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父親陳樂民：“休怨時光不我與，來年可是縱漫天”
《中國新聞周刊》文/陳豐
(陳豐，長期從事文學出版工作，曾任99讀書人文化有限公司副總編。引進過大量法語文學作品和社科類書籍。作為法國畢基埃出版社(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中國文學叢書主編，策劃出版了陸文夫、韓少功、蘇童、王安憶、畢飛宇、閻連科、遲子建、李洱、曹文軒、黃蓓佳、衛慧、韓寒等中國作家作品的法語版)
本文首發刊載於2015年1月29日發售的《中國新聞周刊》總第697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給我的一封沒有發出的信中，我的父親陳樂民先生簡述了他的心路歷程，說他一生經歷了四次大轉折：第一次是15歲左右對舊禮教的反叛。他少年時讀了巴金的《家》，對他有很大震撼：“覺慧、覺新、覺民，我像哪一個?”;第二次轉折開始於1949年，大學畢業前就投入知識分子改造的煉獄，以為黨就是真理。一晃幾十年，他和同代知識分子一樣帶著原罪感改造、生活、工作，不允許用自己的大腦思考，沒有獨立人格，理想是做“不鬆動的螺絲釘”。期間也曾經疑惑、迷惘，文革後期感到個人和國家前途一片茫然、無望。第三次大轉變始於上世紀80年代，這次轉變最大的特點是既否定了兒時接受的“孝子賢孫”的文化，又擯棄了對權威的迷信，開始運用理性思考問題，越來越成為“西化”論者，渴望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第四次大轉變則是形而上的，就是從把西方文明理想化轉為看作繁複的“歷史哲學”。雖然這個時期他得了尿毒症，一直在透析，卻是他一生精神上最愉快、充實的階段。“昨夜星辰昨夜風，過去的都過去了。幸好有些值得一記的東西還可以在記憶中尋覓到。然而幾十年歲月匆匆，忙忙碌碌而不知所之。只有到了晚年，雖已是抱病之身，才覺得有些滋味。這頗可自慰。因為終於懂得了用自己的頭腦去思想。”父親用短短幾句話這樣概括他的一生。
一
在我看來，父親的人生之所以還能有第三、第四次轉折，是因為他在1949年以前接受了相對完整的教育。儘管他父親早逝，家道中落，他在知書達理的母親和舊學根底深厚的大哥的監督下完成了紮實的中小學教育。白話文和文言文寫作功底更得益於一位上門給他和幾個學生另開小灶的小學老師。他自幼拜師習書畫，一直到中學畢業，積累了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最後進入大師雲集的清華：“有這等師尊，清華園怎能不吸引人!有著何等師資，清華怎能不是'最高學府'! 它的文科怎能不是文章華蓋的文科?”雖然很快鋪天蓋地的政治運動讓大師們噤若寒蟬，他畢竟在其中熏染了兩年。相對完整的中西文化教育使他在做了三十年的翻譯機器和寫簡報、替領導寫發言稿的“刀筆吏”之後能夠轉向他嚮往的中西文化研究領域。
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時間不多，記事起就被送去全托制幼兒園。父親經常出差，好像週末回來也經常碰不上。童年與他們生活在一起最長的時間是在幹校還有回北京以後的兩年。這些記憶像碎片，湊不出那時父親的完整形象。印像中他眉頭緊鎖，話不多，經常哀嘆，很壓抑的樣子。不見他有什麼特殊愛好或專長，更不會知道他在想什麼。我只窺見過一次他的“繪畫天才”，那還是文革前夕我上幼兒園的時候。我周末回家，他有時會在檯燈下陪我玩一會兒。有一次，他把我的“小人酥”糖紙展平，把上面並排的幾個小人放大畫下來，和糖紙的上的一模一樣，令我驚訝不已。這是僅有的一次。很快就“文革”了。從此到我上大學以後快二十年間，我再也沒看見他畫過畫。他徹底告別“四舊”，從來不提幼年、少年曾經學習書法繪畫。父母親最愛說的是你不要像我們這樣，以後哪怕會製造個釘子也是有用的。但是他有時忍不住看看我的作文。一次他發現我三篇作文開頭都是“今天，天氣格外晴朗”，然後不外乎做好事，打掃衛生之類，這令他本能地不舒服。那時候能公開讀的好書不多，他就時不時地選出魯迅的作品和中華活頁文選給我解讀兩段。他這麼做，沒有目的，那時候是絕不會想到日後還有上大學的可能的，他就是看我寫的那些言語貧乏、內容空洞的破作文渾身不自在。
