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7日 星期五

何大一、陳良博,楊小凱,鄒至莊





登革熱肆虐 疾管署邀何大一研發疫苗
新頭殼newtalk2014.10.17 金名/高雄報導

登革熱肆虐,高雄市確診病例已突破5000例,疫情持續延燒,衛福部疾病管制署長郭旭崧今(17)日說,全球暖化下,登革熱疫情嚴峻已成常態,將請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發明人何大一加入疫苗研發團隊。

高雄醫學大學今天召開「傳染病與癌症國際學術研討會」,包括何大一、郭旭崧、生理或醫學獎得主楚爾豪森等國際知名病毒專家均與會,郭旭崧趁此機會同時邀請何大一擔任台灣的台灣伊波拉病毒的防疫諮詢委員。

國內今天傳出由台灣轉機至寧波的奈及利亞男子出現輕度發燒症狀,懷疑是否感染伊波拉病毒,且美國科學家日前警告,3週內伊波拉病毒便會由美國傳至中國,按此推算伊波拉擴散機率,10月底中國可能就傳出感染病例,由於兩岸往來頻繁,台灣必須早因應防備。

郭旭崧表示,對抗伊波拉最好的方法就是趕快研發出疫苗或治療方法,何大一是對付病毒專家,需要借重其長才。他說,國內非常密切關注伊波拉病毒,先前有了抗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經驗,設有防疫專屬電話「1922」,不讓患者跑到醫院,增加傳染他人機會,也有專責的治療醫院,減少疫情擴散機會。

對於高雄登革熱疫情,郭旭崧說,高雄天氣熱,氣爆加上豪雨,導致病媒蚊活躍。他表示,過去總以為登革熱是夏天、南部的疾病,但現在觀念已慢慢轉變,再以過去使用的防治方法,如打掃、噴藥等,效果有限,尤其噴藥效果更是有限,是應該好好思考疫苗的研發。

郭旭崧表示,東南亞地區有給小孩的疫苗,台灣病例多為成人,病毒型別也分4種,有必要量身訂做,何大一是病毒專家,己邀請加入疫苗研發團隊。

我與嶺南大學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 鄒至莊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19301940年代嶺南大學設立在廣州,被稱為中國南方的最高學府。在上海,香港與新加坡都有小學分校。我從小學二年級就讀香港分校,直到1948年在廣州嶺南大學讀完了一年級後到美國留學久住。

1952年中國教育部把國內所有的私立大學解散。中山大學搬進嶺南大學的校園。同學們十分悲痛。1988年正值嶺大建立100年紀念時,我得到中山大學李岳生校長同意由他向教育委員會申請,同時我和幾位校友請當時中國總理與有關教育的領導批準在中山大學內建立嶺南(大學)學院。學院在1989年建立。今年是25周年紀念。回顧這25年學院的發展和其他中國大學經濟與管理學教育同時的發展,有兩點值得我們註意。

第一,師資的建立。一所大學或學院的好壞,最重要的因素是師資。不像數學,物理與化學,中國的現代經濟學是從1984年教育部請我在北京大學主辦微觀經濟學班才開始建立的。所以經濟學的師資主要還是需有國外博士學位。近七、八年來有三十多所中國的經濟與管理學院每年在美國經濟學會一月開年會時,院長和幾位教授們前往招聘。嶺南(大學)學院也在其中。到了2014年嶺院的教師已達到約98位;最近三年招聘的有70%擁有歐美博士學位。

第二,根據改革開放的原則,與國外大學合作。嶺院1999年與麻省理工學院(MIT)史隆管理學院開始合作建立IMBAIInternational,國際)的培訓。師資由史隆管理學院訓練,基本教材也取與該院,內容還舉用中國的例子。該項目很成功。2003年嶺院又與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管理學院合作訓練EMBA,學位由明尼蘇達大學頒發,這是中外合作訓練EMBA的開始。從嶺院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其它經濟與管理學院發展的概況。


