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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北京“洋造反派”的文革50年反思
最後更新2016.06.18 10:43
亞利桑那州鳳凰城—
經歷過文革的那一代人或許對李敦白這個名字有所耳聞。他當時是積極支持文革、參與“造反”的在華外國專家之一，在北京城紅極一時。但他自己後來也在文革中成為被打倒的對象，入獄10年，罪名是美國特務。文革結束後，李敦白攜中國妻子以及四個孩子移居美國。如今距離文革爆發過去了50年，這位95高齡的文革親歷者對美國之音講述了他的文革經歷與反思。
1966年10月1日，一名美國人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人民日報》之後在頭版刊登了他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合影。照片中，毛澤東正在給他的“紅寶書”簽名。
這名美國人叫李敦白，英文名Sidney Rittenberg，1921年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一個猶太裔名門望族，早年曾加入美國共產黨，參加工會和民權運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應徵入伍，學了中文，被派往中國昆明。戰爭結束後，李敦白選擇留在中國，到了毛澤東領導的延安，併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他被蘇聯當局指控為“國際間諜網絡”的成員而被中共逮捕入獄，1955年斯大林死後，獲釋出獄。他選擇繼續留在中國，到中央廣播事業局擔任外籍專家，為英文稿件潤色，並參加《毛澤東選集》的翻譯。
革命熱情
當1966年他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時候，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狂風驟雨般席捲全國。
50年後，李敦白在他在亞利桑那州的家中對美國之音說，當他聽到那些充滿“革命熱情”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的講話，當他看到個人的意見可以自由表達，他“很興奮”，並且認為，自己參與文革，即便“最後可能弄得一身泥”，也很值得。
說到這裡李敦白笑了起來。他用流利的中文說：“當時我是最最積極的支持。是啊。……因為我覺得真的，他們會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每一個機關、每一個學校，都是學生討論、多數通過去執行，這個以前都沒有。我認為中國會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國家。”
李敦白說，他當時只注意到毛澤東的所謂的“大民主”，並沒有意識到毛澤東的目的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李敦白說：“那個所謂大民主，都是胡鬧，都是利用它來消滅毛澤東認為的敵人。”
“當時的青年，他們知道什麼叫民主嗎？”記者問道。
他說：“糊塗蛋，根本不知道。不要說他們，連49(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的青年，都懂得民主是多數說了算，很少懂得少數派是要保護的，少數人要讓他發言。一般誰在廣場當天做領導，都不讓對立面的人發言，一發言就轟他。那麼真正的民主，你不能保護反對派、少數派的權利，這個民主很快就會變成霸權，會變成專政。現在說得挺通了，當年不懂。真的。我是挨了打，受了教訓，想了（才懂）。”
造反奪權
李敦白積極投身於這場他所認為的“民主革命”。他加入由外國專家組成的造反派組織“白求恩-延安造反團”，參加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造反奪權”，後被中央文革小組任命為“三人小組”的主任。一位美國人，成為中國重要宣傳機構的一把手。
李敦白說，他實際上把實權交給了組內另一名成員康樹集，自己擔任顧問，所以只是名義上的負責人，但是他後悔沒有徹底請辭主任一職。
他說：“後來我發現了，有些黨員幹部，他腦子裡想的，跟我想的並不一樣。他想的不是主要的想理想，主要想的是權，想他的地位，他的權。”
“你想過要權嗎？” 記者緊接著問道。
李敦白：“我沒有。我對權沒興趣。但是儘管這樣說，我有權倒不怎麼樣，但名，我有大名，全國的大名。。。是這個東西很迷醉人。”
句句真理
