一切在北方發生過的，在香港也落地了。權力殺到埋身，那個可暫時安全、可容人猶豫一日、容人性復原的自由空間，所剩無幾。
十年之後，林榮基先生病逝於台北。從那一年在九龍塘下車之後，他再沒有回頭。
這十年裡，我們見過幾次面，談書，談書店。他性格孤傲，但在書的世界裡卻溫暖。在悼念他的此刻，重讀這篇他寫於「2016年7月安全屋」的長文《人不是生來被打敗的》，我又有新的體會。
他先於絕大多數香港人，體會了那沒有約束、因而毫無底線的權力，與其帶來的羞辱與折磨。在他選擇不合作之後，所寫下的，並不只是個體勇敢的決定，也是自由得以成立的條件。
文中的每一個細節，反覆告訴我們，自由並不是一個人的事：
在非人的權力壓制下，要獲得那個人性得以猶豫的時刻，思考能夠自主的空間，決定可被支持的底氣 —— 是需要一整個社會，毫不猶豫地站在人性這邊，需要一整個生態，願意保護挺身而出的人。那就是自由的條件。
林榮基一直說自己並不勇敢，只是守住本分。他還說如果在更糟的環境，可能也會妥協。我想那不是謙辭。
他深深明白一個人的道德，需要一個社會共同維持。
正是在這樣的香港，當一個人說出真相，會有百十家媒體接住；會有百萬人聽見、看見，並為之震驚；會有議員、律師、社工與各種公民團體接力呼籲、支援；也會有難以計數的普通人，捐款、捐物，走上街頭 ——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書枱才能不屈膝；一個普通人，才能盡其本分。
而極權所想要破壞的，正是這樣的社會。
林榮基也因此明白，他要守護的，並非只是個人尊嚴與道德，更是這樣一個，人人都可以保有人性、守住德性，讓「不與極權合作」成為可能的社會。
他最終說出真相，是要守護香港，正如香港守護了說出真相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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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在整個社會體系遭到破壞的時候，在他不得不離開的時候，他沒有做回一個單純的讀書人。
他年紀大了，獨自在異鄉，環境陌生，關係複雜，也跟不上新的媒介與市場，但還是開了一家書店。
他要守護的，還是那個讓普通人可以守住尊嚴的世界。書店是那個世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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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林榮基2016年所寫長文的段落如下：
（全文也打印出來，來飛地的客人歡迎自由帶走）
// 飯後去北角取電腦，站在地鐵車廂內，幾個學生談話，展露笑容；有些人低頭看手機；一個孕婦上車，有人讓座；一個快遞員放下袋子，蹲在一旁將包裏分類。人人都無拘無束，不像我被人跟蹤、被人操控。
我到底怎樣啦？人在香港，依然失去自由。他們欺人太甚了，我被單獨囚禁五個月，又被限制在韶關，我多留一天探望老師都不允許，我要求打電話給女朋友都不可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狀況，我還預備跟她一起生活呢。我用姐姐的電話打給她，原來號碼被註銷了。他們一直欺瞞我。他們要我跟別人隔絕開來。他們的確欺人太甚了。他們憑甚麼跟蹤我、憑甚麼讓我失去自由？更不要說他們的辦案方式十足黑幫。我開始感到氣憤。我不是香港人了。
而日後更可怕的是，姓史的在韶關跟我說，將來回港後，仍在書店工作，他還會跟我聯絡，向他報告這裏的情況，通過文字或照相，他們要了解香港，特別是來買政論書的人，以後要做他的耳目。天啊，我今後不止失去自由，我甚至會變成出賣別人的人；我今天屈服，我將來只會做幫兇，令更多人屈服；我今天出賣靈魂，我日後也會迫別人出賣良知；我今天變成他們一伙人，日後只會令更多人入伙。
怎麼辦？