今年嶺院的畢業典禮在627舉行。畢業生共有1409人,包括博士20人,各科碩士596人,本科畢業793人。學院邀請我致詞。我覺得畢業是同學們的成就。是“事在人為”的一個例子。我用這四個字勉勵他們,還把我用這四個字勉勵自己的一些經驗告訴同學們。演講詞如下:

“你們的成就是事在人為的表現。今後你們怎麽樣繼續今天畢業的成就,要註意兩個字:事與人。人又分為你個人和別人。”

“先談事。要幹什麽事呢?這是你們畢業後第一個問題。你們多數已有回答。我的建議是應當根據你的興趣決定。有興趣的事,你們會自願的幹,努力的幹,快樂的幹,會幹得成功。從你是社會一分子的觀點,你應當幹服務他人,服務社會的事。服務他人,服務社會也是中山大學和嶺南學院的精神。”

“關於你個人。你幹什麽事都要把住機會。機會錯過了便不能做你可能做成功的重要事情。關於別人,你幹許多的事都需要和別人合作。你要瞭解別人的興趣和(他的)目的。不能只考慮你自己的利益。還要考慮他的興趣和利益。如果事情是對你的夥伴有利的,他會盡力去幹,盡力和你合作,事業便會成功。不然他不會努力和你合作,事情不會成功。

“關於我的經驗。我在1951年大學畢業後,對計量經濟學特別有興趣,所以決定去芝加哥大學去念計量經濟學。當時芝加哥大學是唯一的大學開計量經濟課的。拿到博士學位後在幾所大學教書和在IBM工作,都是根據我的興趣去做。”

“後來我想替社會服務。台灣政府正需要經濟顧問。我把握住了機會從19651979年每年夏天去台灣參與解決經濟建設的問題。1980年後,我也把握住了中國教育部邀我將現代經濟學引進中國的機會。在人民大學與復旦大學替教育部建立了多年的經濟學培訓班。又與教育部合作,選拔了一百六十多位中國最優秀的研究生介紹到美國與加拿大攻讀博士學位。我同時參與體改委的工作,在中國建立市場經濟。與教育部和體改委合作時,都是有共同目標幹雙方有利的事,所以能幹得成功。”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何大一英語David Ho,1952年11月3日),生於中華民國台灣台中市華裔美國科學家[1][2][3][4],是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的發明人[5]



  • 宇昌案 何大一、陳良博:政府殺自己小孩






憂一年後 又被選舉炒作
〔自由時報記者陳永吉/台北報導〕雖然「宇昌案」發生近三年,曾是宇昌案當事人的中研院院士何大一、陳良博昨參加一場生技論壇後表示,宇昌案已被證明是沒有問題的,但還是擔心一年後會被「舊事重提」;宇昌改名後的中裕現在運作正常,在興櫃股價高達一六○元,反映投資人對中裕未來的前景很滿意,才會去買。
「宇昌案」是二○一二總統大選前,國民黨陣營指控當時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在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期間,於二○○七年批可經由專案程序,由國發基金投資宇昌生技(今中裕新藥),並在卸任官職後,轉任宇昌生技的無支薪董事長,而未利益迴避。「宇昌案」當時不僅成為馬陣營主打蔡英文的選戰議題,包括何大一、陳良博等人也遭國民黨立委告發圖利。但在總統大選結束後,特偵組以查無不法簽結此案。
改名中裕 要成生技龍頭
陳良博表示,當初宇昌案發生時,何大一被人用不堪的字眼污衊,他很難過,所以決心要把中裕變成全世界最有名的生技公司,因此很多技術都轉給中裕,希望可回饋台灣社會,是對台灣的一種使命感。
何大一則說,中裕股價來到一六○元,是投資人投票投出來的,當時有人質疑宇昌是一家假公司,但「我們天天在做的工作都是真的,抗體也在病人身上用了」,當初的那些質疑,對很多人並不公平。
何大一表示,生技業對台灣而言是很重要的產業,政府投資這麼多錢,而中裕是國發基金投資的案子,等於算是政府的小孩,卻為了政治因素,政府要殺死自己的小孩,這個在美國根本不會發生。
轉移技術 股價反映前景
對於二○一二總統大選期間的指控,何大一強調,在美國關於科學、醫學的事,選舉的時候是沒有人會去動它的,這會傷害自己的產業,宇昌案根本就不會在美國發生。雖然他也知道,台灣有分藍綠,但在美國只要是對的事,不管哪個政黨都會出來指正,而台灣當時卻只有一種聲音,顯示台灣民主還有進步的空間。
至於當初污衊他們的政客是否應該道歉?何大一未正面回應,他僅感嘆,又不能管別人嘴巴說什麼,他也知道這件事在選後就會落幕,只是選後他在平面媒體上發表的聲明,恐怕只有一%的人看到,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陳良博也對當初抹黑他們、現在又把中研院講成太陽花研究院的政客感到不齒,直呼台灣公理正義在哪裡?他認為,太陽花學運是台灣一九四七年以來最偉大的運動,非常感激有這樣的學運在台灣發生。




