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嘉全延攬 前立委蔡煌瑯成立院顧問
新頭殼newtalk | 符芳碩 台北報導
發布 2016.02.16 | 04:34 PM
前民進黨立委蔡煌瑯獲聘為立法院顧問。 圖：新頭殼資料照片
民進黨前立委蔡煌瑯大選失利，敗給國民黨的許淑華，無緣連任立委，不過，他16日接受立法院長蘇嘉全的邀請，將以立法院顧問身份重返國會；另一方面，前民進黨副秘書長高建智也獲聘為蘇嘉全特助，將負責協助選服案件。
根據《立法院組織法》規定，立法院法院顧問置1至2人，為13至14職等，掌理議事、法規的諮詢、擬稿及審核事項。
蔡煌瑯對此表示，原本立院就會聘卸任立委為無給職的「最高顧問」，不過，蘇嘉全希望他擔任立院顧問，提供國會議事運作的諮詢及協助。
焦點評論：未被定義的「一中」很危險（吾爾開希）
這裡面問題至少有三層。
首先，交流設定前提，這個前提本身是不可討論的了。然而，兩岸之間應該是個什麼樣的政治關係，難道不正是需要通過交流達成的嗎？
習近平認為兩岸的共同政治基礎是認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是罔顧事實的癡人說夢。兩蔣時代的政治口號早已隨風而逝，今天的台灣，對於兩岸未來走向也許尚無法達成充分共識，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會認為兩岸同屬一個國家。
絕大多數台灣年輕人，他們根本不認為台灣有必要思考與中國統一這一假設；還有相當多人期待中國發生變化，即使台灣不得不面對與大陸統一的議題，但也必須是在中國民主化後，價值觀、社會文明程度與台灣接軌之時才有得談。
首先，交流設定前提，這個前提本身是不可討論的了。然而，兩岸之間應該是個什麼樣的政治關係，難道不正是需要通過交流達成的嗎？
習近平認為兩岸的共同政治基礎是認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是罔顧事實的癡人說夢。兩蔣時代的政治口號早已隨風而逝，今天的台灣，對於兩岸未來走向也許尚無法達成充分共識，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會認為兩岸同屬一個國家。
絕大多數台灣年輕人，他們根本不認為台灣有必要思考與中國統一這一假設；還有相當多人期待中國發生變化，即使台灣不得不面對與大陸統一的議題，但也必須是在中國民主化後，價值觀、社會文明程度與台灣接軌之時才有得談。
以重回動盪當要脅
這才是兩岸今天必須面對的客觀事實，如果要進行政治交流，承認現實才是前提，也才是兩岸目前唯一可能建立的共同政治基礎。
其次，習近平說，九二共識一旦遭到破壞，兩岸關係將重回動盪不安的道路。以兩岸重回動盪來預示台灣不接受九二共識的結果，這是威脅，赤裸裸的威脅。先不說這威脅會不會產生懾服的效果，套句北京常用的一個說法：這句話足夠「傷害台灣人民感情」了。
習近平的這個態度才會讓兩岸之間的互信不復存在，因為一直存在威脅，所以兩岸信任從來沒有存在過，更沒聽說過威脅之下不得不接受的主張，叫作共識的！
第三點，也是最為嚴重的問題，如果台灣接受所謂九二共識，也就等於接受一個未經定義的「一個中國」概念，等於是在重大主權分歧上放棄立場。
兩岸政府甚至至今還互不承認，北京當局在國際上的實際作為也是以政府治權代表主權，台灣接受一個中國，等於接受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的主權主張，豈可兒戲？
無論在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執政期間對於國家主權的獨立從未讓步，只是表達方式不同，對於國家名稱及與對岸的關係問題各自保有堅持教條或不放棄幻想的空間，卻從來沒有放棄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按照北京主張，兩岸同屬的那「一個中國」如果是在主權層次的概念，就面臨主權讓渡的問題。
除非中國大陸主動放棄主權堅持，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一部分，否則今天實在看不出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其次，習近平說，九二共識一旦遭到破壞，兩岸關係將重回動盪不安的道路。以兩岸重回動盪來預示台灣不接受九二共識的結果，這是威脅，赤裸裸的威脅。先不說這威脅會不會產生懾服的效果，套句北京常用的一個說法：這句話足夠「傷害台灣人民感情」了。
習近平的這個態度才會讓兩岸之間的互信不復存在，因為一直存在威脅，所以兩岸信任從來沒有存在過，更沒聽說過威脅之下不得不接受的主張，叫作共識的！
第三點，也是最為嚴重的問題，如果台灣接受所謂九二共識，也就等於接受一個未經定義的「一個中國」概念，等於是在重大主權分歧上放棄立場。
兩岸政府甚至至今還互不承認，北京當局在國際上的實際作為也是以政府治權代表主權，台灣接受一個中國，等於接受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的主權主張，豈可兒戲？
