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厥安：努力抵抗微笑威脅；民主與主權無法分開；防止總統暴衝是憲改要務；從公民社會到公民共和；以「微型憲改」自救；三一八學運 擋下馬傾中政策

焦點評論：努力抵抗微笑威脅（顏厥安）

2015年11月08日


馬習會在一片驚愕中出場，也一如預期，在大幅傾向「中國觀點」下落幕。

首先要反省一些「視角」問題。看馬習會或所謂「兩岸」關係，應該要謹慎地避免太多「中國╱中華質」（Chineseness），這不是刻意要反中或排華，而是百年多的戰亂與專制，已經讓「中國質」承載了太多僵固封閉的國族邏輯（今年的閱兵╱抗戰史爭議可為一例），既失去了原本可以開啟的豐富性，也無力面對新世紀早已活力登場的多元異質。南海問題難道就只是九段線與軍艦通行嗎？海洋人民的艱辛與多元交融，該怎麼面對呢？同樣的，馬習會本就不能僅以國共或兩岸領導人這種歷史軸線來觀察而故做驚嘆，因為台灣人民早已走出中國國族殘繭，以「賤民的歡愉」勇敢開創新的尊嚴與民主認同。馬先生如果還作繭竊喜，看不到台灣人民帶出的真正價值，那這種被恩賜的歷史「訂位」，恐怕很快就會被取消保留。 

馬先生像個央求者

由此看馬先生的「兩岸合作、振興中華」或習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好顯現了專制╱民主分歧下的文化亂搭。以台灣來看，甚至從中國搬來的《憲法》，都清楚地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增修條文規定了多元文化。在今日的中國，「中華文化╱民族」，已成為壓制、「同化」少數民族的同義語。如果真的要認真看待「中華」，透過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中提出的「交疊共識」觀念，可能有更大的潛力。
然而也許這正是眉角所在。「民主」的公民文化（當然包括對人權的尊重），是這一切政治共同體得以形成並穩定持續的必要背景基礎，沒有這一層基礎，任何的「數字共識」，都只是強者強迫弱者低頭順從的詔書。馬習兩位「先生」深諳此中關鍵，因此選定以「鞏固和平」的話術為主軸，以政治存在主義的邏輯，「暗示」著戰爭隨時發生的「可能性」，不斷地以「血濃於水」的微笑威脅，指示著大家要做出「正確的選擇」。
中國方面的微笑威脅也就罷了，馬英九的會前聲明與會後記者會說法，實在也太「先生」了。姑且不論在民主國家，「總統」頭銜不是個人資產，而是《憲法》義務，不能隨意放棄。身為總統，怎會在國內口稱《憲法》，台灣優先，面對中國就突然縮水為九二共識呢？誰又說一部民主《憲法》，不允許╱實踐台灣獨立呢？英國不是允許蘇格蘭公投，加拿大不是同意魁北克自決，台灣不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只不過目前《憲法》名稱為中華民國嗎？
馬先生的最大問題，是表現的太像一位叨叨不休的「央求者」，不斷向習近平求東求西，但是在根本的原則問題上，除了鬼打牆的跳針說法外，實質上對中國所設下的國際政治框架全面投降。關門口頭的中華民國與各表，不具備客觀公共性，除了騙騙選民，反而讓台灣前途蒙上了中國專制壓迫之黯淡陰影。 

民進黨只會發牢騷

這個框架投降，也成為蔡英文主席與民進黨的重大挑戰。為了穩住所謂中間選票，民進黨在過去幾天充分暴露了像旋轉木馬般的立場游移。公民團體建議的多種憲政制衡手段，民進黨瞻前顧後，一個都不敢使用。依照《憲法》立院可決議邀請總統進行國情報告，民進黨竟然決定要反對，平白放棄可以在體制內進行合理制衡的途徑，也讓人高度懷疑，是否要為未來的蔡總統先擋下可能的國會監督呢？蔡主席提出的三或四原則，說來說去都要「實踐」才有意義。除了國情報告，資料調閱、調查、質詢、預算，甚至制定總統職權行使法，都是憲政體制可用的手段。不然體制不想用，街頭不敢上，難道是全民最大黨只能用政論節目發牢騷嗎？
無論如何，中國已經以民族大義發出嚴峻訊息，也不清楚恍惚的民進黨是否要走上馬先生搭好的奈何橋，台灣人民與公民社會只能再度「自救」，努力想想該怎樣抵抗這種微笑威脅。 

