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3日 星期二

太陽花落在何方?(by J. Michael Cole)

太陽花落在何方?(by J. Michael Cole)

太陽花落在何方?

by J. Michael Cole
9/22/2014
China Policy Institute Blog, Nottingham University

中譯:William Tsai

原文出處:http://blogs.nottingham.ac.uk/chinapolicyinstitute/2014/09/22/where-have-the-sunflowers-gone/

(譯按:英國諾丁罕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部落格,在占領立法院半年紀念的此刻開了一個專題:反思太陽花運動。共有六位研究者撰稿,J. Michael Cole的文章是系列第一篇,昨日刊出。)

附圖:http://blogs.nottingham.ac.uk/chinapolicyinstitute/files/2014/09/nn-420x210.jpg


自從六月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舉辦的論壇上,我做了「我們如何在公民行動主義的脈絡下定義成功?」(註1)的專題報告,與會者首次提問之後,這個問題就一直在我心頭糾結著。不僅如此,當一場理念與政策的爭奪戰仍在持續,尚未獲得合理的解決方案之前,我們又要怎麼評價成功?如今受邀在台北的占領立法院行動半年紀念日分享一些對太陽花運動的看法,我想說,儘管刺激學生們採取行動的服貿協議爭議至今仍未解決,但這場史無前例的占領行動及其引發的大眾關注本身,卻已經是極大的成功。事實上,我會認為太陽花運動是過去十年來在台灣發生,也是為台灣而發動的最精采的一次事件。


界定「成功」

在反對這個主張的人們(而這種人在體制之內所在多有)展開反擊,說太陽花運動是反民主的、不理性的、情緒化的、暴力的、非法的,還是政黨打手等等之前,先讓我把話講清楚。我的論點是,太陽花運動最大的成就並不在於它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的通過延遲了幾個月,也不在於它迫使執政當局探求建立監督機制,規範日後與中國一切協商的可能性,更不在於它造成國民黨內部分裂。這些都稱不上功績,即使做為成就,本質上也是一時的,如今更有充分的理由確信,馬英九政權在安然度過風暴之後,正要回歸常軌,將服貿協議生效,並且加快隨後的貨貿協議談判。無孔不入的全新執法措施自四月起生效,以防範未來可能的騷動這件事,更是加強了這個論點。(除此之外,馬英九在2016年做完兩屆總統任期下台之前,將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面商談的風聲也再次出現。任何一個相信自己正受到外敵壓制的政府,恐怕都不太可能考慮舉行這種極具爭議的會談。)

當然,成功是可以透過運動是否全面廢止了服貿協議,或者阻止了馬政權日後繼續和北京簽訂類似協議這個問題來衡量的。倘若這就是我們衡量成功與否的尺度,那麼太陽花運動恐怕是失敗的。畢竟,運動者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效法新加坡人民行動黨(PAP),同樣具有強烈家父長性格及「軟性威權」傾向的對手:換言之,只有政府自己才知道甚麼對台灣最有利,任何對政府施政方針的反對都起因於誤解、不善溝通,或是批評者本身的「非理性」。

倒不如這麼說,太陽花運動真正的成功,在於它成功向全台灣,更重要的是,向全世界發出了強而有力的訊息:台灣內部的壓力正一觸即發。儘管這樣的內部壓力在2012和2013年已經有大量跡象,卻一直要到2014年3月,太陽花運動採取了強度明顯升高的行動,全世界才開始注意到。太陽花運動發生的時間點,正是馬政權及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長年以來的宿敵──例如民進黨──越來越難在海外爭取支持的時刻,這多半是由於北京和台北政府的持續宣傳,財團利益,以及外國資本極度重視台灣海峽的穩定及可預期性,相信國民黨執政更能確保持續發展的結果。結果,只要民進黨或綠營其他小黨批判馬政權,聽他們說話的人就只看得到愚蠢的選舉操弄或非理性;換言之,民進黨的名聲已經敗壞到就算他們的訴求是正當的,他們在全世界的夥伴也無法輕易認同;其他人則更有可能純粹遵循以下的原則行事:反對國民黨(以及他們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合作夥伴)是不利於貿易和穩定的。