楊小凱(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名楊曦光澳大利亞經濟學家華人
楊小凱原籍中國湖南湘潭縣河口鎮楊家灣,出生於吉林省,在湖南長沙長大。他最突出的貢獻是提出新興古典經濟學超邊際分析方法和理論。他已出版的中英文專著包括:《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使他獲得了世界級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他曾兩次被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2002年和2003年)[1]
2004年於澳洲墨爾本的家中去世,享年55歲。

簡歷[編輯]

  • 1962年-1968年在長沙市第一中學就讀。當時年僅19歲的他曾以一篇名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被點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
  • 1968年至1978年,楊小凱在監獄服刑期間向與其共同關押的大學教授、工程師等人學習了大學課程,包括英文微積分等。
  • 1979年出獄後,楊小凱於在湖南大學數學系旁聽一年。
  • 1980年楊小凱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1982年畢業,獲計量經濟學的碩士學位。
  • 1982年楊小凱被武漢大學聘為助教、講師。
  • 1983年楊小凱在武漢大學受到在武漢大學訪問的著名經濟學家鄒至庄賞識推薦,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習,1988年被授予博士學位。
  • 1990年楊小凱被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聘為終身教授;
  • 1993年楊小凱當選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
  • 1998年楊小凱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
  • 2000年1月,楊小凱成為莫納什大學經濟學系的首席教授。
  • 2004年7月7日早上7時49分,楊小凱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家中去世,享年56歲。

職業成就[編輯]

普林斯頓大學完成學業後,楊小凱接受了耶魯大學的博士後研究獎學金。1988年,他移居澳大利亞,接受了在莫納什大學的講師工作。[2]隨後他出版了一系列英文的論文和著作,很快獲得了廣泛的國際矚目。1989年他成為高級講師,1993年成為正教授(Reader  HC:錯誤,此職務在英國介於正教授、"副教授"之間),他於2000年被授予經濟系首席教授。1993年,楊小凱成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3]楊小凱曾經被兩次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2002年和2003年)[4]
楊小凱在經濟學上突出的成就在於其提倡的「超邊際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和以此為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楊小凱重新審視了古典經濟學中關於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並通過現代的數學模型解釋個人專業化選擇並尋找其與經濟增長的關係[5]。楊小凱認為傳統的邊際分析只考慮內點解(既有制度)的最優選擇,無法解釋制度變遷以及經濟跨越發展的內在動力。其提倡的超邊際分析在原有的邊際分析的基礎上增加了對角點解的最優選擇問題,從而增加了交易費用對分工深化與經濟發展的解釋力[6]
楊小凱曾與世界頂尖的經濟學家合作,包括黃有光(Yew-Kwang Ng)和傑佛瑞·薩克斯,後者曾評價楊:「楊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最嚴謹的經濟學理論者之一,他也是經濟學界最具創造力的人之一。」[7]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詹姆斯·M·布坎南說過:「我認為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研究就在莫納什大學,是楊小凱所做的。」[8]



