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學讀書的日子」
—- 收錄於《時代的背影》
受訪者 黃武雄
採訪者 翁秉仁（台大數學系教授）
訪談期間： 2009 至 2010/8
訪談方式：e-mail 對話
這篇專訪
有2-3萬字
篇幅太長 內容又濃縮
需慢慢讀
我每一、兩天
只貼出一問與一答
頂多両問両答
放慢步調
便於讀者細細思量
我也藉此
微調幾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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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
翁：不可免俗的，訪談經常要從一個人的童年開始，希望能夠因此找到與後來生涯的動機或連結。所以我們想先請你回顧一下童年、家庭或小學的時光，談一談是不是有哪些事情，對你後來的選擇產生重要的影響。
黃：
讓我先簡單回答這個問題X ，再回來談meta X的相關看法。我小時一天到晚在搬家，一家人在西部平原南北移動，小學六年便讀了六所學校。家中大姊光是三年初中，就讀了五所中學。我猜想這種不斷流動的際遇，對家裡小孩有很大的影響。我們被迫要去適應陌生的環境，去面對種種困難。
另一個特殊的際遇，是我個人的，我較早入學，虛歲六歲。那時候，中南部的小孩，一般都在虛歲八歲入學。虛歲就叫「台灣歲」。大家從來不談實歲，實歲稱「日本歲」。（就像陰曆年叫「台灣過年」一樣。陽曆年稱「日本過年」。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改採陽曆。）我算早讀兩年。早讀的經驗很不好，太小了，容易受同學欺負。功課不是問題，倒是個子、體力明顯不如人。如果父親沒急著把我送進學校，我猜想我的一生會很不一樣，我後來會不會做數學，還是會選擇其他的路子，都是個變數。至少我的個性會比較沈穩而成熟。我後來常勸某些家長，不要太早讓小孩入學，就是這個原因。讓小孩在家裡、在學校外多玩幾年，沒什麼不好。學習與成長是終生的事，不必急在一兩年。
小時會一天到晚搬家，是因家庭經濟不穩定。在那個時代，台灣的知識份子謀生非常不易。父親讀大學（九州帝國大學）時，雖然修的是德意志文學，但養我們一家人則只能靠他在高等學校學來的理化知識。他活用那些知識，發明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像大甲蓆漂製、洗衣粉、防雨腳踏車、早期道林紙、紙鍋（可以放在火上直接加熱）、紙箱等等，也得到幾件日本與美國的專利。但專利要變成錢來養家活口，談何容易。所以家裡也就東搬西遷，漂泊不定。
提到高等學校，我聯想到一些舊事。日本學制，中學五年之後，進高等學校。修習三年畢業，才進帝國大學。
日治時期，高等學校是培養日本社會菁英的搖籃，全國（包括日本與台灣）有一、二十所高等學校，台灣的叫「台北高等學校」，1922年由總督府設立，校址在今日的和平東路師大本部。師大幾棟美麗的紅磚大樓，就是當時台北高等學校的校舍。父親在那裡度過他的少年時代。
1993年，我負責規劃台大的通識課程。農學院蘇仲卿教授快要退休，他是台北高等學校最後幾屆的畢業生。在一個座談會裡，他提到高等學校的教育便是通識教育的典範。校風尤其自由。學生都是當時的菁英，享有很大的自由，探討知識，發展個性。
林忠勝寫《陳逸松回憶錄》，在書中陳逸松描述高校的生活說，那時高校學生半夜冶遊歸來，日本警察巡夜，不僅不取締，還會過來幫忙學生翻牆回宿舍。日本警察對一般台灣人民很苛刻兇暴，但高校學生卻被視為國家的寶貝，尤其在大正年間。