對台灣海峽現況另類論述的拒斥因此成了結構性的,而這個結構又是為了反對民進黨及其政治盟友的論述而產生的。外國對台灣與中國關係的評估,因此也就並非以經驗事實為基礎,更像是薩依德(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裡提到的「一整套欲望、壓抑、投資和投射」。絕大多數外國的台灣問題專家及政府官員與綠營隔絕的現實(比方說,外交部官員經常忘記將民進黨排進外國代表團的行程中,就算外國訪客能與綠營人士見面,也必定派出隨行人員將雙方對話筆記並錄音)更是讓民進黨的困境雪上加霜,而民進黨在對外溝通上同樣也有自己的侷限。

論述因而深陷於權力政治的網羅中,傅柯(Michel Foucault)必定一眼就能看穿,國民黨及其盟友在既有的權力結構下完全掌控了一切;結果,就算台灣社會內部不滿持續升高的跡象日益清晰,外界的認知仍然是一切穩定運行,馬政權對中國親善的政策,或是幕後推動這一進程且危害社會在所不惜的既得利益,並未遭受太多抵抗。從2012到2013年,一系列小型社會運動、非政府組織及自救會合力在台灣各地發動了數百場抗爭,但全世界幾乎未曾留心。畢竟,台灣已經是民主國家了,要是有幾百個不滿分子走上街頭、向政府官員丟鞋,甚至短時間占領政府機關大樓反對一連串強制徵收的話又怎樣呢?受到政府當局鼓勵的大眾說法,會認為這些抗爭者只是少數人,不能代表「沉默的大眾」說話,而且再說一次,他們是「非理性的」。

太陽花運動改變了這一切(即使上述的指控仍然不絕於耳),突然之間,不再只有數以百計、數以千計的人民抗議政府施政,而是數萬人。而這次他們更違背法令,占領國會長達24天,還占領了行政院幾小時。不僅如此,這些強度升高的行動更搭配了社群媒體,以及全球各地自願協助翻譯、傳遞資訊、產製論述及組織在地抗爭的志工網路持續發動的巧妙宣傳攻勢。建制內的反對黨做不到的,太陽花運動做到了:台灣人表達的不滿不只被全世界聽見,在許多地方更被認為是正當的,並且也是值得報導的

可以想見,整個建制又要想盡辦法詆毀這場運動,其中包括親國民黨媒體、企業財團以及北京政府;但這場運動跨越族群、年齡、政治傾向和「階級」的異質組成,使得這樣的企圖成效不彰。運動領袖的個人魅力特質,以及運動由學生領導(儘管絕不僅有學生參與)這件事,也確保他們的訴求在海外能比綠營內那些尖酸刻薄、筋疲力盡的面孔所提出關於國民黨和「中國威脅」的陳腔濫調更有吸引力。太陽花運動因此在爭取感情與理智的戰場上更占優勢,而馬政權面對這樣一個對手,表現則十分拙劣(甚至反應過度),3月23日晚上到24日凌晨之間在行政院不合情理的動用警察暴力(註2)就是明證。

太陽花運動因而做到了其他運動無法做到的事:它為台灣人堆積如山的焦慮提供了出口,從而讓台灣受到全世界的大規模矚目。經由持續不懈的努力,它提醒了大量的海外人士──包括記者、官員和學者──危機正在台灣海峽醞釀,並非人人都能認同一個近年來日趨高壓的政權對中親善的規模和速度。他們同時證明了,一旦某些界線受到侵犯,包含台灣社會各層面的一大群人絕不會坐以待斃,而將採取必要行動,並且甘冒被逮捕、起訴或受傷的風險。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太陽花運動及其訴求的正當性,直到今天,還是有很多外國學者或官員繼續認定整個運動都是非法行為;這樣的觀點通常受到那些難得來台灣都只跟政府官員見面,以及在占領期間和退場之後都「沒空」(或者就只是沒興趣)會見運動者的人們支持,當然也毫不令人意外。