成為名人的李敦白受邀四處演講，走在路上也會被人認出索要簽名，他也經常作為外國專家代表在批鬥會上發言。他說，自己參加過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當時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以及廣播局局長梅益等人的批鬥會。
“多了。好幾次。鬥梅益、周揚、陸定一。” 他緩緩地說道。
1967年4月10日，李敦白代表外國造反派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召開的“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上發言。
對於這個批鬥會，李敦白說： “那時候批王光美的，在清華，江青是要我去的，週總理直接講了，最好你不要去，但我聽了江青的，不聽周恩來的。這是錯誤的。”
李敦白說，文革的時候，他認為“毛澤東講的就是真理”。
當被問及為什麼會有如此強烈的信念時，李敦白答道：“傻啊。真的。就是把批判的功能完全放棄。把批判放給黨。……我有一個想法，因為我是從美國來的，是從一個挺舒服的中產階級家裡來的，這個美帝國主義那時候算中國的敵人，中國共產黨接受了我，把我當同志，我要特別小心，不能成為一個弱點，不能因為我是美國人，就害了他們，成為弱點，所以就很容易過左。所謂寧左勿右。”
他說：“一種思想意識，不敢批判得看它，一個本來比較溫柔，好心的人，可以做非常可怕的事兒。因為他把自己的心就變硬了。他覺得這是為了什麼偉大目標來做的，什麼都不管。
暴烈行動
在那個“造反有理”的年代，紅衛兵和造反派以“破四舊”和“打倒階級敵人”為名砸毀古物，批鬥迫害被視為“剝削階級”和“反動派”的人，而各個派系之間也陷入爭鬥。文革很快變成了一場充斥著暴力與混亂的瘋狂運動。
記者問：“看到torture（酷刑折磨）的場面，你有懷疑過文革是民主嗎？”
李敦白說：“沒有。我應該懷疑，但是我沒有。……我覺得這是過激的行動，但還是革命的行動。”
記者問：“都有哪一些批鬥打人的行為？”
他說：“打人我好像沒看過。打梅益我看過。打一下。這個噴氣式我看過，多了，那也是酷刑，很疼的。腦子是空的嘛。你認為有這種革命行動，歷史才能進展。”
李敦白說，他雖然沒有參與暴力，但實際上是支持了暴力。
他說：“我們局裡，我們局長梅益，我們有些技術部門的年輕人，梅益在外邊在院子裡做勞動。這些小傢伙有些人來了就打。我們那個支部書記，那個時候是年輕的，他參加文革很積極，但是他勸這些年輕人，這些不對，是毛主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走了以後，我就批評了他，我就說，群眾有這種革命精神，你給他們潑冷水，會傷害他們。實際上是支持了。”
為什麼支持？他答道：“因為毛主席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麼溫良恭儉讓。所以我覺得，我要是不支持，我就是不革命。這是錯的。”
那個瘋狂的年代漸漸遠去，但是李敦白說，這些事情成為了他心中揮之不去的痛。
他說：“我參加了鬥爭，這麼多好人，不但是文革，就是反右派的時候，什麼這個肅反，每一次運動，我都參加了。那時候說了人，好人，這個是很痛的事。實際上，心痛的就是這一件事，別的，我糊塗辦糊塗事，那我就糊塗，那怎麼辦？我覺得我不是覺得有罪，但這個事我覺得做得有罪。”
二度入獄
政治風雲變幻，鬥爭對像很快就指向了那些“捧場”文革的外國人，樹大招風的李敦白自然成為重要目標。在廣播局身居要職大約6個月之後，李敦白的人生從雲端跌落谷底。後來批判他的大字報說他“爬得高摔得狠”，“一個美國人如何奪了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紅色政權”。
李敦白說，他的好友、也是外國專家的馬海德（George Hatem）曾經勸他不要參與文革，但是他沒有聽勸。
他說：“他說，不要捲入中國的政治，沒好處。我說，你保守。還有德國人漢斯·米勒（Hans Müller）大夫，他們不參加，他們勸我。要聽他們就好了。”
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小組宣布解散“三人小組”，成立新的領導班子，李敦白得到的通知是調離廣播局，“有特殊使命”。當年聖誕節那天，他被軟禁。第二年2月21日晚上11點半，他從家中被帶走，關押於秦城監獄。罪名是美國特務。
這是他第二次被控間諜罪而坐牢。第一次被單獨監禁6年零三個月，這一次則是10年。他的家人也受到牽連，吃盡苦頭。
誰人之過
李敦白說，他是在出獄以後才逐漸認識到文革是怎樣的一場災難。
他說：“我一直坐了10年牢，出來以後我還不知道是怎樣一個災難。我剛回來，一些老朋友，都是老幹部，剛解放出來。他們說，你不要著急，一定會平反。比如他罵康生，（我就說，）康生是中央領導，怎麼罵他？我小兒子那時12歲，說爸爸說話怎麼跟'四人幫'一樣？（笑）我什麼都不知道。”
