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9日 星期一

這些案件很慘: 以死護屋的中國百姓:他去了當地共產黨的辦公室,點燃了自己。

Leaving the Land

As Chinese Fight for Homes, Suicide Is the Ultimate Protest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at least 39 farmers have resorted to committing suicide to protest eviction, a reminder of how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push is at times a violent struggle with a powerful state.
Every night for the past eight months, residents have formed a ring around Zhuguosi, a rural village in southwestern China, to prevent demolition crews from destroying it.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For the past eight months, residents have formed a ring around Zhuguosi, China, to prevent demolition crews from destroying it.





離開土地

保衛土地:中國城鎮化道路上的血淚故事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國成都——當她開車行駛在老家附近一條繁忙的四車道公路上時,唐慧青指了指一片空地,她已故妹妹的工廠曾屹立在那裡。雖然現在一片荒涼,但對唐慧青來說,那裡的一切仍栩栩如生。
4年前,政府官員告訴她妹妹,成都正在往鄉下擴建,她所在的村子要為擴建讓路。她妹妹原來是農民,後與丈夫一起建了一座小工廠。現在,官員說要將工廠拆除。
唐慧青說,「於是我妹妹爬到屋頂上說,『如果要拆,就拆吧。』」
回憶起妹妹時,唐慧青的聲音變低了,她說妹妹將汽油潑到自己身上,在懇求拆遷人員離開後,將自己點燃。16天後,妹妹離開了人世。
過去5年里,至少有39個農民採取了這種極端的抗議方式。 從中文新聞報道和人權組織收集來的這些數字,觸目驚心地提醒着人們,中國城市化的新浪潮有時是實力強大的國家和固執的農民之間的暴力鬥爭,這一自上而下的 工程與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及本世紀頭十年間農民大部分是自願的遷徙完全不同。
除了自焚外,農民還用其他方式自殺,以抗議征地。中國非政 府組織民生觀察報告表示,去年除了6起自焚事件外,還有15名農民自殺。有的人是因拒絕離開房屋而死的:去年南方城市長沙的一名拒絕妥協的農民被一台壓路 機軋死。上周三,福建省一個4歲女孩在家人試圖阻止土地被徵用時,被推土機撞倒軋死。
面對這種動蕩,政府正在討論推進城鎮化的新政策。一個加快城鎮化的計劃原本在今年初出爐,但由於擔心向城市轉移的計劃已經在加劇社會緊張狀態而被推遲了。政府也正在考慮出台新措施以加強農村居民的物產權。
過去,很多農民曾選擇離開土地,去城市尋找收入更高的工 作。雖然很多人仍在這樣做,但是在官員急於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時,農民越來越多地被從自己的土地上趕走。這種緊張狀態在中國的大城市邊緣尤其明顯。在中國 很多城市,官員們在拆除了歷史的市中心區、將土地賣給開發商之後,現在開始瞄準像成都這樣城市的郊區農村。
但這些計劃遭到當地農民的反對。很多人不願意離開土地,他們認為種地能掙到比在工廠打工得來的更多的錢。在成都郊區,離唐福珍自殺的作坊不遠的農民說,他們每個月能輕鬆賺到好幾千塊錢,比政府提供的補償高很多。有些人與唐福珍一樣,已經從農業轉行到工業。
唐福珍被拆除的工廠以北1英里(約1.6公里)的地方是祝國寺村,這裡的村民從2010年以來,多次與警察陷入緊張的對峙。這個村子要為建設成都的新金融區而拆除。村子所在的地區緊鄰成都市奢侈的新政府大廈,大廈仿照香港濱水會展中心和被稱為「鳥巢」的北京奧體中心而建。
過去8個月來的每天晚上,這裡的居民會繞着村子巡邏以防拆遷隊前來拆房。雖然有些房子已被拆掉,但有些房屋還在,肥沃的土地上還有牛在吃草,這與新政府大樓的背景構成了一幅超現實的景象。
31歲的韓亮是參加夜間巡邏的八、九十個農民之一,他說,「如果我們不抵制,那我們就一無所有。我們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與成都周邊的其他征地案的情況一樣,政府官員拒絕對此進行評論。但根據村民提供的房契和信函,大多數人的補償金在每畝地1500美元(約合9200元人民幣)左右,這在他們看來遠遠不夠,因為補償金只相當於他們幾年的收入而已。
儘管祝國寺村的居民中還沒有人自殺,但他們陷入了與政府的對持。警察曾將村民包圍起來,將他們帶走,一些照片顯示還有人被打過。
根據跟蹤基層抗議活動的天網網站,成都郊區每天都會發生幾起暴力衝突。據政府估計,全國每年會發生幾萬起類似的衝突。
自殺的人數雖然和中國的總人口相比微不足道,但卻反映出很多農民在土地被征時的憤怒。早在公元前3世紀,詩人兼政治家屈原投河自盡以示抗議,至少從那時起,自殺成為中國的一種政治抗議形式。在歷史上,自焚更多地是佛教徒和道教人士的所為,後被其他人模仿,作為抗議的方式。