我記得延平中學創校校長朱朝陽也談過這些高校的往事。台大老一輩的教授，像黃得時、李登輝、李鎮源、宋瑞樓與我們系裡的許振榮先生，都是台北高校的畢業生。系裡施拱星先生則曾就讀第三高校（即京都高校），施先生後來又回第三高校任教，戰後才回台灣。
父親學的是德國文學，他對歐洲浪漫主義時期的文學音樂很熟。雖然他到大四時因故輟學，沒有畢業，但文學音樂一直是他一生的最愛。他也喜愛繪畫，有一幅靜物的油畫，入選第六回（屆）總督府展。我從小對繪畫很有興趣，因此對他的畫印象特別深刻。他畫的是小提琴，深褐色調，立體派的畫風，但府展的畫冊裡只看得到黑白。那幅畫與陳澄波同屆入選府展。他還有一幅淡水風景入選府展第四屆。掛在家裡多年，我小時，經常看著這幅畫；對淡水人文舊景的緬懷，啟蒙於此。
父親的藏書都是日文，我在學校只學到中文，所以沒有從他的藏書裡學到什麼東西。從他身上學到的，恐怕是多方面的興趣，遠甚於專業。
還有，「開明」兩個字吧。
1960年，我免試保送進台大的時候，有很多科系可以選擇。數學是冷門，父親知道我選數學，只有肯定與支持，沒有半句異議。
這點我很幸運。同學中有很多人都不得自由，我高中兩個最要好的同學，都為自己的志願奮鬥好多年。楊維哲三年辛酸的境遇，更是有名的例子。
之2
翁：如果可能，是否也能請你談一下小時候所感受的台灣，那正是國民黨政府踏上這個島嶼的時間。
黃： 這問題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明白的。也許是因父親在家一向開明自由，母親對小孩又十分寬容，我從小對自由便特別敏感。國民黨來台，製造的混亂與恐怖，對我是很大的心理壓迫。在學校，我看到政治標語，聽到政治口號，都會感到格格不入。
我的童年，除了從家人身上得到的快樂之外，在學校，在街上，常有一種沈重鬱悶的感覺。尤其當軍隊的十輪大卡車碾過街道，那種肅殺的氣氛，讓我感到恐懼。
愛因斯坦講他小時，看到普魯士的軍隊踩著步伐走在街道上，會感到顫慄不已，我心裡的恐懼，大概也是那種感覺吧。
翁： 若X指的是數學家的個人，那麼meta X指的是由他延伸出來的、與他相關的數學文化。你的meta X是什麼？
黃：我不是什麼「大數學家」，即使只因台大數學系史的訪談，而談太多個人的事，心裡還是不安。記得1994年我生大病不久，你與黃振芳對我的一生的經歷感到好奇，提議要深度訪談，記錄我的一生。我說我的一生實在乏善可陳，而且許多傳記都只談好的一面，意義不大。
人對過去的事，尤其早年的記憶，經常是選擇性的。寫傳記或回憶錄，能留下多少真實，我心裡一直存疑。
對這次系史訪談，我希望藉由談我個人X，多談我的時代、以及我周邊的數學文化，這便是訪談我的meta X，當然它們是透過我的眼睛去看的，這樣的詮釋會有局限。
在數學系，也許我是singularity，其中一個面向是，我到大學才對數學慢慢發生興趣。一個在數學領域起步較晚的人，怎樣慢慢成熟，這是有參考性的。也許meta X的意義在這裡。
談到訪談，我想起一件心中遺憾的事。1996到2000年間，我幾次回Berkeley, 順道去看陳省身先生，那是他在美國的最後幾年，我不斷在想，應該有人幫他好好寫傳，他很值得寫。寫一本像樣的、真實的、有血有肉的傳記，至少像Sylvia Nasar寫John Nash 一樣。
最好是懂數學的人寫，尤其記錄他在西南聯大，在法國跟Elie Cartan 學moving frame的詳細故事。有一陣子，我都有自己為他寫傳的念頭。
我想強調的是，某一數學思想從萌芽到成形的過程，以及同時代圈內數學家相互的激盪。
例如：C.B.Allendoerfer與Andre Weil在polyhedra上處理高維Gauss-Bonnet定理之後，陳省身用Elie Cartan 發展出來的moving frame，漂亮而簡潔的解決。從而開啟大域微分幾何的領域。
他們的想法，相互之間有什麼牽連？其他像特徵類及大域幾何的出現…，這些重要的貢獻，背後有什麼思想的衝激？