雖然尚未完全得到理解,但成功提示了日益升高的不滿這點,應當被看成是向國際社會發出的警告:台灣海峽還沒有像馬政權極力說服我們的那樣,成為一條「和平大道」。說到底,太陽花運動就是一個警報,最近在中國統治下的香港發生的事態,則讓這個警報更加響亮。即使從2008年開始對中親善至今,台灣和中國的連結只在表面上變得熱絡,彼此的矛盾和不相容卻還是像過去一樣深刻,並且隨著威權的中國向足以控制台灣社會的各項領域進行擴張而更為顯著。太陽花運動最大的成就,是明確表述台灣海峽仍然是個危機四伏的所在,外國政府將台灣推向它不願選擇的未來(不可避免地更仰賴中國)則是製造災難的秘方。

讀了這麼多,一定還是有些人無法被說服。他們會說,反正太陽花運動就是不能代表台灣社會,代表「沉默的大眾」說話。動員起來參加3月30日大遊行的35萬人到50萬人,充其量只占了台灣人口的46分之一。但這種數字遊戲完全不公平:從來沒有一場革命(我用的這個詞不太講究,畢竟太陽花運動從來不是一場革命,它並不打算推翻政府)能夠把社會的全部人口都動員起來。大眾通常都在一旁觀看,等到看清楚日後的事態走向才會加入。

不過數字還是有些意義的,在那決定性的24天裡,隨時都有幾萬人在現場,這說明了夠多的台灣人能夠充分想像並預見到他們的生活方式正遭受威脅。其實用不著太多想像力就會明白,人民行動黨統治新加坡的軟性威權模式,很有可能成為台灣的未來。馬總統和他的政府官員們早已讚揚過這個模式。只要對新加坡政府的高壓本質有最起碼的理解,就像我最近到當地訪問所見,就足以再次確信辛苦掙來的自由是何等價值非凡,它在台灣太容易被看作理所當然,卻使得台灣成為這樣一個獨特而珍貴的所在。在馬總統的領導下,台灣已經開始向新加坡模式滑落。許多台灣人(以及外國專家)似乎不明白他們即將失去什麼,這是一大罪過。新加坡的社會運動者們會甘願付出巨大的代價,只為了體驗台灣人正在享有的自由。溫水煮青蛙正在進行中,而新加坡人早就知道說好端上桌的絕不會是什麼美味佳餚;因為那正是他們長久以來被強迫餵食的同一道菜。


他們到哪兒去了?

儘管獲得了這些成功,但太陽花運動及任何後續發起的運動卻千萬不能喪失焦點;但如今的事態演變似乎卻正是如此,實在前景堪憂。運動分化為不同組織,各組織成員如今正汲汲於彼此鬥爭。在占領退場後的不安定期,當初有效將各個不同組織集結起來,凝聚成太陽花運動的共同恐懼,被分裂的力量所取代;有幾個因素造成了這種結果,包括戰術的差異,以及新思維的引進。例如,太陽花運動先驅之一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如今也分化了,並且似乎是由贊同馬克思主義論點的人領導:這並不是一場捍衛台灣主權的鬥爭,而是「無產者」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等等;其他人則加入了更堅定反對中國、主張台灣獨立的團體。

運動似乎也失去了方向,或者應該說,它一次同時往好幾個方向發展。一些自運動分化產生的團體採取強硬的反全球化立場,其他像是島國前進之類的團體,則將目光從對中國的貿易協議轉移開來,轉而聚焦於公民投票法補正等議題;這使得一部分最初投入運動的成員開始擔憂,要是馬政權企圖強行通過貨貿協議,他們恐怕無法動員到足夠的運動者投入行動。

另一個分化因素則是針對太陽花運動幾位極具魅力的青年領袖所產生的妒恨,特別是陳為廷、林飛帆、黃國昌等人。占領開始之後,這幾位領袖成為媒體寵兒,並且受邀到國外參加研討會。這在數百位最基層的運動者之中引發了怨恨,他們認為自己在運動中的角色同樣重要,卻被完全忽視,這個想法不無道理;他們也聲稱,上層領導者們變得越來越「獨裁」,再也聽不進其他的聲音。這些指控究竟是確有其事或是僅僅出於忌恨其實無關緊要,問題在於,運動如今已是四分五裂,無法共事。日後政府再次強力推動與中國簽訂新協議之類的局勢新發展,能否再次促使這些不同的派別聯合起來為共同目標而戰鬥,還有待觀察。