無論在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執政期間對於國家主權的獨立從未讓步，只是表達方式不同，對於國家名稱及與對岸的關係問題各自保有堅持教條或不放棄幻想的空間，卻從來沒有放棄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按照北京主張，兩岸同屬的那「一個中國」如果是在主權層次的概念，就面臨主權讓渡的問題。
除非中國大陸主動放棄主權堅持，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一部分，否則今天實在看不出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別中計還洋洋得意
共產黨長期以來一直宣傳，只要堅持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同時不去主動定義那個「中國」是什麼，就是解決兩岸問題的智慧，就是給台灣釋出的善意；而國民黨也長期採取迴避立場才能以模糊創造空間，這是國共「九二共識」的出發點，也是這兩黨對此沾沾自喜，無法釋懷的原因。但是「九二共識」這個說法的出現，其實是共產黨的奸計得逞，國民黨中計卻還洋洋得意，愚蠢至極！
接受未經定義的「一個中國」對於台灣十分不利，元旦雙橡園升旗事件，就已經讓我們看到，作為強權的中國，在今天的世界上利用對「一個中國」的解釋權，不僅完全有能力貫徹其霸權主張，也根本不吝於作出任何傷害台灣權益的事情。
主權問題也許不得不擱置，但擱置就是沒有共識！這與把「一個中國」當作前提接受，當然是南轅北轍的兩碼事。
接受未經定義的「一個中國」對於台灣十分不利，元旦雙橡園升旗事件，就已經讓我們看到，作為強權的中國，在今天的世界上利用對「一個中國」的解釋權，不僅完全有能力貫徹其霸權主張，也根本不吝於作出任何傷害台灣權益的事情。
主權問題也許不得不擱置，但擱置就是沒有共識！這與把「一個中國」當作前提接受，當然是南轅北轍的兩碼事。
流亡台灣中國民主運動人士
退選暨參選聲明
經過與競選團隊的認真討論，我決定退出此次立法委員補選，同時宣
我當初決定參選，是因為看到台灣目前最為迫切的挑戰，一是深化民
我當初決定參選，是因為看到台灣目前最為迫切的挑戰，一是深化民
我期待在參選過程中提出問題，提出想法並引起社會討論；我期待在
面對深化民主，我主張擴大公民參與程度，降低公民參與門檻，使台
面對兩岸關係，我主張不迴避問題，不鄉愿，不膽怯，提出行之有效
面對台中市民，我要在此承諾，經過一年的準備，我回來時準備必將
面對一個嚴酷的國際社會，我主張台灣以民主自由為政治語彙，勇敢
面對很多其它我持續關注的政治議題，我願一一面對，本著自由主義
而這一切，都需要時間，即使從現在開始，以一年的時間去進行都是
出於這樣的考慮，我作出投身2016年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的決定
祝大家節日快樂！
吾爾開希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面對深化民主，我主張擴大公民參與程度，降低公民參與門檻，使台
面對兩岸關係，我主張不迴避問題，不鄉愿，不膽怯，提出行之有效
面對台中市民，我要在此承諾，經過一年的準備，我回來時準備必將
面對一個嚴酷的國際社會，我主張台灣以民主自由為政治語彙，勇敢
面對很多其它我持續關注的政治議題，我願一一面對，本著自由主義
而這一切，都需要時間，即使從現在開始，以一年的時間去進行都是
出於這樣的考慮，我作出投身2016年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的決定
祝大家節日快樂！
吾爾開希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好吧，怎麼會想從政，選什麼立委？」
「在台灣十八年，忽然有個念頭：總得替台灣做點事吧；我認為我是台灣人了。」沉吟了一下，又說：「現在時機到了，國民黨失去了主控權，但台灣不能迴避兩岸問題，這是我的專長，也是優勢；沒人比我更懂共產黨。我能替台灣做的，也只有這一點。」
和吾爾開希聊天很愉快，講話直接，46歲，當年少年英雄的架勢還在，他提出幾個觀點，在我認為很有新意。
譬如，他說，共產黨最怕「對話」，從89年開始就這樣，怕跟學生對話，怕跟西藏對話，怕跟香港、台灣對話。一中各表，就是不對話；九二共識，就是沒共識。不對話，那來共識？
他又說，共產黨對自己沒信心，在香港搞一國兩制，看起來是給香港好處，其實是建座牆，怕大陸受香港影響，另一種形式的鐵幕。
但是，他說，沒想到大商小資那麼容易收買，共產黨後悔的要命。
話題一轉，他說，郭台銘妄自菲薄，共產黨給他的不過是「讓你在我這裡賺錢」，郭台銘覺得是大恩大德，卻沒去想給了大陸多少好處。
他說，台灣不怕中國軍事攻勢，卻怕經濟受制。他認為這個觀念一定要扭轉過來，沒什麼好怕。
「我當上立委才能破這個迷思。」真是豪情壯志。
我說，「起步晚了吧，太匆促。」
「匆促有匆促的好處，我最早宣布選，話語權就掌握到了。」
「你這幾年太安靜了，寫得太少，理念沒有充分傳達。你講的我就沒聽過。」
「有啊，有啊，臉書有寫。」
我說，「那叫有寫啊？」
「明天出國幾天，回來一直寫一直寫一直寫。」.......