…..另外，陳先生個人有很特殊的political的特質，一般人難以望其項背。他如何看待當時他所處的時代、看待他所影響的數學社群，這些也都是珍貴的史料。
2000年，他搬回天津之前，在他El Cerrito的居家，送給我一本誰替他寫的小傳。那本小傳內容貧乏，非常可惜。我自己當時還在病中，想為他寫傳也有心無力。
2005年，他過世了，這是數學史一項重大的遺憾。
之3
翁： 2000年之後大陸出版了兩本陳先生的傳記，一本比較有份量是2004年南開出版張奠宙和王善平合著的《陳省身傳》，另一本《陳省身傳》書很薄、內容粗略，是江蘇人民出版付婷婷著的。不知道前者能不能達到你的標準。
不過讓我們先回到你的故事。我有點好奇，小學頻頻遷徙以及早讀的經驗，其實也有可能讓一個人早熟。你覺得自己擅於思考的能力，是天生的成分多，還是與這段經驗有關。這個問題比較personal，但也許你願意多談。
黃：頻頻遷徙也許會激發小孩的潛能，但關於早讀，我就不那麼確定。如果說我喜歡思考，那麼這習性相信跟大哥有關。學校教給我的，只是語文與數學的基本能力，大哥則直接為我打開多彩繽紛的世界。我懂事不久，大哥便開始把從外面聽到的新奇事物、有趣的問題，都一一搬回來告訴我。連看了一場戲、一場電影回來，他都會繪聲繪影的把劇情一五一十的講給我聽。他借回來的雜書，我也跟著拿起來讀。這現象持續到我升高二，他上了大學。
我清楚記得小五時，聽他提起Zeno詭論，好一陣子心裡極端困惑。當然他自己也困惑。他每隔一段時候，便把這詭論，對我重提一遍，這表示他也不斷在思索。小時經常搬家，哪一年我們住在哪裡，我都記得十分清楚。時空搭在一起，所以回憶起來，是哪一年發生什麼事，不易有差錯。大哥提起Zeno詭論的背景，是在父親的家鄉─朴子，所以是小五的時候，最晚是小六上學期（因為我小四快結束那年六月，才因祖父忽然過是自新竹搬回朴子，而六下我們就搬到台中）。
也是在朴子這段時候，大哥問我：「兩條平行線會不會在無窮遠相交？」。這兩個問題，我們都不得其解，甚至連想都無從想起。但它們纏繞我多年，一直到進了數學系才搞清楚。平行線的問題，後來我把它寫在《數學傳播》〈解析幾何後記〉那篇文章裡。
1982年我寫了一本少年成長故事《木匠的兒子》，由聯經出版，裡頭便收錄了一些當時大哥問我的數學題目。
大哥大我四歲，小學四年級便與楊維哲相識，他們同年紀。那時我們住在豐原新町。據楊維哲說，我們是鄰居。我長大後，來數學系，楊維哲便因為認識大哥的緣故，同我很快熟悉起來。大哥的影響，也許是促發我早熟的原因。
1998年，我倡議普設社區大學，寫了一篇〈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的文章，把兩種知識做了區隔，強調一向被忽略的「經驗知識」。這個想法，肇始於半個世紀前，自己受大哥啟蒙的記憶。大哥已於四年前過世，但我時常想起他。學校教給我的是「套裝知識」，大哥在生活中給我的則是問題，是視野，是難以編入教材的「經驗知識」。經驗知識會促發人的成熟，套裝知識則提供抽象能力的訓練，以及進入文明社會的基本能力。兩者加乘，才能有助於人對普遍性問題作獨立思考。
我不認為自己喜歡思考的傾向，來自於天生。年輕時近身接觸過一些天才型的人，像楊維哲、丘成桐。在Berkeley也遇過幾個這樣的人。他們讓我有機會去思索天才與一般人的區別。但我早年的際遇，讓我很早就學會用擷取經驗知識的方法，在學習套裝知識。我時常從問題，從幾個關鍵性的概念，去思索，去拼湊出事情的圖像，而不是按步就班，按照書本或功課，學到套裝知識。我相信數學系的同事，有很多人同我一樣，只是我可能更極端。（例如我想不起來有哪一本微積分教科書，自己曾經好好讀過。1960年大一微積分課，是許振榮教的，一整年我上不到三四次課。好像當時只抓到微分的定義，微積分基本定理，Taylor展開，這幾個概念，其他的便自己去推敲，去拼湊出來；而且拼湊起一個完整的體系，也是拖了一段時日）。