台大法律系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 

2015-06-26
民主與主權無法分開


〔記者陳慧萍／台北報導〕國民黨準總統參選人洪秀柱提出「一中同表」的兩岸政策論述，引發爭議不斷。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昨受訪時認為，台灣的民主與主權議題無法分開，洪秀柱提「一中同表」，恐讓台灣的主權、民主制度都賠掉；研究兩岸問題學者顏建發也說，洪秀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方可不承認中華民國，主動說「一中同表」完全是「自失立場」，「未談先輸」。



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洪自失立場 未談先輸


洪秀柱提出的兩岸政策說帖，指九二共識的階段性任務已達成，應從「一中各表」走向「一中同表」，以「整個中國」加強「一個中國」概念，「一中同表」就是「兩岸是整個中國內部的兩個憲政政府」。洪的「一中同表」說，也引發在野黨立委質疑，指依此說法，中華民國從國家被矮化為政府，與一國兩制有什麼差別？

顏厥安昨表示，馬政府掛在嘴邊的「一中各表」，其實是台灣民主化的副產品，當年李登輝總統為了擺脫來自中國大陸的老代表，又不能承認自己是國家，只好創造出「自由地區」、「大陸地區」的說法，進行國會全面改選、推行民主化；而台灣幾年下來實踐民主的成果，又進一步鞏固了台灣主權。
從國家被矮化為政府


顏厥安說，台灣的民主發展和主權鞏固已經是「同一件事」，不可能分開來談，只講「一中」，台灣就不可能有民主，因為中國不是也沒有意願成為民主國家；所謂「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對岸只承認一半，洪秀柱還進一步主張「一中同表」，等於整個人都靠過去，會讓台灣同時賠上主權和民主制度，幸好民主選舉制度果然發生作用，讓洪秀柱後來不得不改口強調中華民國主權。

顏建發則認為，以綠營觀點，不管是一中各表還是一中同表都無法接受，但「各表」至少凸顯兩岸各自有主體，「同表」是連兩岸政治差異都不主張，完全自失立場，只是想討好對方而已。

針對洪秀柱主張兩岸應簽和平協定、洽談軍事互信，顏建發說，要談首先要確認是誰和誰在談，是國共兩黨談，還是兩個國家談，若是國共兩黨談，根本無權代表國家，同時自我矮化，會讓台灣「未談就先輸」，這種委曲求全、把希望完全寄託在對方的善意的做法，台灣民意無法接受。

顏厥安／防止總統暴衝是憲改要務

顏厥安／台大法律系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

憲法是個重要且「有趣」的文本，即使是正當性破碎、內容混亂的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增修條文，也有許多值得好好「研讀」的條文。

例如增修條文授與總統決定的「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就是個怪物。為什麼怪？很簡單，「國安大政方針」可能是個人云亦云，卻從來就不曾真正存在的鬼魅。這個結束動員戡亂體制之後就寫入增修條文的國安大政方針權，理論上是總統最重要的權力之一，三位總統都應該使用過，但是這些總統從來沒有「公布」過國安大政方針。是因為不該或不宜公布嗎？然而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規定，是可以要求總統在發表國情報告時說明其國安大政方針，所以此方針是可以公開的。

醞釀兩年多的亞投行，總統早就該在國安大政方針中說明其基本態度與推動方式，而不是一個晚上匆促決定。（資料照，記者陳志曲攝）

其現實意義為何？例如醞釀兩年多的亞投行，總統早就該在國安大政方針中說明其基本態度與推動方式，而不是一個晚上匆促決定。更徹底的「體制化」要求則是，應該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中把「國安大政方針」列為最優先的前提條件。也就是唯有總統已經預先在國安大政方針中提出過的協議構想，陸委會才能啟動相關程序。