幾十年風雨飄搖，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被政治運動浪潮席捲著，在思想改造的煉獄中磨礪，失去的不只是展示一技之長的機會，更是建構在深厚的文化底蘊上的自我。父親感嘆：“誤入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他年過半百才破網而出。他說五十歲是他的“中轉站”，“是人生旅途中換車的一站”。兩鬢斑白時他們才得以尋找屬於自己的東西，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父親把學識、修養打包存放三十多年後再打開，發現財富還在，興奮之餘是感傷和無奈。年過半百，他才“下海”，他下的海不是商海，而是中外文史哲的浩瀚海洋。他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找回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讀自己想讀的書，按照自己的教養和性情做人，塑造著他嚮往的學術人生。如他晚年的朋友朱尚同先生所言，他“蒼茫游弋於中西古今文化之間，將其遲發厚積的學養潛能盎然噴薄而出，並將其某些出世情懷昇華入治學之中。”
二
父親在我心中的形象定格在他生命的後三十年。
一個是他西服革履的樣子，一個是他穿著中式白色綢衫、圓口老頭鞋的樣子。他表面上很洋，精通法語、英語，可以不打底稿臨時用法語或英語發表長篇演講;他在讀書、寫文章時喜歡放上西方古典音樂的光盤，上世紀80年代末那段時間聽巴赫的音樂磁帶穩定心緒。而他又完全沁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滿腹四書五經、詩詞歌賦，精通京戲，愛聽崑曲，唱起老生韻味十足。他最大的夢想或者說是幻想是哪輩子家中能有套二十四史。他用毛筆對抗“數碼時代”，我們的電腦不斷更新換代，他的桌面上是永遠的紙墨筆硯，始終一管毛筆一面著書立說寫歐洲，一面寫字作畫。他的書桌經常是上一摞原文歐洲文史哲，一摞線裝古書。
就連他的文風和眼光也是交替變換的。
父親生前和母親每逢秋末都會到江南小住，蘇杭的秀麗景色令他心曠神怡。這時他就是一位賦閒的文人墨客。他寫：出“山莊”右行過小橋的“天澤樓”，原宋代前“天澤廟”舊址，曾有“天澤井”“祈雨台”。南宋臨安知府趙與慵祈雨應驗，明萬曆郡守張振之祈雨“複驗”。為後建共兩座，一高一低，皆木製，由木板小幽迤邐相連，其間花木扶疏，桅子葉肥，曲盡其妙。此木板曲徑延通甚遠，吾未盡其半。樓前曲水，樹影清晰;此水自西湖引至，蓋無疑義。樓內五老，弄絲竹之趣，隨風飄來，清遠之音，益曾幽靜。背後楊公堤上車聲嗡嗡，稍損雅趣。此處風景未曾見過，去年來時在趙公堤上遠見此亭，竟不知有此佳境。樓有楹柱，聯句甚俗，“天澤樓”三字亦然平平。惟此樓建築結構，廻環古樸，為北方所無。此景與“曲苑風荷”“郭莊”等相對，不甚有名，旅遊者估計稍顧及此。有道是：“杭州不惟西子好，移步之內有芳草。”此時他的行文絲絲入扣，水波不興。可是在西方藝術面前，他又一反含蓄的風格，筆觸是激越跳動的：藝術的歐洲、高雅的、富於遐想的歐洲，貝多芬叫人如醉如痴和精神激昂，莫扎特使人覺得舒緩而又酣暢，肖邦悠揚而又深沉，巴赫使人在極度寧靜中漸入夢鄉……那天，聽肖斯塔科維奇的第六交響曲的磁帶，一個熟悉的旋律使我的心驟然激盪得不能自已，悠悠然忘掉了一切。
只要看一眼希臘、羅馬的雕塑，哪怕只是從照片上看到，也不能不驚嘆古代歐洲美術的震懾力。《拉奧孔》是美和力的結合，使觀者心率加快。古代的雕刻傳到近世的羅丹，經過了幾個世紀的人文陶冶，使每座作品都是人性的最集中的結晶。《思想者》深沉地感染著每一個駐足的人，使人產生思想的衝動：我也要認認真真地去思想。很可能，笛卡爾在“沉思”時就是這樣的：上帝呵!我確信你的存在和萬能;可是，這怎能在幾何學裡得到證明呢?