但這樣太依靠自己思索的壞處是，東西學得不夠快，不夠多，要慢慢在心中醞釀。
之4
翁：因為你早讀兩年，所以是1954年進中學的嗎？當時的時局十分艱苦，學制應該也有些紊亂，從小學升中學應該要考試吧？當時的制度是日式多一些，還是中式多些？
黃：我在1943年出生。1945年終戰，日本人撤走。我1948年進小學，所受的教育是國民政府統治下的教育。學制是美式的，同今天一樣。但國民教育只及於小學。擴及中學，設立國中，是1970年代的事。如你所說，我考進台中一中初中部，是在1954那年。
翁：請談一下你的中學階段，也就是大學前的求學生活。可以談談你特別的興趣傾向，或者值得一談的老師、朋友、事件嗎？尤其是你畫畫的興趣，有獲得發展嗎？家裡有比較安定了嗎？
黃：六年中學，我都在台中一中。家裡那時最穩定，但不是因為經濟轉好，而是孩子們都進了中學，搬家困難。父親若有工作，便獨自遠離家門，甚至跑到菲律賓、日本去工作，度過一段時日。其他時候，他失業在家。
初二時，父親曾經提起他與畫家楊啟東熟識，考慮帶我去找楊學畫。後來因怕無力籌措學費而作罷。楊啟東是楊維哲的爸爸，說起來楊維哲與我淵源甚深，雖然那時候我還不認識他。
為了幫忙家計，我初二左右，便與大哥刻過油印文書用的鋼板，也替姓鍾的畫像店畫過人像。
雖然家境不好，四處寄人籬下，但我還是喜歡待在家裡。從小家裡不打罵小孩，母親也少有情緒，不會在孩子面前發脾氣。相對之下，我一直不喜歡上學，雖然功課不是問題，也有幾個要好的同學，但學校多如牛毛的規矩，老師的權威，訓育人員三不五時的訓斥，教官的吼罵聲，都使我望而卻步。
那時我還不知道「集體主義」這個名詞，但就是這種東西，讓我很不喜歡學校。
數學除了平面幾何、立體幾何與機率，這些題材還得心應手之外，其他像代數的某些概念，我一直不知道意義是什麼，因此有一段時期，代數功課落後。我不懂意義，便無心演練。
例如高二行列式的操作，規定兩行互換就要變號，為什麼？我曾問過老師，因不得要領也就丟著不管。進大學，弄清楚行列式原來代表有向的面積或體積，才恍然大悟，但已事過境遷。
至於平面幾何，目的與意義都很明白，一下子就引人入勝。很多愛好數學的人，都從幾何或機率入手，是有道理的。
我數學的功課起起落落。後來會保送台大，並不是因為學科功課特別好，而是因為各科發展平均。很多比賽，像繪畫、作文、書法，我都拿全年級第二名。班上成績也一連五年，都第二名。後來楊維哲知道了，取笑我說「二名性格」。
我從來沒想過要當第一名。屈居第二名，讓我日子過得安適自在。我中學的時候，數學一直沒進入狀況。但因為從小一直有思考的習慣，尤其喜歡思考難題，像平面幾何的題目，好像沒遇到做不出來的題目。所以大學進數學系第二年，一旦決定放棄繪畫，要好好讀數學，不久便逐漸上了軌道。
中學時期有個好老師，叫陸費明珍，教我們數學，她對每一個學生都很和善，不會因誰功課好，便對誰偏心。對待程度落後的同學，尤其有耐性，同學都很喜歡她。多年之後，聽說她被抓走，因被扣上思想犯的罪名，我非常難過。那個時代，這種好老師，反而會被扣上紅帽。
所以後來提倡教改，我常指出台灣幾十年來由黨國控制的教育，造成師資反淘汰的現象，是有十足根據的。幾十年來，陸費明珍和藹可親，終日笑臉迎人的樣子一浮現腦際，我心裡還會感到悲戚。
這些年台灣的民主有了進步，但海峽兩岸，仍隨處流盪這股法西斯的腐屍味。
二十一世紀了，兩岸人民都要忠實的面對自己文化裡的集體主義，是自己對強權的屈從與縱容，讓法西斯無法根除，讓悲慘的事不斷重演。
不管相信什麼主義，讓人民免於恐懼，是最基本的人權。
這件事天經地義，沒有什麼東西文化差異，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餘地。討價還價的餘地
之5
翁：你算是出身於讀書人的家庭，但你也談到無法閱讀父親的藏書。在那個物資缺乏的年代裡，你是如何求知的呢？