老實說，根本應該徹底廢除這項威權遺緒，代之以更清晰明確的「總統職權」。可惜短期內無法變動，因此未來只能透過法律來使其公開化與可問責化。

這就回到了當前憲改問題的焦點。如果三一八佔領國會運動有帶給憲改運動什麼重大啟示與方向，國會對總統權力暴衝的節制與監督，絕對是重點項目之一。從運動前到出關後，資訊公開透明、國會實質審查，以及「先立法」再審查，都是最核心的主張。馬總統陰謀未遂的，也是鬥爭國會議長。因此不論我們是否覺得國會品質不佳，民主國家最常態的制衡機制，就只能是國會。當前兩大黨互有往來的體制爭議點，其實也都聚焦在國會與總統、內閣的關係。

暫時拋開體制類型之爭，對此我建議可以用一種「馬英九測試」來初步檢驗一下各種修憲主張。什麼是馬英九測試？就是假設在馬英九執政期間，若有「某種」制度，是否可以防止馬的暴衝。為什麼是馬呢？因為二○○八年起，國會才第一次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且國會與總統選舉都在同一年，因此是個相對清楚的經驗對照組。

很顯然，單單僅是「閣揆同意權」是沒有用的。因為國民黨穩定過半席次下，所有閣揆一定都會被國會同意，甚至包括毛治國。即使是江內閣也歷經倒閣而存續。也就是國會有閣揆同意權，這一切暴衝與混亂仍照舊發生。

那民進黨方面的主張呢？總統的主動解散國會權力，馬英九是一定不會使用的。因為國民黨自己穩定多數，何必為了對付王院長一人來解散國會。閣揆的「主動交付信任投票」權呢？也一樣，能在「倒閣案」存續，大概也一定能通過這個自己發動的信任投票案（沒把握，何必發動）。

那麼有何出路呢？有趣的是，也許「聯立制」的選制會是個基本藥方。如果採用徹底的聯立制，國民黨在二○一二年根本不會有過半席次，如果再配上閣揆同意權或倒閣都可發揮制衡性。最重要的是，總統「自始至終」都必須與國會各種力量協商，無法暴衝，最多就是坐飛機在國外迷航自爽。

當然，這僅是針對「防止暴衝」來談。如果大家要相信下一次會選出「英明」總統，用一次投票就豪賭全盤，那當然可以繼續使用現在的體制。若從學術角度來看，則沒有這種信任問題，因為對權力的「不信任」才是民主憲政的基本原則。用「理性選擇論」來分析，要以「最佳之最劣」原則，也就是「在最壞狀況下，也不至於非常糟糕到無以回復」來設計制度，那麼排斥內閣制之餘，美國總統制當中的許多制衡，包括期中選舉、國會人事權、調查權、預算權、撥款權等，都是應該認真考慮引進的改革。

民進黨面對氣虛國民黨提出的正確方向，更不需要氣急敗壞、急著反制。（資料照，記者張嘉明攝）

民進黨不須氣急敗壞

雖然不免政黨算計，但是國民黨敢喊出內閣制方向，仍值得肯定。另一方面，民進黨面對氣虛國民黨提出的正確方向，更不需要氣急敗壞、急著反制。修憲是整體憲改、國家改造與第二次民主化工程的一環，更是面對威權崛起中國的生存要件，因此憲改過程，是改革之「政治領導權」的自我證明契機。這一窗口結合著自然獨、重分配、反權貴等要素，國民黨人物目前很難佔有這個領導位置，但是民進黨政治領袖亦可能因為被動消極眼界不夠而砸掉這個大好契機，讓台灣民主陷入長久迷惘，甚至轉往民粹之新開明專制。人民或許不太懂憲政法理，但是集體智慧形成的「歷史狡獪」卻隨時準備懲罰疏懶的享受者。

〈自由共和國〉顏厥安／從公民社會到公民共和


2014-12-08

顏厥安／台大法律系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

本次大選結果出爐後，不少人高喊公民力量勝利，號稱由公民社會支持的第三勢力也呼之欲出。但由種種選後情狀來看，也許公民力量並未勝出，僅是有所突破。兩大黨的勢力固然有所消長，但仍「共同」擁有相當大的支配力。面對此一現象，或許我們可從其他的角度來思考。

這兩年在台灣爆紅的桑德爾教授，今年九月在台灣出版了一本文集「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