過度著重於太陽花運動中的特定重要角色,還產生了其他的問題。占領開始前未曾關心過台灣社會運動的某些海外社團,在此之後試圖藉由邀請運動領袖到海外的各種集會演講來利用他們的明星光環。在某些例子裡,相關活動的首要目的已經不再是教育宣傳,而是募款集資;而在許多場合,這些青年領袖儘管在國內大獲成功,在海外的表現卻一塌糊塗,暴露出自己對國際政治局勢一知半解。邀請他們的團體無法事先協助他們做好準備,使得問題更加不可收拾,最終徒然傷害了這場運動在外國人眼中的形象。

民進黨無能讓公民社會相信自己是執政當局之外可行的替代方案,是太陽花運動之所以爆發的原因之一;在運動之後,民進黨藉由延攬社運青年努力彌補過失。自占領退場至今,已經有好幾位太陽花運動者加入民進黨,在中央黨部擔任各項職務(「職務」這個詞在此使用運動圈外的詞義)。但這個過程也充滿爭議,有些成為黨工的社會運動者被控「出賣運動」加入體制(註3)。而除了致力成為公民社會中絕不妥協的反對者與國家機器內部有能力實現改變的促成者(enabler)之間的橋樑,民進黨也試圖經由小型的團體會議與運動者交流。這些努力最後很有可能促使民進黨的觀點與社會運動觀點結合起來,組成一條反對國民黨,同時在兩岸關係脈絡下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在某些情況下,民進黨也希望能協助青年運動者更瞭解如何與國際社會及外國政府交流,至少避免不適當地疏遠華府的潛在盟友。

其中一次這樣的接觸就發生在這個月初,民進黨聯繫了太陽花運動期間在國際宣傳部門作用舉足輕重的台大法律所研究生,26歲的陳瑞光(Oliver Chen)。但在與民進黨接觸不到一天之後,陳瑞光卻死了。根據官方報導,陳瑞光在那天深夜死於機車意外(註4),在雨後溼滑的北宜公路上失控打滑之後摔落山崖下。但至今幾乎沒有相關事證公布,許多疑點仍然未解,例如陳瑞光為何會走上那段全國最危險的山路,通往一個他似乎沒有什麼理由去的地方,尤其是在深夜。其他與這次事故相關的重要細節至今也尚未公布,例如驗屍報告、監視錄影等。

陳瑞光不久前才加入了最近由太陽花運動老將黃國昌號召的「島國前進」,正被培訓為新一代的領導人。


無解的「意外」

而在過去一年裡,社會運動者甚至參與者遭遇的交通意外多得不尋常。2013年11月30日,帶頭反對多項政府都市更新計畫及迫遷行動的台灣農村陣線(TRF)發言人蔡培慧(Frida Tsai),在苗栗竹南過馬路時被一輛汽車撞倒(註5),頭部受創陷入昏迷,甚至一度瀕死,但後來奇蹟式的康復。台灣農村陣線投入的其中一項抗爭,是那年夏天反對竹南大埔強拆民房;7月18日房屋被強拆,整整兩個月後,其中一位受害屋主張森文被發現陳屍於排水溝裡(註6)。當地警察局宣稱是自殺,但家屬無法取得驗屍報告,負責勘驗的法醫也被下令封鎖消息。監視錄影畫面充滿疑點也是可想而知。

2014年6月,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重要助理張祥慧在開門下車時被一輛超速的機車衝撞(註7)。這位特助是蔡英文不可或缺的行程安排者和聯絡幕僚,意外發生後陷入重度昏迷長達幾星期,幾乎死於腦部重創。一如上述這些案件,警方對這次意外也三緘其口不願多談。