2014年07月07日 06:11 AM

楊小凱,十年了


世間已無楊小凱,一轉眼,他離開十年了。
十年生死兩茫茫,而國人對於楊小凱的評價仍舊兩極,有人認為他是永遠的思想者,堪稱經濟學家中最富創造力的思索者之一,是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也有人認為他只是一個數學比較好的經濟學家,思維也難脫中國傳統窠臼。即使他是否會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虛擬問題,今天也還是行內行外的熱鬧論戰。
7月5日,復旦韋森教授盡力主辦的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想來也是報答知己,最終成行也有賴上海發展基金會以及企業家王維嘉所在的中國企業研究所的支持。楊小凱遺孀吳小娟出席,黃有光、林毅夫、張曙光、張維迎等經濟學家全程傾力參加,張五常更是遠程視頻發言,從楊小凱到斯密,從經濟學本土化到中國下一步,思想火花與論辯熱鬧並存。值得一提的是歷史學者朱學勤,他作為唯一的非經濟學家應邀發言,聲情並茂,抑揚頓挫,娓娓道來,宛然就是一篇散文。他與小凱97年相識波士頓,相比別人並不算早,彼時楊已成名,此後可謂終身摯友,朱老師也完成幾件楊小凱身後交代。
對“60後”之前的人聊起,他們多數知道楊曦光這個名字,他往往被視為一個時代烙印,蘊含很多情感含量;對於我這一個“八五後”,進入大學接觸經濟學不久,楊小凱已經逝世,素無見面機緣,但關於楊小凱的記憶與印象卻不斷累積趨於鮮明,在和不同人等交流之中逐漸浮現成型:這是一個純真而高貴的靈魂,思想上深刻犀利,生活中卻溫和理性,有位台灣學生說他很平易近人,甚至到“怎麽可以這樣平易近人”的地步。我參加了追思會,見證一眾悼念之中,也不禁思考一個問題,於楊小凱而言,他無疑是學術與思想具備,但作為思想者的楊小凱與作為經濟學家的楊小凱,孰輕孰重?如果沒有一眾經濟學家的追憶,作為思想者楊小凱價值是否一樣?
先說學術,如何評價楊小凱學術仍舊存在爭議。楊小凱以他自己開創的超邊際分析方法分析內生化分工問題,在問題意識與數學框架兩個方面都做出了原創性貢獻。這一體系已經被不同的學者援引進行進一步研究,對“像貿易、廠商的出現、商業周期、失業、貨幣、城市化、與經濟成長等重要問題都有所分析與啟示”(黃有光語),其成就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不過,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楊小凱去世之後,他所開創的這一條研究進路似乎失去了動力,後續成果、尤其是重量級研究成果不多見。原因何在?
首先,雖然楊小凱的貢獻是原創性的,但大體而言是補充、而不是“代替”原有經濟學。很多概念如交易成本、專業化、分工、契約等等早已是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建設模塊,楊小凱理論有利於澄清這些建設模塊的細節,但並沒有提供嶄新的模塊。
其次,楊小凱以學術界能夠接受的語言,即全局均衡方法論,展開自己的研究,對他的理論的高接受度很有幫助,但這一研究範式也有成本。為了得出數學解,楊小凱模型不得不以十分簡化的假設作為起點,這些假設雖然是現實的,但卻是過分簡化的。當他雄心勃勃地企圖以此來打造融宏微觀為一體的理論體系的時候, 過分簡化的假設、全局均衡範式與復雜現實之間呈現出很難調解的矛盾。新體系對宏觀經濟的動態性的分析建立在過分局促的基礎之上(例如“不可分性”),也很難展現很好的預言能力。
即使楊小凱的合作者之一黃有光(多年以來,他的爽朗大笑仍舊給人帶來不少快樂),他對楊小凱的框架也不完全認同,調侃自己是楊小凱的反對派領袖。實際上,這不僅是楊小凱理論的問題,而是現代經濟學的普遍性問題。2008年之後,更多的經濟學家意識到,微觀互動怎樣產生宏觀波動,經濟學需要更加現實的理論體系,傳統上以代表性行為人最大化範式的簡單分析存在力有未逮之處,金融、資本市場也以更大的分量加入到圖景中。這需要對實際經濟運行的洞察力,而難點在於將這種洞察力數學化。
說完學術,回頭來看思想,這與楊小凱的成長經歷難以分割。從激進造反到十年牢獄,從自我教育到海外求學,從憲政研究到皈依教會,對於楊小凱而言,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合二為一。少年楊曦光發表完《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之後坐牢十年,他在獄中自學的經歷大家已經耳熟能詳,可不是所有人都清楚的是,這一經歷甚至在出獄之後仍舊困擾著他,調動就學都曾經歷各種波折,如果不是胡耀邦、劉道玉、鄒至莊等人,楊小凱的人生之路恐怕更難。一個中國人能經歷的時代磨難和心路歷程,楊小凱不僅都走了一遍 ,更早出同輩人半拍一步。