吾爾開希參選宣言：在歷史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是光榮
吾爾開希 2014年12月01日
經過審慎考慮，我決定參選台中市中西東南區立法委員補選。
自太陽花學運開始，至此次九合一選舉結束，我們應該清晰地看到，台灣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我僅將其稱為民主2.0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中，權力不再來源於世家，不再來源於派系，也不再來源於僵化的所謂藍綠分野。台灣未來的政治語言將會是相信，相信的力量其實始終存在於台灣，但從今以後，這個力量將超越藍綠，超越激情，建立在自主和理性的精神之上，這是我參選的動力來源，勝選的信心來源。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結束在美國舊金山的學業之後，搭上華航班機，來到台灣，開始了我自此十幾年的「台灣人」生涯。
台灣，對於任何一個大陸人來說都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在我童年，文革時期，台灣是寶島，但也是需要去「解放」的寶島。我們那時被灌輸的概念是所有專制國家同樣簡單的概念，那就是，「我們的國家是最好的，我們的領袖是最偉大的，我們的敵人是最邪惡的，我們的敵人統治下的人民是最不幸的。」後來知道，台灣當年對人民的教育也是一樣，我確信黨年的納粹德國、今天的金氏北韓也都一樣。
但當年中國的敵人可不止蔣介石，還有赫魯曉夫、勃烈日涅夫；還有尼克森、卡特；但台灣和美國，和蘇聯還是有不同待遇，台灣是寶島，台灣人民是同胞，台灣有美麗的阿里山、日月潭；而我們不需要去愛美國和蘇聯人民，沒有被教育去嚮往洛磯山、伏爾加河。我們每次提到台灣，哪怕是說「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也必定是充滿柔情。台灣，對於中國人一直是一個神秘、美麗、遙遠不可達的童話地方。
但當然，除了文革時期赤裸裸的欺騙宣傳，說是苦難的台灣人民在蔣匪的殘暴統治之下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之外，那段時間關於台灣的資訊極少。我還記得，八零年代初，那是個什麼都在變，越來越開放的時代，連電視新聞也從三十分鐘制式八股，變成六十分鐘相對活潑再加上國際新聞的節目，即使如此，關於台灣的新聞也是絕無僅有。但某一天開始，中央台的新聞聯播結束時的各地天氣預報決定增加了一個城市，叫做臺北。當人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聽到「臺北」的播報時，應該都是屏氣凝神的，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十來歲時所看到的那個畫面，那是一個巨大的紅色中國式建築，矗立在半山。多年後，我知道了那是圓山飯店，再多年後，我親身踏足進入了那個富麗堂皇的大廳，甚至在那家飯店住了整整一個月，至今，那裡的一樓大廳後端氣派非凡的三層步梯後面藏著的一家麵點餐廳，仍然是我在臺北最愛去的午餐地點之一。
圓山飯店的畫面作為台灣的具象映在我腦中之後幾年，台灣電影《汪洋中的一條船》獲准在大陸上映，應該是在一九八四年前後吧，我還是個初中生，坐在電影院裡看著當時並不認識的秦漢所飾演的從未聽說過的鄭豐喜的勵志故事，目不轉睛盯著電影畫面帶到的台灣的面貌，台灣人的面貌，故事反而沒那麼注意。台灣，這個過去遙遠、神秘的地方變得真實，而且與我們過去所想像的和被要求想像的樣子都不一樣。
記得學運期間，接觸到很多國外來的記者，通過這些記者可以瞭解到很多國外的事情。這時的中國已經開放十年，但資訊流入的管道仍然有限，而且被政府嚴格監控。我們宛如透過窗縫看著外面的世界，用想像力把零落、片段甚至扭曲的畫面重組，形成我們的世界觀，每天可以接觸很多國外來的人，跟他們談到我們關心的事情，這是學運期間我們這些「學運領袖」才有的一個非常令人羨慕的殊榮。這些外國記者之中最多的是香港人，但往往令我們更感好奇的是不多的幾位台灣記者，他們也許不像香港記者那麼積極、那麼興奮；但似乎更安穩也更能理解我們的渴望。我還記得在那時認識了後來成為台灣電視媒體紅人的鄭弘儀。
這時，我們已經知道台灣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的、富足的地方，那裡的人民比我們幸福得多，但當然，這個時候，我們早已經知道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比我們自由、富足而幸福。只是這台灣人的幸福卻因為我們從小被培養出來的同胞觀念依然存在，而變得那麼直接，可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羨慕甚至嫉妒在裡面吧，算不算是嚮往呢？沒那麼簡單，但想要知道更多，想要瞭解更多卻是絕對的；當然，也會不切實際地幻想有朝一日能夠到那裡。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我以民運人士身份受邀第一次踏上臺灣，參訪一個月，從此與這裡結下極深的緣份。之後的六年，我每年至少在台灣一個月，有時長達兩三個月，並在美國與一位台灣女生交往，九四年與她結婚，九六年終於決定到這裡生活，從那時至今超過十八年。