文藝復興時期的幾幅最著名的傑作的永恆價值，在於它昭示歐洲正在心情激越地向死氣沉沉的中古告別。達·芬奇的《蒙娜麗莎》誠是曠世奇珍，而拉斐爾筆下的聖母和耶穌，尤其是世間最理想、最令人嚮往的母性和人性的回歸——如果人世間充滿了如此完美的和諧和純潔，那該多好呵!文藝復興使人的理想躍動起來，它預告新世紀的啟動。中國的藝術品最缺少的，恰恰正是這種體現時代變革的內在精神和形象表徵。從中國的美術史裡，風格、神韻的分殊差別固然可以表現出時代的不同特色，唐宋元明清，風格各異，但都沒有向昨天告別、向新世紀招手的跡象。(1998 病榻日記)
他本行是國際關係，卻討厭政治，覺得單純的政治學乏味。於是他把國際關係研究引向文化與歷史哲學。他欣賞文史哲融會貫通的伏爾泰式的文人，喜歡有文采的史書，比如他極力推薦上世紀20年代陳衡哲的《西洋史》，在書評《史中有文》一文中說：“滿腦子只有政治的人可能要說：'文學算什麼?'但是他們不知道，一個沒有文學的民族很可能是弱智的”。他崇尚西方哲學的抽象推理，在康德思想中遨遊會給他帶來抽象思辨的樂趣甚至李商隱的朦朧詩的意境：“迷濛中有味道。”
父親與其說是現代意義上專家式的知識分子，但其實無論從志趣還是文化修養上，都是更接近跨領域的中國或者歐洲的傳統文人。他的教養與情懷、他的知識結構以及他對中西方歷史文化的感悟，使他更接近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他承認：“從本質和氣質上說，我屬於比我早一代的那一代人。”他堅信中西學是相輔相成的：“治西學者不諳國學，則飄浮無根;治國學而不懂西學，則眼界不開。文化割棄了傳統，是貧瘠的文化。”他深諳中西曆史文化，研究的是歐洲，心裡想的是中國。他心中的西方啟蒙思想和理性是要廣為傳播的，是面對社會的，研究歐洲近現代文明的進程和哲學理念是他的事業和責任，在中國建立理性的公民社會是纏繞他後半生的頑念。但是他把西方近現代文明的進程和哲學思想梳理得越清楚，就越清醒地意識到傳統中國文化雖然有自己內涵的精神力量和美學價值，中國的現代化卻更得益於西方的經驗，堅決反對把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牽強附會地掛上鉤：“對歷史既不能假設也不能責怪，當然更不能抱殘守缺，唯一的正確的態度是承認歷史和現實，了解歐洲文明和它的發展過程，說到底是為了更好的了解我們自己，尤其是了解我們歷史上所缺少的東西，在邁向現代化的大道上盡快趕上去。”
陳樂民與夫人資中筠金婚時的留影。圖/作者提供
三
父親有塊“自留地”，不提這塊自留地，他的後半生是不完整的。耳順之年，他重拾書畫幼功自娛並娛人。我逐漸完全忘記了我從沒見他認真畫過畫，好像他從來都是這樣與書畫分不開的。想起荒廢的三十年，他不免感傷，但最終是灑脫的，如他的一幅“荒山老柳”題辭所述：“荒山老柳飄零落，風裡放竹更何比，休怨時光不我與，來年可是縱漫天。(此生學成常多無望，冬雨飄風未亦空曠，由他去吧，物我兩忘，天高地遠，神仙一樣。)”
他的中國詩畫的修養是對“內”的。一是為取悅家人朋友。我每年夏天回來，陪他去琉璃廠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項活動，買紙墨筆硯，也裱畫、刻圖章。裱了畫，除了留在家裡，很多送給朋友，朋友有求必應。朋友們文化修養不低，但經濟實力都沒有雄厚到問津大書法家、畫家的作品的水平。父親不是什麼“名家”，字畫卻不俗，掛在客廳里至少添點書香氣。於是收到字畫的和送字畫的都挺開心。
父親這塊“自留地”的產品生前從來沒想過向公眾展示，絕對是“非賣品”。一次搬家，西歐所的司機楊子幫忙，見他這麼多書畫，要幫他辦個畫展，然後標價售出。他權當玩笑。老爸在理性、理論上認同市場經濟，可是他自己卻完全置身於市場經濟之外，生活在他自己的意境裡。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楊子每隔一天早上6點來鐘開車接他去醫院，風雨無阻。父親去世後，他只要父親一幅字做紀念。我們把父親最後一幅字送給了他。