李敦白接著說：“兩三年以後，我才悟到了，不但是文革是錯誤的，這整個無產階級專政，這整套理論，根本就不對。你本來說通過專政可以達到最高級的民主，實際上，你通過專政，你就得更多的專政。你推翻專政，你才能有民主。慢慢兒理解了，就覺得很舒服。……你原來有幻想嘛，你解除幻想，就覺得應該輕鬆了。”
為什麼文革會發展到成為一個大災難？李敦白說，是領導錯誤。
他說：“根本問題是領導錯了。領導是讓他們造成災難，不管。領導是不管。發動他們，不允許反對他們。毛澤東有一個根本口號，文化革命，不破不立。不破不立，破在當頭，立在其中。所以人家說，不行，亂了。他說，唉，我希望亂，亂到頭就好了。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你不要擔心，你就砸爛，舊的一套都砸爛，這個就會帶來新的建設，但是沒有。爛了還是爛了。
我覺得毛澤東這個人，真的是一個天才的思想家，同時也是一個了不起的陰謀家。……我覺得毛澤東根本的問題，也可以說根本的罪惡，在於他狂。他認為他有權發動這些龐大的運動，他改變了影響了幾億人的生活，但他自己都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當被問及文革是個人的錯誤還是製度問題時，李敦白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份兒嘛，他們都有他們的份兒，我有我的份。根本的錯誤，應該說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那些起主導作用的人。……這個東西，定罪，我覺得也是作用也不大，你定了罪又怎麼樣？事實發生了，就是那樣的。為什麼發生，這倒是要仔細研究。為什麼會那樣，根本的問題，沒有民主思想，完全沒有民主思想。你讓一幫群眾自己選領導，那真是民主嗎？如果不讓別人說話，那真是民主嗎？還是個集體的專政？”
他說，雖然文革是一場災難，對中國和中國人民代價巨大，但是“沒有文革和文革的失敗，就不會有今天的改革開放”。
返回故國
1980年，李敦白和中國妻子王玉琳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離開中國。李敦白說，他回美國的主要原因是對中國出現的腐敗現象感到反感。
回到美國幾年之後，這位毛澤東所稱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也和資本主義做了和解。他和妻子為想要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提供諮詢，直到現在。
李敦白說：“後來回到美國，我發現跟我想的不一樣，這些大公司首腦、資本家，他是最忙的人，而且他是很有才的人，否則他做不到。而且有的是很有道德的人，是很講道理的人，這個跟我原來在美國的時候想的就不一樣。”
談到自己曾經的共產主義信仰，李敦白表示，他仍然相信未來會有一個沒有階級、戰爭和歧視的社會。
如今，95歲的李敦白和妻子王玉琳生活在鳳凰城和西雅圖兩地。他說，他從1945年到中國的時候就希望在美中兩國之間架橋，這種願望，即便如今身在美國，仍舊未變，只不過是在橋的另一邊做些貢獻。這位曾經的中共黨員笑言，《人民日報》仍是他每日必讀的報刊之一。
民主慢來
談到當下的中國，李敦白說，習近平想要進行經濟改革，但是改革面臨阻力，如果要打開這個局面，則需要開放民主。
他說：“一個極權主義的政黨領導一切，和一個開放的市場，不行。不可能的。所以就要看有沒有決心來搞經濟改革。如果真有大決心的話，它得停止這一套壓制人的。”
李敦白認為，中國能夠慢慢地實現民主。他說：“我覺得像中國這麼一個國家，要真正的民主，得一步一步來，首先大家得懂得什麼叫民主，怎麼樣來民主管理，就剛才說的，不能就是多數人說了算，你也得照顧少數人。但是可以做的，我覺得，一步一步做。”
他接著也說道：“但是問題，如果威脅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不會允許的。所以我知道薄熙來是不會長久。香港是個悲劇。香港要求中央給他們更多的權，自治，你要不鬧的話，我可能還信任你，願意給你多點權，你一鬧，他們要獨立，那更厲害要壓它。那你要告訴年輕人不要爭取，那也不容易。中國不會允許香港有自由，怎麼可能？只要有政權，它不可能的。這不是見了自由女像就掉眼淚的，不是那樣的人。他是權，管權的。”
不過他說，他希望習近平能夠進行政治改革。
“中國共產黨有可能像蔣經國那樣以獨裁結束獨裁嗎？” 記者問。
他說：“最後可能有類似的東西，我覺得。不會很快。”
回顧自己在中國的35年傳奇而坎坷的人生，李敦白說，他沒有怨恨，即使是入獄16年。他說，看到中國前進發展，他為自己能夠在其中起到一個“微小的作用”感到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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