黃：小學時靠大哥帶回來的書，父親的畫冊雜誌。中學之後，時常從台中圖書館借書，台中一中的圖書館藏書也還算豐富。
另外祖父伯叔，留有一些線裝書，像《笑林廣記》、《西廂記》、《唐伯虎》，其中有些奇奇怪怪的古書，不登大雅的也有，像《屁經》、《君子好逑傳》這類無聊文人寫的東西。各朝代演義的書，我倒也讀了很多。
三國演義裡的打油詩，有些我到今天還朗朗上口，這些詩都用「後人有詩讚曰：」作為起頭，對人事無常的際遇做總結，這在一個望向世界的少年心底，經常是盪氣迴腸。
魯迅的禁書似乎是從四伯那裡借來的，四伯參加過農民組合，對小孩很和氣，四伯母也是，小孩都很喜歡他們。
初中時，我們在台中寄居過南區區長林允恭的家，林允恭是林獻堂的後代。他家也有不少漢文書。我的中文底子，大體是從讀雜書而來。學校教的十分有限。
另外，大姊高中時，充滿幻想，愛好文藝，常從書店借回來翻譯小說，像《約翰克利思多夫》、《安娜卡列妮娜》、《雙城記》、《咆哮山莊》等，這是我大量接觸西方小說的開始。因為不懂日文，我讀的書，直接來自父親的反而很少。
比較有記憶的是，時常翻看他訂閱的LIFE雜誌，圖片很大很吸引人，例如我第一次知道銀河系，知道太陽系只是銀河系的一丁點，就是從圖片認識的。能看到這種知識性的圖片，在那個資訊封閉的時代，算很特出。
我從台中省立圖書館借來的天文書，或談繪畫理論的書，都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黑白的圖，顆粒很大，根本看不清楚，像瞎子摸象。
文化斷層是台灣社會半世紀來的大問題。
今日很多紛擾都源自於此。
日據時代末期，台灣已儲備一至兩代擁有現代知識的人才，這些人接受很好的現代知識訓練，有進步的現代社會思想，崇尚民主法治，對西方的文學藝術，亦耳熟能詳。
例如那一代的知識份子，稍微有點素養的，大概都讀過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而且對他有很多討論。
他們對日本殖民統治，一直帶有批判性，其中一大批人反日抗日，付出很大犧牲，後來國民黨人硬把台灣人說成媚日，真是扭曲歷史事實。
那一代台灣的知識份子，都看清楚日本人與國民黨統治的本質。差別是日本人的壓迫按照其自訂的法規，雖然台灣人還是次等國民，尤其大正年間；
國民黨則完全人治，隨興抓人刑求，兩害取其輕，有人寧可回去日治時代，卻被污衊成媚日。
吳濁流寫《亞細亞的孤兒》，把台灣人這種悲戚的處境，說得很真切。可是國民黨來台之後，這一、兩代人一下子銷聲匿跡，語文政策也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因此出現嚴重的文化斷層。
我小時與父親之間的文化斷層，是明白存在的。因為一天到晚搬家，才有機會撿了一些中文雜書讀。
之6
翁：你前面提到保送進台大，這個制度在我們讀書時已經廢除，近年才又恢復。你可以稍微說明一下，讓我們更理解當時的入學制度嗎？另外，為什麼選擇數學系？你曾經考慮過去學美術嗎？
黃：1950年代，各大學都提供保送名額。舉個例子說，台大按照各高中前一年考入台大的人數多寡，給予各高中保送進台大的配額。其他各大學也一樣。
1960我高中畢業那年，台中一中保送台大的配額有七名，我畢業總成績是第七名，剛好僥倖擠進台大。我記得第八名便去成大。去哪個大學，由填志願及畢業總成績決定。這個制度，後來因為發生作弊事件而廢止。
據聞有某學校的行政人員，接收學生家長賄賂，竄改成績。另外，各班成績評分標準不一，當時也一起被詬病。
我保送台大是撿到的，因為事先沒這樣預期。（高三上，家裡經濟越發困難，我必須同時當家教養活自己，並寄宿於家教學生的家。
另外這段日子，我對生命感到徬徨，功課荒廢，成績一落千丈。沒想到平均起來，還勉強維持全校第七名。）保送給了我半年的時間自由閱讀，真是幸運。