書畫更是他用來修身養性的。他享用著從小養育他的中國文化，在其中怡然自得。父親在畫風、文風和為人上自斂、含蓄、恬淡，有時候有點清高。他做人如作畫“藏鋒斂態，寓工於拙”，最忌諱矯情、誇張、自我膨脹。他在日記中表白：“晚年最求為文為人的平淡，點到為止，已成習慣和風格…… 我自九十年代初生病以來，日益追求生活和心境的平靜，這對我的文風是很有影響的，只有我知道和理解。可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隨手寫在裁剩下的宣紙的邊角上的兩個小條幅很能說明他的心態。一是“談笑洗盡古今愁”，另一幅是“心廣則萬鍾如瓦缶,心隘則一發似車輪”。這使他做什麼都舉重若輕，處理問題、寫文章甚至寫書如此，寫字、作畫也如此，好像都在不經意間，從未擺出要做什麼大事的陣勢。他寫文章累了，換換腦筋，調節心緒，就寫幅字，畫張畫。小書桌、大飯桌都是寫字、作畫的場所。他透析後更把寫字、畫畫當成了一種舒筋活絡的運動。右手做漏後不久，便畫下一棵勁松，寫下一幅遒勁有力的字，證明腕力還在。
他的“陋室”中始終掛著他自己寫的“無求”兩個字，這是他生命的宗旨。如他一幅畫的題字：“丹青不知老之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父親一生無索求，只夢想有張他童年時家裡那樣的中式條案，放上筆墨紙硯。但是由於居住空間有限，這個願望一直沒有了卻。他臨終前兩個月搬家，有了空間條件，作家閻連科先生送給他一張條案，可他卻住進了重症監護室，終於沒再醒來，沒能看上一眼這張他期待了幾十年的條案。
父親去世後，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我發現他的個人物品中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只是大量手稿、讀書筆記和書畫。我們開始整理他的畫，他生前我們為什麼沒有去操作出版一本畫冊?是因為我們沒有想到他這麼快走了，總想他還會畫，還要寫?還是只看到他是歐洲史學家，根本就忽視了他作為文人的存在?而清高如父親，也許還會說這些東西不值得出版。感謝三聯的編輯們無意間發現了這些書法繪畫的特殊意義，出版他的一本書畫集《一脈文心》。北京畫院在他去世兩週年之際舉辦了陳樂民書畫展。這些父親生命最後二十年來不經意間留下的墨跡，是那個時代一個文人的雪泥鴻爪。
父親晚年胸中一半裝著歐洲啟蒙精神，一半是中國文化的詩情畫意。一邊是歐洲的理，是理性，也是理念，另一邊是中國文化的情，是情趣也是性情。這理和情兩根相輔相成的精神支柱，使他樂觀豁達地度過了長達10年的透析“生涯”。有人勸他休息，或感嘆他有毅力。殊不知，不讓他思考了，不讓他寫了，不讓他畫了，那就等於抽走了他生命的精氣神，有了這份水乳交融的理與情，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都是在生活，而不僅僅是活著。
去年三聯書店出版了陳樂民文集九卷。2015年1月7日，為紀念先父陳樂民先生去世6週年，誕辰85週年，他的一些生前好友、專家學者他著作中關於西方文明的思想組織了一次題為“與陳樂民先生共同探討近代文明的進程”的研討會。與會者感嘆他二十年來讀書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見，同時遺憾他文字中許多警句箴言似的獨特見解和正在成熟的歷史哲學的研究方法沒來得及拓展。
人民大學文學院的孫鬱教授這樣評價先父：“ 懂得西學的人，如果有國學基礎，或者熱愛國學中精華的遺存，是可以有創造的潛質的。文化之事，不是封閉裡的獨言獨語，實則有敞開胸襟的一種互感與互動。陳樂民先生主張西學與中學一體，即'二美並'，如錢鍾書所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 之意。所以，他常常從東方的經驗裡凝視西學的元素，又從西洋哲學中反觀我之故有文明。中國新文化的“自性”，大概就在這裡”。然而他晚年跨學科、跨領域、跨中西的研究卻無法納入任何“課題”。不過沒了沒有課題的困擾，他的內心反到徹底自由、寧靜了。他以病弱之軀拿著一管毛筆孤軍奮戰。筆耕之餘與康德神交：“古今中外，我最服膺的人，只有康德。他使我了解天下難解之事，也使我了解自己……我現在已是斗室中的世界主義者了，羽化登仙，大概是一個老人最入迷的境界。” 他對生命沒有奢望，只希望活到八十歲，以完成他已經開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和進一步系統研究歐洲18世紀啟蒙思想家。然而天不假人，他78歲時病逝了。