這當然有可能只是這許多同樣反對政府的人太過倒霉,也沒有證據顯示外力介入的跡象。但我們還是不得不把這一連串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意外/事故,和組織犯罪一躍成為──或是再次崛起為──台灣政治重要角色(註8)的情況一併納入考量。黑社會人物在太陽花運動之前,運動期間乃至於運動過後都大量動員人力,通常是為了「保衛」馬政權官員或來訪的中國代表。儘管這些極力促進與中國統一的犯罪集團一再暴力攻擊手無寸鐵的抗爭民眾,執法機關卻始終對他們聽之任之。

黑社會是否和這一連串意外有關,以及這些意外與現任執政當局有無牽連,目前都只是推測。可不管原因是什麼,這一連串涉及反對政府人士的意外,目前都在公民社會中流傳著,可能成為影響運動者參與公民不服從行動意願的因素之一。恐懼已經成為公民社會的一項考量因素,足以抵消運動者投入持久行動的意願與能力,但運動者的持續參與卻是要戰勝一個能夠輕易拖垮他們的政權絕不可少的因素。

鑑於國民黨在威權時代與幫派組織的密切聯繫(作者註1),再加上中共自己在香港就運用黑社會威脅反對人士(註9),幫派已再次成為海峽兩岸關係錯綜複雜的局勢中不容忽視的變數;而它們對公民社會起而監督政府對中國政策的行動能力所產生的衝擊,也會是再現實不過的。


(寇謐將(J. Michael Cole)是諾丁罕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不駐所內的資深研究員,也是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台北分部副研究員,以及英文想想論壇總編輯。照片由作者本人拍攝。)




註1:J. Michael Cole, “Was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Successful?”, The Diplomat, 2014/7.
http://thediplomat.com/2014/07/was-taiwans-sunflower-movement-successful/
本文中譯可參考:

註2:J. Michael Cole, “Police Brutality or Commensurate Response?”, China Policy Institute Blog, 2014/3/27.
http://blogs.nottingham.ac.uk/chinapolicyinstitute/2014/03/27/324-police-brutality-or-commensurate-response/

註3:J. Michael Cole, “Will They Ever Trust Taiwan’s Youth?”, Thinking Taiwan, 2014/7/21
http://thinking-taiwan.com/will-they-ever-trust-taiwans-youth/

註4:吳張鴻,「太陽花學運團隊翻譯陳瑞光 傳車禍不治」,《自由時報》,2014/9/16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107518

註5:楊淑閔,「農陣蔡培慧 車禍急救後已清醒」,《中央社》,2013/12/1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312010019-1.aspx

註6:鐘聖雄,「【快訊】大埔張森文疑憂鬱自殺 民眾衝馬官邸嗆血債血償」,公視新聞議題中心,2013/9/19


註7:陳冠廷、林朝億,「貼身特助張祥慧車禍 蔡英文取消行程」,新頭殼,2014/6/24


註8:J. Michael Cole, “The Return of Gangster Politics in Taiwan”, The Diplomat, 2014/2
http://thediplomat.com/2014/02/the-return-of-gangster-politics-in-taiwan/

作者註1:1984年蔣經國政府派遣去暗殺作家劉宜良(Henry Liu,筆名江南)的黑社會人物,是竹聯幫的成員。而流亡中國16年之後重返台灣的竹聯幫領袖張安樂(綽號「白狼」),則提出促統綱領投身政治活動。自稱已脫離黑社會的張安樂,當年間接涉入了發生在舊金山郊區的劉宜良暗殺事件。他發動了4月1日反制太陽花運動的示威行動,若非鎮暴警察介入隔離雙方,恐怕會以暴力收場。2013年,張安樂也曾威脅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領導人,並表示要派遣2000名手下保護馬總統安全(當時關廠工人動員民眾前往台中梧棲的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現場,向馬總統丟鞋抗議──譯按)。幾位身分不明,但與張安樂有關的人物,在今年6月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台訪問時也動員到場,並以暴力攻擊抗議張志軍來訪的民眾。目前已知張安樂與中國情報部門的關係密切,甚至有可能受其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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