從一九九〇年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時，我曾目睹台灣仍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狀態下監控媒體，還只有三家電視台，白天與宋楚瑜會面，我所有不客氣的言辭，到了晚上新聞播出時居然都被「美化」。我還曾親眼目睹在台灣學運的促成下，國是會議的召開、萬年國會的終結；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有線電視在台灣從非法的「第四台」到全面合法且遍地開花幾十個電視台；九四年歷經極其對立的族群選舉之後，陳水扁以「快樂、新希望」為口號當選台北市長；我曾目睹新黨的成立，甚至在召開記者會的那一天還在趙少康辦公室與他會面，也曾目睹新黨的由盛而衰；當然，在取得台灣戶籍之後，更第一次投票，親身參與了兩千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台灣迎來政黨輪替的那次大選。九八年開始，我在台灣媒體以政治評論人的身份亮相，及至二零零四年，更親身參與了孤挺花學運，與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產生了更直接的關係。
今年年初，我走上被佔領的立法院主席台，從陳為廷手中接過麥克風，對著彷彿二十多年前自己的那些年輕人，充滿激情的高呼：「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是光榮的！」
其它的大陸民運人士及流亡者對我都有一分羨慕，那就是我可以住在臺灣，同文同種帶來生活的便利以及飲食購物的舒適自不在話下，但這還不是我被羨慕的原因。我的這些流亡夥伴大多都有堅定的性格，外在環境不是他們最在乎的東西，而且很多流亡者都能夠在語言文化各方面充分融入他們所在的不同文不同種社會，生活在異國並不致給他們帶來不便不適；他們對我的羨慕是另一個層面的：他們羨慕我在流亡的狀態之下又有了一個自己的國家。
我在臺灣有了家庭，成了「臺灣女婿」，但這並不必然給我帶來歸屬感。初來時，我享受著太太家人完全接納給我帶來的溫馨，彌補一些我對遠在新疆無法見面的家人的思念；沉浸在臺灣人的熱情中；享受著臺灣的現代文明；實踐著臺灣的自由；如饑似渴地學習臺灣在民主化轉型過程中的寶貴經驗；說實話，當然喜歡臺灣，但，是以外人的身份喜歡著，羨慕著臺灣。
因為喜歡，自然關心，而進一步就有了承擔。尤其我的兩個孩子在臺灣出生、成長，我不僅是「臺灣女婿」，也是「臺灣之子的爸爸」，從關心教育，關心治安，到進一步關心政治，都不再僅僅是以外人的身份。一九九八年，我開始在臺中全國廣播主持談話性節目，在call in聽眾的鼓勵和帶動之下，那些過去以外人身份小聲謹慎表達的「觀察、想法」慢慢轉化成為在地的大聲疾呼的「意見、批判」。這節目被熱烈的接受了，我的臺灣人身份被平靜地接受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取得了臺灣身份證，開始納稅、投票，對自己的臺灣人身份也已經能夠完全從容以對了，流亡者特有的一種焦慮還在，但另一種踩在自己家鄉土地上的篤定也在同時慢慢滋生。正是這種篤定，讓我承擔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以關心自己國家的出發點，在報刊、廣播、電視毫不保留地表達我對政府、對政黨、對政治人物、對媒體甚至對臺灣選民的嚴肅批判，到了二〇〇四年，我更直接投身到中正紀念堂廣場的學生運動，在凱達格蘭大道跟臺灣人民一起，投身到公民運動中！
我自認我的初衷是正直的，我的立場是客觀的，但當然任何意見表達出來，聽到的人的感受都會見仁見智。對我所表達的意見，臺灣社會有相當的肯定，同時不以為然者也必定大有人在，也許是政治立場的不同，也許是看到了我自己看不到的盲點，我對於這些指教也都能虛心檢討，而最令我感動的是無論多麼對立，我「是不是一個臺灣人」從來不是問題。
我的流亡夥伴們羨慕的正是臺灣接受了我成為完整的臺灣社會一份子。而今，我從容、篤定、倍感光榮地接受這個身份，並深懷感激。
這十八年，台灣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稱羨，但今天的台灣也面臨著空前的挑戰，而我們的挑戰中既有契機，也有威脅，赤裸裸的以及隱晦的威脅，而這挑戰主要來自於中國大陸，這個我出生的地方。如何面對這個挑戰，是所有台灣人共同的課題。
我深信對於台灣的深厚情感是台灣最重要的力量源泉。作為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人士，我對於台灣這個地方的深厚情感，甚至勝過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因為我深知我的愛是超越人親土親的格局，我曾誓言，如果中共武力侵犯，我這個非暴力主義者，願意拿起槍，捍衛這裡每一吋自由的土地；而這樣的情感，我們今天已經無法期待功利算計，只在意權力利益的朝野政黨了！