我有時候想如果父親早二十年開始學術生涯，或者能活到今天，以他珍貴的知識結構和修養當能在中西曆史哲學領域開闢出一片新天地。歷史不能假設，人生也不能假設。少年時代他讀到朱光潛先生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西文化在他眼前展現出一幅美不勝收的畫卷。“慢慢走，欣賞吧!”這句再普通不過的話好像在邀請他邁進這幅畫卷。雖然他說他晚年所做的僅是文化史這幅“山水長卷中的一草一木, 纖介之微”，值得欣慰的是，他是繞了一大圈，終究沒有走失，又回到了夢想的起點。
原標題：父親陳樂民：“休怨時光不我與，來年可是縱漫天”
《中國新聞周刊》文/陳豐
(陳豐，長期從事文學出版工作，曾任99讀書人文化有限公司副總編。引進過大量法語文學作品和社科類書籍。作為法國畢基埃出版社(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中國文學叢書主編，策劃出版了陸文夫、韓少功、蘇童、王安憶、畢飛宇、閻連科、遲子建、李洱、曹文軒、黃蓓佳、衛慧、韓寒等中國作家作品的法語版)
本文首發刊載於2015年1月29日發售的《中國新聞周刊》總第697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給我的一封沒有發出的信中，我的父親陳樂民先生簡述了他的心路歷程，說他一生經歷了四次大轉折：第一次是15歲左右對舊禮教的反叛。他少年時讀了巴金的《家》，對他有很大震撼：“覺慧、覺新、覺民，我像哪一個?”;第二次轉折開始於1949年，大學畢業前就投入知識分子改造的煉獄，以為黨就是真理。一晃幾十年，他和同代知識分子一樣帶著原罪感改造、生活、工作，不允許用自己的大腦思考，沒有獨立人格，理想是做“不鬆動的螺絲釘”。期間也曾經疑惑、迷惘，文革後期感到個人和國家前途一片茫然、無望。第三次大轉變始於上世紀80年代，這次轉變最大的特點是既否定了兒時接受的“孝子賢孫”的文化，又擯棄了對權威的迷信，開始運用理性思考問題，越來越成為“西化”論者，渴望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第四次大轉變則是形而上的，就是從把西方文明理想化轉為看作繁複的“歷史哲學”。雖然這個時期他得了尿毒症，一直在透析，卻是他一生精神上最愉快、充實的階段。“昨夜星辰昨夜風，過去的都過去了。幸好有些值得一記的東西還可以在記憶中尋覓到。然而幾十年歲月匆匆，忙忙碌碌而不知所之。只有到了晚年，雖已是抱病之身，才覺得有些滋味。這頗可自慰。因為終於懂得了用自己的頭腦去思想。”父親用短短幾句話這樣概括他的一生。
一
在我看來，父親的人生之所以還能有第三、第四次轉折，是因為他在1949年以前接受了相對完整的教育。儘管他父親早逝，家道中落，他在知書達理的母親和舊學根底深厚的大哥的監督下完成了紮實的中小學教育。白話文和文言文寫作功底更得益於一位上門給他和幾個學生另開小灶的小學老師。他自幼拜師習書畫，一直到中學畢業，積累了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最後進入大師云集的清華：“有這等師尊，清華園怎能不吸引人!有著何等師資，清華怎能不是'最高學府'! 它的文科怎能不是文章華蓋的文科?”雖然很快鋪天蓋地的政治運動讓大師們噤若寒蟬，他畢竟在其中熏染了兩年。相對完整的中西文化教育使他在做了三十年的翻譯機器和寫簡報、替領導寫發言稿的“刀筆吏”之後能夠轉向他嚮往的中西文化研究領域。
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時間不多，記事起就被送去全托制幼兒園。父親經常出差，好像週末回來也經常碰不上。童年與他們生活在一起最長的時間是在幹校還有回北京以後的兩年。這些記憶像碎片，湊不出那時父親的完整形象。印像中他眉頭緊鎖，話不多，經常哀嘆，很壓抑的樣子。不見他有什麼特殊愛好或專長，更不會知道他在想什麼。我只窺見過一次他的“繪畫天才”，那還是文革前夕我上幼兒園的時候。我周末回家，他有時會在檯燈下陪我玩一會兒。有一次，他把我的“小人酥”糖紙展平，把上面並排的幾個小人放大畫下來，和糖紙的上的一模一樣，令我驚訝不已。這是僅有的一次。很快就“文革”了。從此到我上大學以後快二十年間，我再也沒看見他畫過畫。他徹底告別“四舊”，從來不提幼年、少年曾經學習書法繪畫。父母親最愛說的是你不要像我們這樣，以後哪怕會製造個釘子也是有用的。但是他有時忍不住看看我的作文。一次他發現我三篇作文開頭都是“今天，天氣格外晴朗”，然後不外乎做好事，打掃衛生之類，這令他本能地不舒服。那時候能公開讀的好書不多，他就時不時地選出魯迅的作品和中華活頁文選給我解讀兩段。他這麼做，沒有目的，那時候是絕不會想到日後還有上大學的可能的，他就是看我寫的那些言語貧乏、內容空洞的破作文渾身不自在。