楊小凱無疑是經濟學家中少有的思想者,他關於憲政轉型、晚清經濟、社會關懷等思考至今具有洞察力。如果沒有思想家的楊小凱,公眾對於其的情感連接恐難以如此深厚,而如果沒有經濟學家的楊小凱,思想者楊小凱的地位肯定大打折扣。但是為了獲得這一經濟學家身份,即使天賦如楊小凱,也付出不菲。根據朱學勤教授記憶,楊小凱在八十年代初期離開中國去普林斯頓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夠爭取到專業身份發言。只是這一去,註定其路修遠。而吳小娟回憶,楊小凱當時寫信說自己在普林斯頓讀書比坐牢還苦。經歷了苦讀畢業、四處求職、論文發表、終身教職等慣常學術路徑之後,楊小凱在九十年代中後期獲得經濟學界的認可,在公共視野之中也更多關注中國問題或者思想問題,97年在中國出版《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一書,98年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受朱學勤之邀寫《中國經濟百年史》。可惜不足十年,楊小凱在2004就離開世界,五十六歲的年齡,可謂英年早逝。
直到追思會上,張五常還是如同十年前一樣欣賞楊小凱,同時仍舊為楊小凱惋惜,“如果小凱沒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種求學的際遇,他在經濟學的成就會是怎樣的。拿個諾貝爾獎不會困難吧” 。同時也覺得他明明擁有重要思想,卻高舉數學,因此“以天生預感而走重要思想的路就變得縛手縛腳了”。
對於張五常的評價,楊小凱生前評價張五常的話堪作回應,“張五常的數學模型不夠完滿,特別是沒有找到一個描述信息費用的好數學方法,反而是後來者斯蒂格利茨利用張五常的發現,用嚴格的道德風險模型,一般化張的理論觀點,並利用模型解釋均衡失業、效率工資等經濟現象。假如張五常積極跟蹤文獻的最新進展,而不是‘不再讀書’,並能用較好數學模型一般化他的理論,那麽他可能就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了” 。
值得一提的是,黃有光教授在追思會上強調,楊小凱的數學運用得當,其實並不如同大家想象那樣難,我個人比較贊同黃有光。楊小凱的人生或許無不遺憾,但他已經在憑個人奮鬥與出眾才華,在約束條件內做到最優化,兼顧兼顧學術與思想,呼應主流的同時也關懷中國。
至於楊小凱高舉數學甚至學術之路,其實更有一種合理的解釋,那就是路徑依賴。無論在張五常或者楊小凱,如果出生美國,他們獲得諾獎概率都會大增,而恰恰因為他們在孤懸海外隻身奮鬥,往往不得不適應環境,發揮肯定受限。楊小凱比起張五常而言,局促更多,難以完全發揮比較優勢,這是遺憾,也是大多數第一代移民在歸化之中必然付出的代價。
社會變遷最終是理念推動,而理念往往來自思想。中國社會仍舊在歷史三峽中進行,國人往往對於思想仍舊寄托變革渴望,因此也容易混淆學術和思想,甚至學者亦是。思想可以天馬行空,關照現實,而學術往往要求嚴謹守成,涓滴進步。一流的思想、學術(甚至觀點)自然都很不錯,二者並無絕對高下之分。思想因為門檻不高而龍蛇混雜,少不了盲目危險的可能,學術相對而言誤差率有限,但其科班設計的門檻,往往產生大量的垃圾論文,甚至有淪為技術搬運與職業飯碗的嫌疑。目前情況是公共空間高估思想,學術界推崇學術,各自為政,彼此混戰,更為理想狀況是彼此尊重對話,探索共識,釐清探索更合理的評價標準。
中國在變,世界在變,經濟學也在變。什麽都變了,往往也意味著什麽都沒變,思想與學術的糾結仍在,政府與市場的取捨仍在,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的緊張不變,甚至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的爭論也還在。在楊小凱追思會,林毅夫和張維迎雖然都提出回到亞當斯密,但是各自路徑也各有不同,“中國向何處去的”追問,顯然仍舊在追求共識之中。佛世難值,好人不易,願他安息,正如黃有光所言,他說自己曾經是唯物主義者,現在覺得可能有天堂,希望可以看見小凱。
(作者近期出版《中國經濟怎麽了》,即將出版《凱恩斯的中國聚會》