我深信，深化民主是面對這挑戰的不二法門。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我對於民主價值的堅持，對於這體制變革的研究，對於台灣問題的思考，過去多年不斷深化，也曾以各種文字語言，在華文及世界各種媒體平台，備受檢驗；這樣的堅持，我們今天也無法期待深陷於自身泥淖的朝野政黨了！
我深信，面對這挑戰的對手，保持堅定冷靜，並知己知彼是必備條件。作為一個多年的抗爭者，我深知勇敢的價值；面對中共這個強大的對手，我深知充分瞭解這對手的重要性；而這些，我們也不能期待貪婪怯懦、民粹狹隘的朝野政黨了！
我們只能期待自己，而我願意承擔著選民的期待，進入國會，成為這個時代的開拓者！
＊作者為落籍台灣大陸民運人士
Ko Sasak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 Witness to Freedoms Fought for in China
By AUSTIN RAMZY
In Taiwan, student leaders like Wu’er Kaixi, abov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see the transformation they had
hoped to launch at home.
第一，要面對中 國。不管台灣的未來在哪裡，都不可能完全隔絕與中國的關係。至少在目前階段，與中國的關係，或者中國因素，都對台灣的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如何 面對中國，論述權不應當留給政黨和政府去行使。最近施明德等人嘗試提出新的中國政策，說明台灣內部有這樣的需求。因此“公民組合”等民間團體，應當針對如 何因應中共的統戰和滲透，如何與中國的公民社會互動，如何看待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等問題，代表台灣的公民社會，提出自己的主張。
我個人特別建議的是：中國發展模式，是資本主義發展邏輯的惡性演變。從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角度，結合台灣的實際狀況，對中國模式進行反思與批判，也許是可以思考的一個方向。
第 二，要面對世界。台灣的公民社會的力量要壯大，就不能過分內卷化，不能把視野僅僅停留在台灣內部，畢竟今天台灣的很多問題，並不僅僅是台灣自己獨有的問 題，而是國際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的一環。台灣的公民力量應當走出去。在亞洲和歐美諸國，政黨政治固然依然存在，但是公民社會的力量已經具有堅強實力，他們 的發展經驗，值得台灣汲取。另一方面，國際社會有各種跨國的人權，環保，言論自由等等非政府組織，他們關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關議題由來已久，“公民組 合”等台灣的民間團體如果能夠與他們建立起戰略同盟關係，當然會強化自己的力量，擴大發展的視野。
我個人特別建議的是：在面向世界的部分，尤其應當注意與港澳的公民力量的結合。雙方具備類似的問題，又面對共同的對手，只有彼此合作，相互聲援，才能共同壯大。
第 三，要面對思想。台灣社會接下來的發展，不可能離得開思想領域的進一步耕耘。今天台灣存在的種種問題和面對的危機與挑戰，並非解決掉政治問題，就可以達成 的。在政治的背後，我們看到的是思想資源的匱乏和啓蒙工作的落後。一九八零年代的台灣，知識的傳播與引進風起雲湧，文化討論氣氛空前活躍，那是那個時代的 台灣能夠前進的重要動力。但是現在的台灣，學界帶有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的大規模思想論戰已經很少見到，知識與社會脫節的現象令人擔憂。“公民組合”等公民 團體中，有不少成員是知識界人士，希望他們可以結合台灣現實問題，更加積極地，有組織地引進外界思想資源，同時進行自身的思想建設，並通過種種方式把這些 思想傳播到社會中。
我個人特別建議的是：公民力量應當進入校園，引領關心社會的青年學生，在熱情和理想之外，通過開設相關課程等方式，加強自己的知識基礎。只有建立在堅定的思想的基礎上，社會運動的熱情才可能延續下去。知識份子應當大規模進入校園，重新啟動新的一輪思想啓蒙運動。
王丹：街頭運動就是民主制度
這幾天圍繞太陽花學運有很多的討論，最為耳熟能詳的言論，就是說什麼“既然已經有了民主制度，為何不依循制度管道，而一定要上街衝撞呢”？這又是典型的似是而非的言論。
且不說針對台灣現在的政治狀況，“已經有了民主制度”本身，其實就是值得商榷的問題；退一步講，上述說法，把街頭運動排除在民主制度之外，這就是對於現代民主制度的無知。
不 錯，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構───選舉，三權分立，言論自由等等───確實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人民意志的表達，但是從以往的民主制度的發展歷史來看，現有的這 些架構本身也存在很多的問題和漏洞。以選舉為例，代議制的主要目標，就是讓人民的意志可以通過民意代表充分表達出來，這裡有一個前提，就是民意代表確實可 以完整代表民意。但是，由於選制本身，歷史因素等等原因，選舉，其實並不能充分保證民意的完整表達。