幾十年風雨飄搖，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被政治運動浪潮席捲著，在思想改造的煉獄中磨礪，失去的不只是展示一技之長的機會，更是建構在深厚的文化底蘊上的自我。父親感嘆：“誤入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他年過半百才破網而出。他說五十歲是他的“中轉站”，“是人生旅途中換車的一站”。兩鬢斑白時他們才得以尋找屬於自己的東西，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父親把學識、修養打包存放三十多年後再打開，發現財富還在，興奮之餘是感傷和無奈。年過半百，他才“下海”，他下的海不是商海，而是中外文史哲的浩瀚海洋。他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找回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讀自己想讀的書，按照自己的教養和性情做人，塑造著他嚮往的學術人生。如他晚年的朋友朱尚同先生所言，他“蒼茫游弋於中西古今文化之間，將其遲發厚積的學養潛能盎然噴薄而出，並將其某些出世情懷昇華入治學之中。”
二
父親在我心中的形象定格在他生命的後三十年。
一個是他西服革履的樣子，一個是他穿著中式白色綢衫、圓口老頭鞋的樣子。他表面上很洋，精通法語、英語，可以不打底稿臨時用法語或英語發表長篇演講;他在讀書、寫文章時喜歡放上西方古典音樂的光盤，上世紀80年代末那段時間聽巴赫的音樂磁帶穩定心緒。而他又完全沁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滿腹四書五經、詩詞歌賦，精通京戲，愛聽崑曲，唱起老生韻味十足。他最大的夢想或者說是幻想是哪輩子家中能有套二十四史。他用毛筆對抗“數碼時代”，我們的電腦不斷更新換代，他的桌面上是永遠的紙墨筆硯，始終一管毛筆一面著書立說寫歐洲，一面寫字作畫。他的書桌經常是上一摞原文歐洲文史哲，一摞線裝古書。
就連他的文風和眼光也是交替變換的。
父親生前和母親每逢秋末都會到江南小住，蘇杭的秀麗景色令他心曠神怡。這時他就是一位賦閒的文人墨客。他寫：出“山莊”右行過小橋的“天澤樓”，原宋代前“天澤廟”舊址，曾有“天澤井”“祈雨台”。南宋臨安知府趙與慵祈雨應驗，明萬曆郡守張振之祈雨“複驗”。為後建共兩座，一高一低，皆木製，由木板小幽迤邐相連，其間花木扶疏，桅子葉肥，曲盡其妙。此木板曲徑延通甚遠，吾未盡其半。樓前曲水，樹影清晰;此水自西湖引至，蓋無疑義。樓內五老，弄絲竹之趣，隨風飄來，清遠之音，益曾幽靜。背後楊公堤上車聲嗡嗡，稍損雅趣。此處風景未曾見過，去年來時在趙公堤上遠見此亭，竟不知有此佳境。樓有楹柱，聯句甚俗，“天澤樓”三字亦然平平。惟此樓建築結構，廻環古樸，為北方所無。此景與“曲苑風荷”“郭莊”等相對，不甚有名，旅遊者估計稍顧及此。有道是：“杭州不惟西子好，移步之內有芳草。”此時他的行文絲絲入扣，水波不興。可是在西方藝術面前，他又一反含蓄的風格，筆觸是激越跳動的：藝術的歐洲、高雅的、富於遐想的歐洲，貝多芬叫人如醉如痴和精神激昂，莫扎特使人覺得舒緩而又酣暢，肖邦悠揚而又深沉，巴赫使人在極度寧靜中漸入夢鄉……那天，聽肖斯塔科維奇的第六交響曲的磁帶，一個熟悉的旋律使我的心驟然激盪得不能自已，悠悠然忘掉了一切。
只要看一眼希臘、羅馬的雕塑，哪怕只是從照片上看到，也不能不驚嘆古代歐洲美術的震懾力。《拉奧孔》是美和力的結合，使觀者心率加快。古代的雕刻傳到近世的羅丹，經過了幾個世紀的人文陶冶，使每座作品都是人性的最集中的結晶。《思想者》深沉地感染著每一個駐足的人，使人產生思想的衝動：我也要認認真真地去思想。很可能，笛卡爾在“沉思”時就是這樣的：上帝呵!我確信你的存在和萬能;可是，這怎能在幾何學裡得到證明呢?