此書的理論性不高，探討議題又以美國政治為背景，原本與我們關係不大，但是該書第一部分楬櫫的思考路徑，卻可能與台灣當前狀況有著意外的關連性。

該書一開始就探討「公民權的政治經濟學」，提出一個美國歷史的重要問題：「什麼樣的經濟體制最適於自我治理？」然後以傑佛遜的製造業懷疑論（不利公民德行培養）開始，一路談到威爾森與老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一二年的競爭，指出陣營雖不同，但雙方都共同認為：「針對各種經濟與政治制度，應該以它們是否促進或侵蝕自我治理所需的道德品質來加以評估」。接著轉折到新政與凱因斯經濟學的出現，催生了以成長、就業與分配之政策目標為主導的新政治經濟學，以及強調如何達到共同目標之手段與途徑的「程序共和論」。兩者合作拋棄了公民德性培養以及經濟自我治理的價值觀，塑造了以平等以及權利為主的當代自由派政治，卻也因此喪失了公民共和的精神動力。

此一論述對我們有何可參考性呢？近來當紅詞彙「公民」，也是桑德爾論述的主角，但是桑德爾偏重的是公民德性與公民共和，與台灣流行的公民社會論，在思想史基礎與指涉方面，都有重大差異。後者更傾向多元分歧、民間自主、反抗，甚至隱然有著國家、政府與體制的懷疑論傾向。然而「翻譯過來」的語彙原本就有著本土的歧義發展性，當三一八群眾衝入立院，喊出「退回服貿、先立法後審查」時，公民社會與公民共和卻隱隱有著異質融合的趨向。

對經濟體制進行自我治理

至少有兩個跡象可以考察。第一，運動後新興的團體與組織，許多都傾向於以「民主」做為主要關懷點，救國家、台灣獨立、公民投票、公民參與等，更為「政治性」的議題，取代了舊有的社運議題，激起廣大共鳴，引發積極投票、從政、組黨等行動。冷漠的宅男女世代突然變成了積極公民的熱血青年。更重要的是第二，服貿與立法（監督條例），一個經濟，一個民主，兩個議題的奇妙結合，似乎有趣地反映了美國老共和主義關心的「經濟體制」與「自我治理」之關係思考。更直白地說，年輕人等於喊出了「我們要對經濟體制進行自我治理」的共和主義主張！

此一趨勢有幾個重要的意義。首先，政治與經濟不再是「問題」層面的相互關連，不再是政治經濟「學」，而是涉及公民「主體」德行的造就與能力的培養，因為公民要透過政治過程，對經濟進行自我治理。其次，經濟也不再只是經濟「政策」的問題，不再是如何達到總體經濟的成長、就業與分配的技術問題，可交由「學者專家」來回答（想想院士博士們的表現吧）。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問題不重要，而是要正面承認這些問題也涉及太多「重大價值」的辯論，與攸關大家生活內容的經濟「體制」選擇，而不僅是目標已訂定後的「工具」如何設計而已。因此，不要再躲在價值中立的帷幕之後了，讓我們來辯論價值吧。

第三，郭台銘投資助選的大失敗，經濟選民影響力的衰退，同時印證著「公共選民」勢力的抬頭，而且此一趨勢可能伴隨著年輕世代投入公共關懷而日益增強。這並不是說大家投票時，不考慮自身「利益」（就業機會、投資等），而是除了利益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價值需要考量，例如環境、貧富不均、尊嚴等。經濟政策僅是滿足低階唯物需求的工具，但是「經濟體制」卻同時影響界定著「我們是誰」，「我們要過如何的生活」：我們僅是領了薪水下班回家打電動的宅公宅娃；遇到選舉聽老闆的話投票；手中幾張股票上漲就自以為發財；看到人家上街抗爭還咒罵他們影響股價嗎？還是我們在許多現實無奈之外，總是拒絕讓職場界定我們的人生意義，不讓權貴牢籠我們的民主前景？

第四，公民精神的覺醒，終於讓我們有機會意識到，ＧＤＰ至上主義的政策不僅是拉大貧富差距、創造社會不公；發展主義的經濟體制，也不斷地在塑造惡質政治文化、腐蝕公民精神。經濟選民、樁腳買票與威權侍從主義，絕不只是政治治術，而是發展主義的近親家族，不但國民黨信仰之，綠營與民進黨也頗為不乏擁抱投靠者。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看到，經歷三一八之後，台灣社會力有著從公民社會的衝撞對抗，邁向參與治理、擔負責任與肯定政治的公民共和方向發展趨勢。前者絕不可能消失，很多議題領域的衝撞甚至還不夠激烈，但是參與者的意識內容已經產生調整，公共領域的論述結構也更複雜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反思點是：如果要真正超越藍綠，恐怕首要的不是超越藍綠彼此的「差異」，而是拋棄藍綠政治的「共同」癖好：不僅是發展主義的經濟政策應該拋棄，而更包括其「政治哲學」。