挽著大而笨重的電腦迫地鐵，不能轉身。但我高興，身邊都是香港人。自由自在的香港人。儘管我喪失不少自由，我將來依然被操控，甚至被監視。但我還是很高興，畢竟我身處香港，我喜歡被自由自在的香港人擠推，因為他們都有尊嚴。人有自由就會有尊嚴。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嚴，正被那些人一片片剝落，但我感覺到，這些有自由有尊嚴的香港人，會伸出援手，當他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嚴，正被人逐片剝落。他們是會制止的。然後，他們會幫我尋找我失去的自由和尊嚴，最後歸還我，讓我跟他們一樣，做個香港人。
⋯⋯
我太愛香港了，我吃了碗麵就去過廟街，我好多年沒去過廟街，我困守書店足足二十年，我喜歡看那些小攤販，儘管有些會騙遊客，我喜歡看那些算命先生裝模作樣，替迷茫的人指點迷津，雖然不太可靠，我甚至去騎樓底看那些企街，我喜歡看路邊的小食肆，尤其是食肆擺通街，喜歡看幾千個食客的吃相，我喜歡到處香港人，我喜歡香港人的質素，我喜歡看香港人在路邊幫助人，我喜歡看香港人衝紅燈，我愛香港人效率快。
我舉起手機，喜歡就拍，我不擔心被跟蹤，我知道此刻毋須顧忌，我今晚還是個香港人。
⋯⋯我心煩意亂，面對李波和李太，只想到把資料交上去的，是第一個出賣讀者的人；而明天，我就是第二個。
送姐姐上巴士，隨後轉入砵蘭街，經過朗豪坊。那天是閒日，如果是假日，晚上八點多，該是人頭湧湧。向油麻地方向行，有時轉進上海街，又走砵蘭街，我想盡量多看，不捨得離開香港。
随著人流向右走，上扶手電梯到地面，如果恰好車到，45分鐘可以過羅湖橋。
我忽然想抽口煙。把行李篋推向前，摸索銀包。四處是人流。出了閘口，不知往哪方向走。我記得左邊是又一城，穿過通道後，才發覺走錯路，盡頭兩邊只有樓梯。往右面看，幾個人坐梯級口，大概正小休，不想返轉頭，於是搬起行李往上走。
抽了第一口，覺得時間不太夠，接著第二口。我看看錶，12點45分。最好把手機關掉。右邊是又一城大門口，人來人往。左邊稍遠，有幾個地鐵閘口，旁邊有些小賣店。有人過來抽煙。 垃圾桶上的煙灰兜，積滿煙蒂頭。我再看錶。那人抽幾口，拋下半截煙，轉身就走。羅湖橋那邊，有人正等。
⋯⋯
然後我又想起通宵看手機新聞。那六千個示威遊行、為我們吶喊的不認識的香港人，讓我非常感動。還有那些立法會議員，多數沒交往。他們走出來，純粹是伸張正義，不值大陸所為。那些人太囂張了，目無法紀，超越了香港人底線。那些勇敢走出來的人，實際上彰顯了人類的良知：人權不容侵犯，我們要維護香港人的自由和尊嚴，我們不會向強權屈服，我們絕不向強權低頭。他們是榜樣。他們是香港人的榜樣。我覺得應該要站出來，公開整件事，不但讓香港人知道，也讓全世界知道，大陸政府違反承諾，正在破壞一國兩制。
然而不行。我的女朋友在大陸，像呂波和張志平一樣，被保釋候審，倘若我見傳媒，公開事件，他們很可能加重刑罰。還有李波呢。他們惱羞成怒，很可能也將李波檢控，甚至加上莫須有罪名。姚文田就是這樣。我熟識他，一個和氣的文化人，僅僅出了幾本他們不高興的書，就栽贓嫁禍，判了重刑。不能這樣。我不能不顧他們。我這樣做好像是太自私了。我不能不顧及他們。李波說得有些道理，事情很快過去的，只要按他們的意思做，大家會沒事的。我只需保持沉默，回去韶關待幾個月，就像姓史說的，等到九至十二月，桂民海判刑後，我們放回香港，事情就結束了。
但不能這樣，這不僅僅是書店的事，也不僅僅是我們幾個人的事。我拖著行李篋，走到閘口，開始跟自己說。我要抽一口煙。抽半口就夠了。我不再看錶。我知道足足遲了半個鐘。有人可能白等。我下不了決定。我返回剛才的地點。一個拖行李的人在抽煙。我不能這樣做。我不知道這樣做是對錯。我下不了決定。
然後我記起一首詩，那首舒巷城的詩。我年輕時讀過，那首屈膝的書枱。我還記得在《海洋文藝》讀到的。我翻書不比別人少，我這樣做豈不白翻了？
我拋下半截煙，改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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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志峰在香港銅鑼灣書店被關門之前，允晨文化有許多書都在這裡銷售，是重要的文化基地，這些書中最受中國大陸讀者青睞的當屬《來生不做中國人》、《百年風雨》，以及《中國文化冷風景》最重要的推手就是林榮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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