這篇有點不知所云......
2014年07月07日 06:11 AM

楊小凱的工作有多重要?


【編者按】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2004年7月7日去世,今天是其逝世十周年。這是學者黨國英2003年11月的一篇文章。作為觀點之一,FT中文網獲得授權舊文重登,歡迎不同討論。
楊小凱是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的華人經濟學家。對楊小凱的評價,恐怕不能用他的研究是否經得住時間的考驗這類標準,因為他的分析在邏輯上是自洽的,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繼承性(與批判性並不相悖)也是無可懷疑的。問題是楊小凱的工作有多重要?當然,我是拿他與其他世界上頂尖的經濟學家的工作相比。
楊小凱自己很看重自己的工作。記得約五、六年前,他說他的理論框架可能在20年之內成為大學講壇的主流。時間流逝,20年很快會過去,我們只能謹慎地等待結果。如果楊的預言成為現實,那可不是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能夠褒獎他的。經濟學大約每隔幾十年就會出現一個或幾個大師級的人物(如斯密和李嘉圖、穆勒、傑文斯和馬歇爾、凱恩斯和哈耶克、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等),如果在新的經濟學創新周期中,楊小凱他們的“新興古典經濟學”能夠被已經顯得保守的經濟學界廣泛接受,那他將獲得不可撼動的經濟學乃至人類科學史上的大師地位。當然,他現在已經獲得的聲譽也足以使他列入最有成就的經濟學家的隊伍。
一個理論或一個理論框架究竟多麽重要,評價起來遠比理論的正確與否困難。張五常曾經對楊表示過一種保守的評價,大概這種評價到了楊小凱的耳朵,楊小凱很快表示了一種謙虛的意見,還把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性排在了新制度經濟學之後。可是,在他的《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這本新出版的中文教科書里,他又十分自信,預期他的框架會替代現有的主流經濟學,盡管他再沒有提供這種替代的時間表。
馬歇爾這位大師也做了亞當.斯密理論的形式化的工作,楊小凱的工作與他的工作相類似。馬歇爾把斯密工作中的一部分——價格理論形式化了,後人又做了大量補充。現在看來,這部分理論是較容易形式化的部分。斯密工作的另一部分——關於分工可以降低資源稀缺性並提高國家財富擁有水平的核心思想,在數學上一直沒有被形式化,因為馬歇爾的時代還缺乏成熟的數學知識,後人也沒有再突破他的基本框架。楊小凱抓住了機遇,這個工作他做了。
楊小凱的工作是如何批判和繼承前人的工作,這在他的新的中文著作中有十分清楚地介紹,我們在這里就不用重復了。我希望對本文有興趣的讀者至少要讀一讀他的幾本著作的導論部分。
楊的著作擺在我們面前,讓人們容易拿他與馬歇爾相比,這是激動人心的(我自己幾年前就想到這種比較)。但仔細想想,有幾個道理或事實,讓我們不得不在這種比較中十分慎重。
第一,馬歇爾(實際上還有不幸早逝的傑文斯)的工作是開創性的,因為在他以前經濟學家還不懂得形式化斯密理論的辦法。由於他的工作,一個新的經濟學時代到來了,數學被廣泛運用於經濟學研究中,經濟學的知識積累變得十分迅速。楊小凱也是在馬歇爾天才的普照之光下工作的。
第二,經濟學家在評價文獻重要性的時候,常常容易用工作的難度來作為文獻意義大小的標準之一,那麽,從這個角度看,楊小凱的工作可能還不足以被人認為達到超群絕倫、令世人望塵莫及的高度。在撒繆爾森之後,經濟學引入了大量數學知識來處理一些新發展的經濟學思想(如信息理論、決策理論等),其難度也是很大的。這種引入不是簡單的形式化,而是通過數學的引入使經濟學思想更加豐富。我們很難判斷楊小凱的工作難度比當代其他一些重要經濟學家的工作難度是否更大。有的重要經濟學家的意見值得我們重視。例如,米爾格羅姆更強調研究資本積累、交易費用和市場環境的價值,而不是專業化問題。