最後引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的話來做結論：「我認為，概括而論，我們必須堅持將來更重要的問題之一，是發展財產和資本之民主控制的新型態。…涉及組織集體決策時，市場和投票箱不過是兩個極端。新的參與和治理形式，仍有待發明。」

顏厥安／以「微型憲改」自救

2014-11-03

顏厥安／台大法律系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

三一八運動曾提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為出關四大主張之一，社運界也普遍認為憲改是台灣民主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社運界並非不知修憲的困難，立院四分之三的同意以及近乎荒唐的全體公民過半贊成，都如峭壁天險般阻礙著民主改革的議程。因此透過「修法」推動「微型憲改」，也是勉力維繫台灣民主活力的必要手段。近年來幾部國際人權公約施行法，也可視為是此等努力的一環。

「聯立制」修法跨出憲改第一步

在諸多憲改議題當中，國會選制改革一直是最優先的項目之一，因為這已不是選制不公的抽象主張，三一八運動已經具體顯現，一股巨大的社會力在國會未能獲得合理的政治代表。沒有政治代表就意味著政權的民主正當性不足，嚴重時可構成革命（如法國）或獨立（如北美十三州）之理據。不然就是引發持續且激烈的政治社會衝突，如美國一九五○到六○年代的民權運動。

以台灣自己的歷史數據來看，二○○五年修憲採單一選區兩票制後，二○○八年的立委選舉，國民黨區域得票率約五十三％，卻取得五十七席，佔區域總席次七十三席的七十八．○八％。民進黨區域得票率約三十八％，卻只有十三席，僅佔區域總席次十七．八○％。算入不分區後，國民黨得票率僅約五十二％，最後卻取得立院七成的席次。

二○一二年立委選舉，國民黨區域得票率降到四十八．一二％，仍取得席次四十四席，占六十．二七％。國民黨不分區得票率更只有不到四成五，兩種得票都沒有過半，但是最後取得總席次六十四席，占總席次比率五十六．六四％。至於二○○八年完全被踢出去的小黨，更是因為只能「擠在」不分區的三十四席當中，雖然二○一二年有兩個黨辛苦跨過五％門檻：台聯獲得一百一十七萬票（八．九六％）、親民黨獲得七十二萬票（五．四二％），但是只能分別取得三席與兩席。

這個設計超級不良的糟糕制度，一般稱之為單一選區兩票的「並立制」，其最明顯的問題在於，單一選區贏者全拿的缺點，不但無法透過不分區的「政黨比例」來調和，反而還惡化。簡單說，就是讓在區域「贏很大」的大黨還可以到不分區名額當中再「大咬一口」，只留一些碎屑給小黨（真不知當時阿扁的憲改幕僚在想什麼）。

然而這個「並立制」體制就一定只能透過「修憲」才可能改變嗎？通說都認為是如此，因為「似乎」條文寫得很清楚。尤其是大法官釋字第七百二十一號「似乎」也把增修條文認定是這樣。但是如果更仔細看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二項之文字：「第三款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之。」當中所謂「依得票比率選出之」，並沒有明確規定「如何」依照得票比率選出；條文中提到的「政黨選舉票」，也沒有說一定「只限於」用在不分區三十四席的分配上而已。因此我認為仍有解釋空間，可以將其理解為可與某種「聯立制」選制相容之規定。

一種可能的選制調整是這樣：以「政黨所獲『政黨票』」之「比率」，來分配「區域＋不分區」的總名額一百零七席（一百一十三席扣除原住民六席），算出各黨「應獲得」席次總數後，減掉「區域」當選名額，就是在不分區三十四席中可以獲得的席次。如此可維持區域七十三席、不分區三十四席的憲法規定。