今天的台灣就是一個例子：以政治上 的傾向而言，台灣的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支持者的比例大致為5.5:4.5之間，也就是說，就支持者的層面來看，國民黨對於民進黨並 未佔據絕對多數；但是在立法院，經由選舉產生的立法院（2012年為準）裡，在113席代表中，泛綠陣營只占了43席，雙方差距明顯與實際實力有很大落 差。換言之，立法院中的民意呈現比例與現實有一定差距。原因何在非本文討論目的，但是這樣的政治現實導致的結論很明顯：第一，僅僅選舉制本身產生的結果並 不能確保代議制的充分代表性；第二，如果將近一半的民意在立法機構裡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代表，而這少數並非得到足夠的保護和尊重，導致部分民意被多數否決 的時候，這些民意自然就會尋找其他的出口表達出來，街頭就是一個選擇。今天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多少就有這樣的憲政體制上的問題作為歷史和政治脈絡。
民 主，是一個使得民主制度逐漸完善和豐富的過程。以前，只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後來，人們認為國家機器會相互包庇，不是那麼可信，於是才有了第四權 ───言論自由───的平衡。成熟的民主制度對言論自由給予最大限度的保護，就是為了賦予它限制權力的功能。但是我們現在也看到，媒體自身也很容易出現問 題，所謂“無冕之王”也需要監督和制約。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建立更多的民意表達機制和權力制衡機制。街頭抗爭就是選項之一。
日本當代 思想家柄谷行人就曾經在《柄谷行人談政治》一書中指出：“所謂代議制，就是選舉出代表者的寡頭政治，這絕對稱不上是民眾參與的民主。我認為民主沒辦法透過 議會實現；民主只能透過議會之外的政治活動，比如示威等形態的活動來實現。”在這裏，柄谷行人並未否定議會的作用，他只是強調，議會以外的方式可以彌補部 分議會代議制的不足。而這樣的方式，就包含街頭的示威，遊行等運動。
行政，立法，司法，媒體，街頭，這樣的五權分立，建立起來的是更加 完善的民主制度。五權中，沒有一權應當凌駕於另一權之上。人民衝撞立法院，當然要受到司法的制衡，相關行為當然要經受司法檢驗；但是，如果司法，立法，行 政和媒體沆瀣一氣的時候，人民也有充分的憲政權力走上街頭，保護民主。
因此，我的結論很清楚，街頭運動（或者說社會運動）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一環，就是民主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不應當把它和民主制度對立起來。那些走上街頭的示威者，他們依循的，就是民主制度的既有管道。
且不說針對台灣現在的政治狀況，“已經有了民主制度”本身，其實就是值得商榷的問題；退一步講，上述說法，把街頭運動排除在民主制度之外，這就是對於現代民主制度的無知。
不 錯，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構───選舉，三權分立，言論自由等等───確實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人民意志的表達，但是從以往的民主制度的發展歷史來看，現有的這 些架構本身也存在很多的問題和漏洞。以選舉為例，代議制的主要目標，就是讓人民的意志可以通過民意代表充分表達出來，這裡有一個前提，就是民意代表確實可 以完整代表民意。但是，由於選制本身，歷史因素等等原因，選舉，其實並不能充分保證民意的完整表達。
今天的台灣就是一個例子：以政治上 的傾向而言，台灣的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支持者的比例大致為5.5:4.5之間，也就是說，就支持者的層面來看，國民黨對於民進黨並 未佔據絕對多數；但是在立法院，經由選舉產生的立法院（2012年為準）裡，在113席代表中，泛綠陣營只占了43席，雙方差距明顯與實際實力有很大落 差。換言之，立法院中的民意呈現比例與現實有一定差距。原因何在非本文討論目的，但是這樣的政治現實導致的結論很明顯：第一，僅僅選舉制本身產生的結果並 不能確保代議制的充分代表性；第二，如果將近一半的民意在立法機構裡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代表，而這少數並非得到足夠的保護和尊重，導致部分民意被多數否決 的時候，這些民意自然就會尋找其他的出口表達出來，街頭就是一個選擇。今天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多少就有這樣的憲政體制上的問題作為歷史和政治脈絡。