第三,以馬歇爾為代表的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在邏輯上的自洽性達到了一種十分完美的程度(反過來說,缺陷也十分突出),使它變得十分容易傳播,這是它占領大學講壇的重要原因。也許楊小凱的新框架還需要在數學形式上有所創新,才能占領更多的大學講壇。第四,按照楊小凱自己的說法,他的內生專業化的分析框架是對斯密分工理論的一種形式化,盡管不可能是簡單的形式化——這種形式化有助於加深人們對斯密理論的理解。也就是說,楊小凱的工作是以形式化見長,而不是以新的思想見長,盡管的思想高度也達到了相當的水準。按照楊自己的說法,“至盡還沒有證據表明,(斯密的分工理論)在他那個時代之後取得過任何實質性的進步”。但西方經濟學界對經濟學家的評價,歷來是對思想的看重超過對工具的看重,否則,哈耶克和科斯這樣的學者也不會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好了,我想說,楊小凱是一位天才式的華人經濟學家,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我們在掂量這位天才的時候,也不要拿錯了天平。如果沒有這樣一種認識,也不利於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
最後,我還想通過比較,說明這樣一個事實:楊小凱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在華人世界的經濟學講壇上開講他的著作是恰當的。美國的加爾佈雷斯,我們是熟悉的,但我總在想,讀像楊小凱這樣的學者的一本書,勝過讀加爾佈雷斯一生的著作,個中原因,是我們很難把加爾佈雷斯看作一位科學家(或經濟學家)。楊小凱的工作證明瞭他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第一,楊小凱的工作對前人的工作有繼承性。在科學史上,從來沒有哪一位傑出科學家是在完全與前人隔絕的狀態下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斯密不是這樣的,馬歇爾不是這樣的,凱恩斯不是這樣的,愛因斯坦也不是這樣的。但像加爾佈雷斯這樣的學者則在創造自己的“體系”,最終,這樣的體系不會人類的知識積累所接納。當今中國,這種學者或者有這種勇氣的學者實在是汗牛充棟。我們讀楊小凱的書,發現他不僅繼承斯密的分工理論,並把它形式化,而且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也不是簡單否定。這樣一種態度是科學家的普遍態度。第二,楊小凱對現實的批判建立在整個經濟學的科學方法的基礎上。在人文知識界,有大量像加爾佈雷斯這樣的人士,他們工作固然很有現實意義,但卻沒有重大的知識積累的意義,因為他們總是在“自言自語”;他們的理論很難被“證偽”。楊小凱寫下了大量批判現實、解釋現實的文字,其深刻的洞察力讓我們折服。我們不敢說他的所有論點都是準確的,但他無疑是在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在說話。在當今中國,我們需要學會像楊小凱那樣思考和說話。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寫於2003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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