高三下，大家努力在準備聯考，我卻可以把時間花在雜書上面。我記得利用那段日子，自由自在的讀了一些雜書，就是在那期間，把威廉杜蘭寫的《西洋哲學史話》讀得滾瓜爛熟，使得我對西方哲學思想的流派，有了初步的輪廓。
也是高三下，那個半年，我讀了杜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們》，因為這本書，我開始知道什麼是文學的品味：文學不只是刻劃人間百態，更重要的是呈現普遍人性。
有趣的是，早先我已經讀過房龍《人類的故事》。對西方的歷史有大體的認識，雖然書中所述，多半點到為止。但房龍對思想解放的堅持，我有些體會。
後來我著書討論教改，提過「青年三書」，說的就是這三本書。
湊巧的，威亷杜蘭寫的是哲學、Dostoyevsky 寫的是文學、房龍寫的是歷史。雖然都是雜書，但都是經典。
它們讓我對人文的三個重要領域：哲學、文學、歷史，有了初步但系統的概念。它們遠比教科書深入而生動，若細讀細想，會沖擊年輕人的心志。
加上大學之後，我選數學作為志業，這四個人類文明的重要領域，在我心裏，無形中播下全人的種子。
1980年代後期，我談教育改革，釐清「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的分野，我心中的經驗知識，多少有這青年三書的影子。它們不是學校教科書的內容，卻與學生的經驗連結，密集碰撞年輕人的思緒。
你問到，為什麼我選擇數學系？說來也是陰差陽錯。高一時讀過一本美國早期天文航海數學家Nathaniel Bowditch的傳記。這件事，在2000年左右我寫〈我的數學生涯〉一文裡，曾經提過。
Bowditch只讀過一、兩年小學，所有天文、物理、數學的知識，都由自學而來。他年少時完全靠自修，讀通拉丁文寫的牛頓力學原理Principia，深諳二十幾種語言。
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海上度過，傳奇無數。他校正過三角函數表，提高測量的精準度，減少很多海難。是書本航海的創始者。我很羨慕這樣的人生，加深此前對天文的興趣。
我記得保送當初，對大學科系一無所知，要填志願時，才知沒有天文系。但聽聞保送的同學中，已有同年鄭以禎填了進物理系的志願，他排名在我前面。以禎後來也在台大物理系教書。
照理，我保送進物理系的機會很少，於是跑去找化學老師問：「是不是填化學系最容易轉物理？」不巧化學老師不在，卻碰到數學老師霍樹楠先生。
霍先生說，數學系才最有機會轉物理系，於是我進了數學系。
進了台大不久，看物理系的學術氛圍不如數學系，也就打消了轉物理系的念頭。
很多年後，我訪問加州Stanford大學，在數學系兼課，教ODE常微分方程。
有一天在圖書館裡翻到Jean Pierre Laplace 寫的鉅著《Celestial Mechanics》三大冊英文版，仔細一看，譯者竟然是Nathaniel Bowditch。一時百感交集，有一種奇怪的「他鄉遇故知」的感覺。
他研究並翻譯Laplace天體力學的書，是無數個寂寞的夜晚，在黑暗的大海裡完成的。
對我來說，整整五十年了，借來的那本Bowditch傳記，老早已不知所蹤，其實我從來沒再從其他地方讀到這個名字，但他的故事仍清楚烙印在我的記憶裡。
直到寫完這段訪談，我才動念去找Wikipedia，讀他的事蹟，其記載內容與我五十年前的記憶，仍相當接近，只是少了很多盪氣迴腸、令人吟詠的傳奇故事。記得1983年，我還在課堂上，花很多時間對Stanford的學生談起他。
像 Bowditch 這種人，一生在學校求學的時間，不過一、兩年，卻這麼厲害。這些都提供我重新思索學校教育的價值，也成為2003年寫《學校在窗外》一書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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