民 主，是一個使得民主制度逐漸完善和豐富的過程。以前，只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後來，人們認為國家機器會相互包庇，不是那麼可信，於是才有了第四權 ───言論自由───的平衡。成熟的民主制度對言論自由給予最大限度的保護，就是為了賦予它限制權力的功能。但是我們現在也看到，媒體自身也很容易出現問 題，所謂“無冕之王”也需要監督和制約。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建立更多的民意表達機制和權力制衡機制。街頭抗爭就是選項之一。
日本當代 思想家柄谷行人就曾經在《柄谷行人談政治》一書中指出：“所謂代議制，就是選舉出代表者的寡頭政治，這絕對稱不上是民眾參與的民主。我認為民主沒辦法透過 議會實現；民主只能透過議會之外的政治活動，比如示威等形態的活動來實現。”在這裏，柄谷行人並未否定議會的作用，他只是強調，議會以外的方式可以彌補部 分議會代議制的不足。而這樣的方式，就包含街頭的示威，遊行等運動。
行政，立法，司法，媒體，街頭，這樣的五權分立，建立起來的是更加 完善的民主制度。五權中，沒有一權應當凌駕於另一權之上。人民衝撞立法院，當然要受到司法的制衡，相關行為當然要經受司法檢驗；但是，如果司法，立法，行 政和媒體沆瀣一氣的時候，人民也有充分的憲政權力走上街頭，保護民主。
因此，我的結論很清楚，街頭運動（或者說社會運動）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一環，就是民主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不應當把它和民主制度對立起來。那些走上街頭的示威者，他們依循的，就是民主制度的既有管道。
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
目前為止，這應當是我看到的太陽花學潮中，最令人感動的一幅圖片：一邊，是強大威武的國家機器；一邊，是堅定溫柔的公民力量。
這次參加學潮的，很多來自臺大，清大，成大等校的學生，即使在抗議現場也手捧書本的形象就是最好的寫照：他們，才是這個社會的真正的精英。
年輕，高學歷，有理想。他們不僅是真正的精英，他們更是臺灣的未來。以後的各行各業，就是他們的天下。
是何等的愚蠢，才會想到要站到他們的對立面上啊！那些現在羞辱，誣衊他們的大人們，你們難道沒有想過：未來，你們會老去，而他們將會成為社會的棟樑，那時的你們，要怎麼面對他們和你們自己呢？做人，可以不想後路的嗎？
是何等的愚蠢，才會想到要站到他們的對立面上啊！那些現在羞辱，誣衊他們的大人們，你們難道沒有想過：未來，你們會老去，而他們將會成為社會的棟樑，那時的你們，要怎麼面對他們和你們自己呢？做人，可以不想後路的嗎？
學運的前輩來了，中國六四事件流亡海外兩要角，王丹、吾爾開希清晨進入議場替學子打氣、握拳！
http://www.peoplenews.tw/news/8d614161-e37f-45e1-81f6-c625a8ab24da
中國民運人士、學者王丹二十日清晨四時十分左右也到立法院議場探望學生，不過因為多數學生在休息或睡覺，王丹一開始並未發表談話，反而像是「早點名」，頻頻詢問之前參與反媒體壟斷等社會運動的學生人在哪兒，...
www.peoplenews.tw
吾爾開希向議場裡的學生說，「叫張慶忠這個人不要再起來當立委，如果還選得上的話，台灣民眾太弱了」…
新北市中和選區的選民，嗯…?！
http://www.peoplenews.tw/news/c6e37cb8-5335-46b5-a382-1946b4700019
吾爾開希向議場裡的學生說，「叫張慶忠這個人不要再起來當立委，如果還選得上的話，台灣民眾太弱了」…
新北市中和選區的選民，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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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標-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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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標（1968年7月－），自稱陳低碳，出生於江蘇省宿遷市泗洪縣天崗湖鄉，中國企業家，南京大学商学院EMBA 2001届毕业生，也是中國致公黨黨員，現任江蘇黃埔 ...News for 陳光標
- BBC中文網 - 1 day ago中國商人陳光標在美國紐約舉行記者會，宣稱正同《紐約時報》進行收購談判。但據報道，紐時方面回絕了會面商談的請求。
- ETtoday - 3 hours ago
- 自由時報 - 16 hours ago
控日軍機攔截我民航 民航局長沈啟爆料後改口
〔記 者羅添斌、林嘉琪、姚介修、李宇欣／台北報導〕民航局長沈啟昨自爆，我國公務機、民航機，雖將飛行計畫送交日方，仍在台北飛航情報區及日本防空識別區重疊 區（東經一二三至一二四度間），遭到日本軍機攔截，引發高度爭議。但她下午改口稱是遭到「準備攔截」、「疑似攔截」，晚間並開記者會說明，在台灣於二○○ 九年提供飛行計畫給日方後，仍有廿六架次民航機遭日本自衛隊以無線電波道干擾。