上海自殺研究與預防中心(Shanghai Suicid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Center)主任邁克爾·R·菲利普斯( Michael R. Phillips)博士同時也是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一名心理學教授,他說,「這與歷史模式相符。這是改變有權勢者行為的槓桿,否則你無法影響那些人。」
這類死亡事件發生的同時,中國自殺的總人數在減少。據流行病學研究,中國的自殺率曾是在世界排名上最高的之一,但在過去20年中下降了50%。
這些農村的自焚事件大多發生在公眾的視野之外。唐福珍的自殺最初曾被當地新聞媒體和網絡報道過,但記者和唐家的人說,後來記者被禁止採訪唐家人。其他家的人則說,便衣警察甚至經常阻止當地媒體到他們的家中進行採訪。
這與政府處理藏人自焚事件的方式形成鮮明對比,政府努力公開那些抗議漢人統治的藏人自焚事件,並起訴那些被指控幫助抗議者的人。
「這兩類事件的處理方式截然不同,」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中國問題研究員科琳娜-芭芭拉·弗朗西斯(Corinna-Barbara Francis)說,「他們在試圖掩蓋農村發生的問題。」
這或許是因為,政府不可能向對待藏人自焚事件那樣,聲稱農 村自殺事件的幕後主使是外國勢力。相反,政府的政策似乎是每年政府記錄的成千上萬的動亂事件的原因。雖然無法得到確切的統計數據,但中國的研究人員估計, 國內在2010年發生了18萬起抗議事件,其中大部分與土地爭議有關。
對這些自殺事件的分析表明,許多自殺者都和唐福珍一樣,嘗 到了富裕的甜頭,從而對自己的財富被奪走非常憤怒。據親戚和鄰居稱,成都市政府曾提出給唐福珍80萬元,作為對其工廠的補償,按照當前匯率,這筆錢約合 13.1萬美元。鑒於同一地區商業物產的售價是上述數目的20至30倍,唐福珍因此不願把工廠賣掉。
唐福珍的服裝廠的具體財務細節不得而知,她和丈夫一起經營工廠。她去世後,她的丈夫離開了成都。但她的姐姐估計,唐福珍花在工廠上的錢,比如購買機器和照明設備等,比政府僅就固定資產的報價要高。
唐福珍的姐姐唐慧青說,「政府說為了拓寬道路需要土地,但我們以為他們不會推倒房子。」
唐慧青說,經過幾個月的談判後,2009年11月13日凌 晨5點,當她正在給自己8個月大的孫兒餵奶時,身穿迷彩服,手持金屬棒的多名男子把她妹妹的工廠圍了起來。很快,家人也來保護工廠。據家人說,那些男子和 家人開始吵了起來,唐福珍的一個兄弟被打斷了一根肋骨,這被市政府後來給他賠償的報告所證實。
據目睹事件發生過程的唐慧青說,唐福珍退到樓頂上,朝下面的那些男子大喊。
「當時她在樓上聽見我們全都被打了,她叫了一聲:大哥,大姐,你們是不是被打死了?但沒有聽到回答。當時她說讓所有的人都停手,讓大家坐下來協商,但是沒人聽。」
後來,她把汽油澆到自己身上,點燃了自己。路人用手機把事件拍了下來。幾天後,唐福珍的工廠被拆掉,家人因受傷得到了補償。
這些自殺事件的影響無法衡量,現有證據表明應為這些征地事件負責的官員極少受到懲罰。
中國的主要報紙之一《南方周末》分析了2008年到2010年期間發生的8起案例後發現,所有對案件負有責任的官員仍在原來的職位上。當然,類似的死亡事件現在仍在發生。最近一起自焚事件發生在江西省的周坑村,自焚者名叫胡騰平。
今年春節,在長沙打工的胡騰平回老家後發現,由於一個未被公開的開發項目,他的家已經被拆掉。當天晚些時候,他去了當地共產黨的辦公室,點燃了自己。據親戚稱,胡家一直沒能要回胡騰平的遺體。
胡騰平的妹妹說,「沒人幫我們。這個世界沒有正義。沒有王法。」因為害怕被報復,她要求不具名。
但追蹤全國騷亂事件的活動人士黃琪說,像胡騰平和唐福珍這 樣的案件,已促使政府最近發動打擊腐敗的行動,並迫使其反思快速城鎮化是刺激經濟增長的最好方式這個想法。至少在成都,為該市雄心勃勃的城鎮化行動作後盾 的市委書記李春城已於去年被免職。黃琪表示,李春城的免職在一定程度上是征地方式引起騷亂所導致的。
北京的政治分析人士也表示,可能會在11月出台的經濟改革方案大概會提高對農村被徵用土地的補償,而且其他一些措施也可能賦予農民更多地決定自己的土地如何使用的權力。目前,所有土地均為政府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
黃琪說,「李春城的問題主要是因為成都人民的努力。光成都一個市的征地抗議活動就比許多省的都多。這些案件很慘,但我認為它們起了作用。」
唐慧青也這麼認為。
她說,「三妹的犧牲帶來了變化,現在他們很多地方都沒有強拆了。全都是坐下來協調,現在他們不強拆了。可能這兒,好點了。」
然而,對唐福珍家的影響卻很慘。唐家姐妹的母親,在奪取地主的土地將其分給像唐家這樣的貧農家庭的許諾的鼓舞下,在1949年共產黨掌權不久後入了黨。女兒的死讓她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幾個月後,老人與世長辭。
唐慧青說,「我媽媽傷心透頂。她想不通,作為一個政府機構,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一個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Mia Li和Amy Qin自北京對本文有研究貢獻。Sim Chi Yin自成都對本文有報道貢獻。
翻譯:張亮亮、陳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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