文藝復興時期的幾幅最著名的傑作的永恆價值，在於它昭示歐洲正在心情激越地向死氣沉沉的中古告別。達·芬奇的《蒙娜麗莎》誠是曠世奇珍，而拉斐爾筆下的聖母和耶穌，尤其是世間最理想、最令人嚮往的母性和人性的回歸——如果人世間充滿了如此完美的和諧和純潔，那該多好呵!文藝復興使人的理想躍動起來，它預告新世紀的啟動。中國的藝術品最缺少的，恰恰正是這種體現時代變革的內在精神和形象表徵。從中國的美術史裡，風格、神韻的分殊差別固然可以表現出時代的不同特色，唐宋元明清，風格各異，但都沒有向昨天告別、向新世紀招手的跡象。(1998 病榻日記)
他本行是國際關係，卻討厭政治，覺得單純的政治學乏味。於是他把國際關係研究引向文化與歷史哲學。他欣賞文史哲融會貫通的伏爾泰式的文人，喜歡有文采的史書，比如他極力推薦上世紀20年代陳衡哲的《西洋史》，在書評《史中有文》一文中說：“滿腦子只有政治的人可能要說：'文學算什麼?'但是他們不知道，一個沒有文學的民族很可能是弱智的”。他崇尚西方哲學的抽象推理，在康德思想中遨遊會給他帶來抽象思辨的樂趣甚至李商隱的朦朧詩的意境：“迷濛中有味道。”
父親與其說是現代意義上專家式的知識分子，但其實無論從志趣還是文化修養上，都是更接近跨領域的中國或者歐洲的傳統文人。他的教養與情懷、他的知識結構以及他對中西方歷史文化的感悟，使他更接近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他承認：“從本質和氣質上說，我屬於比我早一代的那一代人。”他堅信中西學是相輔相成的：“治西學者不諳國學，則飄浮無根;治國學而不懂西學，則眼界不開。文化割棄了傳統，是貧瘠的文化。”他深諳中西曆史文化，研究的是歐洲，心裡想的是中國。他心中的西方啟蒙思想和理性是要廣為傳播的，是面對社會的，研究歐洲近現代文明的進程和哲學理念是他的事業和責任，在中國建立理性的公民社會是纏繞他後半生的頑念。但是他把西方近現代文明的進程和哲學思想梳理得越清楚，就越清醒地意識到傳統中國文化雖然有自己內涵的精神力量和美學價值，中國的現代化卻更得益於西方的經驗，堅決反對把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牽強附會地掛上鉤：“對歷史既不能假設也不能責怪，當然更不能抱殘守缺，唯一的正確的態度是承認歷史和現實，了解歐洲文明和它的發展過程，說到底是為了更好的了解我們自己，尤其是了解我們歷史上所缺少的東西，在邁向現代化的大道上盡快趕上去。”
三
父親有塊“自留地”，不提這塊自留地，他的後半生是不完整的。耳順之年，他重拾書畫幼功自娛並娛人。我逐漸完全忘記了我從沒見他認真畫過畫，好像他從來都是這樣與書畫分不開的。想起荒廢的三十年，他不免感傷，但最終是灑脫的，如他的一幅“荒山老柳”題辭所述：“荒山老柳飄零落，風裡放竹更何比，休怨時光不我與，來年可是縱漫天。(此生學成常多無望，冬雨飄風未亦空曠，由他去吧，物我兩忘，天高地遠，神仙一樣。)”
他的中國詩畫的修養是對“內”的。一是為取悅家人朋友。我每年夏天回來，陪他去琉璃廠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項活動，買紙墨筆硯，也裱畫、刻圖章。裱了畫，除了留在家裡，很多送給朋友，朋友有求必應。朋友們文化修養不低，但經濟實力都沒有雄厚到問津大書法家、畫家的作品的水平。父親不是什麼“名家”，字畫卻不俗，掛在客廳里至少添點書香氣。於是收到字畫的和送字畫的都挺開心。
父親這塊“自留地”的產品生前從來沒想過向公眾展示，絕對是“非賣品”。一次搬家，西歐所的司機楊子幫忙，見他這麼多書畫，要幫他辦個畫展，然後標價售出。他權當玩笑。老爸在理性、理論上認同市場經濟，可是他自己卻完全置身於市場經濟之外，生活在他自己的意境裡。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楊子每隔一天早上6點來鐘開車接他去醫院，風雨無阻。父親去世後，他只要父親一幅字做紀念。我們把父親最後一幅字送給了他。
書畫更是他用來修身養性的。他享用著從小養育他的中國文化，在其中怡然自得。父親在畫風、文風和為人上自斂、含蓄、恬淡，有時候有點清高。他做人如作畫“藏鋒斂態，寓工於拙”，最忌諱矯情、誇張、自我膨脹。他在日記中表白：“晚年最求為文為人的平淡，點到為止，已成習慣和風格…… 我自九十年代初生病以來，日益追求生活和心境的平靜，這對我的文風是很有影響的，只有我知道和理解。可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隨手寫在裁剩下的宣紙的邊角上的兩個小條幅很能說明他的心態。一是“談笑洗盡古今愁”，另一幅是“心廣則萬鍾如瓦缶,心隘則一發似車輪”。這使他做什麼都舉重若輕，處理問題、寫文章甚至寫書如此，寫字、作畫也如此，好像都在不經意間，從未擺出要做什麼大事的陣勢。他寫文章累了，換換腦筋，調節心緒，就寫幅字，畫張畫。小書桌、大飯桌都是寫字、作畫的場所。他透析後更把寫字、畫畫當成了一種舒筋活絡的運動。右手做漏後不久，便畫下一棵勁松，寫下一幅遒勁有力的字，證明腕力還在。