蔡煌瑯批沈失職 恐傷台日關係
民進黨立委蔡煌瑯批評，沈啟搞不清楚狀況，上午講得斬釘截鐵、非常嚴重，下午改口「疑似」、「準備」，晚上修正為遭無線電波道干擾，不僅對議題的掌握度不夠，甚至可能破壞台日關係，造成我國實質傷害，失職又失格，應道歉下台負責。
高志鵬質疑 想幫中國轉移焦點
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高志鵬質疑，在中國爆發防空識別區爭議時，沈啟拋出這個事關重大議題，似乎想幫中國轉移焦點，這種不適任官員，不要也罷。
立院昨邀國安相關單位就「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對我影響」做報告，沈啟答詢時主動爆出日方多次攔截、干擾我國公務機、民航機。
沈啟上午說，二○○二年，民航局飛測機雖向日方提出飛行計畫，但仍接獲航管通知，指日機升空攔截，這架公務機立刻返回，我方飛行員為此相當氣憤。但沈啟下午調整語氣說，日方是「準備攔截」。
沈 啟上午並說，二○○九年兩岸直航後，我方飛往中國北方城市的航路，走的是B591航路，雖未進入日本的飛航情報區，但會進入日本防空識別區，當年七月廿九 日起的五天內，共有十五次，日本軍機以緊急波道干擾，就是有攔截狀況，其後也還有類似狀況。但到下午她改口指稱是遭到「疑似攔截」，「後來我們將飛行計畫 給日本後，就比較少發生」。
民航局組長洪美雲說，「攔截」是軍方使用名詞，就是飛機上去了解狀況，並不了解距離到底有多近。
沈啟昨晚舉行記者會說明日機疑似攔截及電波干擾統計。民航局資料指出，二○○九年七月底是因為兩岸直航增加班機的飛行計畫未加掛傳送日本那霸區管中心，日方因此疑似起飛攔截。
沈啟說，台灣後來有提供B591航路兩岸航班的飛行計畫給日本，但是在其後，仍有廿六架次民航機遭日本自衛隊以無線電波道干擾。
沈 啟另指出，中國在十一月廿三日公告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並生效後，兩個小時內，民航局就在雷達上看到日本防空識別區及台北飛航情報區重疊區的一萬八千到二萬 八千呎處，發現十幾架不明飛行器，但不清楚不明機來自何處。由於可用空域短少，情況一度緊張，民航局立即通知區內航機提高飛行高度到三萬一千呎。
資深飛行員 沒聽過飛機被攔截
多 名資深飛行員指出，沒有聽過有飛機被日本軍機攔截過，至少他們和同僚沒有聽過。至於所謂無線電波道干擾，在這兩三年、釣島主權爭議延燒後曾遇過多次，每次 都是起飛還在爬升中，就會在航空的緊急頻道121.5中聽到「這是日本航空自衛隊，你們已經進入我們日本領空，請回報你飛機的高度和呼號」，當飛行員回報 後，對方就會回答「收到」，隨後就繼續飛行。
梁振英-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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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大紫荊勳賢，GBS，JP（Leung Chun Ying，1954年8月12日－），生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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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1月 26日 07:33
六四事件二號通緝人物香港投案未果
流
亡在外的天安門事件異見人士吾爾開希周一飛抵香港，希望香港特區政府把他移交給中國大陸當局。這是他第四次嘗試向中國當局投案自首。但香港官員拒絕了他的要求，並很快把他送上一架返回台灣的飛機。
Reuters
吾爾開希
在六四鎮壓事件發生後，吾爾開希很快成為中國當局通緝的二號異見人士。
吾爾開希此前在他的博客上發表聲明說，他懇請香港特區政府將他逮捕，並把他移交給中國政府。然而，在香港機場協助吾爾開希的香港律師Kenneth Lam說，香港官員選擇在周一下午把他遣返回台灣。
香港入境事務處(Immigration Department)一位發言人說，該機構不對單獨事件置評，但表示入境事務官員可能會檢查抵港的任何一位旅客，以確定此人是否滿足標準的入境要求。
吾爾開希曾多次嘗試重返中國大陸。他曾於2009年飛抵澳門，但在機場被拘留並被遣返。2010年，他試圖進入中國駐東京大使館，並在2012年進入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但這兩次投案均未成功。
吾爾開希周一說，這次投案是萬般無奈，因為在天安門事件後不久他就開始流亡，而中國當局一直拒絕向他的家人發放護照，使家人無法與他見面。
吾爾開希在聲明中說：我思念我的父母和家人，我希望在他們有生之年能再次和他們團聚。他表示，他的父母年紀已經很大，而且身體不好。
Chester 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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