如果以二○一二年的得票狀況來測試，國民黨政黨票只有四十七．五八％（扣掉不足五％政黨選票後之調整），可得到五十席，民進黨三十九席、台聯十席、親民黨六席。扣除「區域」國民黨贏得的四十四席，民進黨的二十七席（台聯與親民黨皆零席），國民黨不分區可以分到六席，民進黨十二席。台聯的十席與親民黨的六席則全由不分區中取得（暫不論小數點等技術問題）。

所以最後加上原住民的總體席次是：國民黨五十四席、民進黨三十九席、台聯十席、親民黨七席、無黨籍三席。其關鍵優點是，國民黨席次比率為四十七．七八％，與其政黨票或區域得票率都很接近，其他各黨也有類似狀況。因此沒有哪個黨可以賺取巨大的「體制紅利」，更徹底實現票票等值、機會均等的民主原則。

已經「有影」的一國兩制

這個僅僅透過修改「選罷法」就可以實現的微型憲改方案（筆者也已經草擬了條文），主要可能碰到三種阻力：因為在野黨與新興政治力應該都會支持，會想盡辦法阻撓的，就只有國民黨。這沒辦法囉，只能靠改革力量持續施壓。其次是學院派的憲法解釋學，不過除非死抱著直觀文義或修憲者原意，否則在「法律比立法者聰明」以及「憲法原則」的指引下，前述方案當然有合憲空間。至於職司釋憲的大法官，筆者認為一方面可以將釋字第七百二十一號理解為對「修憲者原意」作直觀的「轉述」而已，並沒有當然排除改革空間。另一方面，如果立法者努力在「可能的空間內」尋求符合民意與民主憲政原則的選制改革，大法官們也要思考，到底要成為認真的「憲法」維護者，還是要繼續尾隨「修憲者」的一時糊塗呢？

即使此等微型憲改能實現，台灣的宏觀憲改運動還是不會止歇，因為那最多也是「民主存續之臨時條款」，目標是讓「政治結構」更合理化一些，讓社會力的政治代表性提高，促使政治過程更公開透明，因為唯有如此才有機會讓台灣人民更合理地去處理攸關台灣存亡的大問題。然而要是台灣人繼續在自私、犬儒、妒恨、失敗主義等心態下，連微型憲改都不敢或不願嘗試，那已經「有影」的一國兩制將會從陰影變成巨大的利維坦，將台灣永遠鎖入中國的專制黑牢中。

顏厥安︰三一八學運 擋下馬傾中政策

2014-10-24

〔記者陳慧萍／台北報導〕台大頒發「利他獎」給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台大法律系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顏厥安昨表示，林飛帆在太陽花運動扮演重要角色，成功擋下馬政府過度傾中、罔顧國家安全的兩岸政策，並促使台灣朝向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邁進，這對台灣民主進程是很大的貢獻，獲頒「利他獎」當之無愧。

凸顯兩岸政商集團危害台灣民主

顏厥安說，太陽花學運另一個重大的意義，是凸顯跨海峽政商集團對台灣民主的危害，並在國際引發連串效應，包括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媒體專訪中提醒台灣不能在經濟上太過依賴中國；還有近來香港的佔中運動，及頂新集團的飼料油事件等，連串事件均凸顯中國經濟活動如何對民主政治造成影響，顯示這場運動方向正確。

顏厥安表示，太陽花學運大致擋下馬英九原本置國家安全於不顧的兩岸政策，且很可能一路阻擋到馬任期結束，並促使台灣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這對台灣是很大的貢獻。

顏厥安說，雖然太陽花運動不能說是林飛帆個人的成果，還有許多團體、人民的努力，但林飛帆確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三一八當晚，在警方隨時可能攻入、情勢最危急的那幾個小時，他以一個觀察者角度，看到林飛帆臨危不亂，領導、組織現場群眾，成功擋下警方三波行動。他可以負責任地說，林飛帆是非常好的指揮官。

賴中強︰讓人民對未來重燃希望

經濟民主連合召集人賴中強也說，在太陽花學運前，台灣政治經濟環境長期處於低迷的狀態，改革力量停滯不前，這場石破天驚的太陽花運動，讓台灣人民在林飛帆這一輩年輕人身上看到直率和勇氣，重新獲得前進的動力，更對未來重燃希望，對台灣社會意義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