他的“陋室”中始終掛著他自己寫的“無求”兩個字，這是他生命的宗旨。如他一幅畫的題字：“丹青不知老之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父親一生無索求，只夢想有張他童年時家裡那樣的中式條案，放上筆墨紙硯。但是由於居住空間有限，這個願望一直沒有了卻。他臨終前兩個月搬家，有了空間條件，作家閻連科先生送給他一張條案，可他卻住進了重症監護室，終於沒再醒來，沒能看上一眼這張他期待了幾十年的條案。
父親去世後，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我發現他的個人物品中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只是大量手稿、讀書筆記和書畫。我們開始整理他的畫，他生前我們為什麼沒有去操作出版一本畫冊?是因為我們沒有想到他這麼快走了，總想他還會畫，還要寫?還是只看到他是歐洲史學家，根本就忽視了他作為文人的存在?而清高如父親，也許還會說這些東西不值得出版。感謝三聯的編輯們無意間發現了這些書法繪畫的特殊意義，出版他的一本書畫集《一脈文心》。北京畫院在他去世兩週年之際舉辦了陳樂民書畫展。這些父親生命最後二十年來不經意間留下的墨跡，是那個時代一個文人的雪泥鴻爪。
父親晚年胸中一半裝著歐洲啟蒙精神，一半是中國文化的詩情畫意。一邊是歐洲的理，是理性，也是理念，另一邊是中國文化的情，是情趣也是性情。這理和情兩根相輔相成的精神支柱，使他樂觀豁達地度過了長達10年的透析“生涯”。有人勸他休息，或感嘆他有毅力。殊不知，不讓他思考了，不讓他寫了，不讓他畫了，那就等於抽走了他生命的精氣神，有了這份水乳交融的理與情，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都是在生活，而不僅僅是活著。
去年三聯書店出版了陳樂民文集九卷。2015年1月7日，為紀念先父陳樂民先生去世6週年，誕辰85週年，他的一些生前好友、專家學者他著作中關於西方文明的思想組織了一次題為“與陳樂民先生共同探討近代文明的進程”的研討會。與會者感嘆他二十年來讀書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見，同時遺憾他文字中許多警句箴言似的獨特見解和正在成熟的歷史哲學的研究方法沒來得及拓展。
人民大學文學院的孫郁教授這樣評價先父：“ 懂得西學的人，如果有國學基礎，或者熱愛國學中精華的遺存，是可以有創造的潛質的。文化之事，不是封閉裡的獨言獨語，實則有敞開胸襟的一種互感與互動。陳樂民先生主張西學與中學一體，即'二美並'，如錢鍾書所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 之意。所以，他常常從東方的經驗裡凝視西學的元素，又從西洋哲學中反觀我之故有文明。中國新文化的“自性”，大概就在這裡”。然而他晚年跨學科、跨領域、跨中西的研究卻無法納入任何“課題”。不過沒了沒有課題的困擾，他的內心反到徹底自由、寧靜了。他以病弱之軀拿著一管毛筆孤軍奮戰。筆耕之餘與康德神交：“古今中外，我最服膺的人，只有康德。他使我了解天下難解之事，也使我了解自己……我現在已是斗室中的世界主義者了，羽化登仙，大概是一個老人最入迷的境界。” 他對生命沒有奢望，只希望活到八十歲，以完成他已經開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和進一步系統研究歐洲18世紀啟蒙思想家。然而天不假人，他78歲時病逝了。
我有時候想如果父親早二十年開始學術生涯，或者能活到今天，以他珍貴的知識結構和修養當能在中西曆史哲學領域開闢出一片新天地。歷史不能假設，人生也不能假設。少年時代他讀到朱光潛先生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西文化在他眼前展現出一幅美不勝收的畫卷。“慢慢走，欣賞吧!”這句再普通不過的話好像在邀請他邁進這幅畫卷。雖然他說他晚年所做的僅是文化史這幅“山水長卷中的一草一木, 纖介之微”，值得欣慰的是，他是繞了一大圈，終究沒有走失，又回到了夢想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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